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民主制度是深化经济改革的社会基础

【解牛集】‐ 刊於 <信報>2012年3月27日
落實民主制度是深化經濟改革的社會基礎
鄭國漢
香港科大商學院院長及經濟學講座教授
面對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挑戰，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上周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上，多位來自國內外的知名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熱烈討論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方向。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會上強調，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到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階段。

中國將會擴大內需，釋放巨大的消費潛力以帶動投資和相關產業的發展，拉動總體經濟持續增長。

與此同時，還將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推進技術創新，深化財稅、金融、價格、企業和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此外，在促進進出口平衡的過程中，創新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的方式。

政府與市場功能的互補作用
很明顯，中國在轉型的關鍵階段，既需要政府積極地推動，也要求政府在不同時期、對不同產業的角色與時俱進，及時調整。

在推動產業形成之初，為了積累「群聚效應」（Critical Mass 及 Cluster Effect），必須有政府的介入和政策推動。

當群聚的規模與範圍效應已經形成內生力量推動產業向前發展的時候，政府除了透過適當的監管維持市場正常運行的秩序之外，可以逐步淡出。

換言之，政府的功能和角色、政策、以及人民對政府的監督，這些相互的影響作用，都是發展過程的重要的因素。

在深化經濟改革中，保持政治和社會秩序的穩定，並以公正和合理的政治經濟制度作為政策制定及施行的基石，非常重要。

南美洲一些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出現「滯脹」、經濟倒退，土地為少數人所壟斷，想擁有地進行生產的人，卻無寸土可用。

這些矛盾其實與其政治制度相關，資源無法通過政治制度合理配置，形成社會內部巨大的矛盾，令經濟可持續發展舉步為艱。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也需要推行民主管理，顯然是針對這種發展過程可能發生的「瓶頸」。

通過進行政治改革，聽取公共意見作為政策制訂的參考因素，才有堅定的社會基礎去推動經濟深化的改革。

陸豐烏崁村選舉的例子
筆者留意到，最近備受中外傳媒關注的廣東陸豐「烏崁村選舉」，是一個值得一提的例子。

如果不是由幾個地方幹部把弄權力，隻手遮天，而是有合理的制度保護人民的合法權益，就不會發生如此大的折騰。

今次村民透過民主票選制度來爭取權益，具有很大的指導意義。

若然不必事事以對抗性作爭取手段，而是採取民主的途徑得出合法合理的結果，減少官民對抗和社會成本的損耗，必然可以增加人民的福祉與社會和諧。

在發展中國家的財富創造過程中，不時產生社會內部磨擦。

因此，有一個公正和合理的政治制度，便可以加以化解，在矛盾和摩擦未對社會造成巨大破壞之前，由社會大眾接受的管道加以疏導和排解，把僭在的社會衝突有效「吸納」進來，從而加以消弭。

相反，制度之內的管道堵塞不通甚至管道根本不存在，都逼使人民不得不在體制外發難。

扭轉內部失衡、減少進出口差距、與出口多元化
很明顯，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中一個重點，是扭轉內部經濟的失衡，改變過度依賴出口帶動增長的結構。

如果原有的出口市場持續保持旺盛，中國就毋須考慮擴大本地市場與出口市場多元化，作為長遠發展的支撐。

如今主要原有出口市場的需求無法繼續高速增長，甚至有些無以為繼，而且大量廉價出口品引起貿易摩擦，都逼著中國改變以廉價生產要素，包括廉價勞動力取得出口競爭優勢，可以說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當然，如今國際市場疲弱，主要是歐美經濟的需求弱化，但新興市場的經濟周期當前仍然處於增長狀態，有一些更像中國那樣，需要抽緊銀根來壓抑通脹。

這些市場，可以抵銷中國在歐美市場需求下降的部分損失。

對中國來說，一些有待發展但資源豐富的國家，也為中國企業提供投資機會。

事實上過去中國企業「走出去」，也不是以發達國家為主要目標，相當部份是那些與中國發展水準相若，甚至更低的國家。

這些地方都是「有商機可乘」，因此，中國對外出口不會、也不應放棄，然而，出口戰略也不能像以前過度集中在幾個市場上，把眾多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

換言之，中國實行「兩條腿走路」，對外冀達致國際貿易的平衡及出口市場的分散，對內追求內部的發展均衡。

通過國際分工，基於各國有自身的相對優勢，令
大家都可以從中得利。

至於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尤其是中國企業總體競爭力的提升，顯然需要靠自己的努力了。

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不必過慮
目前中美貿易摩擦有「變本加厲」之勢，自三月十三日以來一周的時間，美國便針對中國出口產品的貿易救濟採取了六次行動。

這些行動包括商務部作出終裁，認定中國輸美化學增白劑、鍍鋅鋼絲存在傾銷和補貼行為，又作出初裁認定中國輸美晶體矽光伏電池及元件存在補貼行為。

此外，還有歐美和日本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對中國限制稀土出口的新一輪貿易控告。

這些頻繁的貿易紛爭令人憂慮中美貿易衝突升級，早晚爆發貿易戰。

但筆者對此並不太擔心，因為貿易的互通，若一方採取貿易壁壘作為抵制對方產品進口的手段，不論以反補貼或反傾銷的名義進行，另一方都可以舉出實施與反對實施的理由，而且會提醒對方「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不論美國用甚麼「反傾銷」或「反補貼」，甚至「雙反」手段，對中國出口加以抵制，中國也有進行貿易報復的力量。

這就是雙方討價還價的基礎。

可以說，到最後貿易壁壘的攻防，都是「實力」的較量，真正的問題是雙方究竟是否不惜打一場大規模的貿易戰。

經濟相互依賴對中美的約朿
對中美貿易摩擦，有一種提法是一旦爆發貿易戰，後果是中國損失多？還是美國損失多？反過來說，在貿易往來中，是中國得益多還是美國得益多？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克魯格曼（Paul Krugman） 認為，中國在中美貿易中佔盡便宜，但美國得益有限，因此，一旦爆發中美貿易戰，中國損失巨大。

難怪他堅持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美國應該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雖然中國官方對外的立場是雙方都有巨大的得益，說不清誰大誰小，但照目前的情形看，在中美貿易中，筆者認為中國取得到的經濟利益較大，起碼在過去的發展過程之中，中國通過出口拉動經濟高速增長，還透過引進美國跨國公司，獲得技術和國際市場網路。

所以，在處理中美貿易摩擦時，筆者認為中國必須根據這種得益來考量對手的想法和做法，積極地採取行動照顧雙方利益。

面對美國不斷發動貿易救濟行動，也許是奧巴馬在大選時爭取政治選票的戰略，但無論如何，中國對美國的進口可以加以調整擴大。

中國一直強調，美國在高科技產品上對中國出口的限制，令中國難以大幅度提高對美國的進口，造成中美貿易差額未能有效地減少。

這一點的確也是事實，中國應該繼續在這方面向美國施壓。

雖然如今雙方爭拗升溫，但相信到最後一切都是「拋浪頭」，像過去「最惠國待遇」一樣。

美國每一年都以最惠國待遇來對付中國，然而始終沒有一次取消中國的待遇，因為每次中國都提供適量的政經甜頭，讓美國政府有藉口體面落台。

同樣地，美國指控中國操控匯率，年年的報告到最後也沒有一口咬定成立，更遑論實質性的制裁。

因此，中美貿易摩擦，在兩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愈來愈大的情況下，任何損害對方的舉措，都有可能產生「兩敗俱傷」的後果，令兩國政府無法不以審慎的態度來處理貿易的矛盾。

人民幣升值壓力弱化
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到，人民幣已經接近均衡匯價。

筆者相信，目前人民幣應該還未到均衡匯價，仍有升值的空間。

但從實證的角度看，我們只能到了匯價超逾均衡水準後，才能確定均衡的水準原來是在哪一個點上。

顯然，短暫的貶值只是波動，不見得就是趨勢。

目前，中國貿易順差收縮，經常帳目順差/GDP的比率由2007年10.6%，回落至今約2.5%水準，反映人民幣匯率距離均衡匯價的確逐步走近。

人民幣如今面對的升值壓力已告減弱。

但不要忘記，經常帳目順差佔GDP比率下降至目前水準，是整體性的數字。

美國對中國迄今仍然是貿易逆差，所以，中國有必要採取一些匯率以外的貿易政策(例如政府採購、國企採購)來達致進一步的中美貿易平衡。

當下人民幣匯率與均衡匯價愈加接近，中國擴大人民幣上下波動區間的風險也相應下降。

通過包括利率和匯率的金融改革，將會為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金融體制上的支撐，有利於資源的更有效配置。

【本文第一部分（刊登於本報3月20日）提及「奧肯定律」，由於缺乏進一步解釋，可能造成混肴，必須澄清。

勞動力投入（也就是就業）是生產因素之一，但還有其他重要的生產因素包括人力資本和實物資本。

除了所有生產因素各自的增長之外，GDP增長率還可能反映技術進步的「剩餘」(residue)部分。

所謂「剩餘」就是所有生產因素的增長率都「解釋不了」的那部分GDP增長率。

所以，GDP 增長率應該大於就業率（或者失業下降率），這就是「奧肯定律」的國民會計基礎。

但就業增加一個百分點，究竟GDP增長1.5百分點，或者2百分點，或者2.5百分點 ，或者……（本質一樣但不同的提法：GDP增長一個百分點，究竟就業增長0.66百分點，或者0.5百分點，或者0.4百分點，或者……），就決定於就業增加的產業是相對勞力密集型（例如服務業），還是資本密集型（例如重型化工業）了。

筆者所說GDP和就業「兩者雖有正向關係，但相關性並不是一對一」，
就是這個意思，特此澄清，並對可能造成的混肴誠懇致歉。

】
﹝論中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二之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