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的几点人力资源管理经验

明太祖朱元璋的几点人力资源管理经验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这句话对人力资源的重要性，说得简易而又明确透彻。

在郭子兴的部队里，因为各首领相处不和谐，朱元璋“度无足以共事”。

于是让手下兵士归属其他将领，只带着徐达、汤和等一些重要人力资源，南去定远发展。

这些人力资源，就是朱元璋的“桩”和“帮”。

在新的起点上，他们作为朱元璋杰出团队的星星之火，计取武攻，巧夺驴牌寨三千民兵，横涧山夜袭元将张知院，又得到二万兵士，有了这些基层人力资源，他们有了攻城略地的基础力量。

行军中遇到李善长，后来又遇到常遇春；准备渡江作战，正愁无舟时，得到廖永安、俞通海带着战船来归附。

这些看似路遇或自来归附的人，其实都是朱元璋强大的感召力引来的，这说明朱元璋的领导力已经引起社会上大量高级人力资源的注意并正在得到他们的认可。

而朱元璋对这些草根人力资源和有军职的人力资源，独具慧眼地接纳识别，领导他们建功立业，让他们的才能充分发挥。

这些人有的在朱元璋领导下，后来做到了将相之位，成为历史天空耀眼的明星。

汉代马援曾对汉高祖说：“当今之世，不独君择臣，臣亦择君。

”在朱元璋所处的时代也是一样，为君者要对人力资源有高级的识别能力，发挥领导能力，为臣者也要有对君的识别能力，投到明君贤君的团队中，才会形成明君贤臣团队，才可能干出彪柄史册的绩效。

朱元璋的团队有了一些不可多得的高级人力资源，从此，战元军，斗群雄，高级人力资源和基层人力资源不断发展，而这些人力资源产生的绩效也越来越大。

渡江作战初战告捷后，有些将士想带着财物粮食返回，这种衣食饱暖层次的愿景和朱元璋攻城略地建功立业的愿景差距很大。

为了把将士的低层次愿景统一到他的高层次愿景上，形成高层次的军事团队愿景，朱元璋与徐达颇费思量。

怎样才能把全部人力资源的愿景，上升和统一成朱元璋层次的愿景呢？他们想到，只有把实现低层次愿景的船忍痛丢掉，让低层次愿景失去达成的条件，使通向高层次愿景的
道路成为唯一可行的道路，让所有的人力资源除了此路，别无选择。

于是朱元璋派人斩断舟缆，任其被江水冲走。

斩断舟缆，破釜沉舟，这些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在平常时候不适用，在关键时刻，对于统一和提升人力资源愿景，达成最高决策者的愿景，却有其他人力资源管理法无可企及的效果。

在与张士诚的吴军大战中，徐达和常遇春帅军包围了吴军的平江城。

徐达派人去向明太祖朱元璋请示。

朱元璋慰劳嘉奖说：“将军智谋武勇都出类拔萃，所以能遏制天下的混乱，削除随意称王致乱的群雄。

现在有事都报告，这是将军你的忠诚，我很欣慰。

但是将领在外进行军事行动，军事现状将领才是最清楚的，历来高明的君主不在后方制约前方的将领。

所以军中缓急之事，将军自己相机处理，我不在后方制约和指挥。

”徐达确是个忠贞之臣，而朱元璋也是个理智之君。

他不在后方牵制和指挥前方人力资源，前方的人力资源就可以充分发挥才智，结合前方现实，抓做时机，创造绩效。

在这一战中，徐达常遇春等人不负所望，夺取平江城，活捉自封吴王的张士诚，获得二十五万兵士，也即是为朱元璋获得了二十五万基层人力资源。

因为这实际的显著的绩效，朱元璋封徐达为信国公。

常遇春和其他将士也因为这个实际的绩效，获得了应有的封赏酬劳。

朱元璋和他的人力资源，成就了双赢的结果。

对于从敌军收降的人力资源，朱元璋或放归或防范或信任，都准确地把握好分寸。

攻占太平城时，捉了元朝万户纳哈出，朱元璋看出他一心归向元朝的心思，有感于他家族几世为元臣，忠心可嘉。

于是过一段时间后，给他路费，放他回去。

对战争中归降的敌方将领，朱元璋在利用中防范掌控。

诚心归附，则论功行赏。

反复无常，则让其自取灭亡。

对于降附这方面的人力资源，朱元璋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力资源观念，“胜则人附，败则附人。

”胜利了，敌方将士归降，敌我圈层以外的力量也可能来归附。

失败了，或者就战死，或者就归降他人，或者就从此隐遁不出。

陈野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陈野先投降后，又暗中玩小动作，
朱元璋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听取报告，知悉他没有诚心归降，也不想杀他，以免影响了未来战争中招降纳判这条人力资源通道。

于是朱元璋召见陈野先，真截了当地说：“人各有自己的心意和志向，各人对时局的认识见解不同，跟从元朝还是归属我朱元璋，任你选择，我不勉强。

”陈野先说：“如果背判了再生的恩情，神人共诛。

”朱元璋于是有防范地让他继续参与军事行动，但是他暗中与元军串通，与朱元璋的军队为敌，后来在追击朱元璋军队的过程中，在葛仙乡，被痛恨他反复无常的卢德茂设计杀死。

对于降附后可以信任的人，朱元璋以非凡的胆识，几近不设妨的信任，让他们消除疑惧，成为忠诚的人力资源。

例如进攻集庆之战，收降敌兵三万六千多人，可是这三万六千多士兵，都怀疑恐惧，怕不被信任而生命难保。

朱元璋以特殊的方法告诉他们，你们是受信任的。

他在降兵中选择骁勇健壮的五百个人，让他们进入自己住宿的院内做侍卫，原来的侍卫只留冯国用一人。

他则当着这些骁勇健壮的五百个人，解开盔甲，酣睡到天亮。

这些人都为他这种程度的放心和信任而感动。

相互感慨地说：“不但不杀，而且以心腹相待，有什么理由不揭尽全力，创造战功，回报信任和恩情呢？”这些人从此成为可信度极高的忠诚的高绩效人力资源，并且带动大量疑惧不安的降兵成为优质的基层人力资源。

在后来的攻城作战中，个个奋勇争先，创造了优异的攻城绩效。

在夺取元朝天下的过程中，军事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民众人力资源也是不可缺少的人力资源。

朱元璋重视军力的同时，也重视民力。

他告诫诸将：“攻克城镇用武力，平定天下之乱用仁德。

我初入集庆，秋毫无犯，所以一举而定。

每次听说各位将领攻下一座城镇，不妄行杀戮，我就感到喜不自胜。

部队的行动象燃烧的火一样，不加以约束和规范，将会烧掉整个原野整个天下。

作为带兵打战的将领，能以攻下城池，杀敌而又不杀俘虏不杀无辜百姓，尽量保全民力资源作为武力战果，岂只是对国家有利益，子孙后代也会得到这种不杀之因种下的福报。

”
对于所攻拨城里的贤明之人智能之士，以及可以利用的元朝旧官，
对于社会贤达人士之类的人力资源，如刘基、宋濂、章溢、叶琛，朱元璋加以礼待，量才录用。

让这些人力资源在军事谋略，行政管理，经济发展，法律执行，礼义教育中发挥作用。

事实上，这些人在朱元璋开国和治国的过程中创造了不凡的绩效。

方国珍曾给朱元璋进献饰有金玉的马鞍，朱元璋没有接受。

不接受的理由是：“现在要多处攻城略地，最需要的是人才，是布帛粮食兵器，珍宝赏玩之类物品，现在不是我想要的。

”朱元璋和历史上许多雄才大略的人一样，对总体现实的认识深度和吻合度，对现实具体事务的认识深度和吻合度，都有其独到之处。

在假相认识程度和真相认识程度上作出的决策，其实用性和结果显然是有区别的。

在表相认识程度和在本质认识程度上作出的决策，其实用性和结果更是有区别。

历史上，重视军事和国计民生所需的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轻看珠宝美色这些私欲性人财资源的皇帝和文官武将，不只朱元璋一个。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高级的认识程度和取舍行为？因为他们有深远的愿景，他们有高级而快速的洞察能力，他们能快速认识到，在战火不断的时期，布帛和人力资源比珠宝美色更有用。

他们不但是深思熟虑后有高级而快速的洞察力，而且随时都具备高级而快速的洞察力，能随时看清区别，众多事物表象上的轻重和本质上的轻重，从而做出高明的判断和取舍。

这应该可以算是他们可贵的品质和高级的智能，这也应该可以算是中华民族可贵的品质和高级的智能。

在与陈友谅的一次大战中，陈友谅的大将张定边直攻明太祖朱元璋的战船。

交战中，明太祖朱元璋的战船搁浅在岸边的沙滩上，进退不得，十分危急。

常遇春见状，一箭射中张定边，阻止他危害明太祖朱元璋。

又得俞通海紧急赶来援救，波浪涌起，朱元璋的船骤然进入水中，于是脱出困境。

这些情况下的人力资源，不但是取胜的力量，也成了明太祖朱元璋生命的保护神。

朱元璋遇险的第二天，陈友谅尽出大船，在鄱阳湖与朱元璋决战。

朱元璋手下将领们的战船小于陈友谅部队的战船，并且差距很大。

两军战船交战，朱元璋的将士因船小必然处在下位，战斗时必将形成向上攻打的势态，十分不利。

将士们都看出了这种势态，军中产生了惧
敌心理。

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指挥，也没有人敢向前进攻。

于是阵前斩了退缩的十几个人，将士们只得向前接战，一入战场，唯一的选择就是殊死作战。

天近黄昏的时候，战场的东北方刮起大风，朱元璋立即利用这种自然力资源，命令以敢死的勇士组成敢死队这种特殊的人力资源团队，在船中装满火药芦苇，借着风力，驶向陈友谅的战船，纵火焚烧。

大风吹旺火，烟雾和火焰弥漫了战场上空，湖水全都映红。

陈友谅军大乱，朱元璋的将士们，擂鼓呐喊，乘势攻击。

敌方人力资源被斩首二千余级，敌方烧死淹死的人力资源无法计算。

最终取得了重挫陈友谅大军，壮大朱元璋军队的非凡绩效。

朱元璋在基层军事人力资源管理中，纪律严明。

临阵退缩者，斩首处理，迫使其他人力资源，奋勇向前。

而对勇敢无畏的人力资源，则组成敢死队，让他们去完成艰巨的任务，成就奇迹般的绩效。

这和他安抚疑惧不安的降兵，让他们作为近身侍卫，当着他们的面，除去盔甲，酣睡到天亮所表现出的宽容大度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截然不同。

宽严相济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普遍方法，但是很多人却不是在明的基础上宽严，甚至有的人是在暗的基础上宽严。

这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为数不少。

有一幅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为什么会出现宽严皆误的情况，是因为“不审势”，或审势了但是审势不当审势不明。

朱元璋在开国时期的军事人力资源管理上，在治国中的大臣、官吏、民众这些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源管理上，在皇家后宫人力资源管理上，多数时间宽也得当，严也得当，原因就在于，他有高超的认识和洞察能力，能够自明明人。

所以他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在明的基础上宽严，而不是在暗的基础上宽严。

历史上许多王朝的人力资源管理在暗的基础上宽严，并且长期在暗的基础上宽严，包括明王朝末期朱元璋的后世子孙都是如此，其失败的后果都有清楚的历史记录。

洪武元年春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

为了长治久安，他更加重视不同层次的官吏人力资源招聘、应用和管理，更加注重农工商贾这类基础人力资源的培育和发展。

明朝立国之初，需要大量人力资源参与国家管理。

明太祖朱元璋为此下诏：“国家的管理，要天下贤能之人共同参与进行。

现在贤士多隐居山野民间，不出来参与国家管理，是有关部门的当职人员没有尽心敦促宣传，还是朝庭聘请的礼节有疏漏。

抑或是我朱元璋见识少，暗昧不明，不足以招致贤能之人。

又或者是有关官员有意堵塞朝庭与这些人的沟通通道，使这些人不能与朝庭沟通。

要不然，身负才识又有实干能力的人，早年勤奋学习，是为壮年建功立业，怎么会甘于默默无闻呢？天下刚刚安定，我希望与儒士们探索、研究、明确治国之道。

有能辅助我管理百姓，让百姓早日脱离困苦，为百姓创造谋求利益的人，有关部门一定要按照礼节遣送到朝庭。

”
这是一个重要的诏书，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政权后，针对国家管理的高级人力资源需要而下发的诏书。

在这个诏书中，朱元璋的愿景是“天下之治、济民”。

要达成这样的愿景，必须要有相应的人力资源理论，和具体的人力资源政策。

他的治国人力资源理论很明确：“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

具体获得人力资源的做法是：“有司敦劝礼遣”。

他还在诏书中礼贤下士地说：我愿与各位有才华有能力的人，深入了解、探索、明确、掌握治国之道。

这差不多有现代社会建立学习型组织的意味了。

应该说，为了尽快达成“天下之治”和“济民”这样的大课题，朱元璋与儒士们“讲治道”，“明治道”的心情是很迫切的。

不同的愿景和不同层次的决策者气度胸怀，会产生不同的人力资源政策，由之产生不同的人力资源绩效。

下过同类诏书的皇帝应当不只朱元璋一个，但是象这么恳切、坦城的同类诏书可能不多。

天下府、州、县官员来朝见，明太祖朱元璋告诫这些人力资源：“天下刚才安定，百姓们财源劳力都很困乏。

建国之初，根本的事情是休养生息。

惟有廉洁的官员才能约束自己，为自己所管理的府州县里的百姓创造和谋取利益。

只有直接创造财富的百姓的生产生活安稳了，国家才有稳定的税收，国家的经济基础才会稳定，国家的经济才会有好的发展。

希望你们明白，希望你们努力。

”
朱元璋不论在军事中，还是国家稳定，经济发展中，都善于发现
和抓做根本。

明朝立国以后，他对高级人力资源不断强调要抓做根本的问题，那就是爱惜民力，重视民生，因为这是发展经济的根本，而发展经济是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根本。

对府州县官员级的人力资源，同样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能力，以便从纷繁事务中找出重点抓做根本。

衷衷告诫他们要从根本上展开工作。

所以朱元璋不但在事层面进行人力资源的领导和管理，同样也在思想精神和认识力层面进行人力资源的领导和管理。

朱元璋认为皇帝是代天管理百姓造福百姓的，他把自己当作天的人力资源。

他认为体恤民众，才是为天做实事。

而天则是皇帝的天力资源或者说是皇帝的神力资源。

天要福民，皇帝也要福民。

天和皇帝都要心往福民这一处想，劲往福民这一处使。

敬天和祭祀天，不仅是为皇帝自己祈福，更重要的是为天下苍生祈福。

既然天和皇帝都要福民，皇帝手下的各级官吏也要福民，若各级官吏不尽福民之责，则是逆天命，违君命。

逆天命，违君命的人力资源将会面对严格的法律处罚。

明朝初期，朱元璋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视。

多方探讨、询问发展经济的策略。

他曾对刘伯温说：“以前群雄角逐，生民涂炭，死亡之人太多，休养生息，恢复、发展经济很难。

现在国家大势已确定，天下各地次第都要平定了。

考虑用以休养生息的策略考虑得怎么样了？”刘伯温说：“休养生息之道，在于宽和仁爱。

”朱元璋说：“不施以实惠，笼统地说宽和仁爱，也没有益处。

以我看来，宽和仁爱政策的根本，必须是实实在在地增加百姓的财富，养息百姓的生存发展力。

不节制开支，则百姓的财富会枯竭。

不减省徭役，则百姓的生存发展力会困乏。

不明白教化，则百姓不知礼义。

不禁贪禁暴，则百姓无法平安生存。

宽和仁爱的策略好，但是仅有宽和仁爱之名而无其实，百姓并不会得到宽和仁爱的恩泽实效。

所以休养百姓的策略，必须注重根本，就象种树的人必须培养其根本一样。

”刘伯温回答说：“陛下尽心到这种程度，百姓还会有不受实惠的吗？古书上说：‘以仁心行仁政’的情况，其实就在今天，这是天下百姓的幸福。

”皇帝管理百姓，百姓供养皇帝，这是双赢的。

开国皇帝，多数重视民生，知道民
力资源的宝贵。

末代皇帝，多数重视私欲，苛捐重税，不顾百姓的生死，不把民力资源当回事，破坏了开国皇帝和百姓形成的双赢格局。

刘伯温说朱元璋的做法是百姓之福，百姓是发展经济的基础人力资源，百姓安居乐业，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缴纳更多的捐税，又何尝不是朱元璋皇家的福。

对杰出人力资源的领导和管理，是朱元璋各个时期的重要课题。

领导徐达刘伯温这样的人，又要学习他们的高明之处，又要引导他们把智慧才能胆略用到现实事务中，又要辨别他们策略中的不足之处，与他们共同改进提高，让他们的智慧谋略成为贴近现实的实用之法。

刘伯温的宽仁策略，没有朱元璋的深加工，其实用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朱元璋这些方面的领导和管理，使高级人力资源的智慧实用化，使他们的策略更上一层楼，也使高级人力资源的策略绩效更上一层楼。

朱元璋并非各方面都长于他手下的各层次人力资源，但是他的认识力，抓做现实事务根本的能力，抓做长远战略根本的能力，的确是有许多过人之处。

对李善长、刘伯温、徐达、汤和、常遇春这类高级人力资的领导和管理，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朱元璋做起来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原因在哪里，在于他不凡的认识力和抓做根本的能力。

开国以后，朱元璋重视民力资源，也重视后宫人力资源。

他总结历史上的人力资源管理经验，结合他自己的领悟，对朱升等人说：“治天下的人，以修身为本，以正家为先。

正家之道，在于谨慎管理好夫妇秩序。

皇后皇妃虽然母仪天下，然而不可以使她们干预政事。

至于嫔嫱之类的人，不过是做生活服务事务的，如果宠之太过，则会产生骄傲，失去分寸，混乱上下秩序。

历代皇宫，皇后皇妃干预政事，未有不出祸乱的。

皇后皇妃以及后宫受宠爱的人迷惑人，比鸩毒还厉害，唯有贤明的皇帝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被迷惑的。

你等为我创制《女戒》，记述古代贤妃们可以作为典范的事情，使后世子孙有所参照。

”
他用心良苦地立法，不准后宫的皇后皇妃干预政事，不准太监干预政事，朝庭各部门不准非法与后宫有监察权力的人有文案往来。

但是他的后代子孙没有把他定制的“宦官禁令”至始至终地执行，他
“内臣但备使令，毋多人。

古来若辈擅权，可为鉴戒。

驭之之道，当使之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则骄恣”的告诫，被他明朝末期的后代子孙当作耳边风。

明朝太监专权干预朝政的现象，在整个历史长河中都是很突出的现象。

魏忠贤以太监身份成为权倾朝野的九千岁，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始料不及的。

朱元璋曾与群臣总结元朝的人力资源管理得失，他说：“大丈夫有志于功绩事业，必须亲近贤能以扩大增强自己的仁德。

一般来说，与正直之人相亲近，则常听到善良正直的话。

与谗邪之人亲近，则恶习渐渐沾染积聚。

就象元朝的王保保，所信任的大多不是正直贤达之人。

比如他信任的傅颖阳，专门苛刻性的察别人的细枝末节，作威作福，甚为嚣张。

一个僧人对他礼待不周全，就暗中歪曲事实仲伤并杀害他。

身居高位的人象这样做，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吗？为人上级，最忌偏听，偏听就产生奸邪之心，奸邪之事，于国不利，于个人修养也不利。

朝廷高级官员，信任奸邪，凭借声势，以达成自己的私人爱憎，则任何私人爱憎都可以达成。

但这样达成了私心，却破坏了公义法制，破坏了国家大事。

由此使团队之人离心离德，功业怎么能够建立和持续？”对元朝的人力资源管理应用状况，朱元璋有深入的总结。

他要总结这些人力资源管理利蔽，作为明朝人力资源管理的借鉴。

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避免了这些弊端，他的后世子孙，会重蹈这些元朝的人力资源管理覆徹。

在徐达的碑文中，明太祖朱元璋写道：“帝王之有天下，必有名世之臣秉忠贞。

”这虽然是写给徐达一个人的碑文中的话，实际上这句话也是写给他所有的重要人力资源的。

正是这些人力资源，“以智勇之姿，负柱石之任。

……统百万之师，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才成就了他的大明王朝。

也正是他卓越的发现、培养、发挥和领导管理人力资源的能力，才使这些杰出人力资源激发出天才般的文韬武略，取得震古烁今的绩效。

明太祖朱元璋不但在开国过程中，对高级军政人力资源如徐达、汤和、李善长、刘伯温这类杰出人物管理有道，在治国中对府州县官吏层次的人力资源也管理有方，对于农工商贾这些民力资源和后宫女
性人力资源，太监人力资源也管理得法。

在不同的时期对高低层次不同的人力资源，他都有高级而又随机的领导管理策略。

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些都源于他对人物时事杰出的认识力和非凡的洞察力，源于他高级深远的愿景，源于他非凡的气度和胸怀，源于他的睿智，源于他的自明和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