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兰州大学翻译硕士MTI考研真题备考讲解及初试参考书

2020年兰州大学翻译硕士MTI考研真题及参考书【参考资料】
1.《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
2.《翻译硕士MTI 词汇》，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
一、参考书、复试线、招生人数
兰州大学1:4 1.《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张培基（三册中至少一册），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2007
2.《高级翻译理论与实践》，叶子南，圣才电子书出版，2019
3.《中国文化读本》，叶朗、朱良志，外语教学与研究，2016
4.《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李国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口笔译25人。

复试笔试科目：翻译实务(含笔译、
口译)。

备注：1.在公开发表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
文。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英语词汇学、英语文学
基础。

育明教育咨询师认为，兰州大学翻译硕士属于中等
难度，百科比较偏重现当代文学部分，大家针对性
复习。

二、翻译硕士MTI院校信息
据说“一校一风格”，是这样么？我不懂所谓的“风格”怎么办？
我们经常听到“一校一风格”的议论，大意是说学校不同，命题风格和判卷标准也不同。

前人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今天能不能说“一百个院校就有一百种风格”呢？不能。

从翻译硕士招考院校的试卷看，基本上延续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二分法。

专业院校注重各自领域，如经贸、外交、法律、理工等，综合类院校往往文学非文学并举，考察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代表的非文学体裁和以张培基《英译散文108篇》为代表的文学体裁，这两种体裁相互交织，构成了目前翻硕招考中翻译命题风格的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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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风格是一个常讲常新的问题，但讲得越多不一定讲得越好、越清楚。

一个译者选用何种文体，如文言、现代汉语、诗词等翻译是风格问题，选择何种词汇、结构，如大词难句、小词简单句等翻译也是风格问题，甚至这位译者喜欢用什么词，偏好什么结构也是风格问题。

因此，“风格”是一个较难定义的概念，通常是从文体、词汇（含词频）、结构等角度加以阐释。

实际上，对大多数报考翻硕的同学讲“风格”还为时过早，因为对这些同学而言，语言基础，特别是词汇和语法基础，显然比风格更重要。

举一个学习书法的例子：刚学书法的人或学颜柳，或学欧王，一般不能直接学“颠张狂素”，因为书法的功底还没有打扎实，现在就贸然尝试狂草，肯定要走弯路，虽“形似而神不似”，这就犯了书法学习的大忌。

同学们还处在打基础的阶段，大多数同学除一般的翻译训练外，并未接触过正式、专业的翻译实践项目，因此远未到“大谈风格”的阶段。

目前要务只有一条，那就是夯实基础。

我们了解到，同学们学习翻译，或多或少会受到教科书的影响：老一辈的翻译家治经典治得很深，用词遣句非常讲究，而在“简明英语”概念下成长起来的新翻译工作者，用词遣句就要灵活、简易很多；文学类翻译一般讲究遣词造句，特别是从词汇和结构的细微处把握书中人物的形象、心态，而非文学翻译，特别是经济、法律等文本，强调表义精确及制式文本（按照固定的结构翻译），这种区别，大概就像《政府工作报告》和张培基《英译散文108篇》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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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硕备考实践中，教辅是否有效，是否物有所值，主要看例证是否详实、论理是否透彻、练习是否有针对性，而从目前看，教辅选择中混入了不少市场营销成分，所谓“学长推荐”“高校推荐”“培训机构推荐”归根结底是“书商推荐”，是利益作祟，而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大部分教辅的作者、编者可能并未因为其教辅的大卖而获得相应的收益。

特别是部分人为炒作的教辅，其知名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实用性，考生购买大都不是为了认真研读，而是盲目跟风或求“心理安慰”的结果。

这就好像，一说到非文学翻译，就得看《报告》；一说到文学翻译，就得看《散文》——翻硕备考俨然成为《报告》《散文》各占半壁江山的格局，可能连中央编译局翻译处的同志和张培基先生也不清楚为什么自己或出于工作需要或出于兴趣使然的译作居然成了连续多年畅销不衰的“抢手货”，可能最终受益的学生不多，受益的作者也很少，书商成了最大的赢家——谁说纸媒“非死不可”？那是因为没有适销对路。

教辅本来就是公认的暴利行业，而这类教辅虽然受众群有限，但基本上“全面覆盖无死角”，销售总量和可能利益都比较客观，是“暴利中的暴利”。

买来书的这些同学，有很多还远远谈不上分析、鉴赏译文，那最佳的学习策略无疑就是背诵了。

不少人非常同意背诵，经常援引《新概念英语》的例子说：老师们从小就告诉我，致经典是学习外语的不二法门，因此让我们背诵《新概念》，最好从第一册到第四册一篇不落的背——我们为这种治学精神感动，但还是要指出一点：译文和母语人士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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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回事么？好的译文就能等于好的作文么？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何必在高校单独开设翻译和写作两门课程？为什么要在英语考试中分设翻译和写作两个题型？显然，译文不可能等于作文，背是一个手段，但不是目的；起辅助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如果把这两点本末倒置，就会产生“唯经典是从”的不利影响。

不少教师在翻译教学中经常援引张培基译李大钊《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中对“我们的民族精神……穿过三峡”一句中“穿过”一词的英译，这一点上师生之间往往看法不一：老师们说张培基先生用negotiate一词表示“穿过”，真是既正式又贴切；但学生以为，在一般的字典上基本上查不到negotiate一词有“穿过”的意思，即使能查到的字典上也会注明“穿过”这一义项为罕见用法，难道老师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用难词，用长句么？这样一来，翻译学习和实践不又回到了原点了么？
“回到原点”语气有些重了，但围绕negotiate一词的不同评价，恰恰可以折射出目前翻译教学和评价体系中存在的“唯经典是从”倾向，不少人对此颇为诟病。

大家常讲的一个例子是，鲁迅先生说“我家后院有两棵枣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就是名言，就有深意，而我要说一句同样的话，或者仿作“我家有两个姐姐，一个是女的，另个还是女的”就是废话；鲁迅先生在某文结尾写上“哈哈！”二字，就是表明了对封建统治和黑暗势力的轻蔑，对未来美好生活和新制度的向往，并用一个感叹号表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我要在作文中写上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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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会被老师判为“废话”“有病”。

撇开调侃的成分不论，同样的内容，只是因为作者不同、时代不同，就被强行赋予了各种“高大上”的意义，这不仅不是对原作者及其作品的尊重，恰恰反映了人们对经典的病态膜拜。

我们的国家、社会和文化因为接连不断的“造神运动”曾有过惨痛教训，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造神”，把对文字的鉴赏评价拉回到作者所处时代及其背景，而非作者本人上来。

教辅的“同质化”很容易让人想到西方人人手一部《圣经》，60年代的中国人手一部“红宝书”的情况，只不过前者和信仰有关，后者和功利有关。

“同质化”的教辅对同学们来说并不是好事，就像膳食影响要均衡搭配一样，如果一本教辅就可以打天下，那研究生考试的成本是不是也太低了？
有关参考书目的问题，我们在同名专题中再说。

——《翻译硕士MTI 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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