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之谜
有关中国发明的论述少不了剑桥大学李约瑟（约瑟夫·尼达姆）教授的贡献，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科学和技术史的研究。

他对中国的兴趣来源于20世纪30年代与剑桥大学华裔科学家共事的经历， 1942年他受命去中国工作，这让他无比兴奋。

他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促使七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诞生，其中第一卷在他的同伴和学生的帮助下于1954年出版。

李约瑟的另一贡献是创建了剑桥大学的李约瑟研究所，他是当时西方久负盛名的汉学家，被称为20世纪的“伊斯拉谟”。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他由于谴责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并支持中国和朝鲜，在西方世界备受批评。

然而，他提出的“李约瑟之谜”却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他。

“李约瑟之迷”的问题是：近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国产生？或者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欧而不是产生于曾经在科技方面领先世界的中国？正如戴维·兰德斯指出的那样，中国在更早的时候（约11世纪）就已经具有每年12 5万吨生铁的生产能力，而英国在700年后才达到同样的水平。

第一种解释着眼于中国技术进步的特征。

中国很早就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但之后就少有进步了。

例如：中国的滴漏钟在当时非常先进，它本可以进一步发展成机械钟，但是却是由欧洲发明了比滴漏钟更精确、更耐用的机械钟，并且西方将这种技术垄断了三百多年。

由于中世纪的技术传播速度很慢，当时的中国不能像现在这样很快地
模仿西方的技术。

兰德斯进一步指出：“中国对这些技术没有迫切的需要，虽然朝廷官员和大富人家希望拥有这样的机器，但是他们并不愿承认西方技术先进的现实，这些机器最后只被当做普通的玩具。

这是当时中国犯下的一大错误。

”将火药用来制造武器本可以使中国成为军事强国，但后来又是由欧洲而非中国发展了这项技术。

中国发明的火药杀伤力很弱，只有像欧洲那样将火药压制成球状或卵状才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而遗憾的是中国仅仅把火药用于制造爆竹。

第二种解释认为当中国本应该进一步发展技术时却突然止步了。

中国“大宝船”远洋航行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向世界炫耀国威，从而赢得更多的附属国。

这样的航行持续了很多年，由于每次远航开销太大，结果造成了财政危机，于是它就逐渐被取消了，15世纪时一个开放的中国突然封闭起来。

本来就很蔑视商人的统治者明令禁止同国外进行贸易。

贸易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因而中国停止与外界贸易的做法最终导致了自身发展的停滞，并且中国自恃技术先进，既不向外界学习也不继续改进。

与此相反，欧洲从不以向中国学习技术为耻，“直到15世纪，欧洲在很多方面的进步都依赖于亚洲和非洲的技术，”
麦迪逊写道，“在1405～1433年，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体现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上。

中国的航船比葡萄牙的大得多，由于有先进的防水设备，中国的航船更坚固，也更舒适，它们甚至能远洋航
行到非洲。

但是，从那以后，中国就从世界经济的舞台上撤回到东亚一隅，远洋航行技术也日渐衰落。

”
最让人信服的解释是中国文化方面的原因。

500～600年前，中国就停止了探索和尝试。

包括马克·埃尔文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强调“新儒学”的影响，因为“新儒学”排斥科学，强调反省、感悟以及主观感受。

在埃尔文看来，“这种哲学对中国科学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它的很多观点和解释是没有依据并缺乏理性的……这就是当时中国
为什么没有像以前那样发展现代科学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在17世纪以后强烈抵制西方科学精神的深层次原因。

”
与这一问题部分相关的另一原因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统治特点，这一因素甚至影响至今。

德赛指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中央集权制。

中央的权力越大，个人的主动性就越小。

在那时，中国政府的封建管制使得他们不能在国内发挥这种才能，因为商人的活动不利于政府的有效控制。

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老百姓仍处于政府的近乎于极权的统治之下。

兰德斯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引用艾蒂安·巴拉日的《中华文明及其官僚政体》中的一段话：中国政府没有对民众进行极端控制的时候，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以及发明精神得到极大的发挥，他们向人类贡献了丝绸、茶叶、陶器、印刷术、造纸术等等，这无疑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并几乎将中国推进了现代工业的门槛……然而政府扼杀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国家不仅不允许违反和损害政府利益的事情发生，而且强制灌输“存在即合理”的思想。

墨守成
规、传统至上和不求进取的氛围扼杀了革新创造，由于没有自由环境，也没人提倡和支持主动精神。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为人类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14世纪，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可以说，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认作是产生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主要条件当时中国几乎都具备了，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方不在中国呢?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谜”，对此谜底有许多难能可贵的见解。

李约瑟本人认为：中国官僚体制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它最初非常适合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和学者们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结合在一起，因此，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向伽利略时代过渡；有人认为：帝国的统一和意识形态为什么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那么多重要贡献，但科学和工业革命却没能在近代中国发生？这个“难题”困扰了老李，也困扰了中国学界许多年，各种答案不一而足。

后来也有说这个难题是伪命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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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书似乎是个高雅事，但买书的过程一点儿不高雅。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特纯粹的一个消费行为。

高雅谈不上，有时还弄得特俗，讨价还价，跟菜摊上的交易一样。

最背的，就是有了心仪的对象，但一摸兜儿，囊中羞涩。

北京的地坛书市是个大阵势，每次活动都像饥民抢粮。

这景象容易让人激动——一是中国人对书的爱；一是中国人银子紧，起码买书人的银子经常紧巴巴的。

有次在地坛，在“三联”的摊子前，一位女士结账，发现钱不够，只好从挑好的书里看着价码往外择。

当时心有戚戚，想帮她付上余款，终因害怕伤人自尊而作罢。

因为银子问题，记忆里有几种书，号称大书的那种，就常让我耿耿于怀。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算是一种。

当初为什么起了“贼心”呢？现在想，也没想当工具书，也没想当闲书看，没准只是束之高阁，还是占有欲使然吧。

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刊文介绍了该书。

七大卷很多分册，这么一个大部头，让老李单独完成，是不现实的。

成书过程中，几个华裔学者帮了他大忙。

其中的鲁桂珍博士，还成了老李的夫人。

今天国人比较熟悉的，应该是黄仁宇，就是那本《万历十五年》的作者，他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贡献在第七卷。

老李生在1900年，故在1995年，差点过满了上个世纪，而活着的时候多一半的时间，又是在写《中国科学技术史》。

仅此一个成就，就足以让世人，特别是中国人记住他。

他去世时，妻子兼助手鲁桂珍的遗像已经放在他办公室里。

甚至黄仁宇先生，也已在2000年谢世。

想到这些，没法不唏嘘。

李约瑟的遗产里，除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还有一个“李约瑟难题”，或说“李约瑟之谜”，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那么多重要贡献，但科学和工业革命却没能在近代中国发生？这个“难题”困扰了老李，也困扰了中国学界许多年，各种答案不一而足。

后来也有说这个难题是伪命题的。

抛开这个难题本身，我认为他的这个发现是历史研究必然的升华过程。

而作为中国的学界，特别是史学界，如果在自己的研究中连这个过程都没有，起码说明，他们对中国的感情，还不如一个英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