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乡土文学的反殖民主义精神及其嬗变

第52卷第6期2019年11月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52No.6
Nov.2019
论台湾乡土文学的反殖民主义精神及其嫗变
吴龙
(豫章师范学院，江西南昌330103)
摘要：文章阐释台湾乡土文学反殖民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反殖民主义精神内涵。

通过分析台湾乡土文学后殖民时代的反殖民主义精神发展嫗变，以图揭示台湾乡土文学反殖民主义精神的当代价值意义。

关键词：台湾；乡土文学;反殖民主义精神;嫗变
中图分类号:12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79(2019)06-0061-07
On the Anti-colonial Spirit of Taiwan's Local
Literature and Its Evolution
WU Long
(Yuzh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Jiangxi330103,China)
Abstract:The paper explains the so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anti-colonial spirit of Taiwan's local literature,its anti-colonial spirit connotation in the colonial era and the post-colonial era,and analyzes and explains the evolution of the anti-colonial spirit of Taiwan*s local literature in the post­colonial era,so as to reveal the contemporary value meaning of the anti-colonial spirit of Taiwan*s local literature.
Key words:Taiwan；local literature；anti-colonialist spirit；evolution
台湾乡土文学自1895年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开始萌芽，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延绵不息半个多世纪。

代表人物有赖和、钟理、吴浊流、黄春明、杨云萍、杨守愚、陈映真、朱点人、蔡秋桐等人。

他们拿起文学这个战斗武器，以乡土为主要题材从事地下写作、民间写作，进行反帝、反封建、反殖民斗争。

台湾乡土文学以其鲜明的乡土特色和时代印记，大胆地揭示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残暴和种种罪行，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浓烈的民族意识，传达出强烈的反殖民主义精神，是我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书写的是乡土,表现的是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整个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面貌,故探讨和研究台湾乡土文学反殖民精神的发展嬉变，对于完善、丰富我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文学体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台湾乡土文学反殖民主义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我国台湾从17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殖民国家荷兰、西班牙等觊觎的对象。

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中国台湾,打着推进“现代化”的幌子，在台湾大肆推行殖民主义，⑴大搞去台湾本土化、去中华文明化，人们苦之久已。

如台湾诗人林幼春“含泪陨血，，[2](pll2)向梁启超控诉了日本殖民“法律”的严苛、本
收稿日期=2018-07-20
作者简介:吴龙(1964-),男，江西南昌人，豫章师范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台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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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化学校教育程度的低下、殖民当局对土地和主要产业的控制以及赋税沉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象,他把摆脱殖民统治的希望寄托于祖国大陆。

后来梁启超的台湾之行,其所见所闻所感也印证了林幼春的说法。

台湾人民武装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1907年有北埔起义,1912年3月有林圮埔起义，同年6月有土库起义和苗栗起义,1915年有礁巴年事件（即西来庵起义），等等。

连续的武装斗争遭到了日本殖民者疯狂、凶残的镇压，仅苗栗起义和西来庵起义牺牲的人数就达到四五万人，但是台湾人民可歌可泣的武装反抗斗争从未间断过。

日本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先派武官出任台湾总督，强力镇压，后来发现武力难使台湾屈服,遂转变殖民政策，在第8任起改由文官出任台湾总督，企图实行绥抚、同化政策。

日本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

他们在台湾强制推广日语、废止汉语，停办汉语报纸杂志、禁止中国戏剧演出和其他含汉文化的一切艺术活动;派遣日本教师到学校任教，不允许用汉语教学，学校教育日本化;要求台湾人住日本式的房子、睡榻榻米，过日本节日，姓日本人的姓氏，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进行生活;在宗教信仰方面，强制推行日本天照大神,摧毁中国寺庙、中国神像,等等。

日本侵略者试图控制台湾文化高地,想把中国文化扼杀，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消灭，使台湾人民变成日本人统治下的臣民。

与此同时，日本向台湾派驻文艺总管，统辖台湾文坛,实行文化渗透，从而不声不响地将殖民文化、日本文化等向台湾人民传播。

代表作家除了西川满外,还有滨田华雄和庄司总一等，代表作品有《台湾纵贯铁道》《南方移民村》《陈夫人》《赤嵌记》《惠莲的扇子》,等等。

这些作品的根本目的是企图让台湾民众承认其殖民的合理性和文明性，以掩盖和美化日本对台湾的侵略。

如,《台湾纵贯铁道》大力宣扬北白川宫率军“拯救”台湾的“丰功伟绩”，将日军屠城的滔天罪行合理化,把台湾军民的殊死反抗写成“土匪”式骚乱;《移民村》把日本人美化为文明的使者，颂扬日本人的毅力、信念、真诚品行和科学精神，把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包装为移民,赋予其正当理由;《陈夫人》中的艺术手法更加高超,通过对台湾民众生活细节的细腻描写，结合人的现代性、本土性特征，来颂扬其殖民化的文明性和现代性,但文本的背后带有殖民文学显著特点。

面对山河破碎，为了寻找出路，台湾很多爱国志士发起了反殖民抗争。

如老一辈诗人、民族英雄丘逢甲奋起反击，以笔为武器，同殖民主义者进行斗争。

又如,赖和受到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思潮洗礼后离开大陆回到台湾,在为穷苦百姓治病的同时,积极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参加新文化运动。

他与黄有才、杨逵、吴希圣、吴浊流、吕赫若等作家,拿起文学武器控诉残酷的殖民统治,其作品主要为充满着鲜明的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和反殖民主义精神的乡土文学。

这标志着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的台湾新文学诞生了。

抗战胜利后，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但退居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实行高压政策。

台湾人民对前途失望,纷纷送子女去美国等地求学居住。

而西方国家以在台湾兴办企业、发展经济为名，进驻台湾,进行经济、文化等后殖民主义的渗透扩张。

台湾受到外来文化与经济的巨大冲击，一时间“以洋为美”“以洋为尊”，民族文化遭受了巨大侵扰和创伤。

具有民族意识的作家们又开始继承和发扬日据时期的精神品格,对这种崇洋媚外的风气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例如,陈映真创作的《华盛顿大楼》《夜行货车》，王祯和的小说《美人图》《小林来台北》，或沉痛或戏谑、或辛辣或酸楚地进行了批判，他们在小说中突出台湾乡土民俗,欲唤醒广大台湾同胞不要忘记自己文化的根，充分体现了后殖民时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反殖民主义精神。

二、殖民时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反殖民主义精神
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实行严酷殖民统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形势严峻。

残酷的现实考验着当时的作家,放弃还是坚持写作,这是许多作家要面临的抉择。

台湾作家队伍开始出现分化:有的坚持斗争,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如吴浊流冒着生命危险写《亚细亚的孤儿》；有的保持沉默，有的折笔,有的动摇……更多的则是改变创作方式，或表面迎合殖民统治者的口味进行创作（使用日语写作或使用台湾本土方言创作），或回避“当局政治”书写“纯乡土作品”，或以含蓄委婉的手法进行创作,他们把创作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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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伸向下层民众,关注普通劳动人民的日常和生存境遇,在叙述普通劳动人民的各种遭遇、各种困境，批判各种愚昧思想和封建思想的同时，把更多的笔墨伸向殖民统治的种种罪恶，通过乡土的书写,不动声色地揭开日本殖民统治“现代化”的遮羞布，揭露殖民统治的各种各样的黑暗面。

“台湾乡土观念的发生，是来自于一个被殖民而破裂的现实世界的”，[3](p64)w乡土的书写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代表弱者抗争的文学形式。

表现的是对受压迫的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关怀,对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批判,对殖民主义强烈谴责与反抗，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反殖民主义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台湾作家笔下的“乡土”，与“乌托邦式”的山水田园牧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所表现的是殖民统治下的民众埋藏在心底的民族意识和反殖民意识。

这种写实主义创作手法，对台湾后世的乡土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坚持“民族文化符号”以反殖民文化
台湾人民的反殖民斗争从来未停息，只是斗争的形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武力反抗转到文化反抗。

如20世纪30年代的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殖民主义者推行“皇民文学”和“决战文学”，一切为战争服务，其中语言教育是其重要的一环。

台湾作家充分意识到“皇民文学”所带来的民族文化危机，他们以民族文化反抗殖民文化,如提倡使用台湾白话文进行创作,通过开掘和普及台湾白话文以对抗日本的文化殖民统治。

一方面，坚持抗争的作家们充分认识到语言、文学对唤醒和改造社会、保存民族意识火种所具有的积极作用。

这是时代所迫，同时也与大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是作家们为了与殖民统治抗争所做出的一种选择。

正如吕正惠所指出：“日据时代’台湾话文’运动是台湾知识分子面对特殊历史背景提出的问题，其目的不是要和中国切断关系;相反的，是想在客观的条件下保存汉文化的一点命脉。

”[4](pl0)
另一方面,1937年4月日本殖民者下令禁止使用汉文，所有报纸杂志禁止使用汉文,汉语私塾教育也被强行废除。

除赖和等少数作家冒着生命危险始终坚持使用汉语创作外，吴浊流、张文环、吕赫若等作家不得不改用日文进行创作。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他们虽然被迫用日语进行书写创作,但是他们的民族性没有改变，没有动摇。

这些作家借助殖民语言的外衣,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华文化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身份。

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吴浊流于1943年至1945年期间，用日语创作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它承载了中国的诗词歌赋、孔孟学说和台湾的地域风情。

还有台湾作家张文环以日文创作的小说《夜猿》《阉鸡》等，被日本人看成是“谜一样的小说”，他的日语文字里布满了日本殖民者迷惘不解而中国人却心领神会的中华民族传统习惯和民俗风情，字里行间中竖起了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的旗帜。

更让人啼笑皆非又有趣的是殖民当局竟然颁发了一个“皇民奉公会”的“台湾文学奖”给他的小说《夜猿》！
总之,无论是坚持使用汉语写作，还是改用日文创作，日据时期，台湾进步作家赖和、张我军、蔡秋桐、杨云萍、陈虚谷、杨逵、吴浊流、吕赫若、龙琪宗、张文环等紧握自己手中的笔，以笔为武器，以小说为炮弹，与殖民者进行抗争，从未停止过。

(二)隐喻性：台湾乡土文学反殖民主义特征
日据时期殖民统治的高压态势，使得台湾乡土文学反殖民的主题表现非常含蓄、非常隐蔽,创作手法的使用往往比较讲究。

由此催生出台湾乡土文学具有隐喻性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主题情感含蓄委婉，艺术形式常常采用象征和讽刺等手法,表现出的是强烈的反殖民主义精神。

1•象征手法
(1)“土地”的象征意蕴。

日据时期，台湾众多作家把写作的触角伸向“土地”元素，这与殖民者侵占台湾冶湾民众在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失去了某种依附感，即“失土”有直接的关系。

他们紧紧围绕“土地”进行书写，这不仅是台湾人民失去土地后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同时也表达了台湾人民渴望回到祖国怀抱的民族意识。

因此，“土地”在台湾新文学中有着表达民族情感的特殊意义和反帝反殖民主义深层的意蕴。

如有“台湾的鲁迅”之称的赖和在“土地意识”的小说中，赋予了“土地”象征着中国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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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作品《善讼人的故事》《一杆秤仔》《丰收》《可怜她死了》等小说中均揭示了这一深刻的主题。

与赖和一样，其他乡土作家们在作品中大量地描写台湾人民“失土”的社会现实和生活遭遇，以敏感的心灵感受到了失土的痛苦。

如，吕赫若《牛车》就认为造成杨添丁一家的苦难和悲惨命运的根本原因就是“失土”。

这样一个普通家庭“失土”后的悲惨遭遇，是台湾千千万万丧失土地的农民家庭命运的缩影,揭示出殖民主义者的滔天罪恶。

(2)“婚姻”的象征意蕴。

在日据时期，台湾的乡土作家除了关注“土地”，还特别注意到“中日联姻”情况。

婚姻本是个人行为，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又具备强烈的地域色彩、种族意识和国家意志，往往成为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之间产生关联的重要纽带。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婚姻意义又非同小可。

例如，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叙述了胡太明向日本女教师求婚被拒。

又如朱点人在小说《脱颖》中，叙述了主人公陈三贵做梦都想“娶个日本媳妇、化作日本人”。

他一心想贴上日本的标签往上爬，经其煞费苦心钻营终于梦想成真，“幸运地”被犬养主任收为养子，并把女儿许配给他。

他立马改姓为“犬养”，自称“犬养三贵”。

从此，衣食住行无一不是日本式的“三脚仔”，还洋洋得意。

在朋友面前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改姓“犬养”了，重点申明自己一“我是犬养!”大家附和着不点破,都意味深长地念着她的姓:“唔,犬养的。

”朱点人用嘲讽的笔法抨击、鞭挞亲日派民族败类。

作家们表面上描述的是民间个人婚姻小事,本质上通过中日联姻的失败揭示的是民族大事,象征着即使通过联姻也不可能亲善。

(3)“民俗文化”的象征意蕴。

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奉行全盘日化的文化殖民政策,弱化台湾本土文化和中华传统文明的影响。

为保护传统文化,留住民族灵魂，与文化殖民主义抗争的台湾乡土作家通过小说大量叙述民俗文化元素来进行强烈地反击。

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民间的风俗习惯、思维习惯、行为模式、伦理道德、审美情趣和哲学宗教观念，等等。

乡土作家们把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本地民俗文化作为写作的题材和素材，在小说中三番五次地写民间风俗、传统节日、民间生活方式等，提醒台湾同胞不要崇洋媚外，不要忘记自己的根本，以捍卫自己独有的本土文化——中华民族文化。

最为典型的要数吴浊流的《先生妈》和蔡愁洞的《保正伯》。

吴浊流在《先生妈》中，塑造了一个近乎“顽固”、充满血性的女主人公一先生妈。

女主人公行事一切都要按中国风俗办，表面上是描绘一个“顽固”的老妈子形象,实质上作者要揭示的是普通民众对日本殖民文化的抵制，是一种强烈的文化抗争。

她与崇洋媚外的儿子钱新发形成鲜明的对比。

她关心老乞丐，臭骂儿子“走狗成性”；不说日语只用台湾话，家里来了客人要亲自出来迎接招待;不住日式房子，她儿子钱新发只要为她修缮中式旧屋；不穿和服，还用菜刀砍烂它并大骂:“留着这样的东西，我死的时候，恐怕有人给我穿上了，若是穿上这样的东西，我也没有面子去见祖宗。

”她立下遗嘱：“我死了以后，不可用日本和尚。

”她日常生活中的吃、穿、住、行、言等一切均按中国风俗、中国习惯、中国传统来办。

对于一个没有知识文化的老婆子来讲，看似什么都不懂，但她的实际行动却对“皇民化运动”具备抵制作用，对殖民主义的奴化、同化策略是一种有效的反击。

作者是有意这样叙述一名普通的老年妇女行为的，通过她的所作所为来展现一名具有民族性的、充满血性的、高尚的、典型台胞女性形象。

“先生妈”表面上是拒绝日本习俗，实质上是拒绝认同日本文化而捍卫中华文化，这是出于本土化民俗意识的一种真情流露和自我自觉。

与《先生妈》正好相反，蔡秋桐的《保正伯》主人公保正伯却时时刻刻为日本人打“保证”，为讨好日本人，给日本人通消息、打报告、做侦探,处处为日本人着想,处处迎合日本人的需要。

他推崇日本人节日，为日本人设赌场，连跟日本人说话都夹杂些不伦不类的日语，以显示自己已经“日化”，其奴才形象跃然纸上。

作者对保正伯毫不容情地予以讽刺和鞭笞,反映了台湾人民反殖民主义精神。

2.讽刺手法
台湾的乡土小说毫无疑问是关注现实的。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丑恶行径以及台湾本地亲日的奴才行为成了当时台湾人“常见的”“不足为奇的”“毫不注意的”常态。

台湾乡土作家们犀利地捕捉到了这些“不合理的”“可笑可鄙可恶的”“常态”的社会现象背后的不寻常，出神入化的叙述和描写,通过揭示了殖民社会的种种不公之现实。

在反殖民斗争中，台湾乡土文学作家们把讽刺手法用得淋漓尽致，如赖和的《惹事》、杨逵的《模范村》、杨云萍的《光临》、陈虚谷的《他发财了》、吴浊流的《陈大人》《先生妈》、
第6期吴龙论台湾乡土文学的反殖民主义精神及其嫗变65
蔡秋桐的《理想乡》、朱点人的《脱颖》，等等，揭示了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强取豪夺、丑陋无耻的行径和本地汉奸卖身求荣的嘴脸，他们试图通过小说的叙述，唤醒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

赖和在小说《惹事》中叙述了一群鸡仗势凌人的故事。

鸡是日本殖民者——“大人”(日本巡警)养的，它们可以随意出入任何场所,还可以进入邻居的菜地里觅食“脚抓嘴啄，把蔬菜毁坏去不少”。

但种菜的主人却不敢吭声，更不敢抓起泥巴土块之类的投向鸡群、驱赶鸡群，因为大家都知道鸡是“陈大人”的,而且还是警察“大人”的。

终于有一天,这群“明目张胆”的鸡又跑到穷寡妇家的草房里去了，自由自在、上蹿下跳地把人家的草房当自己家到处啄食吃。

可“大人”却诬陷寡妇偷鸡，认定寡妇为“偷鸡贼”，对寡妇又骂又打，还利用职务之便把她抓进衙门拘留。

“陈大人”以“偷鸡贼”为名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人，其实是有原因的。

原来他先前对寡妇起了奸淫之心却诱奸不成而气愤，他是找机会出气。

赖和从旁着墨,把小说的题目取名为“惹事”，小说叙述的是一群鸡在惹事,让贫穷的寡妇饱受欺凌,忍辱含冤。

实质上是日本殖民者“陈大人”在到处惹事,让一个弱者，一个贫民小老百姓深受欺凌和压迫。

这是一种典型的嘲讽笔调,揭露日本殖民者无端欺凌百姓的恶劣行迹，强烈抨击了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无耻邪恶。

赖和还写了《善讼人的故事》《不如意的过年》《丰作》《可怜她死了》《赴了春宴回来》《斗闹热》《一杆秤仔》《蛇先生》等众多作品，无情讽刺和揭露了日本殖民主义者的罪行。

无独有偶,吴浊流直接以《陈大人》为题写了一篇小说。

赖和《惹事》里的“陈大人”是打着“抓贼”的旗号欺压百姓，吴浊流的《陈大人》中陈英庆则打着“抓嫖禁赌”的旗号抢占民女、包娼聚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英庆还利用日本人给他的“官衔”、以“公事公办”的方式到处作威作福,连自己的亲舅舅都不放过，欺负到他舅舅头上去了。

他的另一部小说《功狗》，小说题目也很有意味，意思是小说主人公洪宏东是“立功之狗”。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虽然在日本人那里立了功，可到头来却落得提拔没他的份、工资待遇没提高、积劳成疾卧床三个月被免职、“功狗无功”的悲惨下场，小说强烈的讽刺了“洋人走狗"的命运。

三、后殖民时代的反殖民主义精神嫗变
伴随着世界民族独立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18-19世纪开启的殖民主义时代走向衰落和覆灭。

它的消亡意味着后殖民主义的开始。

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国家直接通过军事霸占方式入侵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后建立殖民地或附庸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方位的进行赤裸裸地野蛮掠夺，殖民属地谈不上主权独立。

与殖民主义相比，后殖民主义的手段则相对隐蔽，一般表现为在经济上制裁和操控、在政治上干预内政、在文化意识上进行渗透，试图继续对以往的传统殖民地地区进行控制和掠夺。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对当代台湾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深入渗透。

经济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看中台湾低廉的劳动力，在台湾投资建厂，“援助”生产。

同时，借助资本进行文化渗透。

随着与大陆的隔绝，台湾各种危机不断加重，不得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受到后殖民主义的冲击。

崇洋媚外思想开始流行，一时间留学美国成了一种时尚。

文学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乡土文学,关注普通底层民众的经历和命运，表现的是普通民众生存的忧患意识。

这种忧患归根结底是对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民族忧患。

而20世纪80年代后台湾文学则围绕政治、生态、女性等题材进行书写，但不管何种题材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民族忧患的主旋律。

与此同时，台湾乡土文学的民族意识剧增，“家园”想象升华㈤同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陈映真的《铃铛花》《山路》《归乡》、宋泽莱的《废墟台湾》、李乔的《寒夜三部曲》、王拓的《牛肚港的故事》、陈恒嘉的《一场肮脏的战争》、廖辉英的《油麻菜籽》《盲点》、白樵的《白鹭鸳的抗议》、郑俊清的《黑色地域的呼喊》、李昂的《杀夫》、吕秀莲的《贞节牌坊》，等等，字里行间都充满着浓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嫗变一:“文学忧患意识”下的反殖民主义精神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地位的恢复、“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西方国家对台湾的兴趣衰减，经济上的投资大大减弱，台湾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在国际上趋于边缘。

这促使爱国作家们更加大胆地对台湾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前途命运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对民族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和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