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诗性政治_论_兼及文学性和政治性的融通_范永康

[收稿日期]2009-11-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B Z W 012);江苏省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C X 09B -038R )[作者简介]范永康(1972-),男,安徽芜湖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诗性政治”论
———兼及文学性和政治性的融通
范永康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在“再政治化”文艺思潮中,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可以落实到“政治文化”层面加以探讨。

在此基础上,以文学立场为本位所提出的“诗性政治”建基于“心理本体”或“人类学本体”,文学性和政治性在人文关怀的终极处能够融通。

“诗性政治”具有想象性、人文性、体验性、超越性、整体性等美学特征。

[关键词]　“诗性政治”　“心理本体”　“人类学本体论”　美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　I 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10)02-0103-04
一、从“政治文化”层面探寻文学与政治的关联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学“向外转”的趋向日益明显,我国文学界、文艺理论界联系创作领域的“政治冷淡症”,开始反省80年代“去政治化”的思潮,近几年逐渐加强了“再政治化”的理论探讨。

在此次讨论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再一次引起关注。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学者克服了西方当代文化研究忽略文学性的缺陷,在文学性和政治性的融通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当然,这首先得益于对“政治”的内涵与特点的把握较以前更为灵活、深入。

过去理解的“政治”主要是指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或者指人们对社会政治观念的理论反思和总结,即主要集中在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两个层面。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借鉴外来理论资源作出了新的拓展,延伸到“政治文化”层面。

“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正式的学术概念,是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于1966年提出的:“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1]
曾永成1995年将它引进文艺学领域,用来探讨政治和文学共同的人学内涵:“对政治活动的文化审视,可以更逼近政治活动与人的生存方式和
深层心理的关系。

”
[2]
朱晓进将“政治文化”概念引
入文学史的研究,认为这一概念对研究政治与文学
的关系是绝佳的中介,因为由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层面所组成的观念形态体系,即“狭义的政治文化”,可以与个人性、主观性很强的文学创作相连接[3]。

接着,阎国忠和张艺声除论述“作为政治生活干预者的文艺”、“作为政治观念阐释者的文艺”之外,还特意提及“作为政治情结体现者的文艺”[4]。

刘锋杰也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其实也就是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进而提出,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种想象关系,因为文学想象的政治是人类理想中的政治;而政治又是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想象,当二者具有同样的目标时,文学
与政治的结合是必然的[5]。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鲜明地主张要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分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文学的立场,其实也就是承认文学是对政治的想象,它想象的是政治,但却不会受制于现实的政治。

这样也就出现了两种政治:想象的政治与现实的政治”
[6]。

这为解决如何融通文学性和政治性
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即要以审美意识为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既顾及文学“想象”的审美特性,又发掘政治的人学和美学内涵。

高永年、何永康则指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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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2期(总第176期)
广西社会科学G U A N G X I S H E H U I K E X U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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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文化层面的情感有必要转化为审美情感,而在现实政治因素转化为“政治审美因素”时,“政治现实和创作主体的本质特征,都被高度审美对象化”,要“经过作家真情实感的含茹”[7]。

可见,他们已经明确意识到政治审美因素的美学特征。

总之,我国学者在文艺的“再政治化”研讨中,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把握主要集中于“政治文化”层面,深入到政治情感层,寻找到文学和政治相连接的中介,意识到审美的政治不同于现实政治,不能不说是重要的理论收获。

但是,文学和政治相连接有没有更深层的本体论依据?怎样兼顾文学性(审美性)和政治性?审美的政治到底有哪些美学特征?能不能提出一个精当的学术概念命名之?这些问题都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二、文学性与政治性相通的本体论依据
如前所述,政治主要包括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政治文化三个层面,其中,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进一步说,它是渗透到人类心灵的政治情绪、政治心理、政治愿望、政治幻想,乃至政治无意识等。

而文学艺术作为审美活动,显然是以情感性为其首要特点的。

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康德就将人的心灵能力划分为认识、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欲求三部分,分别应用于自然、艺术、道德三大领域。

虽然他的美学是先验论的,但却表明了情感是审美艺术的独特天地。

不过,由于人类生活和人的心理结构具有整体性特点,将文艺和政治仅仅定位于单纯的情感之上,显然缺乏深广度及说服力。

李泽厚发挥了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思想,将康德关于知、情、意的划分综合为“文化—心理结构”,这是由物质文明的“工艺—社会结构”内化、凝聚和“积淀”而成的“智力、意志和审美的形式结构”[8]。

后来,他将“文化—心理结构”命名为“心理本体”,这一本体的特点就是“理性融在感性中、社会融在个体中、历史融在心理中”[9]。

这是对康德先验唯心主义美学体系的重大改造,因为他把审美与道德、社会、历史融通了起来。

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正可以在“心理本体”乃至它所属的“人类学本体论”中找到依据。

李泽厚所提出的“人类学本体论”哲学基本命题是人的命运,它关注人的生存以及人的心灵,重点是人的认识、审美、道德三位一体的文化心理结构建设。

而这些也正是文学、(良性)政治所共同关注的话题。

文学性和政治性的融通问题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解决。

在人文关怀这一点上,政治、道德和文艺三者是相通的。

富有人文情怀的政治哲学自古以来就很繁盛。

“准确的讲,古典政治哲学在性质上属于道德政治哲学,它是政治与伦理的联姻,而不是对政治事物的单纯的事实描述,它所关心的是把人的幸福或最高的善置于理论的或哲学的生活之中”[10]。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就是至真、至善、至美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伦理学是政治学的起点,即政治学的导论。

政治主要关心如何把优秀的品质赋予一定种类的公民,使他们成为行为美好的人。

“人自身的善也就是政治科学的目的”,“以最高善为对象的科学就是政治学”[11]。

他提出的“净化”说就涉及文艺对道德的净化和提升。

在我国,更有悠久的德政、仁政传统,早在有虞时代就确立了尚“德”的政治思想,孔子创始的儒家政治思想通过对“仁”、“礼”的强调,将这种人文关怀发扬光大,影响久远。

《论语·雍也》:“子贡:`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调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矣。

”在孔子这里,达到了伦理学与政治学的合一,而且善就是美,《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也,又尽善也。

”甚至,政治、道德、艺术可以三位一体,《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当政治思想进入近现代阶段,康德再一次关注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他一再强调: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其美学的最终落脚点是道德,美是道德的象征。

在此基础上,席勒主张用“审美教育”去把“自然的人”上升为“道德的人”,这是他们的道德理想、美学理想,也是他们的政治理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秉承了他们的美学理想,从社会实践和自然的人化这个哲学问题出发,描绘了政治、道德和人性都臻于美善之境的共产主义图景。

当代政治学者哈维尔又力图恢复政治的人文内涵,着眼于道德和人性秩序的重建,让信任感、坦诚、责任感、团结和友爱等回到人的存在。

因此,文艺和政治都应建基于的“心理本体”或“人类学本体论”,强调人对生存情境的感受,对生命意识的反省,对伦理选择的自觉,对公平、正义的执著,对和平、幸福的期盼,对精神家园的守望,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追寻。

当然,政治、道德和文艺三者在对人的关怀这一点上虽然可以相通,但审美意识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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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一般的政治意识和道德意识。

后两者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审美意识则自始至终具有具象性、体验性等特点。

为此,应对审美政治单独加以研究,当然,这是融合政治性和审美性之后的审美政治研究,是一个正反合题。

三、“诗性政治”概念的提出及其美学特征
为了给研究对象以准确定位,也为了术语的科学性和统一性,笔者提出“诗性政治”概念,它是指建基于“心理本体”或“人类学本体论”之上,融入艺术世界的、化为文学形象的、具有审美特性的政治生活、政治意识、政治情感、政治想象。

“诗性政治”具有想象性、人文性、体验性、超越性、整体性等美学特征。

(一)想象性。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虚构性、创造性或想象性是文学的突出特征。

“政治情感”虽然已经进入心理层面,但其毕竟还是原生态的材料,因此必须经过创作主体艺术思维的加工、变形,才能融入有机的艺术世界,成为文学的肌质,才能化为“诗性政治”。

韦勒克在考察思想怎样进入文学时说:“显然,只要这些思想还仅仅是一些原始的素材和资料,就算不上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问题。

……只有当这些思想不再是通常意义和概念上的思想而成为象征甚至神话时,才会出现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问题。

”[12]政治进入文学必须服从这个要求。

艺术思维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想象”,正如刘锋杰所说,文学对政治是想象的关系,“正是这种想象,使得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加进了主体的中介要素,使得文学的政治性可能因为主体的独特性而具有形形色色的特点”[13]。

当然,一味地强调文学政治的虚构性、想象性,是难以解释众多政治文学事实上很好地发挥了意识形态功能的。

在这里,要承认文学的政治性,而一旦政治内容和政治情感进入文学之后,又必须要坚持以审美性为先位、政治性为后位的原则,因为审美性是文学的本体性质,政治性只是文学的功能性质。

(二)人文性。

从文学的人类学本体来看,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体察人类生命的悲欢,营造精神家园,提供终极关怀,是文学必须承担的责任。

文学是人学,写政治就是写政治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激荡,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冲撞,在政治造成的剧烈的矛盾冲突中刻写人的性格分裂,发掘人性的本质,使美好与丑恶、光明与黑暗、高尚与卑劣得到澄清。

写政治的落脚点是人。

而且,政治文学发挥政治功能时也必须以人文性为前提,如王元骧认为:“文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陶冶人的情操、开拓人的情怀、提升人的境界来强化和确立人们对于美好人生的信念,从内部来激活人们实践的心理能量和精神动力。

”[14]因此,以文学为工具使之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是违背文学本性的,作品中的“诗性政治”是关联人的性格、命运、精神的政治,是化为生命体验的政治,它是对现实政治的升华和超越。

(三)体验性。

审美意识自始至终离不开个人的感性体验,审美体验过程充满着丰盈的意象、激动的情绪、灵魂的搏斗、思想的焦虑。

由于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政治运动、政治斗争、政治迫害、政治阴谋等政治活动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现实,给人的心灵造成前所未有的震荡,使人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西谚有“愤怒出诗人”之说,中国也有“诗可以怨”、“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之论。

综观文学发展史,但凡缺乏政治意识、缺少政治体验、失却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很难创作出流传千古的大作品。

大量优秀的政治文学都是在抒发丰富的政治情感体验:对统治者昏庸腐朽的揭露,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忧,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对保家卫国的决心,对报国无门的悲伤,对山河沦丧的绝望,等等。

(四)超越性。

文学所要提供的不仅仅是心灵的抚慰,还应该是对反人道主义的种种不合理政治的批判和超越,对美好政治、美好社会的描绘和想象。

自古以来,人类就怀有超越政治现实的乌托邦心态,现实中不能满足的政治理想往往化为审美理想。

正如曼海姆所说:“各种神话、童话、宗教的各种彼世前提、人道主义的幻想、游记传奇,都在持续不断地改变着它们那对于实际生活中所缺乏的东西的表达。

”[15]另外,优秀的文艺作品往往能够超越一时一地的政治情境,由现实层面上升到普世的生命关怀的高度。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写的就是政治题材,但是他将政治处境与人类学意义的存在境遇联系起来。

他在小说如何处理政治历史素材这一问题上指出:“历史背景不仅应当为小说的人物创造一种新的存在境况,而且历史本身应当作为存在境况而被理解和分析。

”[16]这就使社会学的、历史的或意识形态的政治事件成为体悟人生处境的象征形式,最终具备“超政治”的品格。

(五)整体性。

由于政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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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进入艺术世界的政治题材和文学描写的政治人物是丰富复杂的,因此其必然具有整体性的特点。

朱光潜指出:“从历史看,伟大的艺术都是整个人生和社会的返照,来源丰富,所以意蕴深广,能引起多数人发生共鸣。

”[17]文学写活生生的人,就不可能局限于片面的政治人格;文学写政治生活,也不可能失却生活原生的多样色调。

进入文学的政治情感就不能是抽象的、干瘪的,要像人的心灵、性格本身一样丰富,呈现出与爱情、亲情、友情相交织的状态;政治斗争的内容要像人的生活本身一样复杂,表现为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卷。

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政治斗争生活为中心内容,广泛描写了贵族、地主阶级以及农民阶级的社会生活,又融入道德、宗教对灵魂的拷问和折磨,给读者带来全方位的情感体验。

陈子昂的《感遇》诗将一时的政治遭遇化为千古绝唱,说明政治文学照样可以表现出浑厚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

总之,文艺和政治在“心理本体”或“人类学本体论”上找到了连接的宏深根基,文学性(审美性)与政治性在人文关怀的终极处可以融通。

在此前提下,笔者借鉴我国学者在“再政治化”理论探讨中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以审美意识为逻辑起点,以文学立场为本位,提出“诗性政治”这一概念,概括出它的想象性、人文性、体验性、超越性、整体性等美学特征。

笔者认为,“诗性政治”这一概念不单纯是对审美性政治的描述,而且是对文学性和政治性加以融合的正反合题,既可以弥补“纯文学”论片面强调审美性之失,又可以纠正正在流行的文化研究思潮对文学性的偏废。

除了理论价值以外,它的实践意义还在于能够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政治冷淡症”加以引导。

李建军指出:“由于普遍缺乏介入政治生活的激情和勇气,由于对政治冷淡和厌倦成为一种时髦的倾向,致使我们时代的文学越来越局限于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越来越流于浅薄和无聊,越来越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18]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对政治文学的误解,患上了庸俗政治文学“恐惧症”,因此,提出“诗性政治”的主张也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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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双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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