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超越金融有感

读《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有感
尽管本科主修金融，但是我对乔治•索罗斯这个人的认识和了解也仅仅是停留在他及他的mutual fund对07年的金融危机的“贡献”上，所以总体来说我对他的印象并不佳，甚至曾经一直把他想象成一位典型的或者说一个冷血的资本主义家，即使当时看到这本书的我也是采取十分不屑的态度——因为是大人物，所以其关于某一问题的理解理所当然地就可以被称为理论，而非常著名的即被称为哲学。

然而当我细致地读完这本书后，我承认自己太赋钱了。

我不得不承认，尽管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上或许是个赤裸裸的商人，但是脱去商人的帽子，他或许真的配得上哲学家这个称号，所以他的理论被称为哲学也是无可非议的。

《超越金融》总共只有五个章节——人的不确定性原则、金融市场、开放社会、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以及未来的路，整本书的篇幅相对于其他学者的长篇大论真的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正是这简短的文字中蕴藏着无与伦比的深刻学问。

不仅在自己的本职金融方面不受主流思想的束缚，坚决地思考自己的问题并给出自己的合理解释，即使在政治以及整个社会方面他也有着自己的独特思考，而且这些思考都值得每个人——无论是金融工作者还是非金融工作者或者是政治家甚至是国家邻导人——去思考、去借鉴、去学习。

第一章人的不确定性原则在这一章中，乔治•索罗斯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说明了自己的核心思想——“谬误性”和“反身性”。

所谓谬误性就是指参与者在有思维能力的前提下对世界的看法永远是局部的和扭曲的。

这个解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不难理解，而反身性相比较来说就多了些陌生和怀疑。

所谓反身性是指正是因为扭曲的观点可能会影响参与者所处的环境，所以错误的想法也会产生错误的行为。

为了方便读者的理解，索罗斯对反身性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对于有思维能力的参与者来说，其思维具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帮助自身理解世界的认知功能，另一个则是主动改变情况使之对己有利的参与或者操纵功能。

正是因为认知功能和操纵功能对某个结果存在难以确定的影响，所以反身性产生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可能是有利的自我强化，这种被称为“正反馈”，也有可能是有害的自我纠正，这种被称为“负反馈”。

然而反身性并不是人类事务中不确定性的唯一来源，其他因素也可能会产生相同的效果。

比如说。

一些参与者无法知道其他参与者所知道的情况，这不同于反身性，但也是人类事务不确定性的一个根源。

还有，不同的参与者有不同的利益，有些利益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这是不确定性的另一个根源。

再者，各个参与者可能有多元的且互不一致的价值取向，这些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很可能比反身性引起的不确定性范围更广。

索罗斯将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称之为“人的不确定性原则”，这
是一个比反身性更宽泛的定义。

索罗斯认为尽管不确定性最初影响的是参与者自身，但它对社会学的意义要深远得多。

一直有人试图通过创造或假定参与者的思维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某种固定关系，以此来消除人的不确定原则引起的困难。

经济领域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经济学的理论，它从一开始就假设认知是完美的，当这个假设站不住脚时，就有越来越多的扭曲观点来维护行为是理性的这一谎言，其结果就是使经济学得出了理性预期的结论，认为人们对未来有一种单一的最乐观的看法，这一看法符合未来的情况，而且最终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将围绕这个观点汇集到一起。

这一假定是荒谬的，但又是人们所需要的，以便使得经济学理论能够有如牛顿物理学定律那样的模式。

然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是存在差异的。

社会科学除具备自然科学不存在的人的不确定性原则外，还存在第二重困难，即科学理论本身也具有反身性。

对此索罗斯认为，既然社会科学可以用来积极地改变社会状况，所以当代研究者不应该将其局限在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上。

正如对炼金者来说，与其试图用咒语改变原金属的性质，不如将注意力集中在能够成功的金融市场上。

对于社会科学怎样才能被保护而不受这种干扰，索罗斯建议采用一种简单的对策：承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二元性。

这种方法即可以将社会科学从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泥沼中解放出来，也可以保护它不受错误标准的评判，以此来打开新的前景。

第二章金融市场在这一章中，索罗斯将谬误性、反身性和人的不确定性原则运用于金融市场。

索罗斯关于金融市场的解释与现今社会的主流学说有效市场假说以及行为金融学存在着直接冲突，尤其是这两个观点：第一，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价格能够准确地反映所有的有效信息，而索罗斯认为市场价格总是扭曲其内在的基本面，扭曲的程度有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也有可能是十分严重的。

第二，行为金融学只注重反射过程的一半即金融资产的错误定价，而忽略了错误定价对于基本面产生的影响，而索罗斯理论认为金融市场不仅会消极地反映内在现实，也会积极地影响其应该反映的所谓基本面。

索罗斯用这两个论点集中说明了金融市场具有的反身性的两种反馈，即正反馈和负反馈。

正反馈是自我强化，而负反馈是自我修正，因此负反馈会导向均衡的趋势，而正反馈则可能造成动态的不均衡，这两种反馈模式共同构成了金融市场的反身性反馈环。

鉴于反馈环的思路索罗斯提出了自己关于繁荣—衰退过程及泡沫的理论。

他认为，每个泡沫都有两个组成部分：现实中主导的内在趋势和对这个趋势的错误理解。

当趋势与错误理解积极地彼此强化时就引发了繁荣—衰退的过程。

当整个趋势呈现正反馈效果时，那么泡沫
会呈现加速期，而当负反馈开始发挥效果时，市场预期变得与现实相差太远，致使人们被迫承认错误观念的存在，从而泡沫迎来黄昏期。

尽管正负反馈发生的时间以及产生的效果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但是整体来说，泡沫现象具有典型的不对称性：上涨拉的时间很长，起始较慢，逐渐加速，直到黄昏期拉平；下跌则很短很陡。

这主要是被迫清算所强化的。

正是因为泡沫的这种非对称性特点，泡沫的破灭总是在顷刻之间，而且产生的危害也是致命的。

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泡沫的结束总是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开始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索罗斯意识到了反身性的不确定性，但是他对于2008年不确定性所达到的程度仍然感到十分吃惊，这也促使他开始思考“易变性”的问题。

易变性反映了不确定性，易变性的增大需要降低风险暴露，这会导致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偏好”提高，是金融危机中特有的强迫清算的又一个因素。

当危害减退，不确定性的范围缩小时，流动性偏好停止上升并最终下降，使股市几乎是自动地反弹。

这一特点敦促投资者不仅要顾及市场变化的大体方向，同事也不能疏忽市场的易变性造成的影响。

而泡沫形成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错误的主导观念的促成。

主导观念认为市场能够自我调节，所以各国领导人在处理金融问题时，倘若不是十分严重的，都会采取听之任之的方式。

尽管每次危机爆发时，货币当局都会进行干预——将失败的金融机构并入其他机构或用其他的方式解决，并采取财政或者货币手段对经济进行保护，这些措施强化了不断增长的信贷及杠杆主导趋势；但只要奏效，这些措施也强化了可以放任市场去自我调节的主要错误观念，从而形成一种错觉，即政府的干预挽救了金融体系，而事实却是促成了泡沫的进一步膨胀。

最终当信贷的膨胀变得无法维持时泡沫即会发生爆裂。

2007年的次级市场的崩溃导致市场一个接一个地崩溃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根据自己对泡沫的理解，索罗斯为必要的监管改革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路，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鉴于市场有产生泡沫的倾向，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承担起防止泡沫变得过大的责任。

第二，为了控制资产泡沫，仅仅控制货币供给是不够的，还必须控制信贷的可得性，目前所知的最佳控制方法就是保证金要求和最低资本要求。

第三，鉴于市场的潜在不稳定性，除了影响市场个体参与者的风险之外，还存在系统风险，这点市场监管者不能忽视。

第四，金融市场的运转是单向不可逆的，监管机构在履行防止系统崩溃的职责时，实际上是对所有“太大而不能倒”的机构做出了默许的担保，监管者应该对这些机构进行实时监督以确保不需要对此次进行担保。

第五，《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起草者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银行持有的证券风险等级定得比一般贷款低得多，而忽略了证券集中持仓所具有的系统性风险。

这
也是加剧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起草者需要对此进行纠正，提高银行持有证券的风险等级。

第三章开放社会在这一章节中，索罗斯提出，现今人们对于思维与现实的关系已经接受了两种谬误——一种是没有认识到人的活动中普遍存在操纵作用的“气门器谬误”，另一种是对操纵作用过度强调的“后现代谬误”。

关于启蒙期谬误，这一点很容易被人理解，正是因为人类对于社会万物的认识都具有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因此在充分认识和进步之前，人们只能被动地从已存在的实物中去寻找他们所需要的答案，从而自然地忽略了人类本身具有的改变世界的潜力。

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不再为温饱等物质问题担忧，相反甚至出现了大量的过剩状况。

此时，为了不让自己无所事事，他们选择“造谣”来鼓吹自己的那一套歪理——无论是鼓励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小布什还是采取“信心增值”方法为自己获得连选的奥巴马——为了达到自己的私人目的，他们无视前人踏实的做事风格而是荒诞地夸大人类的操纵功能，这种做法是相当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自从小布什上台后整个美国无论是经济状况还是全球地位和威信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对此，索罗斯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回归美国建国之父们的理念。

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力的重要性。

公民的个人自由以利于公民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而权力的分制则可以防止专制独裁的发生。

当然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个人的自由必须与公众利益和其他人的自由和谐共存。

总的来讲，开放社会是一个具有强烈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既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同时也是目的本身。

它可以使社会理解面临的问题，并且能比其他社会组织更成功地处理这些问题，但前提是，要将认知功能置于操纵功能之上，只有这样，社会的发展才不会被外力所蛊惑，从而拥有灿烂的前景。

第四章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在这一章节，索罗斯提出了自己对无所不在的“代理问题”的独特见解。

索罗斯认为，代理问题源于代理人理应代表其委托人的利益，但事实上他们趋于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所应当代表的人的利益之上。

这点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是一样的道理。

而索罗斯也认为造成这种代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宣称“价值中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是被看不见的手操纵，因此十分有效。

再者因为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值产生任何有形的影响，所以在做买入与卖出的决定时他们无需进行道德判断。

然而事实上，主宰金融市场的那些规则都是由政治家的有形之手制定的，因此在代议制
的民主社会中，必然存在代理问题。

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资源诅咒”问题。

所谓的资源诅咒就是指，像刚果还有苏丹这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由于受到腐败或专制政府或者是暴乱和内战的折磨，国民的生活相比较那些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的国民来说更加辛苦，这种现象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存在不对称代理问题。

根据现代主权概念，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理应属于全体国民，而政府作为全体人民的代理人，理应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但是趋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他们与国际石油和矿业公司的管理层混在一起，至人民与水生火热当中，而自己却过着奢靡的荒诞生活。

尽管代理问题到处存在，但是其本质也无外乎就是道德丧失导致的各种不同形式的结果罢了，而道德问题产生的本质又是由人类的价值观问题所造成的。

当市场参与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市场价值上而非道德价值上时，往往容易滋生道德腐败，从而最终导致代理问题。

所以要想解决代理问题，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解决道德问题。

对于政府来说，杜绝道德腐败就是要切切实实地代表人民利益，一切从人民出发，一切为人民服务。

关于这一店，索罗斯的观点与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秉持的宗旨相符。

然而，道理都是口头的，只有付诸实施，才能知晓到底结果如何。

但不管结果怎样，方向也很重要。

所以一个成功的开放社会需要尽可能地解决道德问题，只有全体素质的上升和进步，才有能促成所期盼的未来。

第五章未来的路
在这一章中，索罗斯首先提出了金融危机的严重性。

一方面由于金融早已渗透到了现存的各个领域中，另一方面由于金融的全球化推进，一旦某地区或者某个国家因为些许的疏忽出现了金融危机，那么势必会对整个世界的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和伤害。

正是因为金融的危害性和扩散性，所以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此时，全球性的金融监管就显得很必要。

倘若监管不能被国际化，金融市场就无法维持全球化，甚至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然而要让全球政府接受统一的监管是非常困难而且以目前状态来说这也是不太现实的：全球二百多个国家及地区，本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已参差不齐，再加上各个个体根据自身的切实情况实行的相关可持续性货币制度及其他政策也是不尽相同，因此强迫起跑线本来就不相同的个体接受统一性监管，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甚至会破坏地区现存的合理发展。

对于世界未来的格局，索罗斯提出了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两个概念。

所谓国际资本主义就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这样一种依赖全球资本为生的国家，而国家资本主义则是指像中国一样主要依靠自身资本发展的国家。

索罗斯认为，现如今美国的经济增长缓慢以及中国的发展强劲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尽管中国的经济影响力相对于经济繁荣时期的美国来说
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全球的发展势必会由中国牵头。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存在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即使西方因为内在因素导致危机时，中国也仅仅是出口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关键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并未受到重创。

第二，中国已经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能够释放并激发其人民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赋予其人民谋求自身利益的权利。

同时国家可以通过维持价值被低估的货币和累计贸易顺差，抽取其劳动剩余价值相当可观的一部分。

因此总的来说中国在未来很可能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然而，中国也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腐败问题。

中国人现在可能还愿意让自身的自由服从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但不可能永远这样。

当腐败问题严重到危害群众的利益时，势必会出现冲突和矛盾，因此中国需要法治，允许其公民批判政府以此来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

世界其他国家绝对不会轻易让自身的自由服从于中国的经济繁荣，因此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它必须学会更多地注意世界其他国家的看法和意见，然而由于这一切变化得太快，中国政府还没有恰当地调整好，之后一段时间，它需要迅速调节自己以适应这样一种新的状态。

而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他们需要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之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崩溃，他们需要重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来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