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小说文本与电影作品之间主题表达的比较分析
《活着》电影和文本对比
《活着》电影和文本对比
《活着》从电影到文本的对比
余华这本书，不管是从书本上看，还是从张艺谋拍的电影，都是十分精彩的。电影之所以能够震撼人心，原因有很多种，首先是因为当然是有好的剧本，才能拍出好的电影。其次是由于有一批好的演员，比如葛优、巩俐，特别是葛优把富贵这一没落的地主凄惨遭遇的一声演绎的惟妙惟肖。下面我从自己的几个观点总结一下，我看完《活着》电影版和文本的感受。
首先，说说这两者中的意象，线索不同。文本中全文从一开头就出现一个老牛的形象，它象征着富贵，也是人到晚年，已经很难承担起繁重的劳务，被人拉到集市上卖，而老福贵一看到它眼中含泪就联想到此时的自己人到暮年，孤苦无一的情形，跟它很相似，把它买下了。这老牛也像一位老福贵一样，不能时常劳动，要时常休息，福贵也把自己的对于亲人的思念的寄托在这头老牛身上，给它取名“家珍”“凤霞”“有庆”对着它喊，看到这时就让人觉得这位老头太寂寞、孤单了。电影版得线索，一看就知道就是最后被烧掉的皮影戏，还没看文本的时候，就觉得用一小小皮影贯穿全电影是非常妙的手法，当时还以为在书中，肯定也是这么写的，但是当我看完全书就没有到皮影的影子时，就知道电影编剧在此处的设计。小小的皮影，投射着福贵一生的浮浮落落，跌跌撞撞，同时还影射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不仅迫害能人之士，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也被认为是走资形式，破坏殆尽。要说这两种处理方法，或者说这头老牛跟这箱皮影谁优谁略，还真的难以评定高下，但我觉得这头老牛就是适合阅览于纸上，而那箱皮影就是适合在电影中，用唱的方式表达出来，给人们具体可感的物象。
《活着》原著与电影改编
当谈原著与改编电影的比较时，通常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二者的差别.（活着的改编淡化了小说的悲剧性)
一．背景结构不同
小说《活着》主人公福贵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农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生存的依靠就是土地通过“土地”把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民对土地的细腻感情表达地非常完美。背景放在农村这个贫穷落后的边远地区,仿佛这样更能衬托出小说中人物的悲惨。
电影《活着》福贵则是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城镇,变成了一个以表演皮影戏为生的普通市民。使得皮影戏成为贯穿始终的线索:
（开始皮影是福贵的玩物—-输光家产之后操起了皮影这一行当——被拉壮丁时，靠表演皮影戏使他远离战争的最前线--靠着这箱皮影，福贵换回了一张全家人的“护身符"一解放军开的参加过革命的证明。——皮影最终也没能保住,在文革破四旧中被付之一炬了。——影片结尾，尘封的皮影箱被拿来装外孙馒头的小鸡，福贵一家人生活的希望再次被点燃。）
二、叙述方式不同
小说是由“我”一一个民歌采集者的所见所闻展开故事情节的、小说采用了循环叙事的方式。小说以“我”
在夏日的阳光下听福贵老人讲述他的人生之旅起笔，归于黄昏时老人的故事终结。而福贵老人的故事本身是也一个完整的回环。这种循环的叙事方式，把整部小说串连了起来，同时在故事里面又有故事的循环,层层循环,增强了文学的艺术欣赏性。（小说中，作者采用“无我的叙述方式”。从“我"到富贵（小说开头，由“我"引出主人公富贵）,又从富贵到“我”（结束全篇之目的），富贵异常平静地将自己悲惨的一生娓娓道来（从容地，很自然地述说）；作者刻意排除主体对苦难人生作明确的价值评判和情感渗透,好像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客观冷静地叙述人间的苦难.小说中压抑灰色的笔触,使人几乎屏住呼吸视听。）(另一种表达）
《活着》的小说与电影的异同浅析
《活着》的小说与电影的异同浅析
《活着》的小说与电影的异同浅析
之所以题目叫“《活着》的小说与电影的异同浅析”，是因为我只大体的看了一遍余华的《活着》，张艺谋主拍的电影我也只看了一遍，所以在见解上估计还是很不全面。因为大凡看过小说的人都会意识到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尽管二者揭示的主题是一致的。当然，这种差异是由于故事情节所依托的载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即文字叙述与情景再现的不同。今天我不去讨论小说与电影的熟优熟劣、熟深熟浅，而仅就艺术抑或文化的角度去浅析。
一，人生主题
《活着》，单单一看着题目，就会让人产生多少联想与感叹，故事叙述了一个西北古镇豪门大宅的纨绔子弟——富贵少爷的人生历程。由开篇的四十年代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直至以后。在这漫长的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当中，富贵由最初的大家少爷而沦为街头小贩，进而又成为皮影班主，解放后被划为城市贫民，最终又因为联姻而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岳父和老爷；在这一系列的近乎戏剧性而又真实地让人感动的身份与地位的互相转化中，电影为我们展示了一条清晰的人生轨迹，并深刻的揭示了故事的主题，亦即人生的主题——活着！
对于一个心地善良而又心理脆弱的人来说，人生的巨变与遭遇、大起与大落都有可能让他走上死路；而在影片中，主人公富贵与家珍这一对夫妇却恰恰是从这条艰难之路上走来的。富贵由最初的一掷千金的少爷而输光家产不名一文，又由走州过县卖唱谋生的皮影班主而成为曾经参与革命，服务部队的“城市平民”，由经历丧子之痛的后的短暂平静而又一跃而为工人阶级的岳父，终于又再一次地经历丧女之悲……在这条坎坷的人生之路上，命大的他在家珍的陪护下跌跌撞撞一路走来——不仅没有厌世，而且始终顽强的活着！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细读余华的小说《活着》，细品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些许差异，这种差异是余华和张艺谋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家的身份决定的，也是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性质与要求所决定的。作为读者，都能感受到小说中充满着悲凉、苦闷、阴郁的色彩，而作为观众，则能感受到这种悲重色调被导演有意识地淡化了，相反有一种淡淡温情的亮色在影片中出现。这种改变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完成的：
（一）叙事角度的不同
余华的《活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作品开始写“我”以一个民歌收集者的身份在充斥着阳光和知了的村舍田间游荡。余华用一种轻盈、恣肆的语调描述“我”在乡间的所见所闻，充溢着快乐、美好与原生的活力。然后“我”发现了福贵——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另一个叙述者。于是福贵取代“我”走入读者的视线，作品的叙事者就在“我”与福贵之间灵活转换。当然，更多的时候，少不更事的“我”只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福贵无比坎坷的一生。在老人漫长而宁静的回述中，我们不仅体悟了福贵丧亲失子的剧痛，更看到福贵由一个嗜赌成性、毫不体恤父母妻儿的纨绔子弟如何在死亡与苦难的威压下，苏醒出人性中善良与慈爱的光辉，磨砺成柔韧与博大的襟怀。他像一株挺立于深秋旷野中
的老树，花叶尽凋，伤痕累累，却依然精神矍铄，空明澄净。亲人离去的痛苦被最大限度地克制，代之以平和与宽容的回望。而“我”在老人叙述间隙中的恰当插入，形成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使读者超脱于福贵的悲情往事，达到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在双重的叙事过程中，福贵穿越死亡与苦难后的坚韧与通达、智慧与诙谐拥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品因此升华为一个关于生命存在的寓言故事。
电影活着与小说的区别
电影《活着》与小说《活着》内容上的区别：
1.背景。余华写的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论证绝望的不存在的故事，而张艺谋所演绎出来的却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关于绝望的故事。
2.道具符号。张艺谋在影片中最主要的道具符号不是张艺谋反复让观众欣赏的皮影，而是一个普通的木箱——用来放置皮影的木箱。这个容易被观众忽视的道具符号指代家庭概念的含蓄用意，直到影片的结尾才引起观众的重视。
3.电影对小说历史寓意的视觉化改造。小说《活着》从细微之处讲述生活中的事件及给予这个家庭如何的影响，影片在拟写的叙述之中展开喻意的层面呈现历史言说的真相。影片中明确的人物特征、事件、视觉图像，成为中国现象，或中国情况的象征、寓言，具有普遍意义。
4.结构上的不同。小说有一个双重叙事结构，叙事者是在听一个老人的回忆，这个结构也加强了“省事”的意味。而在张的电影当中，这个双重叙事结构被取消。不好评判那种更加高明，因为影片对于故事的沉痛从容的叙述，本身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5.人物命运不同。小小的有庆死于1958年，在家珍深深的自责和春生的愧疚中，观众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投向了巨大的历史的反讽式的叙述中，没有人会不感觉到辛酸，这些善良又懦弱轻信的人们在时代中的痛苦。有庆死掉了，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是那么机灵和可爱。
沉默的凤霞死于1967年，死于难产，也死于时代。死于一家被护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夺权的医院。她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她应该和二喜有平凡朴实却幸福的家的。为了她的顺利生产，万二喜从牛棚里提出来了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斌教授，这之后有了许多的如果，如果福贵没有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王教授就不会撑着，如果家珍没有主张给撑着的王教授喝开水，王教授就可以救下来凤霞，如果福贵可以留意一下王教授……如果……还有无数个如果，可是凤霞终于死了，死于产后大出血。当红卫兵小将（她们还只是孩子）惊慌失措地寻找“反动学术权威”时，观众欣慰地看到了人性的火花。十年后王教授已经不再是“反动学术权威”，可是只吃大米，连一点面也吃不了了，用东北话就是吃伤了。这是喜剧却又是辛酸的喜剧，是黑色幽默。当半死不活的王教授对要摘下他脖子上的“反动学术权威”牌子的万二喜说：“还是带着好”的时候，又有谁不会感到辛酸呢？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
内容摘要：余华的《活着》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活着”本身的故事，主人公福贵在极端的不幸之下仍然保持着的乐观的生活态度给人带来久久的震撼，并且长时间地郁结在胸中。而张艺谋的《活着》讲述了特殊年代下人们的普遍生活状态，意在引发人们对怎样活着，怎样活得更好这一命题的思考，相比之下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大众。然而无论是余华还是张艺谋的《活着》，都促使受众思考自己应该以何种方式存世。
关键词：余华张艺谋《活着》
一.小说《活着》
小说《活着》名为“活着”，但却给读者讲了一个充斥死亡的故事。整部作品从福贵的爹经受不住徐家在自己手里败落变得一无所有的打击而气死开始，就一直充满腥风血雨。作者用紧凑的笔法为我们接二连三地铺开了10个人物的死亡：福贵的娘、老全、龙二、有庆、春生、凤霞、家珍、二喜以及最后的苦根。作者用夸张的手法将人生之大不幸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十分极端地为我们作了一个归谬，即福贵这个经历过家破人亡、枪林弹雨、人性缺失等种种可怖的时代和命运的人依然还能“自鸣得意”地讲述自己的故事，那我们呢？所以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这种将问题推向极端化的思维方式以及近乎绝情的叙述方式毫无疑
问让人感到震撼，因为那是生命的震颤。但是与此同时也更加引起人们的反思：人的一生，从传统的逻辑上讲就是一条直线，那么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这条直线上的点，它们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生和死同人生当中的任一时刻一样，我们都只经历一次。这个道理所有人都明白，但是我们仍然更加在意生和死这两个点，那是因为我们人为赋予了生和死特殊的含意，使得这两个点别具一格，所以自然而然生和死在人们心中就被放大了。生是喜悦的，因为它代表着新生命的降临，代表着新一代的希望；而死是丑陋的，因为我们惧怕它，因为它离我们太过遥远以至于我们对其一无所知。然而作者却在作品中借福贵之口对生与死进行了解构：福贵说，“我的一双儿女都是死在生孩子上的，有庆死是别人生孩子，凤霞死在自己生孩子。”这也就告诉我们，在作者看来，人生并非是单一的一条直线，它实际上是一个圈，生与死交织着，两者同样地令人喜悦，也同样地令人悲伤，在悲伤中蕴含着喜悦，在喜悦中孕育着悲伤，我们为两者付出的感情没有任何差别。所以作者是平和的，他能冷静地让主人公福贵经历常人所不能经历之痛，逐渐以一种包容的心胸对待生死，而读者也在这样一个过程里和福贵一起慢慢走向平和。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
细读余华的小说《活着》，细品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些许差异，这种差异是余华和张艺谋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家的身份决定的，也是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性质与要求所决定的。作为读者，都能感受到小说中充满着悲凉、苦闷、阴郁的色彩，而作为观众，则能感受到这种悲重色调被导演有意识地淡化了，相反有一种淡淡温情的亮色在影片中出现。这种改变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完成的：
（一）叙事角度的不同
余华的《活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作品开始写“我”以一个民歌收集者的身份在充斥着阳光和知了的村舍田间游荡。余华用一种轻盈、恣肆的语调描述“我”在乡间的所见所闻，充溢着快乐、美好与原生的活力。然后“我”发现了福贵——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另一个叙述者。于是福贵取代“我”走入读者的视线，作品的叙事者就在“我”与福贵之间灵活转换。当然，更多的时候，少不更事的“我”只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福贵无比坎坷的一生。在老人漫长而宁静的回述中，我们不仅体悟了福贵丧亲失子的剧痛，更看到福贵由一个嗜赌成性、毫不体恤父母妻儿的纨绔子弟如何在死亡与苦难的威压下，苏醒出人性中善良与慈爱的光辉，
磨砺成柔韧与博大的襟怀。他像一株挺立于深秋旷野中的老树，花叶尽凋，伤痕累累，却依然精神矍铄，空明澄净。亲人离去的痛苦被最大限度地克制，代之以平和与宽容的回望。而“我”在老人叙述间隙中的恰当插入，形成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使读者超脱于福贵的悲情往事，达到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在双重的叙事过程中，福贵穿越死亡与苦难后的坚韧与通达、智慧与诙谐拥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品因此升华为一个关于生命存在的寓言故事。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
摘要：小说《活着》和电影《活着》都是比较成功的艺术创作。电影是在小说的基础上改编创造而成的。其主题都揭示了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和人对世界的乐观态度。然而两者又存在明显的不同，本文将从叙事手法、人物命运、作品内容三个方面来简要分析两者的差异。关键词:活着；小说；电影；比较
正文
《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电影《活着》是对小说《活着》的二次创作，并且是成功的艺术创作。两者之间的差异使两种艺术既相互交融又各具特色，推动着小说和电影不断进步推陈出新。
一．叙事手法的差异
（一）小说《活着》采用第三者聆听的叙事方式，讲述出故事。
小说开头介绍了作者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遇到了一名叫福贵的老人。老人在地里脊背扶犁赶着牛耕田，并吆喝着旧日的歌谣。老人粗哑的嗓音和自鸣得意的样子引起了作者的好奇，于是作者向前与老人交谈。在交谈中作者聆听了老人的苦难经历。小说《活着》就是以这样的叙事方式来进行创作的。
（二）电影《活着》剔除主观人称叙事的方式，直接描写福贵一家。
电影《活着》采用一种直观的具体的描述方式。开头剔除主观人称叙事的方式，直接描写了主人公福贵与龙二在赌厅彻夜赌博的情景，把福贵这个败家子的形象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使他嗜赌如命，赌博成狂的形象表现的更加形象。电影删减了不必要的繁琐过程，比小说更简洁，更直观，更生动。
二、人物命运的差异
小说中的人物是用文字刻画的，需要读者阅读想象，而电影则是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以福贵的老丈人为例，在小说开头福贵的滥赌成性最终把家财败尽，他的老丈人怕他的女儿家珍受苦，于是把他的媳妇接回了家，并扬言要把家珍再嫁一户好人家，可是在电影中福贵的老丈人根本没有出现，是家珍忍受不了丈夫的屡劝不改的赌博行为，自己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电影中只是在家珍回到婆家时简单地的提了几嘴，说是与她爹吵翻了，带回的钱不多。电影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删减创造，不但使电影在制作上省去了繁琐的工作流程，而且使内容更简洁。
活着小说电影赏析
活着小说与电影赏析
《活着》，中国当代文学一部重要作品，《活着》，新中国电影史上难以忽略的“重要作品”。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从余华的写作到张艺谋的再创造，不一样的艺术形式渲染着不一样的精彩。这不仅存在于表面两种艺术形式上的转变，更在于创作中起点与侧重点的不同，以及由此得出的种种差异。
一、从回忆到现实——叙事结构的不同
刚进入电影时就能感觉到电影与小说的明显差异，小说中，作者的叙述角度是客观的，是以回忆与现实交替的双重叙述方式来展开的，整个叙述过程都是以冷静平淡的口吻来进行。而电影的表现方式是主观介入的，对整个故事进行了重构，从诙谐、幽默的角度削减了苦难的沉痛。为增强视觉效果，电影里多次以制造悬念的方式，让结局最后一刻出现。
作者余华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一种性格，在于小说中一切围绕着已经设定的人物性格出发，由此来选择故事。性格的形成离不开岁月的磨难与积淀，因此小说里对事件叙述的具体时间地点是模糊的，我们能了解到的只是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南方的小村。而电影里，导演看重的是“平常人的故事”，精彩的故事性才是电影的起点，再进而转入到人物性格的挖掘。由于影片时长的限制，它更需要明确的时间和地点，才能使虚构的故事更加有声有色。于是小说
中模糊的时间感被展现的异常清晰，甚至上升到了时代的高度，从而支撑起人物性格的塑造。
二、从稻田到皮影——人物形象到主题思想的变化
随着电影的发展，我们看到主人公性格，形象的变化。小说里福贵性格直接，明了，有针对性，电影里，葛优塑造了一个聪明机灵，胆小怕事的小人物形象，人物性格非常鲜明。福贵在从小说里种地的农民变成了变成了皮影戏艺人，人物角色的改变，预示了思想主题的改变。
活着的小说与电影的对比
摘要
《活着》是余华小说的经典作品，也是20世纪文学的骄傲。本文就以此为例，就小说与电影在思想主题、人物塑造、叙事角度以及语言风格方面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试图探究两者之间存在的异同点以及差异产生的原因，体会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所带来的不同感受。
关键词：《活着》电影小说文本对比分析
Abstract
"Living" is a classic work of Yu Hua's novels and a pride of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will use this as an example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heme of the novels and characters, the shaping of characters, the narrative angles, and the language styles, trying to explo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and experience different arts. Different feelings brought about by the form of expression.
Key Words: “Alive" movie novel text comparative analysis
电影活着与小说的区别
电影《活着》与小说《活着》内容上的区别：
1.背景。余华写的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论证绝望的不存在的故事，而张
艺谋所演绎出来的却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关于绝望的故事。
2.道具符号。张艺谋在影片中最主要的道具符号不是张艺谋反复让观众欣赏的皮影，而
是一个普通的木箱——用来放置皮影的木箱。这个容易被观众忽视的道具符号指代家庭
概念的含蓄用意，直到影片的结尾才引起观众的重视。
3.电影对小说历史寓意的视觉化改造。小说《活着》从细微之处讲述生活中的事件及给予
这个家庭如何的影响，影片在拟写的叙述之中展开喻意的层面呈现历史言说的真相。
影片中明确的人物特征、事件、视觉图像，成为中国现象，或中国情况的象征、寓言，
具有普遍意义。
4.结构上的不同。小说有一个双重叙事结构，叙事者是在听一个老人的回忆，这个结构
也加强了“省事”的意味。而在张的电影当中，这个双重叙事结构被取消。不好评判那
种更加高明，因为影片对于故事的沉痛从容的叙述，本身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5.人物命运不同。小小的有庆死于1958 年，在家珍深深的自责和春生的愧疚中，观众不自
觉地将眼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投向了巨大的历史的反讽式的叙述中，没有人会不感觉到辛酸，这些善良又懦弱轻信的人们在时代中的痛苦。有庆死掉了，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是那么机灵和可爱。
沉默的凤霞死于 1967 年，死于难产，也死于时代。死于一家被护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夺权的医院。她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她应该和二喜有平凡朴实却幸福的家的。为了她的顺利生产，万二喜从牛棚里提出来了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斌教授，这之后有了许多的如果，如果福贵没有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王教授就不会撑着，如果家珍没有主张给撑着的王教授喝开水，王教授就可以救下来凤霞，如果福贵可以留意一下王教
存在之思与现实之痛——余华与张艺谋的两种《活着》
存在之思与现实之痛——余华与张艺谋的两种《活着》
《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该小说于1993
年出版，以其奇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人性沉思而广受赞誉。2003年，著名导演张艺谋将该小说搬上大银幕，拍摄成同名
电影。尽管小说和电影的创作者不同，但两个版本都以饱含哲理的故事让人深为动容。本文将通过对比分析余华小说和张艺谋电影的核心元素，探讨两种《活着》中存在的沉思和现实的痛苦。
起首，我们将介绍《活着》的主要情节和角色。故事以平凡农夫福贵为主角，描述了他从富有家庭诞生，经历了战乱、饥荒和政治运动，最终辗转于生死之间的凄惨命运。小说和电影都通过福贵的视角叙述了一个艰辛而令人痛心的故事，同时也探讨了人的存在和生命的价值。
然而，虽然故事情节相似，小说和电影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小说以福贵的第一人称叙事，通过他心里的思想和感受来呈现他对生命的沉思。小说中的福贵经历了九死一生，亲历了数不清的丢失和痛苦，而这些丢失和痛苦促使他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提出了更加深度的沉思。
相反，电影以客观的第三人称视角呈现了福贵的苦难经历。张艺谋导演的《活着》将福贵的故事置于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同时突出了农夫阶级在大时代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电影通过充盈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呈现了福贵四周人物的荒诞和残酷，以此彰显出现实带来的痛苦和人性的扭曲。
尽管叙事手法不同，小说和电影在对生命的沉思和对现实的揭示上都有相似之处。《活着》中的福贵经历了生活的艰辛
和丢失，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生命的追问和沉思。他看到了人的尊严被肆意辚轹，看到了生者的无助和死者的凄凉，但他从未失去期望。福贵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沉思，逐渐熟识到生命的珍贵和意义，他渴望幸福和自由，也以自己微小的力气追求着这些抱负。
小说《活着》与张艺谋电影《活着》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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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活着》与张艺谋电影
《活着》的比较
“当我们与现实抗争到无能为力时，便只能选择活着。”作品《活着》让电影大师张艺谋与文学巨匠余华在面对人如何承受生命苦难之时，产生了思想的火花与交集。小说与电影用各自擅长的方式娓娓道出平静心灵与波澜现实产生的激荡，让读者和观众去思索一个人和他生命以及一个人和整个时代的关系。
一、叙述方式的变化:从温情的倾听者到冷静客观的旁观视角
在小说《活着》中，故事的叙述者“我”到乡村收集民间歌谣，在田边碰见福贵老人，于是与其坐在田埂上倾听福贵老人平静地叙述他波澜的一生。之后的整篇关于“活着”的故事，便是由福贵老人用第一人称直[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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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叙述出来，而“我”便自动转换为一个平凡的倾听者。有人认为，虽然“我”也存在于作品中，但是对于福贵的人生，“我”只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小说中也没有作者的主观情感，作者采取的是“对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无动于衷或不动感情的态度”同时也是福楼拜所谓的“冷漠性”。
而我却并不这么认为。故事的讲述是一种需要双方参与的过程，有讲述者，则必然要有倾听者。即使面前的对象只是安静地侧耳坐着，无论是否以说话的方式进行互动，只要有眼神交流或是心灵的内在碰撞，便是一种对对方的应答。况且，在文字作品中，有多处“我”因老人的叙述而对眼前之场景或是记忆中的画面阐发联想和感悟的段落。老人的故事在感染着“我”，“我”的虔诚的倾听也使得老人继
续叙述自己的遭际。“我”并不是冷漠的第三者角色，“我”的感动、“我”的真诚、“我”的怜惜也在影响着读者的阅读体验。作者与读者之间不是冰冷的隔墙，而是有温情的暖意在流动。
中国当代文学《活着电影和小说比较》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关于《活着》电影与小说的对比
《活着》两个不同版本的作品都带给我了震撼、触动思考，就我的分析来看，余华的小说原著与张艺谋改编的电影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叙述和表达的不同。
余华在小说中这样写道：“这位老人后来和我一起坐在了那棵茂盛的树下，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向我讲述了自己。”而在电影中，故事由富贵视角的开始：开场就是他在赌场看着皮影赌钱。余华的叙述角度是客观的，而电影的叙述角度是由主观引入；小说中作者在叙述与老人的回忆同时进行，是以双重层次的叙述展开，而电影是以主角来铺展情节，历史阶段与个人经历共时进行。
另外，小说避免了第一人称可能带来的主观因素，不带修饰和评价，只有老富贵偶有的感慨，平和却不失内力，慢慢地揭开痛苦撕开伤口，镇定而节制。电影主观的叙述拉近了观众的距离，直观地将苦难接连地速抛于眼前，让观者承受不及，带来极大的震撼。
二、展现形式、风格的不同。
就小说和电影本身来讲，他们所展现的形式，一个是文学，一个是音像。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比较高层次的，作品需被人品读过后主旨要义还要经过人们的想象重现，思考总结及提炼后被感知。而影视作品相对大众化，感染力在短时间内很强，将小说中抽象的东西具体化，通俗易懂。文字是最具灵性、感情的东西。它不仅是一张嘴，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更是一架机器，可以和你的心自由沟通的机器。通过文字，我可以感受到平淡无奇中的精彩无限，波澜不惊中的激情暗涌。电影只能给我们直观的感受~而书则可以无限遐想的空间。小说属于文学形式，档次较高，而电影这是社会普遍的接受形式，比小说更加大众化；小说中的思想和主题是需要读者消化思考的，但电影直接将这些化为感知传达给观众，这是直观而强烈的快感。
《活着》_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
《活着》_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
《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
《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部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文学作品。与小说相较而言，由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在观影体验和叙事方式上有着不同的特点。本文将对《活着》小说和电影在叙事艺术上进行比较，探讨它们各自的优劣与魅力。
首先，小说《活着》以文字为媒介，具有较大的叙事自由度。小说通过丰富的语言描写，展示了主人公福贵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活动。小说中有大量的细节描写和心理独白，能够更加深入地刻画人物形象，使读者更好地了解福贵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例如，在小说中，余华通过不断描述福贵的家庭成员和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让读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他的家庭悲剧和命运的无常。
然而，电影《活着》则将叙事方式转化为影像语言，通过画面、音乐和演员的表演等元素来传达情感和信息。相较于小说，电影更加注重视觉和声音的刺激，通过具体的图像来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命运。电影可以运用各种影像特效和摄影技巧，将主人公的命运与历史背景相结合，增强了叙事的冲击力。比如，电影中通过景深、特写镜头和剪辑手法等技巧，让观众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主人公经历的苦难，增强了情感的共鸣力。
从叙事结构上来看，小说《活着》采用了线性的叙事方式，按照时间的顺序展开故事，从福贵的少年时代一直到晚年，生动地呈现了他的一生。小说将主人公的一生串联起来，更加完整地展示了他的成长和生活的起伏。而电影《活着》则在叙事
结构上做了些创新，采用了回忆和闪回的手法，使故事更加曲折有趣。电影中交错的时间线索使观众能够通过主人公的回忆来了解福贵过去的经历，而不仅仅局限于眼前的故事发展。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对比性解读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对比性解读
小说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从电影产生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尤其是对文学名著的改编。本文以余华的小说《活着》和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为研究对象，从空间背景结构、人物塑造及命运角度进行对比解读，并挖掘存在差异的原因，认识到小说和电影是两种既相互交融又各具特质的艺术形式。
一、《活着》小说与电影细致对比性解读
(一)空间背景结构
小说《活着》主人公福贵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农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生存的依靠就是土地，整个小说中“土地”这个空间对象就变得相当重要，通过“土地”把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民对土地的细腻感情表达地非常完美。
电影《活着》福贵则是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城镇，变成了一个以表演皮影戏为生的普通市民。皮影戏比土地更有形式感，除了有光有色有运动，皮影戏还要人开口唱，这就使得电影的听觉语言也就丰富起来了，但是却没有了“土地”的伟大与细腻。
(二)人物塑造及命运
小说中的人物以及命运都是用文字表达的，要读者自己去阅读想象，而电影中人物是演员用表演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电影和小说中大部分人物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走向死亡。这里就以这两个点为切口来分析。以福贵爹为例，小说与电影中福贵他爹都是在福贵输尽家产之后气死的，但是两者的处理不同：小说中他爹先是病了，等到让福贵还了债，龙二要了房子，他爹再向村里的粪缸走去时，“已经不是走在自己
的地产上了”，这才从粪缸上摔下来死了。而电影中则直接
让他在还完龙二的债后，试图去打福贵，一口气没有上来，直接气死了!所以电影中省掉了由鸡到牛的对话，电影的这种处理使冲突更加的剧烈，情节更加的简洁，但是的省略使得作品的意义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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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小说与电影作品之间主题表达的差异分析
姓名：陈艳
专业班级：08汉语言文学1班
学号：080504011113
摘要：余华的小说《活着》发表后得到多方好评，使它成为20世纪90年代重要的小说之一。1994年，小说《活着》由张艺谋导演改编成同名电影，葛优、巩俐主演，并且获得多个奖项。然而，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创作方式和表现形式不同，所以两种艺术形式对同一主题的阐释必然有差异。同一个“活着”，余华和张艺谋给读者观众呈现出它的不同。
关键词：活着；小说与电影；忍耐；希望；比较
一、小说《活着》主题：为活着本身而活着；忍耐
小说《活着》由福贵徐徐道来他的苦难人生，福贵年轻时因家里富裕常年在外赌博，最后把家产全部输光，福贵爹也被他气死，剩下的一家老小跟着他开始过上贫穷的生活，接着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随着年龄增长福贵的人生呈现出不断减缩的情景，家里七口人在他眼前相继死去，还有和他有关联的其他生命也陆续消失。与他相关的人和物随着岁月的流逝都远离了他。这些事物的离去使福贵一个人孤独留在世上，不禁让人思考他活着的支柱是什么。从作品看，通常的理解福贵没有活着的支撑，反而有很多选择死亡的理由，他可以悲伤过度而死可以绝望而死，但是福贵选择了活着。而且作为后死者他活得这么久。学者季羡林对长寿有过这样的看法：“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在人世间，后死者的处境是并不美妙的。年岁越大，先他而走的亲友越多，怀念与悲思在他心中的积淀也就越来越厚，厚到令人难以承担的程度。”福贵没有学者季羡林拥有的包括亲人、金钱、地位、名誉等可以寄托精神的生活动力，季羡林对自己后死的情况尚且感到孤独空虚而难以承担，福贵这种普通后死者晚年的凄凉则更是难以言语，有时悲切凄凉之感会让人感到死亡比活着更好，赤条条的福贵寻死的理由有很多，但是作品里福贵却选择顽强乐观地活着。他把死去的亲人深深地记在脑子里，常常唤他们出来和他做伴。然而这种回忆并非他活着的理由，不过是为了舒缓浓重的寂寥。余华在《活着》前言里朴实而深刻地讲述了福贵活着的理由：“《活着》讲述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从这里可以看出福贵活着的理由仅只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因为“我”这个生命存在所以要活着。这正是作者通过这篇小说主要要阐释的主题。作者余华从深层次的哲学层面为读者揭示了一个冷峻深远的道理。
小说《活着》不仅从哲学层面为读者揭示了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深刻道理，同时也浅层次地为读者展示了另一个活着的道理。
小说的讲述给人透彻的痛苦和震撼的感觉，作者通过把极大的苦难降临到福贵身上，把属于他人生里的东西一点点剥离，夺去他生存的理由，让主人公独立在世上，而使作品本身要表达的活着的理由（为活着本身而活）凸现出来。作者在凸现这个主题的后面还向读者传达着另一个主题：忍耐。作者在小说的韩文版自序中说：“‘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也正如小说所表现的，作者给福贵安排的苦难接踵而来，从没有透息的机会，福贵的人生笼罩在痛苦之下，他的生命被苦水彻底“浸润”着。福贵的人生就是对现实命运中的苦难平庸的忍耐。面对亲人生命的逝去福贵徒有着一身的力气却无处可使，正如看着一个生命在渐渐消亡，眼看着他/她张着嘴拼命呼吸想留在人世的时候，你什么也不能做。在死神面前，人的力量显得无比渺小，谁也无法阻挡生命的脆弱，在经历渺小和无能为力的体验时，人会感到人生空虚毫无价值。面对亲人们即将死亡，福贵没来得及思考自己
的渺小时亲人的生命就已匆匆被带走，匆忙留给福贵可能是更长远的虚无痛苦之感，他一次次经历死别之苦。但他最终忍耐下来。福贵承担了命运给他的所有痛苦，并乐观坚强地活着。这种乐观反映在福贵以平和舒缓的语气讲了他痛苦弥漫的一生的讲述中。一定程度上来说，作者给主人公创造的苦难人生不太符合我们的现实生活（例外除外），虽然现实生活中存在不如意的生活，但多数不会有这么大的苦难笼罩人生，作者似乎在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来助于阐发他想向读者表达的生命哲理。正是因为这是种超出现实的理想世界的艺术创造，所以作者可以将巨大的苦难都降临到主人公身上，通过主人公表现出来的坚强承受的坚韧品质来启发人们树立面对人生不可避免的痛苦和不公时的正确态度。在强大的命运之神面前，人显得渺小，反抗是徒劳时。“相反，人对苦难的承受力就会比对命运的抗争力更伟大，承受需要良好的心态，而抗争有时仅仅是一时冲动，承受苦难更能体现生命的坚韧和顽强”。小说主人公顽强的承受力和坚韧的品质正反映了在面对不可抗拒的命运人生时忍耐比抗争更伟大的主题。
因此，小说文本作者余华从一个哲学层面为读者揭示了活着的本能意义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同时，面对不可抗拒的命运时要有顽强承受忍耐能力，乐观地活着。
二、电影“活着”：为人间温情和希望活着，用时间和新的生活消减痛苦
电影“活着”对小说文本进行了很大的改编，将小说里常人不可能承受的巨大苦难降到人们可以承受的程度，同时凸现历史背景，使福贵的苦难人生多少找到根源和外界因素。
电影通过对故事情节的改编减少了小说原有的苦难气氛。主要表现在有庆、凤霞两个人的死法的改变和死亡人数的减少两处。小说里有庆是因为积极去为生产大出血的校长献血而被护士抽干血而致死，在面对一个大人物和一个小人物生命的选择的时候，抽血的护士昧着良心擅自以牺牲小人物的命来换大人物的命，读者在文本中读到有庆的死这段时会有压抑透不过气的感觉。电影里有庆的死是因为太累在墙边睡着，正好区长开的车不小心把墙撞倒，有庆就被压死了。有庆的死成了一个无心的失误，观众会随着电影里家珍形象的反应而情绪波动，把有庆的怪罪于春生的头上，但是经过时间的流逝，因为春生一直以来的愧疚心理和试图弥补过失的行为，以及春生后来自己的悲惨命运，家珍慢慢原谅了春生的过失造成了有庆的死这件事，从而也接受了有庆死去的事实，对有庆的死带来的悲痛有了释怀。观众也随之原谅这个过失。到后来文本中有庆的死本该带来的悲伤之感在电影的表达中变得不痒不痛渐渐淡化。后面凤霞的死处理类似有庆的死的处理，不过没有春生赎罪这个事情。凤霞的死是文革的错误也是那七个馒头的原因，归总起来就是历史的原因和福贵的失误造成的。这些改编使小说的压抑气氛减弱很多，观众看到的是历史的悲哀和人在历史大潮中的无可奈何，影片具有冷峻批判历史的色彩。
影片中在有庆死亡的安排中，家珍对春生的态度从怨恨到原谅的转变，让观众看到了暖暖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存在，生活中人人都有难处，春生也并非故意，而且他一直以来都很有诚意地向他们道歉活在愧疚之中。家珍也是通情达理之人，虽然心有恨意，但是恨他也没什么用，渐渐的平复了心中的怨恨，在听到春生失去亲人的之后，家珍原谅了春生。这是电影里苦难的氛围里的一抹亮色。在影片结尾我们看到，家珍、苦根和女婿二喜都没有死，最后的镜头以这一家人边吃饭边说说笑笑结束，结局的潜台词在说生活会随时代进步变得越来越好，所以苦难到头了，死去的人已经死去，活着的还活着，美好的生活就在前方，希望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