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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官贿选之我见
村官贿选之我见
村官贿选由来已久。

不仅有贿选村委会主任的，也有贿选村党支部书记的。

随意上网搜索，可以看到不少实例：贿选村委会主任的是青田县北山镇泉山村的厉某，贿选村党支部书记的是诸暨枫桥镇霞朗桥村的魏某。

很巧，都是浙江省的。

记得湖南邵阳在去年民调之时，曾有以“误工”补贴之名花钱买“好话”的，遭到舆论的谴责，有评论为此辩解，说“民意值钱是进步”。

依照这个逻辑，花钱买选票的，也是“民意值钱”的“进步”了。

这当然是张冠李戴，前者买的是“好话”，后者买的是“选票”，要说与“民意”有什么关系，那就只能是“强奸民意”，与“民意值钱”毫不相干。

村官贿选，其本身透露的信息，值得人们品味。

首先是贿选人的身份信息。

青田县北山镇泉山村的厉某，被人举报的贿选金额是一张选票1500元，那一家父子二人两张选票，他送去的是3000元。

我不知道，这样的选票，他一共卖了多少张。

就以100张计，此项支出就是15万元。

枫桥镇霞朗桥村的魏某，则“通过本村一名同姓党员，分别送给方某某等24名党员每人1万元”。

可见，这不是一般在家种田或出外打工谋生的村民，他们有相当的经济实力。

我不敢说，贿选村官的都是富人，但说大多是富人，怕是不会错的，也能与如今村官“富人化”的倾向吻合。

不是说，近些年来，在有些地方，“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再把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干部”，已经成了“农村基层党建的成功经验”了吗？贿选村官，似与村官“富人化”密切相关。

贿选人的施政预期，亦可由此看出端倪。

靠贿选争当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的，能指望他们带领村民勤劳致富吗？他们出钱买选票，买的能是为村民办实事，带村民奔小康的权力吗？即使是最弱智的人，也不敢有这样的奢求。

这种“政治投资”是一种最邪门的“投资”，亦可称为“政治投机”，其目的当然在于通过获得掌握各种资源的权力进而获取数十数百倍的财富或利益的回报。

按照我们的行政
序列，村官几乎算不了官，连股级都算不上，其手中掌握的实权，却是非同小可。

比如说，他们往往是村办企业的企业主或掌权人，他们往往掌握着惠农资金的支配权和集体土地的转让权。

中国历来就有“强龙难压地头蛇”之说。

能够称为“地头蛇”的，除了权力，还有势力。

这种势力与权力相辅相成。

“鸡鸣狗盗”能够促成“一人得道”；“一人得道”也能使“鸡犬升天”。

所以，贿选往往不只是某一个人的行为。

有些人的心态与行径就像《智取威虎山》中的座山雕，拉队伍，立山头，搞帮派，只要是他的人，不管是三亲四戚，狐朋狗友，“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以便一言九鼎，一呼百诺。

谋求这种势力，也是他们会不惜血本去贿选村官的一个原因。

有文章说，这种贿选会“直接导致了村子腐败案件的高发，严重危害到了基层稳定”，窃以为绝非危言耸听。

《半月谈》有篇文章披露，中国部分乡村自治沦为“独裁”。

这篇文章说，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处城乡接合部的村官，开始热衷于“坐地生财”。

靠山吃山，靠地赚钱，变成了这种掌握集体土地“生杀大权”的村官的最为简单、直接、来钱快的“致富”方式。

他们对上瞒报，对下蒙骗，一边侵占政府各类补偿款、惠农资金，一边收受开发商贿赂，一边还以各种借口伸手向农民索贿，从政府、企业、群众“三头获利”。

一些乡镇倾向于让“创业大户”、“致富带头人”当选村干部，这些有钱有权的村干部又容易与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或不法分子拉帮结派，发展为盘踞一方的恶势力。

带头致富变为勒索敛财，村民敢怒不敢言。

从查处案件看，不少涉案的村支部书记几乎都是集党、政、企大权于一身，一切事务由一个人说了算，变成了当地的“土皇帝”。

这样的角色，往往就是通过贿选当上村官的；会去贿选的，也往往就是这样的角色。

有的选民或许因为对被选举人没有当上村官之前的德才优劣情况不明，这张选票投给阿狗阿猫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仅是出钱买选票一举，便可知其做人的格调与品位，或许出钱越多的，日后搜刮地皮越烈，从你身上攫取得越多，哪能为蝇头小利蒙住双眼并出卖自己的公民权？
村官贿选，直接影响政治民主的建设进程。

湖南衡阳贿选，共有
56名当选的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行为，涉案金额人民币1.1亿余元，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可谓触目惊心。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如此严重的贿选，也起于青萍之末，很可能就由历时已久的村官贿选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助长村官贿选的歪风邪气。

在不久前的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诸暨市纪委就收到贿选线索147件，查实处理20件，涉及党员41人。

对于村官贿选，不能掉以轻心。

杜绝这种歪门邪道，各级党组织都应有所作为。

编辑/余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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