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蝴蝶梦》中的两性关系模式

论《蝴蝶梦》中的两性关系模式
柴鲜
【摘要】Initiative was taken in Rebecca to introduce the heroine into the male life-word in a Cinderella way.The fiction has really followed the female tradition that the hero as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 was introduced
to the women＇s world. ＂T＂,the identity of evident narrator in the story,
is also the central figure throughout the novel.The social ethics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 and the other characters show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situation of gender relations,building around the heroine who is compliant with 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culture,revealed a different of relational state such as compliance,confrontation,or deviation.
A shift of status from the passive role to the active host was to dispel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patriarchal discourse on the female of one-way control,expressed tortuously the author＇s point of gender relations that can never truly understand between man and woman.%《蝴蝶梦》以“灰姑娘”模式把女主人公“我”被动引入男性生活世界，实际却沿袭将男性主人公作为环境因素引入女性世界的女性写作传统，“我”不仅具有显性的故事叙述者身份，也是整部小说的中心人物。

作品中。

以“我”与其他人物之间的社会伦理关系展现复杂交错的两性关系境遇，围绕符合父权制文化传统的“我”，揭示男女之间顺从、对抗或背离的关系状态。

以“我”屈从、依附的被动身份向反抗、被依赖的主动身份转变，消解男权话语对女性单向控制的可能性，曲折传达作者对男女之间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和沟通的两性关系观。

【期刊名称】《商洛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2(026)003
【总页数】7页(P51-57)
【关键词】《蝴蝶梦》;“我”;伦理身份;“灰姑娘”模式;两性关系
【作者】柴鲜
【作者单位】商洛学院中文系,陕西商洛726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106.4
《蝴蝶梦》（Rebecca,1938，又译《吕蓓卡》）是英国作家达芙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1907—1989）最富国际声誉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权运动热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

作者承袭英国18世纪哥特式风格的女性书写传统，塑造了叛逆的新女性吕蓓卡形象，因而备受争议。

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吉尔伯特和古芭认为，女性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往往是作者的替身，从这个角度出发，大多数人看重作者双性恋的生活实践，以及后天家庭生活环境导致的自我男性化形象倾向，认为主人公吕蓓卡是作者本身的自我写照或“我”的叛逆替身，“我”只是独特叙述角度的表现，揭示《蝴蝶梦》中女权主义对男权话语传统的颠覆。

国内有人从生态批评角度解读在自然主义氛围中迷失身份的“我”，但总的来看，都没有对吕蓓卡这一作品中心人物的定位提出质疑。

从小说的叙事结构上看，是讲述贫贱如女佣的“我”在法国海滨度假休闲小城偶遇富有、独身、英俊的中年英国绅士迈克斯·德温特先生，一见钟情并结婚的浪漫故事，是英国女性小说“灰姑娘”模式的传统故事。

所不同的是，18、19世纪的童
话故事总是以王子和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而结束，这部作品却以童话故事的结束为引子，着重展开叙述这种幸福快乐日子的真实过程，也就是说他们将怎样在一起过日子。

布瑞姆雷·约翰森评价20世纪的英国女作家说，这些新女性，已经抛弃了旧写实主义，她们用狂热而顽强的毅力，努力寻找隐藏在物质世界背后的现实或说真理[1]。

显然，《蝴蝶梦》相对于英国女性传统叙事模式，用“灰姑娘”
方式将女主人公主动引入男性权力视域中，实际并没突破将男性主人公作为环境因素引入女性世界的女性写作传统，而“我”才是该小说文本的中心人物。

因此，其他的评论者偏重于“我”的叙述者身份，却忽略围绕“我”的人生经历这条主线，因“我”才将故事中的所有人物串联起来。

“我”的伦理身份在成长经历中不断改变，所有与曼陀丽庄园有直接联系的人物对“我”的身份接受发生今昔冲突而引起他们各自人生轨迹的改变。

由于“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2]，对由男女两性构成的人类主体来说，性别伦理身份与
家庭伦理身份、社会伦理身份是交叉重合、密切相联的，通过对《蝴蝶梦》中的两性关系境遇的探讨，可以看到新时代背景下作者对两性关系的态度与见解，获取新的理解和启示。

情感故事一直是贯穿英国女性作家作品的主线，这些故事的女主人公大多如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类型，要么缺失母爱，要么丧失双亲，地位低下或寄人篱下，最终获得爱情，善有善报。

而那些富有英俊的男主人公们能冲破门第偏见，是因为“灰姑娘”们的精神魅力，她们虽然貌不惊人，但善良诚实，正直谦逊[3]。

“我”在故事中出场时，正处于人生困境，21岁，没有亲人，学校毕业不久，在失去父
母后成为上层社会贵妇范·霍柏夫人的女伴。

“女伴”是种在公众面前比较礼貌的
称呼，就是花钱雇佣的“伴侣”，其地位等同于贴身女仆。

“伴侣”身份在小说中具有特定的寓意，是“我”在查找词典中找到有“伴侣”之意，也可解释为“心腹
朋友”。

“我”把迈克斯·德温特先生和霍柏夫人同放置在“我”的“伴侣”这一身份上，这种“伴侣”身份都是由外界公认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是这种身份认同来自两种立场。

对于“我”和霍柏夫人之间，“我”为谋生成为她的“伴侣”，这一显性事实在“我”是不得已的被动立场；而德温特先生作为“我”的丈夫，“我”的内心里是主动承认他是“我”的伴侣，是隐性事实，但实际上这种身份的实质都是“我”的谋生方式。

从社会伦理关系上来看，霍柏夫人是“我”的主人，又是“我”的行为监护者，“我”人生唯一的依靠与“朋友”，年轻孤女与霍柏夫人之间不仅是雇佣关系，也隐含着代替父权制家庭管教女儿的母女顺从关系。

为了谋生，有所依靠，“我”在这种现实境遇里必须委屈自己来服从霍柏夫人，讨得她的欢心与同情，使“我”能继续生活下去。

显然，霍柏夫人也意识到自己作为主人的权利和来自性别、年龄难以拒绝的社会责任，“毕竟我要对你在这儿的行为负责。

你自然不妨听我的忠告，论年纪我可以做你妈妈了”[4]20，所以“我”在双重的压制下，生活圈子里没有可以平等交流的同龄人，也不可能受到别人的尊重和注意，没有自由、乐趣，生活在体态肥硕庸俗空虚的霍柏夫人影子里，“我”的社会身份就是一个卑微无名的小女仆。

范·霍柏夫人的势利促成“我”人生的转变，她主动与上流社会贵族迈克斯·德温特先生搭话，现场唯一沉默的当事人“我”不但充当富有奢华的霍柏夫人的陪衬，也成为痛苦无助的中年绅士德温特先生转移无聊话题的道具，“我”被置于双重的尴尬位置，不能不敢拒绝任何一方对“我”的期望。

按照正常的伦理关系，“我”应该想尽办法帮助雇主获得目标的青睐，而不是违背自己的身份为陌生人德温特先生考虑。

实际是，初次见面，“我”的印象里就认为德温特先生像一位古老的骑士，这种无意识的评价流露出“我”对自己目前处境的不满和无助，曲折反映“我”潜意识里对霍柏夫人暗示的富有英俊独身的绅士所给予的期待，在他身上勾勒出生活
拯救者的希望轮廓。

但在“我”的表层意识里，从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本能反应角度，“我”对这位处于丧妻痛苦中的绅士充满同情，希望自己可以突破现实礼俗的约束或其他方法来拯救他，使他不受霍柏夫人的庸俗打扰，这种自我定位就把自己放置在德温特先生的朋友立场上。

把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自身条件和目的整理分类就会发现：
1.从物质上
“我”：被拯救者；摆脱贫贱无依的卑微身份
德温特先生：拯救者；得到一个伴侣
2.从精神上
“我”：拯救者；天真、温顺、自然、健康
德温特先生：被拯救者；罪恶、血腥、耻辱、失败
“我”和德温特先生之间这种双重的身份置换能够得以实现，是霍柏夫人生病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她旅行行程的突然改变促使“我”命运的陡转，从形式上保证了物质拯救的完成。

霍柏夫人认为“只有在美国，像你这种没钱没势的年轻姑娘才能过得舒心”[4]49，作为旁观者的评论在暗示“我”的幻想必将面临的现实压力，也
是“我”面对德温特先生没有礼服没有伴娘没有妆奁的结婚提议马上附和的内在动因，因为“我”深知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所以面对他的武断决定只能面带微笑接受，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这种屈从的态度来自“我”掩盖在家庭伦理身份“新娘”下的社会伦理身份——“活象一个通过别人之手递上辞呈的女佣”[4]63。

由父亲的手交到霍柏夫人手里，又由德温特先生把“我”从雇主的手中接到“和父亲差不了多少的”[4]218丈夫的手里，成长、谋生、结婚三个阶段构成“我”的人生经历。

德温特先生在“我”的视线里，像冷淡而慷慨具有骑士风度的人物，霍柏夫人告知他丧妻，无意识地给“我”一个萌发冒险幻想的模糊空间——“我”会不会成为
他的下一个爱人？至于前德温特夫人是什么样子，“我”只是凭对书面扉页潇洒优
美的字体想象她的风韵，把她与庄园里王子和公主美满生活的想象等同。

面临分离的现实，一方面是“我”冒险幻想的破灭，另一方面是对不可知的未来生活的恐惧。

从表面上，德温特先生让“我”平等自愿选择去留，事实上他明白“我”没有选择的自由，只能从生活的长远考虑而被动接受新的身份。

德温特先生边吃早饭边求婚，现实的环境使人意识到婚姻和物质生活密切相关，从“我”对求婚者像英王一样的感觉来看，“我”的确把自己放在“灰姑娘”巧遇王子的幻想空间，童话般的想象和吃饭一样的现实在这一刻融合，“我”接受没有婚礼的新娘角色。

霍柏夫人认为是空房子需要“我”去做前夫人的替代品，而绝不出于爱情，为“我”的童话梦想植下阴影，也是理解为何“我要做他的妻子，他的母亲”追求这种婚姻关系的原因之一。

父权制文学传统为妇女设定的形象就是“天使”和“魔鬼”两类，在这种传统中，理想的妇女是被动、顺从、无私、奉献的，是天使般的。

而那些拒绝无私奉献、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拒绝男性传统为她们设定的顺从角色的妇女就是魔鬼[5]。

以德温特先生为首的男性们不止一次评价吕蓓卡是像魔鬼、像蛇一样
的女人，而“我”就是一只纯洁的羔羊，符合端庄谦逊的女性美德的天使。

在婚姻现实里，“我”为天使般纯洁无私的母亲和如魔鬼妖艳狠毒的妻子这两种角色融为一身而努力，柔顺地“爱”着德温特先生，为他愿意共谋吕蓓卡死亡的真相，“我”的追求正符合男权话语对女性的理想目标，从文本的结局来看，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徒劳和荒谬的。

前女主人吕蓓卡，她的人生经历成长、结婚、死亡三个阶段，曼陀丽庄园的繁华盛誉与凋敝破败都与她密切相关。

她的死亡为“我”的人生提供转机，也使“我”的人生笼罩在她完美的女性阴影里。

“我”的社会伦理身份使我置于雇主霍柏夫人阴影里，失去自我社会身份的认同；家庭伦理身份又把“我”淹没在前女主人吕蓓卡的阴影里，挣扎在自我身份的艰难认同里。

从仆人、亲戚、朋友口中，可以看到吕蓓卡的丰满身影：集头脑、教养、姿色于一身的完美妻子；天使一般的眼睛，魔鬼
一般的心肠；骑马、打猎、驾船等无不精通，有着男子的胆略和精力，玩弄世人于股掌之上，无人能制服的奇女子。

吕蓓卡利用她的聪明才智和美貌气质，将萧条沉寂的曼陀丽庄园管理成名扬世界的一流庄园，使她在庄园和外界具有不可比拟的控制地位。

在作品中，发现吕蓓卡主动坦白婚前不检点生活，主动提出婚内协议，主动挑逗男性，主动改造庄园，主动设计死亡结局，无论任何事她总是处于主动位置，以一种压倒一切的巨人形象高踞人们头顶，所有人都生活在她女神一般的影响之下。

传统的社会分工形成男性参与户外工作而女性从事家庭内部事务的主次之分，吕蓓卡的行为不但颠倒文化传统习俗，并且独占内外事务领域，将男主人公驱逐到家庭生活的边缘，违背了两性在家庭伦理中的正常关系。

接替她的家庭伦理身份的“我”，以顺从来延续她的影响，使自己得到某种摆脱家庭事务的自由空间，去体验想象中的童话生活。

但这样的顺从，又不符合传统社会的两性分工，作为女主人“我”没有胜任应该担负的家庭责任，为男主人带来家务烦恼而饱受责备。

德温特先生希望能借单纯温顺的“我”，重建童年时代安宁平静的家庭伦理秩序，他认为“我”是“沉静的小乖乖”，“可怜的羔羊”，“我”则努力应和着他的所有要求，唯恐不称职失去女主人的身份。

吕蓓卡的阴影覆盖迈克西姆结婚，丧妻，再婚三个主要的人生阶段，他无法消除她带来的男性耻辱感与人生挫败感。

他的耻辱与痛苦深藏于心，“我”不关心他的过去，只在乎“麦克西姆不爱吕蓓卡，他从来没有爱过她，自始至终没有。

他和她两人从来没享受过一时一刻的幸福”[4]299，“我”真正关心的是能否用现实消除
霍柏夫人制造的阴影，“‘灰姑娘’的美满结局是建立在相互理解、信任和平等基础上的理想化的完美状态”，这种结局能否实现才是“我”最在乎的现在。

当迈克西姆离家后，“我”感到无拘无束的自由，并对自己产生轻松愉快的念头感到吃惊，可以发现“我”与迈克西姆之间，从本质上并没有比雇佣关系改变多少。

迈克西姆坦白吕蓓卡的死亡真相，像孩子一样呜咽，“我”却以此实现自己的婚姻目标，
“我”称他为“我的宝贝儿，我的迈克西姆”。

迈克西姆意识到经历血腥的洗礼，“我”失去从前孩子般的天真与纯洁，这时“我”和迈克西姆之间才完成精神与物质拯救的双重身份置换。

但是，“我”从来没有认同过吕蓓卡的“魔鬼”评价，根本不关心迈克西姆与前妻之间的恩怨，“我”在乎的是自己现在的幸福，迈克西姆与“我”之间只是伴侣，夫妻，在精神上“我”和吕蓓卡同样自由无羁，“我”不在乎和顺从态度的本质是他不能理解的。

无论是与德温特先生具有平等的物质生存境遇的吕蓓卡，还是不平等的生存境遇里的“我”，婚姻中的两性之间永远都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沟通与理解。

迈克西姆与“我”的谈话中，大多以“你们女人”或“男人不像你们女人”等来陈述他决策的理由，足见他自豪的男性优越感。

弗兰克·克劳利不仅是他的庄园事务
总管，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作为团结一致的男性同盟，他们共同经历魔鬼的诱惑和天使的拯救。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男人不仅需要女人的顺从，还需要女人的感情。

曼陀丽庄
园的家务总管丹弗斯太太，是吕蓓卡的热烈崇拜者，并不支持这种女性对男性的义务。

“爱好享乐和虚荣，一直是统治整个人类的致命的欲望”[6],社会不能因为性
别的不同而设立不同的行为标准。

所以，丹弗斯太太认同吕蓓卡的人生观，即生来就是享受生活，绝不对男人逆来顺受，玩弄男人的情感来消遣，以自己的喜好订立生活习惯，尤其欣赏她那种“全世界的人都站出来也拦不住我”的胆量和魄力。

同为庄园女主人的身份，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之间产生的矛盾张力，加剧丹弗斯太太对现在的憎恨和对过去的怀念。

“我”没有主见，对男性百依百顺，在丹弗斯太太眼里连庄园的丫头都不如，不符合前曼陀丽庄园女主人所构建的家庭伦理身份。

“我”和丹弗斯太太有三次单独交谈，“我”看见自己与前女主人之间的差距和不同，通过交流丰富了“我”作为女主人身份的想象，为今后的人生指出平等自信自由的方向。

“我”在餐桌上误入吕
蓓卡生活幻象的表现，及对化妆舞会服装的认同，都表明无论是温顺的“我”还是冷酷的吕蓓卡或丹弗斯太太，在她们的心底里都涌动着一种强盛的女性生命力感，对无拘无束自由生活的渴望，对享受平等自主快乐的向往。

由于既定社会伦理身份的不同，性别身份带来的约束，因此，不同的女性采取不同的生活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热爱与尊重，但同性之间共同的人生体验超越世俗社会的伦理身份界限。

“我”被丹弗斯太太的狂热而震撼，只有“我”才能理解疯狂迷恋中所蕴含的真实情感，这种强烈而扭曲的情感深度，正是丹弗斯太太作为女性对身在其中的传统社会习俗的反抗力度。

表面上，“我”在现实生活中选择符合弗兰克·克劳利的女性
审美观的行为原则，得知死亡真相后却对庄园原有生活习惯采取一系列反叛举措，标志着“我”秉承吕蓓卡我行我素原则，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重塑符合自己生活规则的开始。

作为丹弗斯太太的对立面弗兰克·克劳利，也是毁灭吕蓓卡形象试图恢复男权传统
秩序的得力助手。

他对“我”揭开“灰姑娘”被选中的谜底，“心地善良，待人诚恳，谦逊端庄，这些对于男子，对于一个做丈夫的来说，比之世上所有的机智和美貌，价值大得多”[4]141，隐藏了男性选择权的重要依靠——财富和地位。

从这
段安慰里，可以看到男性的择婚标准，夫妻关系的家庭定位，以及男性对婚姻的功利态度，与“我”和丹弗斯太太交谈中提到的婚姻理想相比，不得不质疑，在同一份婚姻里，男与女两性之间存在着多大的隔阂呢？这样的婚姻里，又怎样来找到幸福呢？从这个角度看，吕蓓卡的放纵与丹弗斯太太的冷静都是对现实生活理性的放弃。

弗兰克身兼庄园仆人、朋友的双重身份，分别是“我”和迈克西姆可以信赖的帮手，也是男女主人之间调停的中介。

每一次“我”的遇到困惑无助时，他都及时援助，把“我”从尴尬的应酬场面或精神困境中解脱出来。

从“我”的角度去看，他如丹弗斯太太一样，就像是半个主人，而“我”的女主人责任和义务似乎被这两个人分
担了，在庄园里就像被边缘化的旁观者。

弗兰克夸“我”明白事理，其实是指处处顺从迈克西姆和其他人的喜好，小心维护庄园里的平静安宁，他认为“能不能引着大家从往昔的羁缚中挣脱出来，全靠您哪”[4]143，暗示周围人对“我”所给予
的恢复传统两性伦理秩序的期望，让男与女的性别分工和家庭地位各归其位，恢复过去那种温情祥和的家庭气氛。

对于曼陀丽庄园来说，吕蓓卡用魔鬼般的才华复兴它的繁荣，现在需要一个温顺的天使恢复它的秩序。

弗兰克和迈克西姆一样为吕蓓卡的魔力所震慑，即使是毁灭她，也无力与之抗衡，无法洗净血腥的罪恶，所以作品中，无论是迈克西姆还是“我”自己，都意识到需要有一只纯洁的羔羊，使他们的精神得到救赎。

尽管“我”希望自己能担负起这种创造未来的救赎者角色，但“我”对自己的定位和大家的期许是不一致的，男女两性的对抗里还交织着精神与物质的冲突，“我”只能努力达到“我”自己的生活目标，因此，丹弗斯太太夜间放火烧掉曼陀丽庄园，“我”晚上将有吕蓓卡签名的诗集扉页悄悄烧掉，这二者的动机都是要毁掉与吕蓓卡有关的一切，又让吕蓓卡的存在成为穿越时空的永恒。

火具有洗礼和重生的双重意味，物质上的毁灭使空间记忆融进时间旅程，对罪恶的洗礼让“我”承袭了吕蓓卡的精神。

从家庭伦理关系上看，比阿特丽斯与杰克·贵弗尔在曼陀丽庄园的位置几乎是相等的，但这两个人物身份却与各自的性别身份互换了。

比阿特丽斯是贵族庄园中长大的小姐，活泼，坦率，固执，精力充沛，心胸宽广，具有男子气概的外表，在两性关系中理性地屈从于中立偏保守的男权立场，对比“我”和吕蓓卡的不同，对“我”表现出同情与关爱，因为“我”具有端庄温顺的美德，对她的婚姻没有危害，还有助于她的弟弟迈克西姆摆脱痛苦。

她很想帮“我”，希望“我”快乐，愿与“我”交谈，由于两者之间跨越社会阶级身份而构成新的家庭伦理关系，她站在维护传统家庭秩序的立场，看待“我”作为曼陀丽庄园新女主人和弟妹的身份，所以不能完全理解“我”的心情和困境，“我”
的世界与她的生活圈子距离遥远，没有同性之间共同的人生体验。

从某种角度来说，比阿特丽斯的性格与精神之间充满双性冲突的张力，使她在生活方式上努力像男性一样洒脱，在处事原则上信守着符合男权话语的女性美德，选择一种稀里糊涂静默的理性态度来处理婚姻中实际存在的性别冲突。

杰克·贵弗尔，魁梧英俊，是吕蓓卡一起长大的表哥，又是酗酒赌博淫逸骄奢的浪
荡军官，他的性别身份和家庭伦理身份完全错位。

他心甘情愿供表妹驱使，毫无男子气概，阴柔愚昧，逾越家庭伦理关系发生“乱伦”，期望这种“乱伦”感情能符合世俗习惯，走进合法婚姻。

当他花花公子的面孔不能打动“我”时，他不能理解“我”的拒绝，或说不能理解“我”这样的女性。

当庭审发现漏洞时，又借对表妹死因的怀疑敲诈迈克西姆，嘲弄“我”将面临的寡妇身份，被迈克西姆狠揍后毫无反击的能力和行动，完全丧失男性的尊严。

他得知表妹死前的病因后，第一反应是担心癌症是否会传染，猥琐而怯弱的表现，完全不符合军人的身份和情人的角色。

可以说，比阿特丽斯和贵弗尔这两个人物身上，交织着传统性别形象和理想性别身份的背离张力，代表现实生活中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他们二者的外表和内在，物质欲望与精神追求颠覆了各自的性别属性和伦理身份，对于异性的态度相似又有不同的动因。

比阿特丽斯是因为明白女性自我身份在传统家庭秩序中的巨大压力和客观现实而理性接受现实的无奈。

贵弗尔完全沉浸在物质欲望里，他的处事行为是以自身直觉的本能欲望为原则，他不在乎自己的性别身份和家庭伦理身份，与吕蓓卡同样的无所顾忌，但他的我行我素是向下的堕落，远不如吕蓓卡的自我追求。

在“我”的眼里，吕蓓卡是挑战整个世界超越性别的强者，而贵弗尔不过是个被物质欲望践踏没有性别的动物。

穆勒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中提到，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非常像贵族与家奴的关系，只是妻子要比家奴更加无限地顺从。

换句话说，“我”走进“灰姑娘”童话中的感受，就是无限地顺从王子。

杰斯帕是一条西班牙种的小长耳狗，“我”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