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达与穷的人生起伏与书法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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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达与穷的人生起伏与书法写照
字可知，元丰八年（1085）苏轼应召由登州回京，途经长清真相院，见住持僧法泰建塔而未有葬物，于是想起弟弟苏辙宝有“释迦舍利”，想捐出来为自己已故父母祈求“冥福”并供养于此。

法泰听闻此消息兴奋不已，想积极争取，第二年即元祐元年（1086）就来京师请“释迦舍利”，苏轼还施予金银使归。

铭文应该是在请回“释迦舍利”之后所作，也就是苏轼落款的时间元祐二年（1087）八月③。

经过黄州三年多的贬谪生活，苏轼在自省中有意亲近佛、老，撰写此铭文不仅可以看作是对兄弟二人苦难人生经历的一次追忆，更是借此机会表达其至亲至孝的美德和品行，这也正是苏轼人格精神可贵之处。

苏轼传世小楷作品凤毛麟角，此塔铭楷书因系考古出土，保存完好，书刻精湛，字口如新，堪称苏轼传世小楷之精品力作。

苏轼被召回京后，于元祐元年（1086）九月十二日“迁翰林院学士知制诰”，书此铭文时正是其人生在庙堂之上仕途畅达阶段，而且书风已然成熟。

此书用笔丰腴跌宕，结体天真烂漫，字字神气完足，如珠似玑，又似如来真面，恭谨
有度，安详得意。

苏轼曾言“大字难于结密而
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馀”，详观此书，的确
做到了小楷书既精谨而又不失“宽绰有馀”。

苏轼此评可谓《表忠观碑》与《舍利塔铭》在
字势上最好的注脚。

在苏轼的情感世界里，除了父母、兄弟、
妻儿之亲情外，友情、师生情和忠君爱民之情
亦很热切。

这其中苏轼与其表兄文同在艺术交
流上的感情很有代表性。

苏轼曾多次借给文同
题画和往来尺牍阐述其画理和独特的情感。

文同（1018-1079），字与可，自号笑笑先生，梓
州永泰人（今四川盐亭）。

北宋著名诗人、书画
家，尤善画竹，号为一绝。

英宗治平元年初，苏
轼与文同会于岐下，遂订交。

两人交谊笃厚，
常唱和、论文艺。

熙宁三年（1070）十月苏轼作
《净因院文与可画墨竹枯木记》，苏轼在此篇
记文中，提出了宋代绘画理论中的新思想—
“常形”与“常理”。

在苏轼看来，“常形”是万
物的外在表现形态，但在这个外在之“常形”
内，却有一个一般人看不到的“常理”蕴含其
中，只有发现掌握了“常理”，才能有超越“常
形”的表现和创造。

而文同的《墨竹枯木图》
则是超越了“竹”“木”之“常形”而以意绘之，
“真所谓得其理者矣”。

苏轼对自己的理论深
信不疑：“必有明于理而深观之者，然后知余
言之不妄。

”的确如此，苏轼的自信不仅让其
理论得到世人和后人的认同，而且他自己还躬
身实践，为宋代文人画的兴起摇旗呐喊。

熙宁
八年（1075）苏轼在密州任上，作《文与可字
说》一篇，谈论君子为人“善”“恶”之别，最后
落脚点在文同身上，评价他：“与可之为人也，
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与为
不义，虽禄之千乘而不顾也。

”苏轼高度赞扬
了文同高尚的道德人格，而这不也正是苏轼自
己人格精神的写照吗？故君子道同而志合也。

刘正成评这件书作：“观此小楷，有晋人风气。

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
识其趣，如见先生之为人。

”④其后，熙宁十年
（1077）十二月《水灾帖》是苏轼在徐州任上
[宋]苏轼 临政精敏帖 拓本
91
92
[宋]苏轼 表忠观碑（局部） 拓本
而视之，意态益无穷尽。

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

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

”⑤此正说明尺牍书法兼具艺术与记事的双重功能，“初非用意”“想见其人”更是欧阳修对尺牍书法的新的理论认识，这对作为门生的苏轼有直接的影响。

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眼里，尺牍书法的意义更大，而且在人生的特殊境遇之时，借尺牍书信交流和记事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苏轼在人生贬谪的后十年中，尺牍书法的意义尤为凸显。

可以认为尺牍书法就是苏轼贬谪人生的直白。

贬谪生活中书法为伴，苏轼借书法书写自已独特的人生境遇并表达社会道义，这是苏轼书法有别于同时代人最大的特点之一。

的江南谣谚，竟以“一时风流”而延续千载。

到了唐代，张怀瓘《书议》更是为尺牍书法作了最好的理论总结：“尺牍书疏，千里面目，迹乃含情，言惟叙事，披封不觉欣然独笑，虽则不面，其若面焉。

妙用玄通，邻于神化。

”这里，张怀瓘指出作为特殊语境下的书写之“迹”—书法是含情而达意，是主体，言语内容只服务于“叙事”而已，处于次要地位。

欧阳修曾对魏晋以尺牍为主的法帖作过历史评价：“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

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疾，叙睽离，通询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

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
治理黄河水患时致文同的尺牍，信中苏轼还称赞他“道德文章日进”。

尤其是在元丰元年（1078）间，苏轼给文同写了多封书信，有《偃竹帖》《平复帖》《书远游庵铭寄与可帖》《黄楼帖》《入冬帖》《墨竹草圣帖》等，皆收录在《成都西楼苏帖》中，两人通过尺牍传递各自生活信息，既相互祝福也感慨人生之不易，既述事实亦藉此论文谈艺发表新见，足见两人情意深厚。

尺牍书法自汉末魏晋兴起以来，作为锺书三体之“行狎书”便承载着“相闻者也”的特殊使命和社会功用。

从此，尺牍书疏便成为汉、魏、晋以来书法遗迹的主要表现形式。

《颜氏家训·杂艺》记载了“尺牍书疏，千里面目”
在苏轼贬谪的人生中，与亲人好友的书信往来，已然成为其人生最大的快慰和释怀。

这也构成了苏轼书法最独特的一面，与其说是尺牍书信，不如看成是苏轼人生的写照。

正如张怀瓘所言：“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

”“书”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生命情感意蕴，一笔一划、一言一语，已然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和朋友见证苏轼人生状态的晴雨表。

元符三年（1100）正月十二，哲宗崩，其弟端王即位，是为徽宗，皇太后向氏权同处分军国事，苏轼再一次迎来人生转机，于当年五月受诏“徒廉州”，开始了北归之路。

在苏轼北归最后的生命历程中，他为我们留下了两幅尺度墨迹—《渡海帖》《江上帖》。

通读二帖内容，我们发现此时苏轼的心态比较平淡，再也没有历经磨难、人生又一次迎来巨大转机时的欣喜和激动，再也没有忠君报国的豪言和豪气，八年的岭海生活，让苏轼完全看透了人生，悟懂了道理。

《渡海帖》是苏轼在元符三年六月十三日北归渡海前途经澄迈，欲见好友赵梦得以道别，恰巧赵梦得北行未归，苏轼甚是遗憾，唯以尺牍书信寄托心意。

此札凡十二行，九十八字，然笔势翻澜，气韵清远。

所言“不尔，未知后会之期也”，真切地流露出苏轼对这位患难中一直帮助自己的挚友的思念与祈愿。

但现实很残酷，对赵梦得而言，苏轼的这封尺牍遂成了绝笔。

《渡海帖》用笔率真，不含修饰，笔法亦不甚讲究，起首“轼将渡海宿澄迈”，笔势奇斜，驰意凝重，尤其末尾“顿首”“梦得秘校阁下”结体忽大，笔力沉重，与其他作品风格皆不似，既可见苏轼对这位特殊友人之敬重，亦可见苏轼此时之心境，如其自言“匆匆留此纸令子处，更不重封”。

《江上帖》是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四月二十八日即将到达金陵前写给好友杜孟坚的信札。

其言“江上邂逅，俯仰八年，怀仰世契，感怅不已，……余非面莫既，人回匆匆不宣”。

苏轼感怀人生，岭南贬谪生活，俯仰八年，既是和友人相别的八年，更是自己人生升华的八年，感怅不已，感慨系之。

此帖同样用了“匆匆”一词，可以想见苏轼感觉到生命之将逝，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宋人吴开《跋苏氏一门法书》云：“（苏轼）晚与孟坚《江上帖》，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盖似其暮岁之文，然不数月而病且死矣。

”通观此札，用笔沉浑，时有颤笔，可以想见其人，是帖已臻人书俱老之境，在存世墨迹中此作算是苏轼的绝笔了。

南朝梁时人庾元威《论书》引王延之语云：“勿欺数行尺牍，即表三种人身。

”周必大
《益公题跋》认为：“尺牍传世者三：德、爵、
艺也，而兼之实难。

若欧、苏二先生，所谓‘毫
发无遗恨者’，自当行于百世。

”苏轼尺牍书迹
不仅是其人生的真实写照，而且独具人格魅
力，蕴涵着苏轼“德、爵、艺”众美兼之的历史
文化价值。

诚如丛文俊所论：“通过尺牍书信，
人与书法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人之所有、所
美、所尚，均被移入书写和评价当中，字如其
人、人品即书品成为共识，即使不为功利，人
们也会把书法作为修身志道的一种最佳形式
而投入其中。

”⑥这正是我们欣赏品评苏轼书
法的一个重要理论关怀和切入点。

二、党争与贬谪：苏轼书法人生的
别样书写
宋代的党争自宋真宗时期开始加剧，到王
安石变法时愈演愈烈，这时旧党和新党之争不
单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争，更夹杂了南北地域
之争、君子和小人之争等，并持续恶化。

宋仁宗
庆历新政时，君子和小人之争就异常激烈，欧
阳修甚至写下《朋党论》为新政者证明身份。

神宗时苏轼因王安石变法与其政见不合，在主
动选择外放后，仍受小人构陷，人生第一次遭
受迫害，险些丢掉性命，后被贬谪到黄州，开启
了苏轼—东坡新的人生。

到了哲宗时，党争
不断恶化，就如大杂烩，被加入了太多的东西，
已不再局限于政论的分歧，甚至是为了反对而
反对，相互攻击报复，苏轼正因为他的耿直与
忠诚而“不合时宜”，仕途再一次经历巨大挫
折，人生亦由此踏上八年之久贬谪岭南和海外
的漂泊之路。

在贬谪黄州和海外的历程中，苏轼书法最
大的贡献就在于借此独特的生命历程写出了
不一样的人生，书法与人生紧密结合，书法文
化内涵更加丰富，书法中的“文”更加突显。

尤
其是这一时期苏轼书法批评思想的成熟，对书
法成为“载道”重要表现形式的认识，促发他
一系列新的思考与理论阐释，进而体现宋代文
人士大夫对书法“斯文”价值的认同，这也是
宋代书法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

这些思想既是
宋代书法理论的新发展、新贡献，同时也对后
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苏轼一生，最大的转变始自“乌台诗案”。

所谓“乌台诗案”是指发生在宋神宗元丰二年
（1079）七月至十二月，因王安石变法而起，御
史台李定、舒亶等人以苏轼写诗不满新法与皇
上为由对苏轼进行弹劾，导致苏轼在湖州任
上被捕下狱四个月之久，面对人生绝望以为必
死，幸得皇太后曹氏过问，出狱后即被贬谪黄
州带罪思过的历史事件。

从元丰三年（1080）到
元丰七年（1084），贬谪黄州的生活，是其人生
的重大转折。

期间不仅行动受到监视，朋友亲
戚亦与他保持距离，同时生活上困苦多艰，无
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苏轼都受到了极大的
痛苦与压力，但也面临人生新的挑战与机遇。

苏轼黄州的苦难成就了真苏轼，也让苏轼真正
发现自己，塑造、创造自己。

元丰三年正月苏轼踏上贬谪黄州之路，
二十日过湖北麻城县春风岭，作《梅花二首》。

今宋拓《西楼苏帖》中有此书作，草书六行。

据
周必大《跋汪逵所藏东坡字》载：“右苏文忠
公手写诗词一卷。

《梅花二绝》，元丰三年正
月贬黄州道中所作。

”⑦周必大所见极有可能
就是此拓本之原墨迹本。

此帖是苏轼传世作
品中仅有的几幅可信的草书作品。

通赏此作，
前两句“春来空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
书写比较平和，至三行“间”字，笔势字势忽
然一转，不仅书写加快，思绪也随之升华。

后
两句“昨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
笔势连贯，气势如虹，自“裂”字体势渐大，直
至“飞雪渡关山”五字，结体愈大，笔势飞动，
把整幅作品的气势写到顶峰，亦似有愤愤不平
之感。

“空谷”“草棘”“吹石裂”“渡关山”都
有隐喻，可以想见此时苏轼借梅花自喻，与其
说是在写梅花，不如说是在写他自己的不幸遭
遇，以及如何面对自己贬谪人生波澜起伏的心
绪。

可以认为，此帖正是苏轼踏上贬谪之路并
借此表达贬谪心声之合作。

苏轼黄州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
期困苦与疑惑，后期坚强与适意，元丰五年
（1082）是转折点。

苏轼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
到黄州贬所，寓居定惠院，上谢表。

今南宋刻
《澄清堂帖》《姑苏帖》皆收录苏轼《到黄
州谢表》一帖，末云：“惟当蔬食没齿，杜门
思愆。

深悟积年之非，永为多士之戒。

贪恋圣
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弃物。

若获尽
力鞭箠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

指天誓心，
有死无易。

”可知苏轼当时的心境。

苏轼初到
黄州，生活是极其艰苦的。

苏轼与徐大正书启
云：“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
骨肉，此意岂可忘哉。

”正说明苏轼初贬谪到
黄州时的辛酸。

《黄州安国寺记》云：“舍馆粗
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招魂魄，退伏思念
求所以自新之方。

”又作《卜算子·黄州定惠院
寓居作》词一首：“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定。

93
[宋]苏轼 文与可字说 拓本94
此段跋文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
“凡书象其为人
借论褚遂良并考其史事，
还要涉及书家之人
人”的内涵与外
云。

在传统儒家道德伦理基础上，
道德人格的一次自我完善，
对君臣、
面反思。

其又
人邪正之粗云。

苏轼借颜真卿书法人格精神的外化，他这一时期一直坚持的“书如其人
进一步的修正和深入。

用
推演到书法上自然不合适，
如也”
评范式，由书家形象人品关联书法，
和想象，
就是书，人
“欧阳文忠公书，
（字莹中
陈瓘很明显是受苏轼的影
“事业三朝之望，
躬履艰难而节乃这既是欧阳修书法独具文化人格品质的
月三日太皇太后高氏崩，
日苏轼乞外补以两学士出知定州，（1094）四月苏轼被贬谪英州，
来之邵等复议苏轼之罪。

的结果
苏轼再一次踏上漫长的贬谪之路。

儋州的贬谪生活是
苏轼的思想和创作也是黄州
正因为苏轼有了这种人生的磨难，才成就了
这不正是
苏轼在遭受人生第
尤其是长达八年多的岭海生
并以此为人生寄
适意人生表达得淋漓尽致。

通读此跋文，
苏轼口气。

明代王世贞
《书松醪赋后》
也。

此段文字与现存墨迹后的跋文语意相近，
然细读二文，
叙述清晰，
二跋文有此差异不知何因？或有一伪？
王世贞评此书：“此不惟以
身，苏轼已再无志气、力气为朝廷和君王效力了，此时的他也彻底放弃仕途，心灰意冷，只想新皇帝同意他辞官，以便在常州安度晚年。

在苏轼看来，他一生最大的功业就是被贬谪的这十余年，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

无论是入仕之初的人生抱负，还是在几位太后庇佑下短暂的仕进，抑或是仁宗、神宗为自己子孙选得国之栋梁的遗愿，此时都已烟消云散，都在党争和在贬谪的路上如梦幻泡影成了灰烬。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于常州溘然而逝，一代巨星就此陨落，为后人留下无尽的遐想与追思。

相反，这却成就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苏轼—苏东坡。

（作者为青岛农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陈春晓
注释：
①王世德《儒道佛美学的融合—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研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4、5、13页。

②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荣宝斋出版社，1991年，第432页。

③按，关于苏轼撰书《齐州舍利塔铭》的时间，尽管原
迹最后署款“元祐二年八月甲辰”，却有学者据文中时间
“（元丰）八年，移守文登，召为尚书礼部郎，过济南长清
真相院……明年来请于京师”，认为：“以叙看，当作于元
祐元年，《纪年录》系于元丰八年，误。

”（参见王保珍《增
补苏东坡年谱会证》一书）而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载录
的时间为“宋元祐二年十月写”，“十月”恐是误记。

事实
上，铭文中记载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是后人理解错了。

以元丰八年苏轼过济南长清真相院为时间基点，而“明
年来请于京师”是说，元祐元年请的是“释迦舍利”而不
是铭文。

至于铭文应该是在请回“释迦舍利”之后所作，
也就是苏轼自己落款的时间“元祐二年八月甲辰”。

又据
《增补苏东坡年谱会证》考证，元丰八年十月二十日苏轼
以礼部郎中召还，与铭文合。

元丰八年十一月二日苏轼与
子过于登州延洪院舍佛心鉴，作偈，十二月抵京，至礼部
郎中任。

由此可以推断：苏轼到达长清真相院的时间当在
十一月初至十二月间。

④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第438页。

⑤《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
537页。

⑥丛文俊《书法史鉴—古人眼中的书法和我们的认
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第25页。

⑦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第456页。

⑧[宋]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二《跋东坡乐府》，《中国书
画全书》第一册，第673页。

⑨[宋]苏轼《苏东坡集》上册，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20
页。

⑩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第467页。

[宋]苏轼《东坡题跋》卷四《书唐氏六家书后》，《中国
书画全书》第一册，第635页。

[宋]苏轼《东坡题跋》卷四《跋钱君倚书遗教经》，《中
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635页。

[宋]苏轼《东坡题跋》卷四《题鲁公帖》，《中国书画全
书》第一册，第627页。

[宋]苏轼《东坡题跋》卷四《题鲁公帖》，《中国书画全
书》第一册，第629页。

[宋]苏轼《东坡题跋》卷四《题鲁公帖》，《中国书画全
书》第一册，第630页。

[宋]苏轼《东坡题跋》卷四《题鲁公帖》，《中国书画全
书》第一册，第633页。

王保珍《增补苏东坡年谱会证》，精华印书馆，1969年，
第197-199页。

王保珍《增补苏东坡年谱会证》，第173页。

王水照《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
30页。

[宋]苏轼《东坡题跋》卷四《论书》，《中国书画全书》第
一册，第629页。

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第517页。

[明]王世贞《古今法书苑》卷四十二，水赉佑《苏轼书法
史料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第134页。

[宋]苏轼 渡海帖 28.6×40.2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