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漪涟：对智慧探索历程的逻辑概括——论冯契建构的逻辑范畴体系

彭漪涟：对智慧探索历程的逻辑概括——论冯契建构的逻辑范畴体系彭漪涟：对智慧探索历程的逻辑概括——论冯契建构的逻辑范畴体系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02期【内容提要】冯契先生的“范畴说”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按照类、故、理三组范畴来安排和建构的逻辑范畴体系。

这是冯契先生以逻辑范畴形式表现出来的对智慧探索历程的逻辑概括，也即是对人们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过程的逻辑概括，是逻辑范畴史上的一个新突破和新进展，具有广泛的方法论价值与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智慧探索/冯契/逻辑范畴恩格斯早就指出：“对思维形式、逻辑范畴的研究，是有益和必要的，而且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只有黑格尔才系统地做到了这一点。

”（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0页。

）这就不仅指明了研究逻辑范畴的重要性，而且，也指明了在哲学史上只有黑格尔才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系统的逻辑范畴体系，即其《逻辑学》的范畴体系。

黑格尔以后，很少有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深入探讨和建立起新的逻辑范畴体系。

70年代末，我国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冯契在总结中外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对逻辑范畴及逻辑范畴体系的研究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和思想，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按类、故、理三组范畴来安排和建构的逻辑范畴体系。

这是以逻辑范畴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人们（首先是冯契本人）对智慧探索历程（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逻辑概括，是逻辑范畴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突破和新进展。

这无论对于哲学、逻辑学还是对于其他一切具体科学关于范畴和范畴体系的研究与建构来说，都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和理论意义的。

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逻辑范畴体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以充分揭示这一逻辑范畴体系的理论意蕴和学术价值。

一冯契按类、故、理三组范畴建构起来的逻辑范畴体系是在《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的，它的主要内容，亦即它所包含的主要范畴及其推演次序大致如下：1.关于“类”的主要范畴：同一与差异，个别、特殊与一般，整体和部分，质和量，类和关系。

逻辑思维要“察类”，首先就必须辨别同异。

因为，“类”就是具有一定共同性质的对象的总体。

由此，就要考察“同一与差异”的范畴。

具有相同属性者为同类，不具有相同属性者为异类。

类总由具有某些共同属性的诸个体所组成。

而对同类对象中的许多个别对象辨别同异，就会有个性、共性之分，由此，就必须考察“个别、特殊和一般”的范畴。

而个别与一般在一定意义上即部分与整体，由此，又必须考察“部分与整体”的范畴。

个别与一般，部分与整体，包含着质与量的对立统一，因此，要察类，要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事物的质与量，这样，又过渡到“质与量”的范畴。

而为了真正从质上把握类，进一步把握类的本质，还必须从事物的联系和关系，即类与类之间的关系来进行考察，这样，就过渡到“类与关系”的范畴，而把握了事物的类的本质及关系，也就把握了事物存在的根据，也就把握了事物所以然之故，这样，就过渡到“故”的范畴。

2.关于“故”的主要范畴：因果关系和相互作用，条件和根据，实体和作用，内容和形式，客观根据和人的目的。

冯契教授认为，关于“类”的范畴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但知道了“是什么”以后，还要进一步问“为什么”？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而关于“为什么”或“所以然”的范畴就是关于“故”的范畴。

为了“以说出故”，就必须考察对象间的因果关系，而为了准确把握因果关系，就必须从事物间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因为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环节），所以，首先应当考察“因果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范畴。

而从相互作用来考察因果关系，就要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事物的一切条件：主观的与客观的，内在的与外在的，主要的与次要的等等，以此来把握所考察对象的根据。

这样，就自然过渡到考察“根据与条件”的范畴。

通过把握事物的条件来把握事物的根据，其实也就是由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来把握实体。

而为着把握实体，就必须把握实体自己运动的原则，把变化发展的过程了解为实体由于其内部矛盾而引起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这样就过渡到“实体与作用”的范畴。

实体与作用是不可分的。

实体自身就是其作用的根据，而以实体为根据，也就是以物质运动的矛盾为内容。

辩证思维要求以物质的内在矛盾即内容为根据来解释形式的演变，从内容与形式的相互作用来考察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这就自然过渡到“内容与形式”的范畴。

把握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也就把握了事物自身变化发展的客观根据，但从人和事物的关系而言，还必须考虑人的要求，提出明确的目的，把客观根据和人的进步要求、目的结合起来，以此作为行动的根据，贯彻于过程的始终，这样，就必然过渡到考察“客观根据与人的目的”的范畴。

辩证逻辑要求人的目的与客观根据相结合，即要求人的目的与客观发展方向、运动规律相一致，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之理”与人的活动的“当然之则”，这就过渡到“理”的范畴。

3.关于“理”的主要范畴：现实、可能和必然，必然和偶然，目的、手段和当然，必然和自由。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仅要“察类”、“明故”，还要“达理”。

即不仅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还要知其“必然”；不仅要弄清“为什么”，还要弄清“如何”办。

故“理”的范畴，不仅涉及“必然之理”，还要涉及“当然之则”。

逻辑思维要“达理”，把握事物的必然，就必须力求通过科学规律的体系来把握对象或现象的整体。

而为了作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握现实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从而指出其必然发展的趋势，把握占优势的、有利的可能性，避开不利的可能性。

这就必然首先涉及“现实、可能和必然”的范畴。

而必然是通过一系列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为此，就必须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中来把握现实，从偶然现象中找出必然规律来，这就过渡到“必然与偶然”的范畴。

把握对象或现象的必然规律，为的是指导人的实践活动，为此，就必须把握行动的法则，懂得如何运用手段来创造条件，使目的得以实现，并懂得如何根据“必然之理”来制定出“当然之则”，这样，也就必然过渡到“目的、手段和当然之则”的范畴。

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如果能“解蔽”、“去私”，进行观点的分析批判，那就必然能增强自觉性，就会越来越自觉地掌握外部世界的必然规律和行动法则，并越来越自觉地掌握逻辑思维的规律并用之于作为认识事物和指导行动的方法，这样，就会达到转识成智（由知识发展而为智慧），人就越来越获得自由。

这就必然涉及“理”的最后一组范畴：“必然与自由”的范畴。

二不难看出，这样建立起来的逻辑范畴体系是史无前例的，但也是有其历史的思想渊源的。

从根本上说它乃是对中外哲学史上有关逻辑范畴和范畴体系研究成果的科学总结和批判继承。

冯契本人就曾明确地肯定过这一点。

他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所提出的最主要的逻辑范畴就是类、故、理范畴（注：《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华东师大出版社，第320页。

）。

比如，《墨经·大取篇》提出：“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

”说明任何一个命题的成立，任何一个推理都必须类、故、理“三物必具”。

《荀子·正名篇》也同样肯定了这一点：“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

”这里讲的“正道”虽然意义较广泛，但主要包含逻辑规律之“理”却是没有疑问的。

后来的中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对这三组范畴又继续作了反复的、日渐深入的考察。

如果说在先秦时期主要是“察类”的话，那么，汉至唐宋时期，则围绕着探索事物运动的原因而着重考察了“故”的范畴。

通过汉代的“或使”、“莫为”之争和魏晋至唐宋的“有无（动静）”之辩而形成的“体用不二”的思想，有了从事物自身内部去寻找事物运动的原因的辩证思维的萌芽，把“故”范畴的考察大大地向前推进；而到宋至明清时期，则主要通过“理气（道器）”之辩，形成“理一分殊”的思想，把对“理”范畴的考察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而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则在对前人思想、包括逻辑范畴的有关思想进行批判总结的基础上，更深入地阐明了“类”、“故”、“理”的逻辑范畴。

他提出：“凡物，非相类则相反……或始同而终异，或始异而终同，比类相观，乃知此物所以成彼物之利。

”（《正蒙注·动物篇》）强调了要同中见异、异中见同的来把握类，进而提出“象数相倚”的“比类”方法，把对“类”范畴的考察提高到了具有初步辩证思维水平的阶段；他又提出：“《易》之为道，乾坤而已……而天地人物屈伸往来之故尽于此。

”（《正蒙注·太和篇》）意识到事物运动的原因在于自身的矛盾（乾坤）的对立运动，因而进一步提出“由用以得体”（《周易外传》）的“求故”方法，要求在物物相依和变化日新中去把握实体，即把握事物自身运动的根据，从而又把对“故”范畴的考察发展到初步辩证思维的阶段；同时，王夫之还在总结宋明时期“理气（道器）”之辨的基础上，指出“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正蒙注·至当篇》），把“理”解释为事物的必然规律，并通过用对立统一的原理来解释“一阴一阳之谓道”，从而，把宋代以来的“理一分殊”思想解释为对立统一的关系。

这样，他就把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视之为“明理”的方法，而提出要“乐观其反”而善“会其通”（《周易外传·杂卦传》），把对“理”范畴的考察同样提到了初步辩证思维的阶段。

以上表明，类、故、理范畴是中国哲学史上历代哲学家所着重考察的逻辑范畴，而且，正是通过历代哲学家的不断考察，其内容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丰富。

冯契关于按类、故、理三组范畴而建构的逻辑范畴体系显然是在批判地总结、继承上述考察的基础上而提出来的。

也可以说它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对其出发点的复归。

其次，冯契提出的逻辑范畴体系也是对西方哲学史上某些哲学家的有关思想和论述进行批判总结的成果。

在西方哲学史上，首次对逻辑范畴进行过系统研究并初步提出了一个逻辑范畴体系的哲学家是亚里士多德。

在他所提出的四宾词（或四种述语）理论中，他所区分的四种宾词即谓项、实际上是提出了四个主要范畴：本质、特性、类和偶性。

（注：参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第357页。

）亚里士多德还认定他同时提出的著名的十范畴（“实体”、“数量”、“性质”、“关系”等十个范畴）、也分别表现着这四个范畴（注：参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第362页。

），但人们只要稍作分析就可看出，这四个范畴实际上也就是有关类、故（“本质”即事物所以然之“故”）理（“偶性”是作为与“必然”具有的“特性”相对立的性质而提出的，这里实际上已接触到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范畴）的范畴。

在近代，康德进一步推进了对逻辑范畴及其体系的研究与建构。

他相应于传统逻辑的四种判断的分类，从中概括出了四组相应的逻辑范畴：“量”的范畴，单一性、复杂性、总体性；“质”的范畴：实在性、否定性、限定性；“关系”的范畴：实体性、因果性、共存性；“样式”的范畴：可能性、存在性、必然性。

（注：参见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