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流变中产生的地方文学

在文学流变中产生的地方文学
[摘要]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对汉族民间叙事长诗《双合莲》进行历史地理分析，以考察地域对文学流变之间的影响。

汉族民间叙事诗歌总体呈现南移趋势，中国历史上的五次大移民使南北方文化在湖北交汇，尤其是“吴歌”随之进入湖北境内。

湖北境内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各地域得以相对独立地开展，形成不同的地方文化。

长诗《双合莲》正是复杂的移民文化与独特的地域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

对民间文学作品的溯源，对文学流变过程的考察和对作品地域文化的展现，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民间叙事长诗;《双合莲》;地域文化;文学流变
一、地域的流变：叙事传统的南移
在时空流变中，叙事传统的南移愈加显见。

两汉至南北朝时期，汉乐府叙事诗的出现，说明中国民间叙事诗已经从萌芽期的稚嫩开展而来，并“正式成立”。

1乐府机关保存了各地歌谣的语言风格和故事内容，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的不同歌唱形式。

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300多篇歌诗的命名来看，其大多数以地域为名。

如“吴楚汝南歌
诗”“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邯郸河间歌诗”“齐郑歌诗”“淮南歌诗”“左冯翊秦歌诗”“京兆尹秦歌诗”“河东蒲反歌诗”“洛阳歌诗”“河南周歌诗”“周谣歌诗”“周歌诗”“南郡歌诗”等。

2可以看出，此时民间叙事诗歌依然集中在北方地区。

不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即汉朝所立的庐江群，3也就是今天的庐江〔今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西南，辖今天的安徽省铜陵市、池州市，江西九江市、景德镇市、上饶等市〕，却产生了汉乐府的代表性作品《孔雀东南飞》。

叙事诗歌的初步南移，由此可见。

南、北方文学的进一步融合发生在魏晋以后。

魏晋时期，北方战乱，
士族纷纷南下，极大带动了南方文学的繁荣。

北方《木兰辞》的出现代表
了民间叙事诗开展道路上的新顶峰，同《孔雀东南飞》一同被誉为“乐府
双璧”。

军旅、战争题材在《诗经》中早已有表现，但《木兰辞》对于战
前的准备、战事的刻画与战后的返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表现，叙事较为完整，其风格刚健质朴、豪迈雄壮，充满生机，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之于战争
军事的爽朗气质与勇者气度。

此时的南方那么出现了“吴歌”。

“吴歌”
与“西曲”是魏晋时期南方汉民族代表性的民间歌谣。

“吴声歌曲”产自
东晋和宋，流行于以六朝都城建业〔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带;“西曲歌”产生于齐、梁，主要流行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荆〔今湖北江陵〕、郢〔今江陵附近〕、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县〕等地，是南朝
西部经济文化兴旺的繁荣城市，故称“西曲”。

4“吴歌”“西曲”的出现，说明着文化的重心根本南移，“西曲”“吴歌”篇幅虽然短小，却已
具备抒情和叙事两大因素，具有南北文化的交融之特征，是南北方文化初
步融合的成果，对后来的汉族民歌影响深远。

至魏晋南北朝，北方的叙事传统一再南移，并且与南方以抒情见长的
文学传统不断碰撞、融合。

此时南方的民间歌谣依然以抒情见长，且文学
开展进入唐宋以后，变文的兴起与佛讲经的急速传播，极大地压缩了民间
歌谣赖以生存的空间。

汉民族的民间歌谣唯有被称为“我明一绝”的吴中“山歌”仍在继续开展，其中的叙事诗如《烧香娘娘》《山人》《汤婆子
竹夫人相骂》中保存并开展了叙事传统，具备根本的情节、往来相和的对
唱方式和相对立体的形象塑造，对明清以后的汉民族民间叙事诗具有直接
的影响。

清朝时期，汉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成熟期代表作《双合莲》出现
在了中国中部的湖北省内鄂东南地区，标志着汉族民间叙事长诗完成了南移。

《双合莲》形成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最初就被定义为
“叙事长诗”。

长诗描写了胡三保与郑秀英的从生至死的恋爱过程，情节
曲折，叙事技巧和表现手法都比拟成熟。

与《木兰辞》《孔雀东南飞》等
优秀叙事诗歌相比，叙事曲折完整，抒情细腻，情感世界更加丰富，人物
刻画更加立体，是汉民族民间长篇叙事诗的成熟之作。

最终产生于湖北的《双合莲》，叙事与抒情兼顾，兼容南北方文化特色，是南北方文化交汇
的产物。

民间叙事诗歌的南移充分说明了“文化中心的转移实际上是以空间的
形式显示了历史的变化”。

1通过对中国民间叙事歌谣的历史地理溯源，
可绘出汉民族民间叙事歌谣从北至南的流动路径。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汉
民族叙事长诗已经具备了走向成熟的品质。

民间叙事诗歌源自商周时期，
历经魏晋、唐宋、明清各朝南移至今天的湖北大地，湖北这一中部地区是
重要的空间载体，其作为九省通衢的天然优势在此得到了凸显，并促进了
民间文学的进一步开展与成熟。

作为中国的中部地区，湖北天然是南北文
化的交汇地。

首先，湖北省具备优越的自然条件，位置居中，是从南至北、由东及西的重要通道。

其次，湖北号称“九省通衢”，陆路、水路畅通，
往来便利，利于人口的流动与文化的交流。

第三，得益于优越的气候，湖
北境内物产丰富，适宜居住。

且有长江天险，隔断了北方的战火，使移居
此地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

中部的地理位置更便于南北文化的交汇，促成
了湖北文化的杂糅风格。

在南方和北方源远流长的文化发酵中，湖北诞生
了中国民间叙事长诗的成熟之作——《双合莲》和《钟九闹漕》，从民间
叙事诗史及其地理考察来看，实在是情理之中。

二、地域的集散：吴文化在湖北鄂东南的历史融合
据载，中国历史上有五次移民潮对湖北人口构造影响极大，也对湖北
地域文化的形成带来了极大影响。

第一次大移民发生在西晋永嘉元年至南
朝宋泰始年间，受战乱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湖北接纳了来自甘肃、山西、陕西、河南等省10万余户的北方移民。

北方文化的进入，对当地的楚文
化造成了很大影响。

尤其是魏晋时期的晋室南渡。

躲避战乱纷纷南迁的北
方士族中，就有出过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大家的琅琊王氏家族和出过谢朓、谢灵运的清河谢氏家族，这些士族的南迁，促进了南北文学的交汇和
南方文学的繁荣。

同时由于偏安江南的统治者在较为安稳的南方，贪婪追
逐新声娱乐，极大带动了南方歌舞的开展。

第二次和第三次大移民发生在
唐代安史之乱至元蒙古入主中原时期。

安史之乱使中原地带长期处于藩镇
割据的混乱状态，流民纷纷南迁避祸。

湖北作为南下的重要通道，很多移
民经过此地便直接定居于此。

北宋靖康之难至蒙古入主中原之时，山西、
河北、陕西、河南等地的北方百姓大量迁居到江汉流域，江汉流域的当地
人民那么迁往更南。

此次移民极大地改变了湖北地区的民族构成，北方民
族同时大量南迁给湖北省的语言、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除战争因素外，有明以来，因政策原因导致了两次大移民，即明初洪武时的“江西填湖广”和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湖北这个重要通道容纳了更为复杂的人口
流动与迁徙定居。

五次移民使湖北境内的民族构成和文化形态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

仅以湖北境内的民间歌谣为例，湖北地区的代表性民歌“五句子”山歌的产生，及其所具备的鲜明的南、北方音乐特质，便是历史、地理因
素共同塑造的结果。

从文化开展的地理角度看，在空间上，长江流域与
“五句子”歌分布的地理空间根本重合，“五句子”山歌主要流行于长江
中游，而在湖北更盛。

这与湖北作为九省通衢这一交通要道的地理优势有
着密切的关系。

从文化创造者的角度来看，湖北是中国历史上五次大移民
的必经之路，且容纳了数量庞大的移民群体。

这些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
族的人群在此会聚，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五句子”山歌以湖北为
中心，向外辐射，地理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崇阳山区产生的民间叙事长诗《双合莲》就是吴文化在崇阳地区继续
开展的结果。

长诗中突出的抒情特性，既是对楚文化的继续发扬，也有对
吴文化的开展借鉴。

《双合莲》延续了自《诗经》以来的叙事传统，且开
展臻至成熟。

在叙事完备的同时，长诗通过多个吴歌中常用的如“四
季”“五更调”“十二时”“十二月”等“套式”和对唱问答体，展现人
物的心理变化，展现出抒情特質。

胡、郑二人私下定情后，三保回到家回
想与秀英的相遇，他先是对凭据已得的得意，继而是想早日结亲的心急;
又回想起秀英有才有貌，如此好女子终为囊中物，不免感到得意与骄傲;
在等待中秋的漫长时日里，想着秀英以致于“写出字来不成章”“闷恹
恹”“夜不眠”“望中秋”，开始心生埋怨，继而又来宽慰自己，待到佳
节终至，“要买礼物送娇娥”……2这一婉转多变的心理过程通过“十想”细细铺陈，既丰富了人物形象，也使听众更易产生共鸣，且未破坏叙事节奏，可谓高超。

秀英盼郎定情后的“十望郎君”、秀英死前的“五更歌”、三保感怀秀英之死的“十叹”、狱中三保的“十月歌”和三保死前的“二
十日”，极大地弥补了全知视角难以表达的人物心理变化。

对于心理世界
的迂回展示，是以前的民间叙事长诗中较为缺乏的表现内容。

崇阳地区出
现的三部重要的民间长诗，从题材上看，都是根据现实事件改编而来的叙
事长诗。

明清以来，历经两次政策大移民，吴文化进入荆楚之境。

楚地本
就注重抒情，再加上江西吴地在历史上先后属于吴、越、楚的管辖范围，
这或许正是在移民过程中与楚、湘文化相互借鉴、吸收的结果。

崇阳长篇
叙事诗的叙事抒情并重，正是偏于叙事的北方文化与重于抒情的南方文化
融合凝聚的表征。

自此，可以较为清晰地描画出崇阳地区的文化渊源——来自于北方的
汉族群体由于战乱等因素而南迁，从北方经长江南下，北方的文化与南方
的文化在湖北省内到达融合，彼此交汇，形成独特的“五句子山歌”区。

而在东南部，受地形条件影响，江西赣方言区的部族群体迁移至此，吴、
楚文化相互融合，在崇阳山区开展出独立的地方文化。

在民间叙事诗的开
展过程中，表现为汉民族两部成熟民间叙事长诗《双合莲》和《钟九闹漕》的生成。

两部民间长诗前后相继涌现，是文学流变过程中南北方文化交汇
彼此吸收、融合的结果，也是“吴歌”在崇阳山区开展而来的文学奇葩，
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而这成熟的民间叙事长诗独
独出现在崇阳山区，也展现了此地独特的地域文化。

三、地域的表达：崇阳山区剧烈“蛮性”的地方文化显现
崇阳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鄂、赣、湘三省交界处。

自古以来为吴、楚、越交战之地，也是重要的交通之所。

据《崇阳县志》载，崇阳县共有
三部重要的民间叙事长诗，分别为《耍情记》《双合莲》和《钟九闹漕》。

1《双合莲》是吴文化的产物，是在南北文化交汇的历史文化根底之上，
在保存了古老而淳朴的文化的崇阳山区形成的成熟的中国汉民族民间叙事
长诗，是历史地理长期作用下的产物，突出地展现了崇阳地区的民俗风情
与地方文化特征。

长诗展现了有别于主流的地方文化特色，突出展现了崇阳地区偏重现
世幸福与人格自由的精神追求与价值观念，以及极端剧烈的抗争性格。

崇
阳的两大叙事长詩中，《双合莲》更多地展现了普通民众追求幸福的主动
性和自然表现，且不惜显示出鲜明的“野性”与“蛮性”。

其对于主流文
化之下各种道德规约与礼教束缚的对抗之彻底，对于自由和人格的抗争之
极端剧烈，在中国民间叙事诗史中都是少有的。

《双合莲》的“野蛮”主
要表达为以当事人情意相投为根底的婚姻观，和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抗争
精神与自由观。

从传统道德层面来看，胡郑二人私自定下婚期，事先并未
通告父母家人;其次，此时秀英还有婚约在身;其三，二人私自同居之后，
未曾为了婚约的合法性而试图努力，既未通告族中、邻里，更未取得官方
凭证。

这些“不道德”“不合理”为二人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但是，在严
苛的封建礼教之下，胡、郑二人自主追求美满的婚姻和爱情，越过世俗的
规矩与樊篱，并不惜以性命为代价。

其行为自然不符合“礼”与“规矩”，却彰显了人格的自觉察醒，是一种超越时代的进步。

尤为可贵的是，胡、
郑二人对于婚姻爱情的追求，是自发形成、主动争取的，长诗展现了二人
对不合理道德规约、礼教束缚的轻蔑与不屑，而以热烈、主动的姿态追寻
现世的幸福与真挚忠贞的爱情，并不惜以生命来保卫得来不易的情感与自由，其情感的真挚与姿态的决绝彰显出的决不屈从的文化精神和藐视权威
的文化性格，是长诗区别于民间文学中其它同类型作品的突出特征。

《双合莲》注重表达人物的欲望与现世理想，在人物塑造中，较为真
切地复原了人的本性与正常的情感欲望，突出了本地注重现世幸福的生活
态度，以及追求写实的文学态度。

秀英自作主张与胡三保结亲，族长率领
族人前来捉奸的时候，秀英立即变身为一个泼辣野蛮的村妇。

在众人未能
搜到奸夫时，秀英母女“气不平，前门骂起到后门：‘屋下几个多事鬼，
连带族长不正经;自家狗咬自家人”。

2族长恼羞成怒，扬言搬出家法时，秀英母女反而骂得更凶，连骂“捉你娘的野老公”。

③胡三保是读书人，
他对秀英的志在必得与丝丝得意之中也清楚透出丝丝痞气。

《双合莲》没
有以道德标准作为人物形象塑造的标准。

从传统道德层面看，秀英自作主
张与人私婚，既未告知邻里，也未取得合法性，实在“道德败坏”。

但是
对于人性的自然流露和真实展现，反而使人物塑造更加立体、真实，深具“民间”性质。

胡三保与郑秀英为自由和幸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这
二人又是极为现实的。

三保垂钓的目的就是为了寻一个好妻子。

秀英美貌
勤勉，他才有心想娶。

秀英看重胡三保这个读书郎，德才兼备且小有钱财，这才有心愿嫁。

可以说这些条件假设有一不具备，这桩亲缘或许就不会结
成。

在长期的封建小农经济体制下，温饱生活是人们奋斗的希望与目标，
在满足现实生活条件的根底之上，再商讨婚姻情感这一婚嫁特征，直至今
天还在影响着崇阳儿女的婚嫁。

《双合莲》真实地反映出了崇阳地区的民
风民俗，这或许是崇阳山区地处偏远，加上幕阜山和隽水河的天然屏障，
使其文化的交流受阻，因而在远离主流文化区的封闭状态之下不仅保存了
原始的文化，且自由开展出了偏离主流道德伦理标准的人格意识与自由追求，彰显了崇阳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

长诗中对崇阳山区的描写，展现了崇阳山区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地理环境。

首先是特殊的方言。

语言的特殊性在民间文学作品中突出表现为书面
记录的困难。

赣方言中保存了很多上古语音，普通话系统中难以找到对应
的文字，给长诗的记录和保存造成了先天困难，以至于迄今为止都未能有
一个令人信服的《双合莲》文本。

其次，长诗展现了特殊的民俗文化。

从
民间文学的学科视角来看，地域文化的表现，可概括为“民情”“风俗”。

《双合莲》通过叙事和生活细节的展现，向读者展示了崇阳人民的生活习
惯和文化习俗，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农村的家族体制和民俗风土人情，重现了民间生活的复杂性，不仅具有文学的审美价值、教育价值、历史价
值与政治价值，还具有展现地区文化形态与文化习俗的民俗价值、史学价值。

1第三，长诗的表达描绘了崇阳山区独特的地理环境。

首先是小桥流水，九曲十折的地域描写。

族长率人捉拿胡三保时，秀英从后门将三保送走，送郎送到“土地台”“竹林湾”“石矶桥”“橘林园”“石井
泉”“茅草窝”“松树岩”“古庙门”“荫凉亭”和“屋背塘”，据闻其
中很多地方现在也还能找到古迹，这些颇具水乡风情的地名点明了崇阳多
山多水的地理特征。

唯有如此山重水复之地，才有曲曲折折的送郎路，和
婉转风流的多情人。

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生物，这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
“竹林”“石井泉”“茅草”“屋背塘”等独特地理意象的选用，显示出独特的地理环境。

《双合莲》的产生，是历史、地理综合作用的成果，中国中部地区的地理优势，使湖北地区得以承载南、北方文化的交汇与沉淀，接纳人口迁移带来的文化凝聚与融合，并在此根底上较为独立、自由地开展。

《双合莲》的产生与表现，给地域与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案例：通过一个民间文学作品的产生，对其进行历史、地理的文化溯源。

对于文学流变学进行反向的推演与考察，这一研究路径，与邹建军提出的“文学流变学”相契合。

邹建军认为，“文学流变学主要研究文学现象因为地理变动所产生的问题”，2即研究文学变动与地理现象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偏重于文人文学的学术性研究，在理论实践与创新中或多或少都忽略了中国民间文学这一丰富的文学宝藏，而文学地理学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对于我们认识、研究民间文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通过对《双合莲》成因的溯源，本文简单回溯了中国汉民族民间叙事长诗迁移、开展的历史，简单地勾勒出了中国汉民族民间叙事长诗地理空间的变迁和从北向南移动的历史过程。

《双合莲》的内容与艺术技巧，说明了地域对文学作品的深刻影响。

首先，地域影响文化的个性生成，文学作品可以重现地域风貌。

地域通过塑造文化的性格与核心，继而影响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和表现内容，文学作品在具体创作中通过地理空间的想象和地理意象的表达，展现文学对地理的反应。

通过对民间叙事长诗的历史迁移，拟作民间叙事长诗迁移变化的“文学地图”，可以对民间叙事诗史的根本面貌产生全面的认识，并观测到文学与地理之间的相互作用。

民间文学一直扎根生活的土壤，是最贴近生活和群众的文学，也是最能表现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

通过对地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考察，可以明显体
会到“地方”是如何影响了文学，而文学作品又是如何再现了“地方”。

文学地理学在民间文学的研究，尤其是以历史、地理的方法探求其民间文学的起源、流变，具有突出的效用。

当地理的作用对象与文学的创造与效劳对象进行改变、移动的时候，较为稳定的“地理—文学”关系被迫以各种方式进行不断地变动，直至稳定或走向消亡。

以文学地理学视角切入民间文学的研究，《双合莲》的产生因此也不仅仅是地域文化结出的奇葩，因其产生之曲折，而具有考察文化迁移的历史地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