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作家笔下的小人物

俄国作家笔下的“小人物”
俄国文学中所说的“小人物”小说，是指那些真正描写小人物命运的小说，作家关注的一般都是出于社会阶层下级小官员和小职员的，通过对他们悲惨命运的描写来批判当时沙皇专制下的丑恶和黑暗的社会现实。

《驿站长》
1830年普希金以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为笔名发表了《别尔金》小说集，其中包括五个短篇小说，即《驿站长》、《风雪》、《射击》、《棺材匠》、《村姑小姐》。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驿站长》，它叙述了一个忠厚善良的小人物维林辛酸悲惨的一生。

他终日辛劳为旅客服务，遭到往来官吏的欺凌，在这不宁静的生活中只有单纯美丽的女儿是他唯一的欣慰。

女儿被拐走后，他怅然若失，想尽办法来到彼得堡，期望找回“迷途的羔羊”——他的女儿杜妮娅。

可是狠心的军官明斯基却将他拒之门外。

维林孤苦无靠，回去之后不久就悲愤而死。

小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民主主义思想。

作者以同情和尊敬的心情描写了小职员的命运，开了俄国文学描写“小人物”的先河。

普希金的《驿站长》（1830）是俄国文学中写“小人物”的第一篇小说，描写一个贵族明斯基拐骗驿站长的女儿杜妮亚的故事。

驿站长是个十四品文官，过路旅客他要接待，紧急信件来了他得想办法立即送出，整天为交通工具——马匹发愁，受尽过往贵族官僚的气。

他死了妻子，只有一个女儿杜妮亚，他与女儿相依为命，视她为掌上明珠。

一天，一个青年军官骑兵大尉明斯基来了，他本来要立即赶路，催着驿站长赶紧喂马，但见了驿站长的女儿杜妮亚后，便装病不走了。

过了几天，说是带他女儿上教堂，套上最快的马车，把他女儿拐走了。

驿站长先是上当同意，后来觉察事情不妙。

呼天抢地，一直追到彼得堡，终于找到了一间豪华的旅馆中，果然发现了明斯基和杜妮亚，杜尼亚正坐在膝上玩弄明斯基的鬈发。

驿站长被明斯基逐出，回家后死去。

小说是倒叙的，若干年过去了，一辆六匹马的四轮马车来到驿站长的故乡，车上坐着一个穿得十分华丽的年轻太太，带着三个孩子，一个保姆，还有一头小黑狗。

一个乡下孩子看见这位贵妇下了马车，直奔驿站长的坟地，伏在墓前哭了半天。

贵妇临走时还给了这个小孩五个银币。

普希金是同情“小人物”的：“什么是驿站长呢？一个真正的，十四品的受苦受难者！”对女儿杜尼亚抛弃父亲不以为然，借乡下小孩的嘴挖苦她说：“多好心的太太！”但普希金也美化了贵族明斯基，写他使杜尼亚获得幸福。

这个出人意外的结局，缺乏生活真实的可信性。

普希金的贵族立场，使他把一个现实主义悲惨故事抹上了虚假的、柔和的浪漫主义色彩。

《外套》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彼得堡故事》（1835--1842）把讽刺矛头指向了盛行官爵崇拜和金钱崇拜的彼得堡。

小说集普希金之后通过对小官吏小职员不幸遭遇的刻画，发展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描写“小人物”悲惨命运的主题。

果戈理是第二个写“小人物”的作家。

《外套》（1835）写一个小职员阿卡基耶维奇的悲剧。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个九品文官抄写员，冬天快到了，他的外套破得不能再修补了，裁缝彼得罗维奇断然拒绝为他修补，建议他做件新的。

为了做新外套，他开始存钱了，更加省吃俭用了，连茶也不喝，晚上饿着肚子，不点蜡烛，一回到家里就把衬衫脱了，免得穿坏，在街上走路，也尽可能轻轻地、差不多用脚尖走，免得鞋底磨坏。

终于到了这一天，他的新外套做成了。

这真是隆重的一天，他穿上它去参加一个宴会，晚上回家路过广场时，三个强盗把他的新外套剥去，可想而知他的伤心与悲痛达到何等程度。

他去报案，找警察局长，最后去找“大人物”请求帮助。

这个“大人物”跟下属说话，只有三句话：“你怎么敢？”“你知道你在同谁说话吗？”“你明白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吗？”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被“大人物”骂出来了，浑身发抖，摇摇晃晃，怎么也站不住，回到家中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倒在床上，被吓死了。

小说没有就此结束，最后他成了鬼，专门剥别人的外套，这个鬼在桥头剥了“大人物”的外套，报了仇。

《外套》比《驿站长》深刻一些，小说不美化贵族了，而是给予批判：“大人物”是“小人物”致死的主要原因，小说对“小人物”悲惨命运的描写与性格的刻画，都优于普希金。

但结尾流于荒诞，用鲁迅的话说，是“格式有点古老”。

果戈理另有一篇《狂人日记》（1835），写九等文官波普里希金妄图追求司长的女儿以致得了精神分裂症以为自己当了西班牙国王终被关入疯人院的故事。

狂人不能忍受疯人院的折磨，幻想有一辆马车，带他离开西班牙，返回俄罗斯故乡。

三驾马车越过森林、大海，他仿佛看见俄罗斯的小木屋，仿佛看见他家的那幢蓝色房子，妈妈正坐在窗前，想念自己的孩子呢，他于是喊出了：“妈妈呀，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
《穷人》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1844年到1859年代表作品是中篇小说《穷人》（1845）。

后期从1859年到1881年，代表作品是长篇小说《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

其中，《穷人》叙写一位上了年纪的穷公务员杰符什金和一个住在同一座贫民公寓里的卖淫姑娘瓦尔瓦拉·陀勃罗谢洛娃从互相关怀到互相爱怜，最后又分离的故事。

贫穷使他们互相亲近，但贫穷又注定他们必须分开。

瓦尔瓦拉无以为生，嫁给了地主贝科夫而离开杰符什金，后者只好发出悲惨的“绝叫”。

小说的意义在于继承普希金和果戈理开创的传统——写“小人物”，同时又有所创新。

以往作家写“小人物”，大多从同情和怜悯的角度出发，写出他们的悲惨境遇和辛酸的身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进了一步，写出他们的思想感情，表达他们内心深处的愤懑与不平，因而作家被誉为“穷人”的代言人。

附：
《穷人》——深化了“小人物”主题的力作
《穷人》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二一——一八八一）发表于一八四六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曾博得别林斯基的赞赏，被他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

有意识地描写社会下层人物和日常生活习俗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特
征之一。

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反映客观现实，特别注重描绘社会的黑暗现象，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或揭露性。

俄国“自然派”作家则正式提出了写“小人物”的口号，他们在作品中描述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和内心的痛苦，使文艺成为“社会的一面忠实的镜子”，普希金所著《驿站长》中的萨姆松·维林和果戈理所著《外套》中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是典型的“小人物”形象。

比起这些作品，《穷人》则深化了“小人物”主题，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

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描写、同情“小人物”的悲惨遭遇，还刻画了他们的内心世界，赞美他们的高尚情操。

作品中的男主人公马卡尔·杰武什金是个上了岁数、其貌不扬、受着人和物两个世界控制的小官吏，一直为逃避世俗讥讽的目光而离群索居，过着没有欢乐的无聊生活；在得知女主人公瓦连卡遭遇不幸、成为无人关爱的孤儿之后，他卖掉自己的衣服，为她治病；他放弃了较好的居住条件，迁至瓦连卡所住的院落，因囊中羞涩只能在厨房的隔断后面安下自己的小窝，担负起庇护瓦连卡、使她免遭恶人欺凌的责任。

虽然他的生活十分拮据，整天为茶叶、糖、面包、靴子而操心，有时甚至食不裹腹，但他还节省下必不可少的开支接济瓦连卡，给她买糖果、内衣、鲜花，带她外出游玩、看戏，处于极度贫困中的他表现出非凡的慷慨。

虽然他依然处于屈辱的地位，照样被同僚嘲笑、歧视，因而在办公室内总是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但是在他的生活中开始有了阳光，有了生气，他认为照顾瓦连卡的这种“父亲般的友善之情使他的精神得以振奋”，让他过上了“美好的日子，有了奔头”。

他和瓦连卡相互支撑，坦诚交流对周围事物的看法，感悟人生。

他们热爱阳光，热爱大自然，向往着美好的生活。

作者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执着地要在“小”人物的身上挖掘出“大”的东西，即尽管他们穷苦，地位卑微，物质十分匮乏，但他们却有着丰富的精神财富。

其次，在《穷人》中，马卡尔·杰武什金和萨姆松·维林、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样，一直是个小官吏，处于已经形成固定格局的、静态的社会生活之中，但是女主人公瓦连卡的情况并非如此。

瓦连卡的父亲曾是外省某公爵大庄园的管家，因而瓦连卡在清新、自由的田园风光中度过“默默无闻、安详而幸福的、美好的童年时光。

然而，好景不长：公爵死后，其继承人辞退了瓦连卡的父亲，他们只得举家迁至冷漠无情、阴森而“不怀好意”的彼得堡，从此家里失去了欢乐，“妈妈整日饮泣吞声，而父亲总是怒气冲冲”。

因业务不顺手而债台高筑的父亲经不住操劳、忧虑和挫折，一病不起，溘然离世，当时瓦连卡只有十四岁。

父亲死后，瓦连卡和母亲孤苦无依。

以拉皮条为生计的远房亲戚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居心叵测，用花言巧语将母女俩骗回家中，指望侵吞她们实际上根本没有的遗产。

希望落空之后，她在母女俩身上打主意，百般欺凌、侮辱不肯就范的瓦连卡的母亲，致使她忧郁而死。

成为孤儿的瓦连卡为逃避对她怀有邪念的地主贝科夫，离开了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的家，贫病交加，艰难度日。

正是这种生活的剧变使瓦连卡陷入都市贫民的处境，与穷苦的小官吏马卡尔·杰武什金和女仆费奥多拉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并亲身体验贫苦生活，用贫苦人的眼光看待生活，看待社会。

作者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他本人的生活也曾极不安定，大起大落的经历使他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因而他想通过瓦连卡这个人物的命运描绘出生活的动荡，表现出俄国的社会生活处于变动之中，而社会的变动不仅会引起人们的心理和性格的变
化，而且会引起他们社会本质的改变。

这种创作手法比起对人物特征只作静止、固定的道德分析和社会类型的分析已经有所发展。

《穷人》区别于《驿站长》、《外套》这类“小人物”主题作品的第三个特点在于它不是仅仅描写某一个“小人物”的凄惨命运，而是通过男女主人公目睹的生活状况，勾勒出到处是出自灵魂深处的呻吟、呼喊和嘶叫的都市平民阶层社会悲剧的方方面面：被当做“破抹布”、终日饱受折磨的女仆捷列扎，瓦连卡的表姐萨莎，流浪街头的乞丐，为寻找谋生手段四处奔波、内心又愁苦不堪、最终英年早逝的大学生等等。

在这群人中间，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是马卡尔· 杰武什金
的邻居戈尔什科夫。

戈尔什科夫原是一名官员，因受不法商人陷害，蒙受了不白之冤，以“诈骗罪”为由被开除了公职。

从此，他不仅失去了生活来源，而且在耻辱的阴影中苟且偷生，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苦度时光。

在期盼法院还他清白的日子里，他的妻子病重，孩子饿死，全家面临绝境；而在洗清罪名、重新获得财产之后他则因受刺激太深而发疯死去，其悲惨遭遇不由得令人唏嘘。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穷人虽然过着苦不堪言的平庸生活，但却保持着高尚的情操，在发出令人心碎的哀鸣之时，始终维护着人的尊严。

马卡尔·杰武什金既不贪求功名利禄，也从不耍阴谋诡计；他品行端正，工作尽职，用劳动挣得自己的一块“普普通通的面包”，珍视公民的美德。

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心地善良，酷爱读书。

被革职的戈尔什科夫视名誉重于金钱，而几位女性则不向权势低头，尽力维护自己高尚的道德观念。

在那个“穷人连一块破抹布都不如”的社会环境中，小人物不可能得到别人一丝一毫的尊重；然而，穷人也是人，他们有自己的心情，自己的羞耻感，自己的宿愿，自己的尊严。

从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作品的主题思想：维护穷人的尊严。

在《穷人》中，作者不仅提供了“穷人”群体的典型特征，而且也描绘了与这个群体相对立的那个圈子的各个方面：冷酷的放高利贷者马尔科夫，不务正业却过着锦衣玉食日子的安娜·费奥多罗夫娜，道德败坏的地主贝科夫，势利的女房东，还有纠缠瓦连卡的小无赖和老恶棍等等。

特别是通过男主人公所阐述的在丰坦河街和豌豆街上的所见所闻，作者将贫富作了鲜明的对比，强调了饱食者与生计无着者之间的社会对立，具有深刻的揭露意义。

虽然，当马卡尔·杰武什金在大人面前出尽洋相、受尽侮辱之后，大人动了恻隐之心，塞给他一百卢布，缓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但是这种个人的善举丝毫改变不了马卡尔·杰武什金和瓦连卡的境况，最终，瓦连卡迫于无力与命运抗争，违心地决定嫁给地主贝科夫，远离彼得堡，对更大的不幸，乃至死亡有着心理准备。

这一决定彻底击垮了杰武什金的精神，在痛彻肺腑的泣诉之中，男女主人公凄苦地告别了过去贫穷、但却充满亲情的温馨岁月，陷入了更加忧郁的今天，面临着毫无希望的明天。

充满悲剧气氛的结局迫使人们去思考：穷人不幸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穷人》这部作品采用了两个主人公通信的形式，这样，他们可以尽情地披露自己内心世界的点点滴滴，敞开心扉，详尽地阐述他们的所见所闻，他们的感受，他们对周围的人、周围的事的看法，在悲叹自己命运的同时，充当了作为社会现实的观察者、甚至是审判者的角色，从而使主人公的形象更加丰满。

比起用第三人称，即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叙述人物悲惨命运的《驿站长》、《外套》，读者在这部作品中接触到的仿佛并不是作者的认识和体验，而是直接与主人公对话，深入到他们的心灵，倾听他们的见解，用他们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因而备感
真实。

另一方面，通信的形式创造了一种条件，使得主人公能够运用符合他们的身份、文化程度、个性特点的语言、语气，而这种语言、语气又充分表现出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带有特别的亲切感和抒情的意味。

不难看出，正是以上这些特点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成为一部深化了俄国文学“小人物”主题的力作。

《套中人》
《套中人》（1898）是名作，毕理可夫是契诃夫笔下最有名的典型人物之一。

他是中学希腊文教员，他怕别人，别人也怕他，以后他死了，别人松一口气，情节平平，但写得很深刻。

故事是从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口里讲出来的，二人去打猎，太晚了，回不了家了，就在村长一间堆杂物的小屋子里过夜。

月色很好，他俩人睡不着，闲聊天。

先谈村长的老婆，说她是个怪人，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她家乡的村子，从没见过城市或铁路。

更奇怪的是，她近十年来一直守着炉子坐着，只有到了晚上才上街走一走。

他们俩人从村长老婆的奇怪的生活方式，联系到世上各种怪人怪事，谈到一种寄生的螃蟹，谈到蜗牛，联想到“套子”。

说很多人一辈子就生活在自制的“套子”里，便引出了“套中人”毕理可夫。

引出主人公的写法是巧妙的，自然的：从不出门的女人，寄生的螃蟹，一辈子躲在硬壳里的蜗牛，然后引出主人公，这种与世隔绝的人们，如同蜗牛一样，一个小房子，一个灶头，一条小船，一个村子，一条街道就是一个世界，在旧俄，在旧中国，在封建的、小生产者的国家里，是很多很多的，这种“引入”，就有时代感，“套中人”是旧俄社会的产物。

毕理可夫作为一个“套中人”，他有什么特征呢？他出太阳天也穿雨鞋；雨鞋总是用套子套好；表也有小套子；削铅笔的小刀也装在小套子里；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把脸藏在高高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用棉花塞耳朵眼；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他不用女仆，因为怕人说他坏话，雇了一个60岁老头做厨子；他的卧室像一口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睡觉，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

请看，契诃夫一口气用了十个以上的外部细节来写他与世隔绝的性格特征。

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一清二楚。

看到有个告示禁止中学生在晚上9点以后到街上去，或者看到一篇文章否定性爱，他就觉得又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这就行了。

甚至当局批准城里成立一个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也惊惶万分地说：“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请看，契诃夫进一步从内心世界写他与世隔绝的性格特征。

如果契诃夫就停止在这里，我们只觉得这样的人保守、可笑、可怜。

但是不，契诃夫继续赋予他笔下人物新的典型特征；毕理可夫又是很可怕的，“凡是违背法令，脱离常轨，不合规矩的事，虽然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闷闷不乐”。

他监视别人的言行，又喜欢告密。

一个同事做礼拜迟到了，他有看法；一个女教师傍晚陪军官出去迟回来了，他有看法；教室吵吵闹闹，他有看法；别人写信交朋友、救济穷人、教人念书识字，他都有看法，他还喜欢串门，一坐下来就是一两个小时，一言不发，他把这叫作“和同事们保持良好的关系”。

请看，契诃夫又用了数以十计的细节，写出他性格的新的特征——他爱管事，凡不合正统的东西，他都要管一管。

接下来，契诃夫用概括性的语言，一下子点出了此人的可怕性：“这个老穿着雨鞋，拿着雨伞的小人物，却把整个中学管辖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管辖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他管制呢？”我们看这篇小说时，起先是
笑的，什么毕理可夫，一个可笑的人，可怜的人，思想保守，与世隔绝，小人物，可怜虫！慢慢地，我们的感情变化了，我们沉思了：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是不是一条小毒虫？我们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接下去，就是喜剧性的情节，作者用情节而不是用细节进一步表现他的性格。

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了，是同校史地教师的妹妹瓦连卡，他居然也考虑结婚了。

他和女友去看戏，瓦连卡又高又活泼，他又矮小又古怪，坐在戏院的座位上好像被人刚刚用钳子夹出来一样。

星期天，学校的老师们去旅行了，他当然是不去的，但他看见瓦连卡和她的哥哥骑自行车了，而且居然从他身边擦了过去，这一下子可把他吓坏了。

第二天，他跑去找瓦连卡的哥哥去了，说是如果一个姑娘可以骑自行车，那么学生就会用头走路了，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做这种事，那就做不得，还说要将这次谈话的内容汇报给校长，作为一个备案。

瓦连卡的哥哥本来就十分讨厌他，又刚刚睡醒，无名火起，便将他拎出门外，推下楼梯，他便滚了下去。

刚好瓦连卡回来了，正准备上楼，见他的狼狈相，以为他失足跌下来，忍不住放声大笑，这“哈哈哈”的笑声，便送了他的命。

他回去后便死了，装在棺材里，表情很高兴——“棺材也是套子，他找到理想的套子了。

”这是全书唯一的情节。

接着，中学教师布尔金说了毕理可夫的葬礼，那天送葬时，大家心中暗暗高兴，“埋葬毕里可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很快活的事”。

可是，过不了多久，生活又跟先前一样，还是那么死气沉沉，局面并没有好一点。

兽医伊凡听后感慨地说：“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毕理可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还有许许多多，将来也不知道有多少呢！”“不成，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小说结尾是这样的：夜深了，村子很静。

布尔金睡着了，伊凡睡不着，他起来，坐在门边，点上烟斗。

契诃夫这篇小说的最大贡献在哪里呢？就是塑造了一个可怕的小人物，打破了过去文学上只把“小人物”写成可怜的人物的定型化传统。

毕理可夫具有双重性格，他一方面害怕与躲避现实生活，是官方的顺民，另一方面又仇视新生事物，是沙皇政府与传统思想的卫道士。

他身上既有“奴隶性”又有“吃人性”。

由于害怕与躲避现实生活，驯服于政府、法令、条例、布告，使他像“蜗牛”一样静止、可怜；但他同时又是政府与传统思想的卫道士，喜欢管事，打小报告，这又使他变得活跃、可怕。

他一生都在“怕”，怕什么？怕别人把他“吃”了（他就怕60岁的厨子会杀死他），但他一生也在“吃”人，所以不仅中学的老师，连全城人也怕他。

契诃夫明确指出这类“小人物”在俄国具有普遍性——“虽然我们埋葬了毕理可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还有许许多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毕理可夫身上的两重性是一种旧俄的“国民性”的表现，封建的、闭塞的、专制的帝俄社会，就是产生这种“国民性”的土壤。

在契诃夫以前，还没有一个俄国作家写出这类人物的两重性，只是写出他们性格可怜的一面。

即使在契诃夫其他小说中，也没有出现毕理可夫式的人物，因此，毕理可夫这个人物，在俄国文学中，在契诃夫自己的作品中，都有其他作品不可比拟的典型性。

《套中人》是性格小说。

契诃夫塑造性格的本领很高。

他先运用一系列典型的生活细节，表现毕理可夫的性格特征，此小说的细节，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连串，数以十计，这些细节又都是典型的，能说明性格本质的，用这样多的生活细节来塑造人物。

是其他短篇小说家的作品所罕见的。

然后契诃夫用喜剧式的手法，处理毕理可夫的结局。

毕理可夫的恋爱与跌死，是小说唯一的情节，用夸张的笔写出，以“笑声”将他埋葬。

契诃夫把毕理可夫作为喜剧性人物来处理，说明作家对这个人物的态度。

但契诃夫不少觑此类人物的可怕性，最后用评论来说明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