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视角：城市复兴的文化创意策略

一种新视角：城市复兴的文化创意策略
姚子刚
【摘要】过去的三十年是中国城市发展轰轰烈烈的三十年，其过程中有得有失，得的是经济和粗放，失的是文化与内涵，对“得与失”的思考正是本文研究的原动力。

将研究课题锁定于“城市复兴”，不仅仅因为它是近几十年西方城市理论研究的热点，更重要的是中国城镇化在面临后工业时代背景发展下所应做出的转型选择。

本文提出处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城市，应以文化与创意为导向，采取“城市复兴”的发展模式，并进行新规划方法的探索，强调由点到面、有序推动整体复兴的过程。

【关键词】城市复兴；文化；创意；规划方法
城市始终经历着持续的变化，它们不曾静止、不曾停止，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

我们不能以19世纪的方式来解决21世纪的问题，世界城市系统已经历了剧烈变革。

新形式下城市每个层面都发生基础性的变化，往日解决问题的方法很难奏效，寻求新的战略途径成为必然。

1．后工业社会中国城市面临的三大关键转型
由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中国城市产业结构面临重大转型，如何确定产业发展的方向是重中之重，城市的产业结构、城市的类型和功能以及城市的空间结构都在发生变化。

中国城市应如何应对这一巨大挑战？本文认为中国城市需从发展模式上进行深入思考：
1.1 转型一：从工业城市到创意城市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传统工业城市依靠大规模、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合时宜，制造业和工业等低附加值的产业类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20世纪70年代，包括纽约、伦敦、巴黎在内的许多大城市都失去了曾经具有的活力，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经济停滞、产业衰退、企业外撤、旧区衰落、丧失活力等问题，迫使这些大城市思考如何解决城市转型的问题。

于是从80年代起，不少城市便努力升级原有产业结构和城市功能，尽快推动自身的功能转型。

80年代后期由Charles Landry提出的概念——创意城市，日益受到重视，成为席卷全球的
一场城市运动。

1994年澳大利亚提出以“创意国家”（Creative Nation）为目标。

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Creative Industries Task Force, CITF）的成立以及CITF的《创意产业路径文件》（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1998，2001，2004）的报告，使得创意产业逐步走向实际解决城市问题的应用领域。

此后，John Howkin出版的《创意经济》（The Creative Economy）一书和Richard Florida所著的《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在全球重构的剧烈运动中大大影响了许多西方国家的转型。

目前中国许多城市同样经历着类似的产业转型，单纯依赖投资建设或资源开发的模式已走到尽头，需要主动选择“创意城市”的产业转型战略，这与国家在“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中的战略导向也是相契合的。

1.2 转型二：从功能城市到文化城市
纵观现代规划理论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的《雅典宪章》和70年代的《马丘比丘宪章》可以说是两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雅典宪章》强调城市的功能分区。

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带来了单调、枯燥、缺乏人情味的城市空间副产品。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人们醒悟到必须强调城市基本的文化价值。

《马丘比丘宪章》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它试图改变《雅典宪章》中明显的重物、重技术的倾向，在认识论上始终将人、社会和环境置于主要位置，提出人的相互作用与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依据。

它强调在城市的设计和建设中，必须尊重传统、强调城市的个性、并从城市发展的文脉中去寻求设计的依据。

从《雅典宪章》到《马丘比丘宪章》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意味着城市规划从以功能技术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城市功能也从原先显性的居住、工业、游憩、交通转变为隐形的社区认同、城市意象等方面，这使城市生活环境同时满足了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

它们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城市是城市生活的载体，城市的功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归根到底城市是人类的生活空间。

当城市发展越来越着眼于人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它实际上也是在塑造着城市生活。

我们必须在城市规划中更加重视对“人”（使用者）的关怀，重视场所空间情感的塑造，重视邻里的空间结构。

中国也同样认识到文化对于城市的重要性。

2007年6月，文化部、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的《北京宣言》。

该宣言是促使中国城市实行“文化城市”转型的重要力量。

《北京宣言》提出了城市文化的重要性，指出“文化是历史的沉淀，它存留于建筑间、融汇在生活里，对城市的营造和市民的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
城市和建筑的灵魂。

我们的任务是创造一个和而不同的未来建筑环境。

”
1.3 转型三：从旧城改造到城市复兴
1978年以后中国城镇化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以“速度快、密度高、高度高、规模大”为特点实现了城市的快速扩张。

城市发展模式属于蛙跳式的快速扩张模式，但往往对城市旧区缺乏重视，大多采取的是大拆大建的“旧城改造”模式。

这种旧城改造模式关注的是物质空间的表面复兴，而忽视了更新中的社会成本和文化成本。

鉴于中国正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借鉴西方发展经验，中国城市建设模式应摈弃快速蔓延的城市扩张及大规模旧区改造模式，切换到以旧区为重心的“城市复兴”模式，以实现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和城市的内涵增长。

“城市复兴”模式强调除物质复兴外，还需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复兴，强调以城市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生活努力构建和谐城市，既关注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又关注城市人文环境的建设。

城市复兴有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增强城市的凝聚力，有助于建立一种具有良好空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模式。

2．文化·创意·城市复兴三者之间的互动研究
2.1 文化、创意与城市复兴的关系
城市复兴强调的是对城市旧区的环境、经济、活力的再生，其中文化要素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首先，城市复兴强调对城市传统的重视，将城市传统（urban legacy）作为一种推动城市发展延续的重要资源。

其次，文化创新和文化多样性是城市复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城市空间活力的增加、市民活动的多样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而创意产业则往往是城市复兴的产业载体，它正日益成为旧城复兴的动力来源，是城市健康发展的新的激励因素。

创意产业无需占用更多的土地和资源，仅仅依靠人才的创造力和聚集效应，就可使衰败的旧区再发生机，不仅提升了该地区的文化品位，还体现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

同时发达的创意产业体现了城市的创新能力，这种能力也正是城市的竞争优势所在。

2.2 文化·创意·城市复兴三者的互动模型
如果用形象的植物学视角来阐述文化、创意、城市复兴三者互动关系的话，文化（即文化资源）犹如大地土壤般为城市复兴提供最原始的营养；创意（文化创意产业）犹如植物极具生命力的根系，吸收土壤中的原始养分，并通过能量吸收和转换，将基础的文化资源转化
为现实的发展动力。

而城市复兴就是文化和创意良性互动、共同催生的成果，犹如生长在大地之上，通过根系而自然生长繁衍出的参天大树（如图1所示）。

图1 文化、创意与城市复兴三者的生长机制模型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研究自绘
三者互相之间良好的互动作用，可以使城市呈现不断螺旋上升的发展趋势。

本文将文化、创意、城市复兴三者的螺旋发展模型建构如图2所示，以进一步明晰文化、创意、城市复兴三者彼此依存、互相推动、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图2 文化、创意与城市复兴的三者的螺旋法则模型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研究自绘
3．城市复兴的“文化创意策略”
3.1 “文化创意策略”的提出
根据前文对文化、创意与城市复兴三者关系的研究，笔者提出“城市复兴的文化创意策略”，其内涵是指“为了实现城市复兴的发展目标，在深入挖掘城市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结合资源优势和特点，策略性的运用城市文化资源发展适宜的文化创意产业业态，促进城市产业转型，实现城市的经济复兴；同时通过文化创意社区的积极营造，改善城市物质空间，并努力在促进城市空间复兴的同时，保护和弘扬城市文化资源，推动机制完善，促进文化认同，构建社会资本，从而从微观到宏观逐步推动社会和文化复兴，最终实现城市的整体复兴。

”
需要说明的是，文化创意策略是一个综合性的策略，它强调的是一个多元复合、逐步推进的策略应用。

城市复兴是经济复兴、文化复兴、空间复兴、社会复兴四维一体的发展框架，而文化创意策略对应于每个层面都有相应的策略主导。

（1）经济方面：文化创意策略的核心理念是提倡文化资源和创意产业的结合，积极培育适宜的文化创意产业，通过合适的产业转型来营造经济的复兴。

（2）文化方面：文化创意策略特别强调文化资源的重要性。

因此必须将文化资源通过梳理、保护和发展将其提升到城市发展的高度；同时创意产业的发展会带给城市文化带来新的力量，不仅仅使本土文化得以巩固，也使精英文化、草根文化、移民文化多向发展；同时文化参与的增强，也会带来市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有利于城市文化的复兴。

（3）空间方面：以文化创意产业为经济主体进行空间营造，强调积极融入城市发展体系，鼓励通过与产业的结合来改善社区物质环境空间，并逐步延伸到城市范围，营造更大范围的空间复兴。

（4）社会方面：文化与创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构建公共平台，转变政府职能，进行机制创新，同时不断培养出的创意阶层；同时需要从市民的基层需求出发，从而引起社会最广泛的参与、满足最广泛的市民需求。

通过文化创意策略的导入，推动经济、文化、空间、社会多方面的复兴，从而又源源不断的激发新一轮的创意与文化，不断促使城市走向全面复兴。

当然需强调的是，文化创意策略只是指导行动的框架，在具体实施中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模式，不能过于僵化的理解。

每个城市必须结合自身地域的特殊条件予以研究。

表1 文化创意策略与其他复兴策略的对比解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研究总结
3.2 城市复兴文化创意策略的模型建构
根据本文有关“城市复兴的文化创意策略”的解析，将示意模型建构如下：
图4 城市复兴的文化创意策略模型示意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研究自绘
4．“文化创意策略”下新规划方法的探求
4.1 对规划方法的再思索
规划客体的不同，必然带来规划方式的改变。

运用文化创意策略推动城市旧区复兴，它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探索和创新的过程，更是有许多问题是以前所从未遇到的。

文化和创意产业作为新兴的发展要素，带来城市两个主要方面的变化，一个是城市空间的重构和城市旧区的再生，一个是城市文化的发展和创意产业的崛起，这都是规划背景和规划客体的重要变化。

这些变化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相关规划从一个被动的旁观者作为一个主动的引导者。

面对这些崭新课题，传统的以城市空间和土地利用为重点的规划方法已不能适应这个崭新的命
题，需要有一种新的规划视角，来弥补现行规划方法的不足，从而将重点放在如何促使城市文化资源与创意产业产生良性结合，如何渐进的、有序地推动城市复兴。

因此，本文提出构建一种新的规划方法：即运用文化创意策略，借鉴城市触媒的理论，通过引导城市文化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良性结合，逐步实现经济复兴、空间复兴、社会复兴和文化复兴，由点到面的推动城市全面复兴的规划方法，并将这种规划方法归结为以“触媒、扩散、群落”为途径的渐进模型，包括了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尺度的规划策略。

本方法特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既要突出城市规划的“文化性”，在进行城市空间的统筹安排时注重文化资源及创意产业的战略安排，并尽力将其发展纳入到城市规划的体系之中；另一方面也要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性”，将文化与创意产业的发展与城市空间有机结合，突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落地”和“空间发展”。

4.2 基于“文化创意策略”的规划方法建构
4.2.1 规划原则
4.2.1.1 是“公共政策”，非“技术工具”
不同于以空间规划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城市规划，本规划方法注重的是提供能够促进城市文化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公共政策，而不是单一的技术工具。

本规划是尽量不以技术细节作为规划重点，而是注重提供能够促进文化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并促使二者在城市复兴中发挥作用的的公共政策。

4.2.1.2 是“弹性与刚性相结合”，非单一“刚性规定”
传统城市规划是刚性的，是以指标和刚性规定为主要内容。

规划中单一的强调刚性会导致“僵化”，单一的强调弹性会导致“失控”，因此刚性和弹性是本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其中刚性是第一位的，同时应强调弹性的作用，在于使规划增强其编制模式和实施的灵活性，面对不断变化的城市问题和市场、社会等综合因素，充分的、艺术的发挥规划刚性要素的功能和作用。

4.2.1.3 是“过程控制”，非“目标导向”
本方法不是一个绘制“终极蓝图式”的规划，它不是以目标为导向，而是过程式、渐进式的，注重的是对于规划过程的控制，而非简单的目标导向。

本方法是对城市的文化资源及创意产业进行合理规划，使文化及创意产业发展纳入城市复兴的框架。

它更注重的是对于发展过程的控制，注重的是引导性和策略性。

4.2.2 规划尺度
本规划方法在面对构建以文化创意策略推动城市复兴的规划实践时，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尺度，循序渐进的建立完整的格局。

区别于其他规划体系先宏观再微观的构建，文化创意策略推动城市复兴是由点及面的过程，需要先有“点”上的触媒，引发出“面”上的扩散，构建“群落”的形成，最终达到整个城市的复兴。

文化创意社区的营造是文化创意复兴城市“落地”的第一步，因为城市的复兴总是从街区尺度开始，逐渐影响到片区及城市。

具体展开来讲，三个尺度即微观尺度上的“文化创意社区的营造”、中观尺度上的“复兴扩散效应的引导”、宏观尺度上的“复兴群落的构建”，可分别用“微观营造”“中观引导”“宏观构建”来概括，分尺度应用也易与传统城市规划中的详细规划、总体规划等阶段相对应，从而有利于纳入到法定的城市规划体系。

4.2.2.1微观营造
由于城市复兴的过程往往是分阶段、分地块来实施的，最开始都是从社区层面开始。

因此，社区层面是实施文化创意策略复兴城市的关键应用。

微观营造是文化创意策略城市复兴中最小尺度的规划引导和控制，并可对下一级设计工作——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计、业态设计等进行原则性的引导、控制和管理，是复兴城市中具有关键性的第一步。

4.2.2.2中观引导
中观引导是在微观营造的基础上，围绕已形成的社区层面的城市复兴，通过适宜的规划营造和引导手段，确立并强化复兴区域，并通过对扩散载体的培育，引导复兴效应向更大的区域扩散。

本文认为，扩散载体包括“人”“事”“物”三个类型，因此，中观引导的重点也就是对这三个载体的规划引导。

4.2.2.3宏观构建
宏观构建是从区域和城市整体的角度出发，对城市进行系统的研究，把城市放置于广泛的背景之下，研究其社会经济、人文历史、空间环境等多方面的问题，确定其战略目标和措施。

同时，针对城市复兴群落，构建文化发展原则、空间发展原则，以推动复兴群落体系的构建。

三个尺度的应用尽管是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规划运用，所涉及的范畴和关注的重点也各有不同，但这些领域的规划之间仍具有密切的关联，不同层面的规划应用共同构成了本规划方法的完整体系。

三者之间彼此不能割裂，而应互相融合。

如在进行微观营造或中观引导时，需要首先具有宏观的战略框架，不能脱离整体性框架而谈局部发展；而在进行宏观构建时，
也需要考虑微观尺度和中观尺度应用时的实际情况和特殊性，也同样不能离开局部谈整体。

当然，实际应用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对于不同城市中的不同地区，都会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实践性特征。

正如库特勒等人所指出的：“没有两个地区能够以同样的方式选择策略、利用资源、确定产业或实施计划。

场所因其历史、文化、政治、领导者及特殊的公私关系管理方式等而各不相同。

”
4.2.3 框架建构
根据前述的规划原则及三大尺度，将规划方法概括性的建构如图3所示。

图3 规划方法建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研究自绘
5．结语
“城市复兴的文化创意策略”的提出并不是为了打造一个新名词。

它其实是代表了一种分析城市问题的新视角，引申出一种指导城市实践的新方法,目的是为了探索一种可能性，提出城市发展中文化和创意等柔性要素的重要性。

从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来看，快速城市化的表象之下存在着大量的旧城和闲置地段。

长期以来，政府对旧城存在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即试图用“功能划分明确的、空间秩序井然的新的规划方案”来取代“功能混杂的、空间秩序混乱的旧的城市现状”。

然而从当代复杂科学的角度来看，许多旧区所谓的“混乱不堪”，实际上包含着社会经济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精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复杂”系统，必须充分认识这种复杂性，并进一步探索适应这种复杂性的新的规划设计方法。

不可否认，城市复兴课题本身涉及到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城市历史、城市文化、城市经济、城市生活等各个领域，而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更是交叉了多个层次与多个方面。

本文是期望从结合文化资源与创意产业的视角来探讨推动城市复兴的可行性。

提出文化创意策略并非要简单取代其他城市发展策略，需要在后续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将文化创意策略与其他发展策略更好的结合，从而更好的推动城市发展。

参考文献：
[1]Couch, Chris, Charles Fraser, Susan Percy. Urban Regeneration in Europe.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3.
[2]Landry, Charles. The Creative City: 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 2nd ed. London: Earthscan, 2008.
[3]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城市规划国际论坛. 城市文化北京宣言（Beijing Declaration Concerning Urban Culture）. 同上 2007, Vol. 31 (7).
[4]厉无畏, 王慧敏. 创意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理．模式．路径. 中国工业经济. 2006, Vol. (11): 5-13.
[5]Howkins, John. The Creative Economy: How People Make Money from Ideas. London: Penguin, 2001.
[6]Florida, Richard L.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7]Urban Task Force. Towards an urban renaissance: Final report of the Urban Task Force. London:
E & FN
Spon, 1999: P27
[8]其余的要素是：紧凑的城市形态、设施之间的联系、经济支持、生态意识、良好管理、社会包容性、好的环境设计。

参见Urban Task Force. Towards an urban renaissance: Final report of the Urban Task Force. London: E & FN Spon, 1999: P306
[9]城市历史街区的振兴，[英]史蒂文·蒂耶斯德尔蒂姆·希思 [土]塔内尔·厄奇著，张玫英董卫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P201
[10]方可.“复杂”之道—探求一种新的旧城更新规划设计方法[J].城市规划，1999年第7期:P28-33.
作者简介：姚子刚（1977—），男，博士，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主任规
划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华东理工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