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那天晚上，张学良在干嘛？

九一八那天晚上，张学良在干嘛？
九一八的耻辱，非战败之耻，而是不抵抗的窝囊屈辱。

1931年9月18日夜，面对日军进攻，张学良向东北军发出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一支强悍的军队，面对异国军人的进攻，居然束手待毙，这耻辱至极。

要知道，驻守北大营的守军有8000名，可是进攻他们的日军只有300名左右。

面对手中没有武器、不敢反抗的东北军士兵，日军直接用刺刀扎、用机枪扫射，这是怎样一种无法想象的屠杀景象。

短短几天时间，整个富庶的东北成为日本人的天下。

是中国军队的束手待毙和懦弱不堪，成就了日本军队的勇敢强悍，让国土、人民、财富和尊严丧失殆尽。

如果张作霖仍然在世，肯定会痛骂子孙不肖。

这位赫赫有名的关东王，被苏联和日本皆视为眼中钉，但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胆识与手黑，称其为“压不倒的小个子”。

为了攫取东北利益，日本人拉拢张作霖不成，便使出阴毒手段。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时年53岁。

张作霖死后，27岁的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的事实领导人。

张学良任上，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决然果断“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促成中国形式统一。

二是收回中东铁路主权，与苏联开战。

很不幸的是，与苏军作战时，东北军惨败，收回中东铁路失败。

以中东铁路为借口，张学良还杀了对自己管束甚严的奉系元老杨宇霆。

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日本人抓住机会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对东北的沦陷，张学良背负不可推卸的责任。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马君武的两首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诗中描述，九一八那天晚上，张学良与电影明星胡蝶共度良宵。

第二天，胡蝶就登报声明，表示从来没见过张学良。

尽管如此，挟带着丧土辱国的滚滚义愤，人们还是把这个谣言传得神乎其神，成为一桩永远澄不清的历史公案。

实际上，1931年5月底，张学良就因伤寒住到协和医院。

9月初，病情好转后，他仍在协和休养。

“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他招待宋哲元等将领，与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到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宇宙锋》。

正在看戏之时，东北打来电话，向张学良报告了事变情况，他急匆匆离场连夜处理军务。

九一八发生时，张学良只有30岁。

在家仇国恨面前，少帅不乏义气血性，可是也欠历练，少智谋。

面对复杂局势，年轻的张学良能够行“改旗易帜”的大义之举，也会轻易与苏联开启战端，更对日本侵略野心缺少警惕。

让人诟病的还有，他是个瘾君子，每2小时就必须注射吗啡才能保持镇定，毒瘾直到1933年才戒掉。

所以，九一八后，社会对张学良的非议与不满不是没有道理。

解析这段历史，似乎不难理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理和情感动因。

那就是洗刷耻辱，力证清白。

年轻的张学良，考虑问题总是直来直去，没有过多的政治考量。

这种性格，显然不适合掌控复杂局面，很容易因为冲动带来灾难性后果。

家庭出身和历史巨浪把他推上前台，不得不接受重大事件的考验。

这答卷有好有坏，有对有错，可惜成本太高，代价太大。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如果张作霖还活着，1931年时也不过57岁，日本人还敢擅自发动侵略行动吗？或许，张作霖不会轻易与苏联开战，也不会轻易杀掉杨宇霆等老臣，当然也不会老老实实易帜服从中央政府。

可是，日本人肯定会对“手黑”的张作霖有所忌惮，但并不会改变侵略中国的基本国策。

那个时代，无论张作霖还是张学良，毕竟都是小集团的地方势力，他们凭借一姓之私、一家之力，根本无法与举国侵华的日本进行对抗，也不可能改变国家的命运和走向。

这就显现出国家政体和组织能力的重要性，也是为什么百年来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

所以，如果张作霖活着，他仍然逃脱不了被日本人算计的命运，无非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被消灭而已。

国家的兴衰存亡，不在于哪一个人的英明或鲁莽，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积贫积弱、内斗不断的中国，被侵略被欺凌只是一个必然。

当然，张学良赶上了九一八，他就必须承担起应负的历史责任。

今天反思九一八，检视民族的耻辱，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只有全民的觉悟觉醒和自强，才能有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强盛。

历
史人物的是非成败，只能留与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