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达与穷的人生起伏与书法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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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达与穷的人生起伏与书法写照
字可知,元丰八年(1085)苏轼应召由登州回京,途经长清真相院,见住持僧法泰建塔而未有葬物,于是想起弟弟苏辙宝有“释迦舍利”,想捐出来为自己已故父母祈求“冥福”并供养于此。
法泰听闻此消息兴奋不已,想积极争取,第二年即元祐元年(1086)就来京师请“释迦舍利”,苏轼还施予金银使归。
铭文应该是在请回“释迦舍利”之后所作,也就是苏轼落款的时间元祐二年(1087)八月③。
经过黄州三年多的贬谪生活,苏轼在自省中有意亲近佛、老,撰写此铭文不仅可以看作是对兄弟二人苦难人生经历的一次追忆,更是借此机会表达其至亲至孝的美德和品行,这也正是苏轼人格精神可贵之处。
苏轼传世小楷作品凤毛麟角,此塔铭楷书因系考古出土,保存完好,书刻精湛,字口如新,堪称苏轼传世小楷之精品力作。
苏轼被召回京后,于元祐元年(1086)九月十二日“迁翰林院学士知制诰”,书此铭文时正是其人生在庙堂之上仕途畅达阶段,而且书风已然成熟。
此书用笔丰腴跌宕,结体天真烂漫,字字神气完足,如珠似玑,又似如来真面,恭谨
有度,安详得意。
苏轼曾言“大字难于结密而
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馀”,详观此书,的确
做到了小楷书既精谨而又不失“宽绰有馀”。
苏轼此评可谓《表忠观碑》与《舍利塔铭》在
字势上最好的注脚。
在苏轼的情感世界里,除了父母、兄弟、
妻儿之亲情外,友情、师生情和忠君爱民之情
亦很热切。
这其中苏轼与其表兄文同在艺术交
流上的感情很有代表性。
苏轼曾多次借给文同
题画和往来尺牍阐述其画理和独特的情感。
文同(1018-1079),字与可,自号笑笑先生,梓
州永泰人(今四川盐亭)。
北宋著名诗人、书画
家,尤善画竹,号为一绝。
英宗治平元年初,苏
轼与文同会于岐下,遂订交。
两人交谊笃厚,
常唱和、论文艺。
熙宁三年(1070)十月苏轼作
《净因院文与可画墨竹枯木记》,苏轼在此篇
记文中,提出了宋代绘画理论中的新思想—
“常形”与“常理”。
在苏轼看来,“常形”是万
物的外在表现形态,但在这个外在之“常形”
内,却有一个一般人看不到的“常理”蕴含其
中,只有发现掌握了“常理”,才能有超越“常
形”的表现和创造。
而文同的《墨竹枯木图》
则是超越了“竹”“木”之“常形”而以意绘之,
“真所谓得其理者矣”。
苏轼对自己的理论深
信不疑:“必有明于理而深观之者,然后知余
言之不妄。
”的确如此,苏轼的自信不仅让其
理论得到世人和后人的认同,而且他自己还躬
身实践,为宋代文人画的兴起摇旗呐喊。
熙宁
八年(1075)苏轼在密州任上,作《文与可字
说》一篇,谈论君子为人“善”“恶”之别,最后
落脚点在文同身上,评价他:“与可之为人也,
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与为
不义,虽禄之千乘而不顾也。
”苏轼高度赞扬
了文同高尚的道德人格,而这不也正是苏轼自
己人格精神的写照吗?故君子道同而志合也。
刘正成评这件书作:“观此小楷,有晋人风气。
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
识其趣,如见先生之为人。
”④其后,熙宁十年
(1077)十二月《水灾帖》是苏轼在徐州任上
[宋]苏轼 临政精敏帖 拓本
91
92
[宋]苏轼 表忠观碑(局部) 拓本
而视之,意态益无穷尽。
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
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
”⑤此正说明尺牍书法兼具艺术与记事的双重功能,“初非用意”“想见其人”更是欧阳修对尺牍书法的新的理论认识,这对作为门生的苏轼有直接的影响。
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眼里,尺牍书法的意义更大,而且在人生的特殊境遇之时,借尺牍书信交流和记事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苏轼在人生贬谪的后十年中,尺牍书法的意义尤为凸显。
可以认为尺牍书法就是苏轼贬谪人生的直白。
贬谪生活中书法为伴,苏轼借书法书写自已独特的人生境遇并表达社会道义,这是苏轼书法有别于同时代人最大的特点之一。
的江南谣谚,竟以“一时风流”而延续千载。
到了唐代,张怀瓘《书议》更是为尺牍书法作了最好的理论总结:“尺牍书疏,千里面目,迹乃含情,言惟叙事,披封不觉欣然独笑,虽则不面,其若面焉。
妙用玄通,邻于神化。
”这里,张怀瓘指出作为特殊语境下的书写之“迹”—书法是含情而达意,是主体,言语内容只服务于“叙事”而已,处于次要地位。
欧阳修曾对魏晋以尺牍为主的法帖作过历史评价:“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
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疾,叙睽离,通询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
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
治理黄河水患时致文同的尺牍,信中苏轼还称赞他“道德文章日进”。
尤其是在元丰元年(1078)间,苏轼给文同写了多封书信,有《偃竹帖》《平复帖》《书远游庵铭寄与可帖》《黄楼帖》《入冬帖》《墨竹草圣帖》等,皆收录在《成都西楼苏帖》中,两人通过尺牍传递各自生活信息,既相互祝福也感慨人生之不易,既述事实亦藉此论文谈艺发表新见,足见两人情意深厚。
尺牍书法自汉末魏晋兴起以来,作为锺书三体之“行狎书”便承载着“相闻者也”的特殊使命和社会功用。
从此,尺牍书疏便成为汉、魏、晋以来书法遗迹的主要表现形式。
《颜氏家训·杂艺》记载了“尺牍书疏,千里面目”
在苏轼贬谪的人生中,与亲人好友的书信往来,已然成为其人生最大的快慰和释怀。
这也构成了苏轼书法最独特的一面,与其说是尺牍书信,不如看成是苏轼人生的写照。
正如张怀瓘所言:“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
”“书”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生命情感意蕴,一笔一划、一言一语,已然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和朋友见证苏轼人生状态的晴雨表。
元符三年(1100)正月十二,哲宗崩,其弟端王即位,是为徽宗,皇太后向氏权同处分军国事,苏轼再一次迎来人生转机,于当年五月受诏“徒廉州”,开始了北归之路。
在苏轼北归最后的生命历程中,他为我们留下了两幅尺度墨迹—《渡海帖》《江上帖》。
通读二帖内容,我们发现此时苏轼的心态比较平淡,再也没有历经磨难、人生又一次迎来巨大转机时的欣喜和激动,再也没有忠君报国的豪言和豪气,八年的岭海生活,让苏轼完全看透了人生,悟懂了道理。
《渡海帖》是苏轼在元符三年六月十三日北归渡海前途经澄迈,欲见好友赵梦得以道别,恰巧赵梦得北行未归,苏轼甚是遗憾,唯以尺牍书信寄托心意。
此札凡十二行,九十八字,然笔势翻澜,气韵清远。
所言“不尔,未知后会之期也”,真切地流露出苏轼对这位患难中一直帮助自己的挚友的思念与祈愿。
但现实很残酷,对赵梦得而言,苏轼的这封尺牍遂成了绝笔。
《渡海帖》用笔率真,不含修饰,笔法亦不甚讲究,起首“轼将渡海宿澄迈”,笔势奇斜,驰意凝重,尤其末尾“顿首”“梦得秘校阁下”结体忽大,笔力沉重,与其他作品风格皆不似,既可见苏轼对这位特殊友人之敬重,亦可见苏轼此时之心境,如其自言“匆匆留此纸令子处,更不重封”。
《江上帖》是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四月二十八日即将到达金陵前写给好友杜孟坚的信札。
其言“江上邂逅,俯仰八年,怀仰世契,感怅不已,……余非面莫既,人回匆匆不宣”。
苏轼感怀人生,岭南贬谪生活,俯仰八年,既是和友人相别的八年,更是自己人生升华的八年,感怅不已,感慨系之。
此帖同样用了“匆匆”一词,可以想见苏轼感觉到生命之将逝,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宋人吴开《跋苏氏一门法书》云:“(苏轼)晚与孟坚《江上帖》,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盖似其暮岁之文,然不数月而病且死矣。
”通观此札,用笔沉浑,时有颤笔,可以想见其人,是帖已臻人书俱老之境,在存世墨迹中此作算是苏轼的绝笔了。
南朝梁时人庾元威《论书》引王延之语云:“勿欺数行尺牍,即表三种人身。
”周必大
《益公题跋》认为:“尺牍传世者三:德、爵、
艺也,而兼之实难。
若欧、苏二先生,所谓‘毫
发无遗恨者’,自当行于百世。
”苏轼尺牍书迹
不仅是其人生的真实写照,而且独具人格魅
力,蕴涵着苏轼“德、爵、艺”众美兼之的历史
文化价值。
诚如丛文俊所论:“通过尺牍书信,
人与书法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人之所有、所
美、所尚,均被移入书写和评价当中,字如其
人、人品即书品成为共识,即使不为功利,人
们也会把书法作为修身志道的一种最佳形式
而投入其中。
”⑥这正是我们欣赏品评苏轼书
法的一个重要理论关怀和切入点。
二、党争与贬谪:苏轼书法人生的
别样书写
宋代的党争自宋真宗时期开始加剧,到王
安石变法时愈演愈烈,这时旧党和新党之争不
单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争,更夹杂了南北地域
之争、君子和小人之争等,并持续恶化。
宋仁宗
庆历新政时,君子和小人之争就异常激烈,欧
阳修甚至写下《朋党论》为新政者证明身份。
神宗时苏轼因王安石变法与其政见不合,在主
动选择外放后,仍受小人构陷,人生第一次遭
受迫害,险些丢掉性命,后被贬谪到黄州,开启
了苏轼—东坡新的人生。
到了哲宗时,党争
不断恶化,就如大杂烩,被加入了太多的东西,
已不再局限于政论的分歧,甚至是为了反对而
反对,相互攻击报复,苏轼正因为他的耿直与
忠诚而“不合时宜”,仕途再一次经历巨大挫
折,人生亦由此踏上八年之久贬谪岭南和海外
的漂泊之路。
在贬谪黄州和海外的历程中,苏轼书法最
大的贡献就在于借此独特的生命历程写出了
不一样的人生,书法与人生紧密结合,书法文
化内涵更加丰富,书法中的“文”更加突显。
尤
其是这一时期苏轼书法批评思想的成熟,对书
法成为“载道”重要表现形式的认识,促发他
一系列新的思考与理论阐释,进而体现宋代文
人士大夫对书法“斯文”价值的认同,这也是
宋代书法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
这些思想既是
宋代书法理论的新发展、新贡献,同时也对后
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苏轼一生,最大的转变始自“乌台诗案”。
所谓“乌台诗案”是指发生在宋神宗元丰二年
(1079)七月至十二月,因王安石变法而起,御
史台李定、舒亶等人以苏轼写诗不满新法与皇
上为由对苏轼进行弹劾,导致苏轼在湖州任
上被捕下狱四个月之久,面对人生绝望以为必
死,幸得皇太后曹氏过问,出狱后即被贬谪黄
州带罪思过的历史事件。
从元丰三年(1080)到
元丰七年(1084),贬谪黄州的生活,是其人生
的重大转折。
期间不仅行动受到监视,朋友亲
戚亦与他保持距离,同时生活上困苦多艰,无
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苏轼都受到了极大的
痛苦与压力,但也面临人生新的挑战与机遇。
苏轼黄州的苦难成就了真苏轼,也让苏轼真正
发现自己,塑造、创造自己。
元丰三年正月苏轼踏上贬谪黄州之路,
二十日过湖北麻城县春风岭,作《梅花二首》。
今宋拓《西楼苏帖》中有此书作,草书六行。
据
周必大《跋汪逵所藏东坡字》载:“右苏文忠
公手写诗词一卷。
《梅花二绝》,元丰三年正
月贬黄州道中所作。
”⑦周必大所见极有可能
就是此拓本之原墨迹本。
此帖是苏轼传世作
品中仅有的几幅可信的草书作品。
通赏此作,
前两句“春来空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
书写比较平和,至三行“间”字,笔势字势忽
然一转,不仅书写加快,思绪也随之升华。
后
两句“昨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
笔势连贯,气势如虹,自“裂”字体势渐大,直
至“飞雪渡关山”五字,结体愈大,笔势飞动,
把整幅作品的气势写到顶峰,亦似有愤愤不平
之感。
“空谷”“草棘”“吹石裂”“渡关山”都
有隐喻,可以想见此时苏轼借梅花自喻,与其
说是在写梅花,不如说是在写他自己的不幸遭
遇,以及如何面对自己贬谪人生波澜起伏的心
绪。
可以认为,此帖正是苏轼踏上贬谪之路并
借此表达贬谪心声之合作。
苏轼黄州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
期困苦与疑惑,后期坚强与适意,元丰五年
(1082)是转折点。
苏轼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
到黄州贬所,寓居定惠院,上谢表。
今南宋刻
《澄清堂帖》《姑苏帖》皆收录苏轼《到黄
州谢表》一帖,末云:“惟当蔬食没齿,杜门
思愆。
深悟积年之非,永为多士之戒。
贪恋圣
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弃物。
若获尽
力鞭箠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
指天誓心,
有死无易。
”可知苏轼当时的心境。
苏轼初到
黄州,生活是极其艰苦的。
苏轼与徐大正书启
云:“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
骨肉,此意岂可忘哉。
”正说明苏轼初贬谪到
黄州时的辛酸。
《黄州安国寺记》云:“舍馆粗
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招魂魄,退伏思念
求所以自新之方。
”又作《卜算子·黄州定惠院
寓居作》词一首:“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定。
93
[宋]苏轼 文与可字说 拓本94
此段跋文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
“凡书象其为人
借论褚遂良并考其史事,
还要涉及书家之人
人”的内涵与外
云。
在传统儒家道德伦理基础上,
道德人格的一次自我完善,
对君臣、
面反思。
其又
人邪正之粗云。
苏轼借颜真卿书法人格精神的外化,他这一时期一直坚持的“书如其人
进一步的修正和深入。
用
推演到书法上自然不合适,
如也”
评范式,由书家形象人品关联书法,
和想象,
就是书,人
“欧阳文忠公书,
(字莹中
陈瓘很明显是受苏轼的影
“事业三朝之望,
躬履艰难而节乃这既是欧阳修书法独具文化人格品质的
月三日太皇太后高氏崩,
日苏轼乞外补以两学士出知定州,(1094)四月苏轼被贬谪英州,
来之邵等复议苏轼之罪。
的结果
苏轼再一次踏上漫长的贬谪之路。
儋州的贬谪生活是
苏轼的思想和创作也是黄州
正因为苏轼有了这种人生的磨难,才成就了
这不正是
苏轼在遭受人生第
尤其是长达八年多的岭海生
并以此为人生寄
适意人生表达得淋漓尽致。
通读此跋文,
苏轼口气。
明代王世贞
《书松醪赋后》
也。
此段文字与现存墨迹后的跋文语意相近,
然细读二文,
叙述清晰,
二跋文有此差异不知何因?或有一伪?
王世贞评此书:“此不惟以
身,苏轼已再无志气、力气为朝廷和君王效力了,此时的他也彻底放弃仕途,心灰意冷,只想新皇帝同意他辞官,以便在常州安度晚年。
在苏轼看来,他一生最大的功业就是被贬谪的这十余年,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
无论是入仕之初的人生抱负,还是在几位太后庇佑下短暂的仕进,抑或是仁宗、神宗为自己子孙选得国之栋梁的遗愿,此时都已烟消云散,都在党争和在贬谪的路上如梦幻泡影成了灰烬。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于常州溘然而逝,一代巨星就此陨落,为后人留下无尽的遐想与追思。
相反,这却成就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苏轼—苏东坡。
(作者为青岛农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陈春晓
注释:
①王世德《儒道佛美学的融合—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研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4、5、13页。
②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荣宝斋出版社,1991年,第432页。
③按,关于苏轼撰书《齐州舍利塔铭》的时间,尽管原
迹最后署款“元祐二年八月甲辰”,却有学者据文中时间
“(元丰)八年,移守文登,召为尚书礼部郎,过济南长清
真相院……明年来请于京师”,认为:“以叙看,当作于元
祐元年,《纪年录》系于元丰八年,误。
”(参见王保珍《增
补苏东坡年谱会证》一书)而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载录
的时间为“宋元祐二年十月写”,“十月”恐是误记。
事实
上,铭文中记载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是后人理解错了。
以元丰八年苏轼过济南长清真相院为时间基点,而“明
年来请于京师”是说,元祐元年请的是“释迦舍利”而不
是铭文。
至于铭文应该是在请回“释迦舍利”之后所作,
也就是苏轼自己落款的时间“元祐二年八月甲辰”。
又据
《增补苏东坡年谱会证》考证,元丰八年十月二十日苏轼
以礼部郎中召还,与铭文合。
元丰八年十一月二日苏轼与
子过于登州延洪院舍佛心鉴,作偈,十二月抵京,至礼部
郎中任。
由此可以推断:苏轼到达长清真相院的时间当在
十一月初至十二月间。
④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第438页。
⑤《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
537页。
⑥丛文俊《书法史鉴—古人眼中的书法和我们的认
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第25页。
⑦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第456页。
⑧[宋]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二《跋东坡乐府》,《中国书
画全书》第一册,第673页。
⑨[宋]苏轼《苏东坡集》上册,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20
页。
⑩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第467页。
[宋]苏轼《东坡题跋》卷四《书唐氏六家书后》,《中国
书画全书》第一册,第635页。
[宋]苏轼《东坡题跋》卷四《跋钱君倚书遗教经》,《中
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635页。
[宋]苏轼《东坡题跋》卷四《题鲁公帖》,《中国书画全
书》第一册,第627页。
[宋]苏轼《东坡题跋》卷四《题鲁公帖》,《中国书画全
书》第一册,第629页。
[宋]苏轼《东坡题跋》卷四《题鲁公帖》,《中国书画全
书》第一册,第630页。
[宋]苏轼《东坡题跋》卷四《题鲁公帖》,《中国书画全
书》第一册,第633页。
王保珍《增补苏东坡年谱会证》,精华印书馆,1969年,
第197-199页。
王保珍《增补苏东坡年谱会证》,第173页。
王水照《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
30页。
[宋]苏轼《东坡题跋》卷四《论书》,《中国书画全书》第
一册,第629页。
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第517页。
[明]王世贞《古今法书苑》卷四十二,水赉佑《苏轼书法
史料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第134页。
[宋]苏轼 渡海帖 28.6×40.2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