学者鲁迅与《中国小说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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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鲁迅与《中国小说史略》
【摘要】不同于作者鲁迅,学者鲁迅的成就在其中国小说研究和中国小说史研究以及收集、整理、考订小说史料和其它多种古籍。

他还为这些古籍撰写了序跋和考订记……本文概论了学者鲁迅在
学术上的一些成就,并就《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分析其在小说史上的成绩。

【关键词】鲁迅;学术;中国小说史略
一、学者鲁迅及其成就
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中用过这样一段话来评价:“鲁迅的力量则多多用在文艺创作方面,在这方面的伟大成就差不多掩盖了他的学术研究方面的业绩,一般人所了解的鲁迅大抵是这一方面。

”正如其所说,公众视野中的鲁迅,大抵是以作者身份呈现,而作为学者的鲁迅,则为普罗大众所较少接受。

鲁迅的学术,比起其在文学上的创作是毫不逊色的,譬如他广泛搜集金石铭刻,辑录逸书,校订典籍,还开创了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先例。

在古籍整理和文化史的研究上,鲁迅有着不凡的成绩。

在古籍整理方面,究其大部分原因,则在于其对文献古籍的辑录有着很大的兴趣,这也和他小时候的爱好密切相关。

他很早就读过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后来转到《山海经》,之后又借过一部《唐代丛书》,还抄过陆羽的《茶经》三卷与陆龟蒙的《耒耜经》和《五木经》等古籍。

在以后的治学过程中,他不仅把这些知识用到实践
中,还能根据经验对这些知识加以修正。

同样,鲁迅对史学的重视也有其两方面的原因。

一则在于鲁迅家族的家学渊源。

鲁迅胞弟周建人曾说:“我们覆盆桥周家三台门,都不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而是读《史略》。

”这与他们的祖父周介孚强调读史的重要性是密不可分的,周介孚认为“首先应有一些历史基础的知识(虽然那些书并不好懂)。

他不赞成一般通行的先读《百家姓》或《千字文》。

”这对鲁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鲁迅后来其后也经常在文中强调史学的重要性:“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因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一治史学,就可以知道许多‘古已有之’的事”。

二则在于鲁迅继承了朴学的传统。

他的治学态度延续了清初学者治学的优良传统。

清初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都是首治史学的。

黄宗羲坚持学者最重要的事情在于通知史事。

顾炎武、王夫之也是“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

在治学时,鲁迅一方面翻查古书并抄唐代以前的小说逸文,一方面又抄唐代以前的越中史地书,在古籍整理和文化史方面,获得了了一定的学术成果。

首先是一部《会稽郡故书杂集》,其后是谢承的《后汉书》。

他还先后辑录了《古小说勾陈》、《小说备校》、《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四部专著。

此外,他还有很多关于逸文、墓志、碑铭的考证文字以及汉画像砖和备课的拓片,并切还为此编了目录。

从他的这些学术成就上,我们足以窥见鲁迅的学术见
识和治学方法。

这也正如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中评价鲁迅和王国维在史学上的作为时所赞扬的他们的治学态度:“大抵两位在研究故国上,除运用科学方法之外,都同样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遗烈。

他们爱搜罗古物,辑录逸书,校订典籍,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写《中国小说史略》之前,鲁迅就一直有志于写史。

他曾计划过要写《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字变迁史》,但最终留下来的只有《汉文学史纲要》。

这本书和《中国小说史略》以及他的其它集子中有关学术方面的文章共同构成了他的学术成就中的主体部分。

此则专从《中国小说史略》来看学者鲁迅在小说史上的成就。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序言中写道:“中国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

”对于小说的研究,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持以的是一种轻视的态度。

如蔡元培评价鲁迅,赞其成就:“《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

一语即可见当时的小说在很多学者眼中,实属于普通民众消遣之物,实难登大雅之堂。

则对于小说史的研究就更不用说是少之又少。

考证一下当时小说史的研究状况,外国学者中英国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和德国格鲁贝的《中国文学史》等,其中包含了一部分中国小说史的研究。

中国学者中则有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和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等对小
说史有所涉及。

但是由于林传甲排斥小说,谢无量全书六十三章,也仅有四个章节论及小说,对小说史的研究仅仅是涉于皮毛,小说史的研究领域基本上属于空白状态。

直到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一书,才算是正式填补了这一空白。

郭沫若将此书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相提并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壁。

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

”郑振铎也在《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中对鲁迅在小说史方面开创拓新的成就表示钦佩:“近三十年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人很多,但像鲁迅那样气吞全牛,一举而奠定了研究的总方向,有了那么伟大而正确的指示的,还不曾有过第二人。

”到现在,很多人还坚持,治中国小说史者,没有能超过鲁迅的。

二、中国小说史略观点与小说分类
在《中国小说史略》开篇,鲁迅即就《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为中国小说史做了一次历时的梳理,溯清了“小说”之名的源流。

从庄子、桓谭、刘向、班固到长孙无忌、魏征、欧阳修、纪昀、胡应麟,鲁迅从历史资料入手(如将汉时录入小说之书一一列出,并指出各书出处及所讲何事等简略资料)并杂以小说史上给“小说”下过定义的数家之言,如庄子云:“饰以小说以干县令”,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从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条分缕析,一丝不苟,可见其治学之严谨。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

鲁迅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重要的观点:
1、神话的起源与希腊神话和中国神话区别之原因
鲁迅在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中首先认为文章的根源在于神话与传说:“探其根本,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

”他认为神话“且实为文章之渊源”。

然而诗人的辞藻粉饰让神话丧失了本色:“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

他又在其后附加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不同于其他的文学史研究者将小说的起源与文章的起源混为一谈的论述,清楚地指明了小说的起源在于休息。

如他在文中所说:“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

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

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

——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

”这一段话也间接地透露出,小说刚开始的作用在于消遣。

这也是为什么之后很多文学史家把小说放在低于诗歌、散文的层次而不愿多加研究的原因之一。

同时鲁迅也在书中探讨了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的区别,他认为希腊神话是有逻辑性的巨制,而中国神话只是零星小语。

究其原因,一为中国人民重实际而轻想象。

其二则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不言鬼神。

而这两点背后原因,在鲁迅看来,则是因为人鬼神部分:“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而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


2、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的起源
在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中,鲁迅阐释了六朝鬼神志怪类小说出现的原因有三。

一是中国“巫文化”的传统。

因鬼神与人隔离,而人欲与鬼神交流,就要通过“巫”来传递。

二是秦汉神仙之风,巫风盛行。

三是小乘佛教的引进。

晋、宋、齐、梁四朝,佛教盛行,佛经也随之增加,同时鬼神之说杂出,中、印两国鬼怪均有。

所以六朝时志怪小说开始并大量出现。

在第五篇《与其前后》中,鲁迅又接着解释了志人小说兴起的原因,在于魏晋名士重清谈,又“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

这也透露出小说在此时也开始具有了娱乐的作用。

3、小说由不自觉到自觉萌芽的过程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提到:“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说,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

”可见在此之前以及此时的小说在当时的人看来是确实发生的事物,他们认为人鬼皆是实在之物,记载他们的故事就是记载现实。

当时的作者并也没有自己自觉创造故事的意识,小说的自觉其时也尚未发生。

而到唐代,小说自觉开始萌芽。

鲁迅在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中引用胡应麟之说,点出了小说到唐代已经开始初显自觉的端倪。

除去以上观点之外,鲁迅还就一些小说类别下了定义和分类。

1、白话小说
鲁迅在第十二篇《宋之话本》中解释了平话一名:“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

”此乃白话小说之开端。

宋代兴起的白话小说,不同于当时的士大夫之流将小说理学化,而是自我创新,改变了体裁和使用的语言,是仅为一般人民娱乐而做的消遣小说。

2、神魔小说
第十六篇《明之神魔小说(上)》中,鲁迅解释了“神魔”之名。

明代妖妄之说盛行,鲁迅言:“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概括矣。

”同样,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就此提出了自己起名的缘由。

3、清代小说四派
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将清代小说分作四派,其一为拟古派(拟六朝之志怪,或拟唐朝之传奇者);二为讽刺派(小说中寓讥讽者);三为人情派(如《红楼梦》);四为狭义派(如《三侠五义》),并对四派做了详细的说明。

4、狭邪小说
第二十六篇《清之狭邪小说》,鲁迅将狭邪小说定义为志异小说中伎人小传之类,是“偶弄笔墨,聊遣绮怀”的消遣小说。

由此也可以看出,鲁迅将小说分类来看的,有供以市民阶层消遣的小说,也有可从中见才学的小说。

5、谴责小说
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中他给谴责小说下了定义:“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符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甚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整体而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以大量摘录的文章或文章梗概做支撑(如他考究《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详细列出了各类小说的类别及篇目名称),全书论述虽少,却往往一语中的,犀利精辟。

而鲁迅自己对于此书的态度是:“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

”单从这一本书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鲁迅治学态度之严谨,这也是现今的研究者应学之态度。

【参考文献】
[1]郭沫若.莫若文集.第十二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彭定安.鲁迅学导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周建人.回忆鲁迅[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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