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去圣焉得真孔子(二)

去圣焉得真孔子？——兼与零先生商榷（二）秀昌一、讨论的缘起与焦点零先生从其生命不在场的研究视域出发，为我们勾勒了这样一幅“真孔子”的形象：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

他很栖皇，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丧家狗——我读〈论语〉》，人民2007年，第2页）一句话，零先生所勾勒的“真孔子”不再秉有“圣”的生命趣向，而只是一个“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一般“四处游说”而“颠沛流离”的“人”。

该书出版后，旋即引起较大的争论。

表面上看，争论是由“丧家狗”（“流浪狗”）这个颇为刺目的用词引起的，其实寓于争论背后的乃是更为复杂的文化话题。

针对争论中展开的一些话题，零先生在致里先生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用“丧家狗”作书名，不是骂孔子，不是比自己，只是为了说明孔子的真实遭遇，知识分子常有的遭遇，我很同情他的遭遇。

他有精神，有理想，谁都不否认，问题是精神无所托，理想无所遇。

这是事实述，不是为了给孔子抹黑。

在上面的故事中，“丧家狗”是和“圣人”相对而言。

这有很深的寓意。

孔子宁认“丧家狗”，不认“圣人”，是他清醒的地方。

大家可以想一想，从大方向上想一想，哪个说法更贴切。

我把这个故事翻出来，目的不是为了挑起争论，而是为了理解孔子。

……我的目的，是要彻底破除历代崇圣、美圣的说法，还孔子以本来面目。

这有什么不对吗？一个历史学家，不管为了什么目的，难道可以用信仰、感情代替历史真实吗？我的观点很明确，也很简单，孔子是个可爱可怜的“丧家狗”，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圣人”。

我是拿他当“人”来理解，不是当“圣”来崇拜。

要骂尽管骂，不用拐弯抹角。

我没有崇圣的心情。

对我来说，“圣人”才是骂孔子。

我和很多人的文化立场不同，他们的反应很正常。

（《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37-138页）在我看来，零先生用“丧家狗”作书名诚然不是有意骂孔子，不过“丧家狗”显然并不是用于喻指孔子真实遭遇的最恰切的用词（更恰切的喻词其实有很多，譬如“芝兰”、“松柏”等）；“丧家狗”诚然是和“圣人”相对而言的，不过孔子宁认“丧家狗”而不认“圣人”显然无法用“是他清醒的地方”就可解释得清楚的；孔子在现实处境中诚然“理想无所遇”，不过他显然并非“精神无所托”；孔子的生命气象诚然是可爱的，不过他显然不会给人造成“可怜”的印象（因为就人生境界来说我们还没有资格可怜他）；一位历史学家诚然不能够“用信仰、感情代替历史真实”（即使不研究历史的人也知道面对历史人物时起码要尊重史实），不过他显然无法排除“信仰、感情”而仅仅靠“历史真实”还原历史；历史研究诚然不能不做“事实述”（事实判断），不过那舍弃了价值判断的“事实述”显然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我们在述说历史人物时总在或隐或显地寓托着我们的价值评判）；历史上种种生命不在场的“伪敬”和“伪圣”诚然是需要破除的，不过我们显然不能因此就否认那种生命在场的“真敬”和“真圣”；孔子诚然不能被当作一尊实体化的神来供人膜拜，不过我们显然并不能就此否认他所提示的那一人生当有的真切而虚灵的圣境。

诚如零先生所说，争论乃是因“文化立场不同”所致。

零先生还说，“要骂尽管骂，不用拐弯抹角”。

对严肃的学术讨论来说，“骂”自然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应该的；况且零先生是一位学富五车且秉具学术独立精神的长者，我更不敢有半点儿的怠慢之情。

如果在讨论过程中我因着自身的学养有限而不慎说出一些不妥当的话，我在此首先真心诚意地向先生表示歉意并恳请先生指正。

不过，我们毕竟都是“学术”的“仆人”，我们因“文化立场不同”（其实，我们也并非完全不同，至少在主学术独立与警惕偶像崇拜意味上的“伪圣”这两点上我与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而引起的讨论自然是“很正常”的，我也真心诚意地希望这种“很正常”的讨论只在学术的层面上展开。

当然，在学术面前，我自然是“不用拐弯抹角”的。

在我看来，我们讨论的焦点其实并不在于如何考索孔子究竟是“圣”还是“人”，而在于是否能以一种生命在场的态度领悟如下两个问题：一是领悟“人”与“圣人”在孔子那里的人文意趣；二是领悟以弘扬“圣人”之道（仁道）自任的孔子在现实中的真实处境以及由此而展现出来的生命气象。

二、人因求“仁”趣“圣”而成为“人”且成其“大”我们先来领悟第一个问题。

《论语》记载：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对人来说，“礼”与“乐”诚然是重要的，不过二者一旦外在于“仁”，它们也就失去其应有的意义了；“生”诚然是人所顾念的，不过它的终极意义毕竟在于“仁”。

当一个配得上人的称谓的人被置于“生”与“仁”不可兼得的两难处境下而必须有所抉择时，他理应“杀身以成仁”，而不应“求生以害仁”。

显然，孔子赋予了“人”以“仁”这一毫不含糊的价值导向，并主个体在“成仁”的过程中不断地成其为人。

在这里，孔子不仅强调了“仁”对于人成其为人的根本意义，而且提醒那些“志士仁人”当不断地在当下即是的生命决断中实践那种趣向人生圣境的“成仁”之道。

在孔子看来，只有那些果断而从容地走在这条“成仁”之道上的“志士仁人”，才有可能成为“天地之性最贵”的“人”（许慎《说文解字》卷八释“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

孔子并不是从实然的意趣上来谈人的，而是始终将人置于一种应然的价值准镬下来予以称说。

进而言之，孔子所称说的人，自当是秉有“仁”的价值导向因而有可能成为“天地之性最贵”的“人”。

对这样的“人”中的杰出代表，孔子是不吝以“大”相许的。

《论语》记载，孔子以“大”称叹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焕乎！其有文章。

（《论语•泰伯》）这里的“大”，显然是“伟大”的意思。

在孔子心目中，尧是第一个配得上以“大”相许的先贤，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值得儒者追慕与效法的本。

除了尧，孔子至为称叹的“大人”还有舜、禹、泰伯、文王等。

《论语》记载：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论语•泰伯》）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论语•泰伯》）（子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论语•泰伯》）孔子之所以称叹这些人中之“大”者，并不仅仅因其功之丰或才之美，而更因其德之至以及由这“至德”所体现的性之贵。

这些被后儒尊为“圣”的人物在孔子看来诚然尚不就是他所祈慕的那种虚灵而至为完满的“圣人”，不过他们无疑已是近于“圣人”的“君子”（“大人”）了。

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论语•述而》）这些堪以“大”相许的“君子”（“大人”），乃是能够体现趣向中的人生圣境的本。

孔子借着对这些堪称本的人物的称叹，为后儒诲示了一种旨在把自身养成“君子”（“大人”）的成德之教或为己之学，并就此为后儒明证了那一在自身的生命践履中当下显现着的真切而虚灵的人生圣境。

就此而言，零先生说孔子“精神无所托”其实是有待商讨的。

我们看到，孔子诚然曾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之类的话，不过，这只能表明孔子祈慕中的“圣人”乃是人的生命趣向中的一个真切而虚灵的目标，它作为现实世界中的人即使倾注全部身心也终究难以企及的极致之境，恰恰构成了人之为人所当有的一种不可替代的终极导向，督责着现实世界中的人在向之趋赴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升自己、完善自己，同时提醒着现实世界中的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得把那一极致之境畸变为某种偶像崇拜意味上的实体化信仰。

三、价值判断下的圣境趣向零先生所警惕的，正是偶像崇拜意味上的实体化信仰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对孔子的“神化”。

他在《去圣乃得真孔子》一书中写道：孔子不是圣人，不是古人所说本来意义上的圣人。

他老人家活着，不是圣，只是人，死了，才变成圣人，一摞摞高帽往头上扣，圣得吓人。

后人说的圣人和孔子说的圣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历史上的孔子有两个，一个是《论语》中的，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一个是孔庙中的，泥塑木胎，供人烧香磕头。

前者是真孔子，后者是假孔子，哪个更可爱？（《去圣乃得真孔子》，第114页）零先生的警惕是有其历史根据的。

他说：“孔学被圣化，是孔子死后；成为意识形态，是在汉代。

”（《去圣乃得真孔子》，第2页）那被意识形态“圣化”而终竟被抬进孔庙里“供人烧香磕头”的“假孔子”，零先生认为不可爱，我也觉得很讨厌。

我与零先生的分歧并不在这里，说到底，我们的分歧依然在于如何领悟“圣人”的人文意趣。

零先生的看法是：先古书，无论《论语》，无论《墨子》，无论《老子》，还是其他书，所谓“圣人”，既不是神，也不是普通人，而是聪明绝顶、道德高尚，有权有势，可以安民济众，治理天下的古昔圣贤，特别是指尧、舜、禹。

……在《论语》中，孔子说得很明确，圣人，他是见不着的。

他怎么会说自己是圣人？（《去圣乃得真孔子》，第135页）圣人都是死人，这点很重要。

见着不如见不着，有心理学奥妙。

见不着多好，让你使劲想，想也够不着，于是更想。

（《去圣乃得真孔子》，第175页）圣人是尧、舜，尧、舜是死人。

孔子绝不会自比于尧、舜。

我们称他为圣人，等于骂他。

他不可能这么讲。

（《去圣乃得真孔子》，第176页）在此需要重申的是，零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依他所言，历史学家“没有崇圣的心情”，看重的乃是“历史真实”与“事实述”。

正是从这种生命不在场的视域出发，零先生自然会把先古书（包括作为诸经之慧眼的《论语》这部书）视为历史中曾经具体存在过且已经作古的死物；以此视域来考察“圣人”，他也自然会把“圣人”视为历史中曾经具体存在过且已经作古的“死人”（所谓“圣人都是死人”）。

既然“圣人是尧、舜”，自然“尧、舜是死人”；既然“尧、舜是死人”，孔子当年自然不会把自己比作尧、舜。

孔子倘若这么来比，就等于把自己比作“死人”；如果后人把孔子称为“圣人”，就等于骂孔子是“死人”。

由此看来，这执著于时间之维的“死”与“活”而对“圣人”所作的分辨，在根底处说只是一种基于“是”与“不是”的事实判断，而不是发自“该”与“不该”的价值判断。

“是”与“不是”的事实判断注重的是“史实”，“该”与“不该”的价值判断注重的是“史义”。

“史实”与“史义”这两者对考察历史人物来说都是必须的，尤其对考察孔子这位儒门先师以及他以“大”相许的尧、舜、禹等前贤和他所祈慕的“圣人”，更不能忽略由“该”与“不该”的价值判断所涵养的“史义”。

如若仅仅拘囿于由“是”与“不是”的事实判断所支撑的“史实”，就有可能对“圣人”这一只结蒂于“该”与“不该”的价值判断上的极致之境作出某种实体化的理解，进而将其视为某种实体化的信仰而解构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