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十大名品欣赏

篆书⼗⼤名品欣赏
⽑公⿍
⽑公⿍（Duke Mao Tripod），西周晚期⽑公所铸青铜器，清道光末年出⼟于陕西岐⼭（今宝鸡市岐⼭县），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公⿍内铭⽂长达四百九⼗七字，记载了⽑公衷⼼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抵得⼀篇尚书”。

其书法乃成熟的西周⾦⽂风格，奇逸飞动，⽓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长。

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散⽒盘
散⽒盘，因铭⽂中有“散⽒”字样⽽得名。

有⼈认为作器者为夨，⼜称作夨⼈盘。

传清乾隆初年于陕西凤翔出⼟。

1935年《散⽒盘》随清宫其它⽂物移交北平故宫博物院，抗战时曾南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散⽒盘，其铭⽂结构奇古，线条圆润⽽凝炼，字迹草率字形扁平，体势欹侧，显得奇古⽣动，已开“草篆”之端。

因取横势⽽重⼼偏低，故愈显朴厚。

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虢季⼦⽩盘
虢季⼦⽩盘，商周时期盛⽔器，晚清时期出⼟于宝鸡，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镇馆之宝。

虢季⼦⽩盘被视为西周⾦⽂中的绝品。

它的⾦⽂排列⽅式与字形处理⽅式显然有别于其他西周铭⽂，却与东周后期战国吴楚⽂存在着某种相近的格局。

⽐如，它⾮常注意每⼀⽂字的单独性。

线条讲究清丽流畅的感觉，⽽字形却注重疏密避让的追求，有些钱条刻意拉长，造成动荡的空间效果。

造型的精练与细密，也使⼤家惊讶于西周⾦⽂中这样清丽秀逸的格调。

⽯⿎⽂
⽯⿎⽂，秦刻⽯⽂字，因其刻⽯外形似⿎⽽得名。

发现于唐初，共⼗枚，⾼约⼆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篆四⾔诗⼀⾸，共⼗⾸，计七百⼀⼗⼋字。

⽯⿎⽂是集⼤篆之成，开⼩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

是由⼤篆向⼩篆衍变⽽⼜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

⽯⿎⽂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法则”之称誉。

⽯⿎⽂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于⽯⿎⽂⽽形成⾃家风格的。

流传⽯⿎⽂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国藏的《先锋》、《中权》、《后劲》等北宋拓本，现在⽇本。

峄⼭刻⽯
峄⼭刻⽯⼜称元摹峄⼭秦篆碑。

原⽴于邹县城县衙⼤堂，民国初年移⼊孟庙致敬门内，1973年移⼊启圣殿内保存，现存于邹城市博物馆。

从《峄⼭⽯刻》可以看出，李斯的书法运笔坚劲畅达，线条圆润，结构匀称，点画粗细均匀，既具图案之美，⼜有飞翔灵动之势。

书法造诣之⾼超掩灭先轨，散绝后贤，使⼀切写⼩篆的⼈皆难⼊其境，成为后世临摹学书之佳。

袁安碑
称“汉司徒袁安碑”。

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

原⽯出⼟地点不详，1929年在河南偃师县城南⾟家村发现，现藏河南博物院。

由于该碑发现较晚，字⼝锋颖如新，书法浑厚古茂，雄朴多姿，线条纤细婉转，体态遒劲流畅，飘逸圆融中尽显端庄⽅正，是汉代篆书的典型代表。

现代书家费声骞评《袁安碑》：“此碑笔画瘦劲，纤⽽能厚，结体宽博，运笔圆匀，碑字清晰，可供学篆取法善本。

”
天发神谶碑
《天发神谶碑》⼜称《吴天玺记功颂》，三国吴天玺元年(267)刻。

吴的最后⼀位君主孙皓，因天降符瑞⽽⽴碑记功。

此碑书法若篆若⾪，在节史上最为奇特。

⽅朔《枕经堂⾦⽯书画题跋》⽈：“予观其书，⽅折盘
旋以⾪笔⽽⾏篆体，⼽长剑利中实乃⼸燥⼿柔。

张怀雳以沉着痛快⽬之，良下虚也。

”
李阳冰篆书
李阳冰（⽣卒年不详），约⽣于唐⽞宗开元年间。

他的篆书,“劲利豪爽，风⾏⽽集，识者谓之苍颉后⾝。

”甚⾄被后⼈称为“李斯之后的千古⼀⼈”。

在唐代篆书中，李阳冰是成就最⾼的。

谓之“铁线描。

”《三坟记碑》承李斯《峄⼭碑》⽟筋笔法，以瘦劲取胜，结体修长，线条遒劲平整，笔画从头⾄尾粗细⼀致，光滑洁净，婉曲翩然。

邓⽯如篆书
邓⽯如（1739或1743—1805，），清代⼤书法家。

其篆书以《⽯⿎⽂》、《泰⼭刻⽯》、《峄⼭碑》、《开母⽯阙》为法，并融合汉碑额婉转飘动的意趣，字形⽅圆互⽤，姿态新颖，笔⼒深雄，婀娜多姿，体势⼤度，⽤笔灵活⽽富于变化，⾻⼒坚韧，⼀扫当时呆板纤弱、单调雷同的积习。

⼜篆从⾪⼊，⾪从篆出，⾃成⼀家风范。

吴昌硕篆书
吴昌硕（1844.8.1 —1927.11.29），男，原名俊，字昌硕，别号⽸庐、苦铁等，汉族，浙江安吉⼈。

我国近、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过渡时期的关键⼈物，“诗、书、画、印”四绝的⼀代宗师，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与任伯年、赵之谦、虚⾕齐名为“清末海派四⼤家”。

其书法尤以篆书最为“名世绝品”。

他经过数⼗年的强抱《⽯⿎》，不拘成法，弃形取神，独树⼀帜，创出了⼀条全新的路⼦，使《⽯⿎⽂》书法⾛⼊了空前绝后的境地。

提及吴昌硕的篆书，⼈们必然会想到《⽯⿎⽂》，⽽⼀谈到《⽯⿎⽂》，便不禁联想起吴昌硕，两者结合得如此紧密，纵观书法史，恐难找出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