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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圈地运动的真正含义
圈地运动是英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中学历史教材中，英国的“圈地运动”往往被描述为掠夺式且异常残酷的血腥的土地兼并运动，大量的农民被从自己的份地上赶了出来，从而成为了“一无所有的自由人”。

如高中历史（人教版）必修2如是描述：
“15世纪末到19世纪，欧洲的很多国家都出现过用篱笆、栅栏、壕沟把强占的农民份地以及公有地圈占起来的现象，称为‘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在英国最为典型。

资产阶级建立政权后，进一步推进圈地运动。

地主圈占了大片土地后，采用新技术，改良农作物和牲畜品种，农牧业生产迅速发展。

”[1]
“圈地运动”发生在英国的15-19世纪，所谓“圈地”，是指庄园主或租佃农把敞田用树篱围圈起来，并占为己有，一般来说，圈地运动的起因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因为经营圈地显然要比经营敞田获利更大。

羊毛和肉类价格涨了又涨，雇主支付给农业工人的工资又居高不下。

而几个牧羊人加一只牧羊犬就能放牧一大群羊，抵得上雇佣百多个农业工人从事耕作。

因而这种经济上的诱惑是无法抵御的。

“圈地”包含两种形式：（一）是对“敞田”进行分割，明确其所有权；（二）是对“公地”的圈占。

“敞田”是中世纪存留的耕作形式，村庄上的一切土地集体所有，只有到收获时才各家收割自己的条块。

在敞田制下，每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土地都分散在村庄的每一块田地上，好坏搭配，与其他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彼此交错，很难明确其所有权。

圈地就是把每一家原来分散的土地集中到一起，连成一片，然后筑篱分开，划分明确的地界。

圈地之后，各家耕种自家的土地，不再从事“集体劳动”，因此有助于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

同时，土地连成一片，更有利于采用先进的耕作方法和改良生产工具。

因此，圈地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的。

但是，圈地是以牺牲小农户的利益为代价的。

因为，小土地所有者在土地重新划分后往往得到是比较贫瘠的，而且由于面积小，资金少，因而很难进行土地的改良和采用新的耕作方法。

所以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退出竞争，卖掉自己的土地。

第二种形式是对公地的圈占。

公地本来是村庄的集体财产，没有土地的人也能在上面放猪养羊，砍柴打草，由此勉强度日。

公地被圈占后，以公地为生的人便失去了生存的依靠。

他们要么沦为农业工人，要么沦为社会的最底层。

可见，两种“圈地”方式中无论那一种都没有出现强占农民份地，或用暴力将农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的情形。

因为这些他们并不曾拥有过自己的土地，所以也就不可能被人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托马斯·莫尔爵士在《乌托邦》中描绘的“羊吃人”的现象呢？
那是因为“圈地运动”往往涉及向租佃农夺佃的问题。

这里很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存在的几种租佃农：一种是自由租佃农，即只需要象征性地缴纳地租而完全可以自由地保有土地的租佃，这种租佃农即“自由持有农”；一种是通过各种租佃形式而可以长期占用土地的“习惯租佃农”；还有一种是地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随时收回土地的“短期租佃农”。

其中“习惯租佃农”的人数最多，占所有租佃农民的3/5。

他们中的一些人因“庄园的老习惯”而占有土地，有些因持有庄园法庭立案的公薄而占有土地，故又称为“公簿持有农”。

对“习惯性租佃农”而言，租地时间的长短比是否持有公簿更重要，有的祖地契约及身而止，也就是说，地主须等到佃农的生命终止才可收回土地。

有的佃农通过缴纳不固定的继承租而租佃土地，地主大可通过随意抬高租税而将他赶出土地。

在圈地运动的冲击下，这三种佃农当中，最有安全感的是“自由持有农”。

但他们的人数较少。

习惯性租佃农和短期租佃农则在“圈地运动”的冲击下，受尽苦难，被迫背井离乡，为生计所迫而流落异乡。

在圈地运动中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失去保障，异常艰辛。

圈地者实际上是把其经济利益建立在租地农民的悲惨遭遇之上的。

所以，托马斯·莫尔爵士发出了“羊吃人”的呐喊。

莫尔的呐喊是出于人道主义的。

佃农们在失去土地之后，生活是悲惨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佃农的悲惨生活，就说佃农的土地被地主无情地掠夺了，甚至说他们是被用武力从自己的份地上赶走的。

这样是不客观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尽管这种说法可能会符合我们的某种需要。

因为这三种佃农们当中的任何一种都并不曾拥有过土地，他们过去拥有的只不过是土地的租佃权，而不是所有权。

只有地主才是那时土地的主人，他们有权改变自己土地的经营方式。

我们不能因为同情他们而去任意改变历史。

总之，圈地运动消灭了自由土地持有人，少数人成为租地农场主，多数人成为了农业工人，农业中的三层结构就是由此而形成。

它发展了生产，却伤害了穷人。

其实，就在莫尔所说的“羊吃人”的时代，受圈地运动冲击的地区也并不是很广。

以在莫尔所说的“羊吃人”时代受圈地运动冲击最大的地区为例，那时受冲击最大的是英格兰中部地区，“即从莱斯特郡到沃里克郡南部，然后穿过北汉普顿和牛津到达伯克郡一带。

其中最典型的是莱斯特郡，它位于历史上实行敞田制的中心地带，95%的土地是农耕地。

在莱斯特郡被圈占的土地中，48%是1485年以前圈围的，43%是1485-1530年间圈围的，9%是1530后圈占的，其中圈地运动的高峰是在1510年前后。

在整个过程中，只有1/10的农耕地被转用为牧场。

在莱斯特郡的370个村庄中有140个村庄受到圈地运动的影响，其中又有40个村庄的良田全部荒芜而牧草则茵茵而生。

”[2]可见，即便是在圈地运动进行的最为激烈的地区，被围圈作为牧场的耕地也并不是很多，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是作为农耕地在使用。

在伊丽莎白时代（16世纪中期-末期），英国的农耕技术是发展的较快的。

由于粮价的上涨幅度超过了羊毛价格的上涨幅度，不仅圈地养羊的速度放慢了，而且人们还热衷于耕作技术的改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大量使用泥土灰等肥料，加快休耕地与农耕地的轮换频率。

还有人把土地围圈起来精耕细作，以增加农作物的产量。

据该时代的农业专家约翰·诺
登估计，有围栅的农耕地与敞田相比，前者的产量是后者的1.5倍。

由于人们普遍关注农耕技术，农业家托马斯·图塞写的《务农五百要诀》在1557-1580年间就印刷了五版。

足见这个时代对农业技术的重视。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莫尔说的“羊吃人”现象并不是那个时期的主流，更不是英国历史的主流。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阶级立场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而无限制地夸大别人的不足之处，这种做法是有悖于科学精神的。

那么，我们的历史教材和历史书中为什么会出现以上提到的那种现象呢？那是因为我们的许多历史观点都是照搬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的做法，为了框架的完整性而任意裁剪历史，有时甚至还存在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而无限放大别人的缺点的做法，而没有从真实的历史中去得出结论。

这是一种颠倒的历史学方法，是表达不出历史的真正面貌的。

我们知道，历史是一门科学而不是艺术，我们不能象创作文学作品那样去虚构臆造，必须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来对待它。

只有这样历史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