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研究综述(朱晓阳)

摘要与建议在关于少数民族与贫困的文献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比例高于汉民族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贫困的通常标准来看，我国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

问题是：“何谓贫困？”无论如何定义贫困，它都没有离开经济性指标这个基本。

而经济性指标总是用“收入”——总是要转变为现金收入——来衡量。

在这些定义之外，当前在反贫困业内（特别是NGOs）比较关注“权利贫困”问题。

在分析少数民族贫困成因时，研究者普遍会针对不同区域或侧重不同方面。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主要原因：1) 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的制约；2)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薄弱；3)人口增长快，人力资本欠缺；4)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束缚。

在关于少数民族的扶贫开发方面，一般都认为其深刻意义在于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影响。

近年来，对权利贫困关注者一般都会注意到“原居民”的发展权利问题。

然而，除少数学者的讨论外，关于这些少数民族的发展权利讨论也没有脱开现代性和新自由主义视野的局限。

一些人类学学者基于人类学关于“后发展”和“发展的人类学”的视角，提出要“创造不同话语和表征”的观点，这种观点包含颠覆“贫困”的意图。

比这种观点稍平实一些的主张则强调：注重培育发展主体，推动少数民族公民社会建设的责任和意识。

我们认为还可以补充如下两点作为建议：1）从国家层面应该大力宣传和提倡“多样性的幸福”或“另一种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反对用经济或统一的发展尺度来衡量每一个民族或群体，并以此尺度确定“贫穷”或“富裕”。

2）在实践活动中，应当鼓励本土知识分子参与和帮助本土发展,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学者或长期进行民族研究的学者以其公共的身份，自觉承当起联系民间与国家的桥梁。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朱晓阳陈哲李耕一，少数民族与贫困在关于少数民族与贫困的文献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比例高于汉民族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例如国家民委公布的《2007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村贫困监测结果》显示，民族自治地方绝对贫困及低收入人口占全国同口径人口的比重明显上升，2007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1478.8万人）的比重为52.3％，比2006年（44.1％）上升8.2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比全国（1.6％）高4.8个百分点。

低收入人口占全国低收入人口（2840.7万人）的比重为52.1％，比2006年（44.7％）上升7.4个百分点；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比全国（3.0％）高9.2个百分点。

绝对贫困与低收入人口合计数量占全国（4319.5万人）的比重为52.2％，比2006年（44.5％）上升7.7个百分点；两项合计占农村人口的比重比全国（4.6％）高14个百分点，比2006年同口径数据（12.9个百分点）高出1.1个百分点。

在少数民族贫困问题上，一般都会将注意力放到“人口较少民族”的贫困上。

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22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在10万人以下,总人口63万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统称人口较少民族。

这些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还比较落后，贫困问题仍较突出1。

由以上统计数字，一般都会得出如下结论：从贫困的通常标准来看，我国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

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何谓贫困？”二、“贫困”定义及其论争如何定义贫困本身就存在争议。

上文出现的众多数据就是在一个标准的基础上推算出来的，这个标准就是我国的绝对贫困标准。

绝对贫困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或其他合法收入，不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即维持人的生存的最低物质条件得不到保障，生命的延续受到威胁”。

（许飞琼，2001）现在我国实行的标准是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此前一年为1196元，在2008年标准则为785元。

贫困线的逐步提高反映了中国的整体经济水平变化。

提高贫困线的确定以及全国贫困人口数量的估算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工作，这里不再详细介绍。

2有人指出：我国的贫困线是单一的贫困线，不考虑地区差异以及物价变动等因素。

因此它有效性和准确性为一些学者所置疑。

1这些界定摘自《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2具体的计算及统计方法可看汪三贵，《中国农村贫困与扶贫政策评估》，中国农村研究网，2006年。

他介绍了我国贫困线、贫困人口、低收入人口等指标的确定方法。

1针对这种情况，有的学者对贫困标准线的测定做了专门的研究，给出了更为细致和更具动态的测算标准。

2总之，在贫困线的基础上，就可以进行各种统计计算和分类，比如先确定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然后考虑贫困人口的地域分布，就可以定义“贫困地区”；又或者考虑贫困人口的阶层分布，就可以确定贫困结构；等等（刘文璞，2001）。

贫困线是一个国家为了量化统计方便而设的经济性指标，仅以之来定义贫困则过于简化和狭窄。

除了经济因素以外，于是有学者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定性地定义贫困。

这时定义贫困其实往往也就是在进行贫困的成因分析或贫困类型的分类了。

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和角度出发来界定贫困，给出了非常多的贫困定义与分类。

比如贫困的原因有收入贫困、知识贫困、人文贫困、文化贫困、人类贫困、权利贫困、健康贫困、风险贫困、素质贫困、能力贫困、资源贫困、生态贫困等；贫困的类型有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群众贫困、个体性贫困，制度性贫困、区域性贫困、阶层性贫困，农村贫困、城市贫困，等等（郭鹏、余小方、程飞，2006；沈红，2001）。

学者们在分析贫困问题时，一般都会采取综合的视角，但对以上这些原因会有不同的侧重强调，这里不一一列举。

几年前有学者认为，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学界对贫困成因的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了从资源贫困观向贫困文化观再向能力贫困观的转变（温晓琼、周亚雄，2005）。

国内学界单独针对少数民族贫困问题进行讨论比较少，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一般被统归到农村扶贫中。

而这些讨论中，大部分都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贫困研究，通常都是从定义贫困开始，然后进行贫困成因分析或类型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无论如何定义贫困，它都没有离开经济性指标这个基本。

而经济性指标总是要同“收入”——总是要转变为现金收入——来衡量。

在这些定义之外，当前在反贫困业内，特别是NGOs比较关注的是“权利贫困”问题。

此外，在本文集中一些作者采用的阿玛蒂亚.森的贫困即“可行能力”低这一观点。

森的观点是基于实质自由主义，比单纯强调“权利”更具包容性。

在最近的研究中，权利贫困关注者一般都会注意“原居民”的发展权利问题。

然而，除少数学者的讨论外，关于少数民族贫困的定义也没有脱开现代性和新自由主义视野的局限。

近年来一些人类学学者基于“后发展”和“发展的人类学”1朱晓阳认为，除了是贫困户确定的准确率不高，贫困指标是外部指标，不反映贫困的个别性和地方性特征外，还存在着非历史性非动态性的缺陷，也就是忽视了“时间”的维度。

其后果就是反贫困措施的滞后补偿。

针对这问题，他提出了贫困生涯转折点干预的设想。

见朱晓阳，《进入贫困生涯的转折点与反贫困干预》，《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2童星和林闽钢介绍了国外的一些贫困标准测定的具体方法，并结合我国实际使用三条线：特困线（活命线）、温饱线（贫困线）、和发展线（脱贫线），来代替单一的贫困线。

见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中国扶贫基金会主编，《中国扶贫论文精粹》，第125页。

的视角1，提出了“创造不同话语和表征”的观点。

这种观点包含颠覆“贫困”的意图。

这里可以举出阿图罗.埃斯科巴近年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为例：“现在已经可能声称：现代性在对解决现代问题方面提供结论的能力已经达到一种新局限，因此造设超越现代性转变的讨论成为可行的，或许说将首次开始了。

”（Arturo Escobar,2007）埃斯科巴所指的现代性无能为力解决的当下问题包括：大规模移民安置（displacement）、生态毁坏和贫困及不平等等。

埃斯科巴等所寄的希望是基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知识话语，或曰“后发展”来解决当下的这些问题。

埃斯科巴这样定义“后发展”：它是一个不再将发展当作社会生活中心组织原则的阶段。

此外埃斯克巴还指出后发展的观念包括：1）创造不同话语和表征的可能性。

这种表征不再以发展概念为中介；2）改变知行的活动和那种定义发展体制的“真值的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 3）多样化知识生产的中心和中介的必要性；4）与这些有关的两项行动方式：其一，集中关注当地人在针对发展干预方面的调适、颠覆和抵抗等；其二，强调社会运动在遭遇发展项目时生产的另类措施（Arturo Escobar,2007）。

国内有学者指出，埃斯科巴的建议存在一种知识论上的自相矛盾或悖论，即“后发展”与现代性的发展主义之间的不可共度性是无法成立的。

（朱晓阳 2008）当然“指出后结构主义的这一悖论之处并不是要否定埃斯科巴的建议，相反这说明当下后结构-后发展理论家倡导的主张正是与现代性之间可以共度的。

因此对埃斯科巴提出的当下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一种包容的、切实的和实践的态度和行动，而不是纠缠于谈论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共度性’。

”（朱晓阳，2008）与埃斯科比的后发展观念相近，国内有学者从少数民族发展的主体性问题出发，提出了一些具有实践和理论意义的看法，有关于此将在本文最后部分专门讨论。

此外在补充埃斯科巴的建议方面，一些人类学者的建议是将“家园”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和行动与干预的起点2。

二、少数民族贫困特征、原因及相应对策分析既然将少数民族贫困问题单独拿出来说，那当然就是要强调其差异性的特征。

说到少数民族的贫困状态时，自然是要强调少数民族贫困的严重性和特征的独特性。

少数民族贫困的严重性指我国的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了大部分，绝大部分贫困地区是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区；因此甚至可以说我国的区域性贫困在1关于此见埃斯科巴的文章，《人类学的趋势》，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例如朱晓阳：“家园与当代社会政治理论和实践”，2010年11月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公开演讲；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李晓非的博士论文《工厂家园》，2011。

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康晓光，2001）。

一般来说，学者往往拿数字来证明这种相对严重性的状况，比如贫困县中少数民族地区占多少，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多少等等（杨清震、周晓燕，2001；肖雁，2005）。

而由此则可推论出少数民族贫困的一些独特的特征，比如贫困覆盖面大、贫困程度深、贫困区域性整体性明显等等。

这种判断和推论方式与政府方面经常是遥相呼应的。

例如政府方面会这样说：少数民族贫困的特殊原因“一是居住的自然条件差。

这些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大多生活在中国西部内陆边疆的高寒山区、西南部的大石山区和西北部的干旱荒漠地区；二是社会发育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