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健康视角下上海住区绿地空间韧性调研及思考

公共健康视角下上海住区绿地空间韧性调研及思考
朱梦涵，陆天琪，石智妍，张睿，冯璐*（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奉贤
201400）
摘要：住区绿地作为韧性空间，在守护公共健康安全和缓解心理压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为了解该空间疫情前后的使用变化、
现状评价、改善意见，通过文献调研、线上问卷调研、线下抽样调查3种方法进行研究，从绿色空间选址、空间布局设计、植物配置设计等方面提出建议，并进行总结。

关键词：风景园林；韧性空间；
公共健康；社区绿地胁，欧洲的一些城市如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巴黎、伦
敦等开始将绿色韧性作为城市规划和发展的核心理念。

这些城市采用绿色基础设施（如雨水收集系统、绿
色屋顶、植被墙等），推动可再生能源、
可持续交通等创新措施，提高城市应对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的能力。

总
之，随着欧洲城市规划和发展的演变，
绿色韧性也已成为欧洲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它代表了城市管理者和市民对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重视及关注。

与早期马里兰绿道[3]、西雅图绿色基础设施规划[4]
等相比，韧性绿色空间更多的是应对不可控的自然灾害等突发性情况。

而《诺福克城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则体现了韧性规划的典型特征，其在回顾既有城市发展目标、战略方向的基础上[1]，针对当前城市条件和未来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预期变化，制定了由城市土地向周边水环境延伸的两条主线，即土地主线和水环境主线[1]。

然而如今，我们不仅面临着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的问题，还面临着许多传染疾病的威胁。

因此，以此次疫情为例，对上海市一处住区进行绿地空间调查，从而深入思考如何利用绿色空间打造韧性城市，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传染疾病的传播。

2调查方法2.1线上问卷调查
为了解上海居民疫情前后社区公共绿地空间使用情况以及对绿地景观的建设意见，通过问卷星软件制作《上海市住区绿地空间调查问卷》，调查对象为疫情前后均居住于上海、在2022年2－5月曾经历封闭管理且含公共绿色空间的居民。

于2023年5－6月向上海5个小区微信群定向发放208份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203份，有效回收率为97.6%。

2.2线下抽样调查2.2.1样本选择。

选择2022年2－5月曾被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区疫情防控组公布为“中高风险”的社区，综合考虑其绿地面积、景观要素种类，于上海市徐汇区嘉川路小游园展开线下抽样调查。

该游园作为徐汇梅陇地区的人流量较大、环境优良的社区公
1
研究综述
美国城市绿色空间网络的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自然保护基金主导的美国绿色通道计划，直接推动了人们对城市绿色空间网络的关注，1990年马里兰绿道和1994年佛罗里达绿道的规划建设开启了绿色基础设施的实践历程[1]。

随着1999年美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将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列为美国城市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美国掀起了绿色基础设施研究与实践的热潮[1]。

2006年贝内迪克特和麦克马洪（Benedict &McMahon ）提出绿色基础设施是“一个由自然区域和其他开放空间组成并相互连接的网络”。

“它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和功能，维持空气和水的清洁，并为人类和野生动物提供广泛的利益”，进而形成了“服务于环境、社会和经济健康的生态
框架”
[2]。

然而，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绿色空间逐渐与韧性城市思想结合。

这一趋势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世纪60年代，当时欧洲城市面临着诸多挑战，
包括高度机械化、高度工业化、城市热岛效应、
交通污染等。

在面对这些挑战时，一些城市开始尝试采用绿色技术和设计来改善城市环境质量。

在20世纪70年代，荷兰的格罗宁根成为了绿色城市发展的典范。

该城市利用新的城市规划方法，采用自然景观作为空间结构的基础，注重陆地、水体和植被的保护和恢复，并推动社区参与城市规划和管理；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曼彻斯特、德国的弗赖堡和瑞士的卢塞恩等城市也开始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并开始采用绿色技术和设计来改善城市环境，增强城市的韧性。

21世纪初，随着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严重威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21ECK002）；
上海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公共健康视角下城市绿色空间韧性设计”（S202210251136）。

作者简介：朱梦涵（2002－），女，汉族，山东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风景园林；陆天琪（2003－），女，汉族，安徽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
风景园林；石智妍（2000－），女，汉族，江苏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风景园林；张睿（2002－），女，汉族，浙江人，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环境设计。

通信作者：冯璐（1987－），女，汉族，浙江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园林植物与种植设计。

3
1〇
共绿地，是梅陇三至六村居民的日常休憩地点。

2.2.2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实地观察法、
访谈法以及拍照记录等方法，对调查地点绿地景观的建设情况进行信息搜集。

对“17岁及以下”“18~30岁”“31~45岁”“46~65岁”“66岁及以上”5个年龄段的人群发放81份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79份，有效回收率97.5%。

3结果与分析
3.1调研对象基本情况
线上调研对象男女比例为1∶1.74，线下调研对象男女比例为1∶1.08，相对来说，女性群体更愿意参加线上问卷调查。

在282份有效问卷中，未成年人占10.29%，16~35岁人群占56.74%，36~60岁人群占38.29%，60岁以上人群占14.18%，但由于老年人较少使用线上程序，老年人问卷数据大部分来自线下调研问卷；依照职业划分，在校学生占30.21%，企业白领占比38.65%，政府事业单位人员占10.28%，工人与自由职业者各占7.38%，离退休人员占13.48%（图1）。

健康水平、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交往水平均降低，
降低程度：心理＞生理＞社交（图2）。

分析“访问社区公共绿地空间后，
居民身体健康水平、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交往水平的提高程度”，发现居民的身体健康水平普遍提高，但心理健康和社交水平的变化不大（图3），反映出社区公共绿地空间的景观需要进一步优化。

分析“公共绿地空间各因
素的重要性排序”得出，大部
分居民认为安全的活动距离
为最重要因素，
其次为个人放松空间、合理的路线组织以及体育健身空间（图4）。

居民认为，
社区公共绿地空间所能承载的活动存在缺
少活动空间、配套设施不完善和景观不佳等问题。

3.3.2线下抽样调查结果。

实地调查发现，公园的绿地率较高，但植物景观单一，季相变化少；植物组团多为二层或三层式，花境、花坛等观赏价值高的植物景观较
少，景观功能单一。

公共活动空间较大，
分为儿童游戏场地、健身场所、休憩区以及中央活动广场4个区域。

其中，儿童游乐设施、休憩桌椅以及健身设施种类较丰富、舒适度较高。

公园中道路狭窄，休憩区域较为集中，不利于保证疫情期间安全的活动距离。

针对“可达性”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可达性差”
占6.2%，“可达性一般”占49.4%（图5），说明该公共绿
地空间的交通可达性比较差；针对“环境喧嚣程度”的调研结果显示，“十分喧嚣，难以展开社交活动”占19%，“较喧嚣，适合交流”占49.4%，“较安静，适合休憩”占31.6%（图6），说明该绿色空间还需提高环境安静程度。

对于“最满意的区域”这一问题，选择“休憩区”
的
图1总调研对象基本情况
3.2疫情前后绿地使用比较
分析“疫情前后活动状态”，67.57%的受调研者表示疫情前会前往住区绿地，50.54%每周访问住区绿地2~4次，55.41%受调研者每次访问持续1~2h ；相较于疫情前，选择疫情后访问住区绿地频率和时间“增加”“基本不变”“减少”的占比依次为17.6%、16.2%、66.2%。

针对这一变化，认为频率和时间增加的居民，76.9%表示是为了缓解疫情带来的压力，15.38%是由于休闲时间变多；认为频率和时间减少的居民，57.14%表示是相应社区管理要求，38.78%是出于安全问题考虑，减少不必要的社交。

3.3绿地景观现状评价
3.3.1线上问卷调查结果。

前期发放“上海市住区绿地空间调查问卷”，分析发现，相较于疫情前，居民的身
体
图2
相较于疫情前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交往水平变
化图3
疫情中访问社区公共空间后的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和社会交往水平提高程
度
图4公共空间各因素的重要性
排序图5公共绿地空间的可达性图6公共绿地空间的环境喧嚣程
度
3
2〇
受访者仅占8.9%，“儿童游戏场地”占20.3%，“健身场
所”“中央活动广场”均占35.4%（图7），说明公园亟需
提高其休憩区的建设，以保证人们在其中得到充分的放松。

针对“景观的满意度”这一项调查，“不满意”仅占3.8%，“一般”占31.6%，“比较满意”占55.7%，“非常满
意”占8.9%（图8），说明大部分居民认为该公共绿地空间的总体建设较佳。

层”
（图11）的人数占15.6%，选择“五层及以上”（图12）的人数占25%。

大多数居民偏向常见的、
较为简单的植物组团，而非复杂的植物组团。

针对“可食性景观”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
居民家中都有可供种植的阳台，
但仅有6.3%的居民家中有花园，9.4%的居民家中含有露台，18.8%的居民家中无任何可供种植的宽敞空间；约85%的居民均有在社区或者家中种植蔬果的想法，希望种植的种类主要
为花草、蔬菜；但在所有受调查居民中，
仅有9.4%的居民了解“可食地景”这一概念。

调查结果充分体现了人们对可食性景观的期待，也反映了可食性景观在上海住区中还没有被广泛推广的事实，证明了本调查小组探索并发扬这一景观模式的必要性。

4总结与讨论
4.1绿色空间选址
在进行绿色空间选址时，除了需要考虑土地可用性、政治领导力和财政支持等固有因素外，也需要考虑小区人口年龄结构、不同人群的心理偏向和可利用的公共空间的面积大小，还有对于交通可达性的要求，以及绿色公共空间公共性和私密性的平衡等可变因素。

调研中反映的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绿地空间的交
通可达性较差。

针对该问题，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建设更多的步行和自行车道，这将使人们能够更容易步行或骑自行车前往公园，不用受到车辆交通的干扰；二是新建公共交通线路，通过增加公共交通服务（如巴士或轨道交通）来改善公园的交通可达性；三是改善道路布局，通过改善道路布局以及限制车速等方式，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提高居民安全感，使人们更加愿意
步行或骑自行车前往公园；四是提供停车场，为那些选
择驾车前往公园的人提供足够的停车位，减少路边停车的数量，从而缓解拥堵问题。

除了交通可达性问题，在设计绿色空间时也需要充分考虑疫情因素，从而减轻后面传染疾病再次爆发时对人们的伤害，提高绿地空间韧性。

因此，在进行绿地空间改造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保证人们的安全距离和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①增加绿色空间。

在空
间布局上可以增加绿地、花坛等空间元素，
扩大场地面积。

②设置隔离空间。

在公共区域和人群密集的地方设
置隔离墙、屏风等，减少直接接触。

③合理规划通道。

规划出更宽敞的通道和道路，便于人员流动和交通，避免
拥堵。

④做好标识。

在公共场所设置指示牌和标志，
提示人们保持距离，注意个人卫生。

⑤加强维护。

加强对公共区域的清洁和消毒，维护好公共设施，确保环境卫生。

⑥控制人流量。

通过限制人流量、分时段管理等方式，避免人员集聚，控制疫情传播。

总而言之，绿地空间选址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和
考
图7公共绿地空间中最满意区域图8公共绿地空间景观的满意度
结合访谈内容，发现老年居民对该绿地景观的满意度较高，且疫情常态化时期老年人更倾向于到该社区公园的绿地和中央活动广场中进行锻炼和交流，以保持身心健康。

3.4绿地景观改善意见
分析线上调查问卷发现，居民认为疫情后社区公共绿色空间应该增加丰富的植物景观、宅边休息区和
园艺种植区。

“植物景观”和
“园艺种植”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反映出居民对住区绿地景观的关注。

分析线下调查问卷发现，84.4%的受调查居民希望公园能够增加绿地景观，15.6%的居民希望增加硬质
景观；对于“希望的绿地空间布局方式”
这一问题，仅有2位受调查居民选择了封闭式的布局方式，37.5%的居民选择半封闭式，近六成居民选择开放式。

对于“此地景观给您的第一印象”和“对此地景观中重要的元素进行排序”这两项问题，大部分受调查居民认为形态和色彩相较于质感更引人注目，且认为该
绿地景观中重要的元素依次为树池、
种植池、水景、花钵以及景墙。

对于“倾向哪种植物组团”
这一问题，选择“两层”（图9）以及“三层”（图10）的人数占59.4%，选择“
四
图9二层植物组团图10三层植物组
团
图11四层植物组团图12五层植物组
团
3
3〇
虑该小区的一些现状问题，最后合理规划。

绿地空间合理选址的意义在于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休闲娱乐环境，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提高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促进社区团结和社交互动，增强社区文化活动，提升城市形象等。

同时，绿地空间也是城市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促进了旅游业和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因此，合理选址的绿地空间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2空间布局与表现形态
城市绿地可以为居民提供舒适的生态环境，是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其空间的布局形式和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功能的实现[5]。

在后疫情时代，对二者的合理运用有利于更好发挥绿地空间的韧性特征。

M·盖奇（Michael Gage）等[6]提出景观可分为硬质景观和软质景观，分别代表铺地等人工材料成景和树木水体等自然成景。

经历疫情后，居民在生理、心理、社交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需要高质量的绿地空间进行恢复和提升。

当下，绿地空间设计应当防止人工手法的过度运用[7]，软质景观占更大比例、偏向于自然式的景观可以提高绿化率，为居民提供更多的锻炼和疗愈空间，带来更好的身心体验，是景观手法的较好选择。

同时，更多的绿地空间可改善局部微气候，促进空气流通，增加环境活力，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提供便利。

此外，城市绿地中应增加更多的活动空间，巧妙布局连通性景观，以降低多方流线重合率，维持防疫通道的畅通性，降低交叉感染风险，提高空间韧性。

在绿地和硬地的交接关系上，适当运用造景手法处理可以增加趣味性，符合更多居民的审美需求。

其中，受到最大程度欢迎的置石式，使硬质景观在主体绿地等软质景观中充当点睛之笔，寓静于动，将线条美与柔和美相结合，很好地提高了景观的感染力[8]，对增强疫后景观的疗愈功能具有一定作用，在相关设计中可以更多使用。

在绿地的空间布局方式上，完全封闭式布局虽有利于景观的养护和管理，但活动面积的限制和不佳的通风状况导致其体验感较差，且不具备应对公共卫生灾害的能力，在景观布置中应较少使用。

与之相反，居民更加崇尚的开放式布局便于游憩活动的开展和空气流通，可以增强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充足的开放性绿地空间在平时可以作为居民锻炼、活动的场所，在疫时转变为存储基地或应急隔离防护场所，具有较强的抗疫韧性[9]。

同时，其较高的可参与性也更加符合社区景观的要求。

视觉元素是景观第一印象的决定性因素，居民选择更多的形态和色彩元素分别具有强烈的组合空间感和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更能吸引使用者的注意[10]，影响其喜好程度和身心感受，在后疫情时代需要更多关注，如可以使用黄色等明快的颜色释放积极情绪。

在景观重要元素的选取上，居民更喜欢软性景观为主的绿地，对具体景观元素无明显偏好。

疫后景观设计中可以软质景观为主，多元化选择具体景观元素，注重整体的统一性和搭配的契合度，提高环境韧性。

4.3优化植物配置设计
研究发现，绿地空间的自然属性与人体情绪放松和压力缓解有强关联[11]，植物作为景观设计中的重要元素，其合理运用在后疫情时代受到了多方关注。

在结构选择方面，3层及以下的植物组团结构类型受到大部分居民的喜欢，较少的居民选择5层及以上植物结构。

这说明植物组团的复杂程度与其受欢迎度无较强关联。

除重要节点，其他节点设计可以采用3层以下结构自然衔接整体景观流，使植物相得益彰、重点突出，丰富多样性[12]，提高景观品质，释放积极情绪。

在植物配置的种类方面，可食性景观是景观内容的重要部分，具有观赏性和实用型相统一的特点[13]。

在疫情期间，77%的人发现通过栽种可食性盆栽可以促进压力的缓解[14]，并对此抱有较大热情。

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想要种植蔬果的意愿较强，场地的缺乏是阻碍该想法实现的重要因素，说明疫后增加种植空间具有一定迫切性。

居民对“可食性景观”这一概念了解程度较低，说明景观概念知识在人群中的普及水平还有一定提升空间，疫后应加大相关宣传力度。

此外，在提供一块社区绿地的情景下，居民的种植意愿先后为花草、水果、药材，与先前对种植蔬果的统计相悖。

经走访询问得知，居民更加担心种植蔬果后的管理问题，反复提及可能被他人破坏甚至占为己有。

结合疫情封控中产生的少量居民不和事件可知，居民之间仍然缺乏集体信任，且其整体素质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而以可食性景观为媒介，促进社区居民多方参与种植共建正是疫后提升社区信任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增加绿地空间的生命力，为可持续景观的发展积累社区资本[15]，并通过种植体验增强身体素质、调动积极情绪，在后疫情时代下拉进居民之间的距离，提升整体精神面貌和治理韧性。

5结语
在公共健康问题备受重视的现在，住区绿地的韧性设计在守护公共健康安全和缓解心理压力方面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在总结了针对住区居民展开的调研结果后，对数据结果进行分析讨论，在空间选址、空间布局与表达形式方面提出建议，并引出可食性地景概念，通过社区居民参与的形式提高空间韧性、
治34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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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南希,王蓝.促进社区培育的参与式可食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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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韧性。

但仅对调研结果进行分析讨论，关于如何营造合理、良好的绿色空间以更好发挥植物的理疗作用和居民的治理作用，仍需要更多学者进行探讨和研究。

（收稿：2023-06-2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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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IPA 分析法的文博体育公园评价
梅铭君，燕亚飞，许欣璐
（河南科技大学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
河南洛阳471000）
摘要：为合理评价并积极提升洛阳市文博体育公园服务质量，选取五大维度及29项评价因子，构建IPA 模型。

结果表明，空间规
划维度及空气质量等10项因子属于优势区，满意度较好；公园环境、使用体验维度及停车场等4项因子属于保持区，评价超过预
期；综合管理维度及指引标识等10项因子属于改进区，有较大提升空间；
场地设施维度及休憩设施等5项因子属于弱势区，亟需重点改善。

由此提出丰富公园服务设施、加强场地设施维护、完善公园安全措施的优化建议。

关键词：体育公园；IPA 分析法；服务质量；优化建议
注非物质空间的地域文化对城镇风貌建构的作用。

杨微微等[3]运用IPA 分析法对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进行游客满意度研究，通过分析景区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
相应的对策，提升景区吸引力，
使景区可持续地健康发展。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资料以及实地调查后，发现已建成的一些城市体育公园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缺乏
体育文化主题、缺乏基础配套设施等，
并且运营管理和后期维护也不够完善[6]。

在体育公园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城市体育公园设计[7-8]、布局与配套设施[9]、功能与空间形态[10]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评价方面、公共服务供需问题[11-13]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于以满意度等软性指标的主观评价模式，以充分表达和尊重使用人群的意志，来解决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中存在的问题[11]。

因此，本研究以洛阳市文博体育公园为例，基于IPA 分析法，使用人群分别以重要性及满意度两方面对其进行定量评价，根据结果分析公园的优劣势，探究文博体育公园服务质量提
升的相关对策，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以期为
文博体育公园向着更高阶段的发展提供些许借鉴，
亦可为类似体育公园研究提供依据。

1研究区域概况
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进一步实施，日益增长的健身意识以及对于健康生活的向往使得人们对健身的需求越来越大。

国家高度重视体育公园的发展，相继出台政策性的文件以推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建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

《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
意见》中将体育公园建设作为扩大优质供给、
实施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的首要任务。

由此可见，有效提升体育公园的服务质量，
打造休闲健身、游憩娱乐的全民健身绿色公共空间，有利于促进体育公园建设高质量持续发展，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提高城市生活品位[2]。

在物质生活丰富的今天，我国体育公园建设发展的不充分，导致体育公园的服务质量难以充分满足人们对体育休闲健身的需求。

公园满意度研究是使用人群对公园公共服务设施、公园环境等方面满足活动需求程度的综合心理评价，是公园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使用人群满意度测评模型方法中应用最广泛的是IPA 分析
法[3]。

IPA 分析法即重要性及其表现分析法，
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得相关数据，
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直观、方便诊断和决策等特点[4]。

芮光晔等[5]运用IPA 分析法对城镇风貌改造后进行评价，发现受访者对改造后的城镇风貌认知与可感知的空间范围密切相关，更加关3
5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