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反日运动与党派政争

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反日运动与党派政争
周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2102）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青年党、第三党及国民党中央派、改组派等各党派纷纷“运动学生”，力图使学生反日运动为本党利益服务。

一方面，各党派彼此对立的学运政策,催生了北平学生的“请愿”与“示威”之争；另一方面,挽救民族危亡的共同目标，又促成大夏大学抗日会各党派学生之间內争与合作交糅的复杂关系。

学生群众对运动他们的政党并不一定投桃报李，其否认受政党利用的“自主”倾向也一直存在。

各党派对学运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以学生利益为主体，是否尊重多数学生“抗日救国”的意愿。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学生反日运动；党派政争
中图分类号:K26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20）06-0086-11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其中青年学生的表现尤其令人注目O 史学界虽对此次学生反日运动从“请愿”到“示威”的过程及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等问题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①，但仍有值得探讨的空间。

譬如，自五四运动以来，随着中共、青年党的创立,国民党的改组,学生被各政党视为重要的政治资源,学生运动不免有政党“运动学生”的烙印;与此同时,学生并非单纯的受动者,对“运动”他们的各政党之态度也会与时转移,从而形成学生运动状态的多元。

②笔者拟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国民党、青年党等党派与学生反日运动的复杂互动关系,略作考察，敬请方家指正。

一、事变伊始各党派对学生反日运动的态度
10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的学生运动政策从“破坏”转向“建设”，一方面推行“党化”教育，以“确定青年三民主义之信仰”；③另一方面逐步取消跨校学生联合会，规定“在学校以内组织
①参见陈廷湘：《政局动荡与学潮起落——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样态及成因》，《历史研究）2411年第1期;左双文、郭秀文、栾成：《“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的请愿示威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学术研究）2006年第7期;［美］唐纳德•A.周丹:《“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运动中的中国学生》，《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24年版，第183—190页。

②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24年版，第497—239页；杨天宏：《学生亚文化与北洋时期学运》，《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

③《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1、2,江苏古籍出版社1924年版，第1433页。

•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反日运动与党派政争•
为限”，设立“本三民主义之精神”的学生自治会①1以限制学生参加政治性运动，遏止中共等持不同政见者对学生的影响。

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两年里1学生运动所以多为“迎拒校长”“减费罢考”等校园内学潮②1而缺少校际联合运动1是与国民党抑制学运的政策分不开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们都服膺三民主义1完全排斥中共等政党的活动，当然也不能改变他们思想倾向多元化的趋势。

据833年夏国民党调查员章超报告，北京大学、民国大学内有烽火社、社会科学研究社、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读书会等多种组织1共产党、国家主义派、改组派、第三党均有程度不等的活动，有时各党派间的竞争还相当激烈。

③上海大夏大学自1929年秋至事变前，先后成立了乐天文艺社、紫薇社、微曦社和流星社等多个学生社团1其中乐天文艺社“左倾的党员和团员以及其庞大的群众，就要占了过半数”，其余社员为“国民党的忠实同志，醒狮的徒子徒孙1无政府主义者及改组派和第三党的急先锋”。

④紫薇社、微曦社同样是“一个各党各派分子的集合体”。

出版的《流星壁报》“除开政治上的短论文以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辩证法的探讨，却要占据了一大部分的篇幅”。

⑤青年学生们的政治信仰各不相同,甚至对共产主义思想青睐有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地学生运动如火山般迸发。

北平、上海等地大中学不仅成立了校内抗日会，还组成了“北平各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及“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等校际联合性团体，冲破了国民党政府此前“在学校以内组织”学生自治会的限制1反映了众多学生要求“一致对外”的心声。

但当时执政之国民党与在野之中共、青年党、第三党等,主观上还没有放弃各自成见、合作抗日的强烈意愿。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表面上宣称“在捍卫民族利益之大原则下1切戒一切阶级、区域乃至见解、情感之敌对”⑥,实则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国民政府教育部指示:各大学“学生参加各种集会时1应由教职员负责领导”;“学生应照常努力学业，不得罢课……并遵守中央及政府颁定法规”等。

⑦亲蒋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颁布《学生抗日救国会暂行组织大纲》，规定学生抗日会“本三民主义之精神”，拥护和平统一，厉行经济绝交,努力宣传工作，避免一切纠纷等。

⑧国民党中央试图将学生反日运动纳入和平合法的轨道,既避免其行为激进化,又为我所用。

以汪精卫为代表的粤方主张只有蒋介石下野,才可“一致对外”。

⑨据时任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回忆，在1637年3月汪精卫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发动过学生要求对日作战，以增加政府的困难”。

⑩这里的“手下”即奉汪为领袖、倡导“党的民主政治”、力图左右学运的国民党改组派。

⑪青年党、第三党均认为,事变为本党迎来发展良机。

青年党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建立
①《学生团体组织原则）（830年1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第7页。

②《行政院长蒋介石告诫全国学生不得掀动学潮书）（834年8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第43页。

③《章超关于北平高等学校各种党派社团组织活动情况的综合报告）（831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第92—95页。

④天虹:《活跃的乐天文艺社及其他》，《大夏青年》第2卷第2期，835年4月，第34页。

⑤洪泽:《公演娜拉的紫薇》，《大夏青年》第2卷第3期,1935年4月，第47页；天师：《微曦和流星》，《大夏青年》第2卷第5期，835年5月，第77页。

⑥《中央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申报》831年9月23日,第8版。

⑦《教育部电令各省市指导学生救国运动》，上海《民国日报）831年9月25日，第3张第2版。

⑧《市党部抗日方案》，《时事新报）1931年9月22日，第3张第1版。

⑨《汪委员演词》，《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9月24日，第4版。

⑩《蒋廷黻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877年版，第147—83页。

⑪国民党改组派虽在831年1月被汪精卫宣布解散，名义上似不存在，但其多数成员的政治倾向依旧，仍积极活动，时人依然称他们为“改组派”。

参见《汪精卫先生复改组同志筹委会书》，《民友》第2卷第2号，831年7月6日，第8—8页。

安徽史学2222年第6期
国防政府，并自诩“兹后领导民族之唯一革命政党,非中国青年党莫属”。

①第三党提倡“要’抗日救国’必须先'倒蒋’，要实现’和平统一’，必须先建立'平民政权’”，并训令党内“吸收广大的进步青年分子使成为革命的基干”。

②青年党鼓吹“铲共与抗日同样重要，必须同时兼顾”；③第三党虽呼吁“团结一切反蒋抗日的势力”，但批评中共革命是一种“刘邦、朱元璋式的革命”，“没有成功的可能”。

④两党对共产党的偏见依然存在。

此时，因受共产国际排斥中间势力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以博古负总责的中共临时中央也不可能主动打破与第三党、青年党等党派的对立僵局，制定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之策略。

临时中央认为,反日运动要联系到反国民党、拥护苏维埃和保卫苏联的斗争，可同“一部分革命学生，小商人，以至城市贫民成立反帝的统一战线”⑤，但必须反对第三党、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革命派别，各地党团部“应该注意学生中的工作，使一部贫苦学生群众离开民族主义武断宣传的影响而作坚决革命争斗”。

⑥
各党派对学生反日运动的不同动机和政策,当然会延续甚至强化校园内各党派学生之间的紧张和对立，但与此同时，各党派学生兼具“党员”与“学生”的双重身份，身处不同的地域和学校,对执行各该党彼此对立的学运政策与因应学生群众救亡图存的共同目标,难免有所差异，甚至出现合作的一面,从而使得这场学生反日运动跌宕起伏，呈现多维复杂的面向。

二、北平学生的“请愿”和“示威”之争
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反日运动大致经历了“请愿”和“示威”两个阶段，从2月下旬至18月底为“请愿”，6月则多为“示威”。

时人称，北平学生南下示威“打先锋的要算北大示威团……继先锋而起的主力军大队,就是由学联领导下的’南下示威团’”。

⑦为此，有必要对“北大”和“学联”的幕后政治力量进一步考察。

2月28日，北京大学即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成立北大学生会抗日运动委员会，并推选关纾、胡嘉椿、夏次叔等4人为委员。

⑧24日，来自62余校的62余名学生代表齐聚北大,宣布成立“北平各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

⑨这些学校的抗日会和北平学联,各党派或多或少参与其中。

据当年6月中共北平市委的报告称,起初“各校抗日会和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权多半被操于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的手里”，如北平大学法学院、朝阳学院、华北大学、工大、农大诸校在青年党控制之下,清华、燕大、中国学院由国民党把持，“师大和北大在托陈取消派的领导下”。

中共经过努力,逐渐取得了中国学院、北平大学法学院及师大的部分领导权,并扩大了对“学联”的影响。

⑩该报告基本
①《中国青年党建党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国民书》（432年4月15日），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688年版，第47页。

②《训令青字第一号）（431年6月15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2辑,482年编印，第233页。

③《国民救亡运动的三大目标》，《民声周报》第4期，431年4月4日，第1页。

④《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传大纲）（431年6月6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2辑，第225—230页。

⑤《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431年2月24日中央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421年版，第44页。

⑥《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4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22页；思美:《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红旗周报》第23期，431年6月20日。

⑦青怡：《北平同学的南下示威运动》，中共北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494年版，第286页。

⑧《北大学生会第一次抗日运动委员会会议记录》，《北京大学日刊》第2520号，431年9月23日，第4版。

⑨《北平各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1辑，第56页。

⑩《北平市委关于北平学生南下示威斗争的报告）（1231年4月31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6年），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621年编印，第43—44页。

•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反日运动与党派政争•
反映了各党派在北平各校抗日会的力量概况，但北大抗日会并非“在托陈取消派的领导下”，虽然托派在山东籍同学及山东同学反日会中有一定势力①,但北大抗日会委员以国民党居多数，关纾、胡嘉椿等隶属于亲蒋介石的北平市国民党党部，且分别担任学生会实权部门文书股和交际股委员,夏次叔虽是中共党员，但毕竟势单力薄，因此北大抗日会最初多受国民党中央派的指导，从事反日宣传等较为平和的活动，以至于时人一度感慨:“五四五卅那样激昂奋发的北大，现在是死去了。

”②然而，中共尽管对北大抗日会暂无多大发言权，但对学生的潜在影响不容小觑。

北大党支部曾是北平市委下属最大的支部，虽于1933年初一度被解散,但多数党员仍保持着革命斗志和对党的信仰。

③党员赵作霖、岳增瑜、扈文章、余尊三等虽不是抗日会委员，但分任学生会交际股、宣传股、会计股及审计委员会委员④，深得一部分学生群众的信赖,从而奠定了以后北大示威团的组织基础。

与北大抗日会起初的“温和”不同，北平学联自始即表现出“激进”一面。

北平学联初设于北平大学法学院办公，青年党员田应春、吴子良⑤,中共党员韩桂琴经常出席学联会议，发表《宣言》斥责南京政府“平时误国，战时辱国”⑥,并议决“决不参加”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领导的各界抗日救国会。

⑦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虽策动关纾等人改组学联,成立所谓“新学联”,并将办公地点由法学院迁往市党部,以便随时指导⑧，但北平学联拒不接受改组，宣称“新学联破坏反日运动”。

⑨北平市公安局遂以所谓“实行反动工作”为由,将学联强制解散。

⑩殊不知田应春、吴子良、韩桂琴等人仍暗中以学联名义活动,获得了一部分学生的支持。

13月下旬，因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北平一部分愤怒的学生开始组织赴京示威运动。

3月37日，北大学生大会讨论罢课及南下示威问题，关纾等几名国民党学生扰乱会场,引起多数学生的公愤,当即议决“罢课”与“改组抗日会”，成立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

⑪示威团以19人组成的“代表团”为领导核心，其中有中共党员岳增瑜、赵作霖、邹科嵩、扈文章四人，岳任总指挥。

另有党员张百川、千家驹,团员陶凯孙等,为示威团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

⑮关纾等人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一面以北大学生会名义捏造电报，称“少数学生未经大会议决，自动南下示威”，本会概不负责;⑬一面借“新学联”代表之名南下，以监视示威团的活动。

不料在济南车站被赵作霖等人发现，报以一顿拳脚。

关纾虽假托“即刻下车回平”而暗渡南京，但又在中央大学被示威团代表发现，被殴伤,以至于北平市党部致电“中央组训两部”，请求“设法护送回平”。

⑩32月5日，北大示威团在南京成贤街附近游行，国民党军警逮捕185人,并于次日遣送北返。

①唐守愚：《我在北平入党前后的一些情况》，中共北平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2辑，北京出版社1921年版，第176页；《北大山东同学反日会通告》，《北京大学日刊》第2710号，1931年14月24日，第6版。

②攻之:《死去了的北京大学》，《社会与教育》第5号，1931年14月20日，第14页。

③《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组织史）（1920—1237），北京大学党组织史编写小组1987年印，第48—49、91页。

④《学生会通告》，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1919—1937））第2卷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400年版,第2453—2457页。

⑤《北平市委关于北平学生南下示威斗争的报告）（1231年12月31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1932年），第175页；《辅仁大学蔡景文报告）（1939年1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181-017-03071。

⑥《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昨发宣言》，《北平晨报）1931年9月30日，第7版。

⑦《平学联抗日会组织赴京请愿团》，《北平晨报）1931年14月2日，第7版。

⑧《各校代表会改组学联》，《北平晨报）1931年11月15日，第7版;蔚青：《北平学生反日运动的过去和现在》，《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1辑，第373页。

⑨《新旧学联之纠纷》，《北平晨报）1231年11月24日，第7版。

⑩《解散旧学联》，《北平晨报）1931年19月5日,第7版。

⑪《北京大学全体会议决定赴京示威》，《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1辑，第917页。

⑫《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代表团报告》，国立北京大学非常学生会编：《北京大学示威运动专刊），1932年1月13日，第17页。

⑬《北大旧学生会否认南下示威团行动致国府电》，《北京大学示威运动专刊》，附录第9页。

⑭《平市党部查询学联代表在京失踪》，《京报）1231年12月13日，第2版。

安徽史学2020年第6期
就在北大示威团南下之际，北平学联、“新学联”以及各校抗日会也在组织学生赴南京请愿。

为加强对学生请愿团的领导冲共北平市委成立了由刘德承（后改为林里夫）、李续刚、林枫、陈沂、薛迅组成的7人秘密党团，并决定由党团员在请愿团里“领导群众，等群众在自己经验后觉得请愿确是无效时，再重新提出示威的主张，把群众的请愿运动转变成示威，以至于发展到更高的形式上去”。

①19月7日，学生们乘火车南下，随即发生“请愿”与“示威”的争论。

据薛迅回忆，车过济南后，“在国民党改组派影响下的学生主张写《请愿书》,认为南下的性质就是请愿。

在党影响下的学生主张写《质问书》，认为我们南下是要质问国民党政府为什不抵抗日本的侵略……有人提出：如果用请愿团的名义不能写《质问书》，就应该改名为’示威团*。

党组织支持了这个意见，可是改组派表示坚决不接受这个主张”。

经蚌埠站召开学生群众大会表决,正式分为“示威团”和“请愿团”。

②李时雨没有忆及中共与改组派的斗争，而提到各校代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辅仁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为代表的少数几个学院，主张以“请愿”方式督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一种是以北平大学法学院、北师大、北平大学工学院等为代表的多数学院，主张以“示威”形式迫使当局服从民意，出兵抗日。

③陈沂则披露，国民党市党部操纵的辅仁大学学生会开始反对南下，“后来看反对不成,就全班人马跟着一起南下”。

车到徐州时,辅仁大学一名国民党学生又鼓动“不要去南京”,被清华大学、中国学院的同学打伤。

④
根据上述三人的回忆1结合当年中共北平市委报告1关于“群众殴打了个辅仁大学的国民党员……辅仁大学或国民党领导下的六个学校在济南时便扯起了请愿团的旗帜”，以及在捣毁外交部和
中央党部后师大的一部改组派和法大（北平大学法学院）的国家主义派和留日学生中的国民党公开地退出示威的队伍”的记录⑤，可大致推测北平各党派学生对“请愿”与“示威”的态度。

由于国民政府多次禁令学生赴南京请愿,辅仁大学等校国民党中央派当然要予以配合,即便被迫南下,也是主张“请愿”，为此国民党中央向8余名“新学联”本党学生“发给回平旅费及在京食宿费”，以示勉励。

⑥国民党改组派因支持汪精卫而乐意参加请愿，但也不排斥示威，北师大一部分改组派学生参加示威团，自在情理之中。

青年党要求当局出兵抗日，对北平大学法学院、工学院有相当影响，中共则获得了北平大学法学院和师大抗日会的部分领导权1从而使这三所学校成为“示威”的积极倡导者。

示
威团是一个包括中共、青年党和部分改组派在内的复杂学生群体1其公开指挥者是北平学联田应春、吴子良、韩桂琴等人，因而被时人称为“学联领导下的’南下示威团* ”。

⑦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与青年党、部分改组派学生对“示威”程度与终极目标的认识,毕竟有
所不同。

中共党团秘密制定了示威团行动方案:“第一天（抵京的翌日）举行街头上的游行示威，第二天捣毁外交部,其次捣毁中央党部,最后如果情势可能,便再临时决定捣毁国民政府。

”⑧其“打倒国民党政府”的意图颇为明显。

改组派虽想使蒋介石难堪，但不至于借学生暴力动摇本党的统治。

青年党的底线如吴子良对记者所言示威意义”在于“表示民众愿为政府后盾”，“使日帝国主义知中国民众力量1不可厚侮”⑨，同样不倾向暴力示威。

这种分歧在上海、济南等示威团中也同时存在1易使学生们在南京的总示威出现分歧与分化。

因此,12月8日北平示威团将外交部窗户、招牌毁坏，并在
①《刘德承对于北平党的批评与建议）（1939年1月25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828—836年），第192页。

②薛迅:《“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南下请愿斗争》，《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2辑，北京出版社891年版，第25—252页。

③李时雨：《“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卧轨斗争及南下示威运动的回忆》，《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1辑，第400页。

④《南下示威记》，陈沂：《五十年一瞬间》，浙江人民出版社881年版，第229—340页。

⑤⑧《北平市委关于北平学生南下示威斗争的报告）（1731年8月31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723—1936年），第175、178,176—177页。

⑥《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录》（832年1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721-1。

⑦青怡：《北平同学的南下示威运动》，《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1辑，第286页。

⑨《平学生示威团招待记者》，北平《益世报）831年8月8日，第6版。

•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反日运动与党派政争•
中央党部殴伤陈铭枢、蔡元培二人之后,6日晚各校代表会议决定第二天总示威路线“避中央党部及国府”。

4日晨，因“某代表临时提议’须经中央国府并有严厉表示’，济南二千余人以违反总决议,即宣告全体退出”。

其他各地学生继续游行，并发生冲击中央党部,捣毁中央日报社牌匾、设备的事件，但参与者主要为“北平示威团及少数中大学生”。

一些学生“不以激烈行动为然”，又纷纷脱离示威团1俱愿返校”①，其中就包括“师大的一部改组派和法大的国家主义派”。

更严重的是，学生捣毁中央日报社时遭到当局镇压，杨桐恒不幸坠河溺亡,62余人被捕。

4日，国民党军警包围中央大学,将示威学生强行遣送回各地。

②轰动一时的学生请愿示威运动瞬间低落。

事后北平示威团中共党团总结“这斗争失败下去”的原因：“南京、上海和北平的党没有发生关系，并且南京和上海的示威团的领导权多半操纵于改组派的手里”，使得示威团中群众起了分化，缺乏充分的行动布置和准备。

③并认为师大改组派和法学院国家主义派的退出“反证着我们党在群众中的领导力量”④，因为党就是要反对这些“反动派别”对学生的欺骗。

这固然忽略了北平、南京党组织之间的秘密联系⑤，但并未找到症结乃是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冒险倾向。

薛迅、汪季琦后来回忆：6日示威途中“当我们喊’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时就没什么人响应，只有我们的党、团员在喊”；⑥有党员还在中央党部门柱上写了“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标语。

⑦这些口号在北平市委负责人刘德承看来，“必须估计当时斗争的阶段发展，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群众的社会成分、斗争之性质等而酌量提出，否则这种口号的提出是足以吓跑群众,破坏斗争的”。

⑧刘德承的意见是值得肯定的。

三、大夏大学抗日会的内争与合作
与北平学生首倡示威的激昂情绪相比，上海学生的反日运动略显平淡。

2月22日，复旦、交通、大夏大学等30余所高校代表成立了“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上海学联”）。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不仅“特派许也夫到会指导”⑨，由执委陶百川例行列席学联干事会议，而且拨给“开办费244元”及每月“经常费”⑩，以便控制上海学联，统一学运。

由于市党部“指导本党学生党员，居中活动，使凡有较激烈和越轨之提案,均设法不予通过”⑪，上海学联的活动较为平和。

但市党部仍不能遏止各大校园内中共等政党的活动，也无法压制学生们的抗日救国热情。

大夏大学曾是国共合作时期南方学运基地之一,学生们的政治信仰各有不同，各党派学生为反日运动的发言权展开了一番较量,但不像北大抗日会那样国共对立、水火不容,而是呈现一种对立与合作杂糅的复杂关系。

大夏大学抗日救国会成立于2月24日，最初由教职员和学生合组而成。

学校当局原本希望通过教职员“指导学生救国运动”⑪，但学生们担心受此钳制,主张教职员和学生分组“抗日救国会”，分头行动。

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改组派、青年党、第三党取得默契，在学校纪念周会上宣布成立“大夏大学
①《各地学生昨在京示威又肇变》，《时事新报）1231年6月18日，第1张第3版。

②《各省市学生分别遣送出京》，《申报）431年4月12日，第3版。

③④《北平市委关于北平学生南下示威斗争的报告》（1931年4月31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428—1936年），第173—184页。

⑤据薛迅回忆，中共南京市委“同意了我们在南京的活动计划，积极地支持了我们的行动”。

详见薛迅:《“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南下请愿斗争》，《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2辑，第253、256页。

⑥薛迅:《“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的请愿斗争》，《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2辑，第257页。

⑦汪季琦、王枫：《南京怒潮》，《革命史资料》第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483年版，第72页。

⑧《北平刘德承二月二十六日意见书）（1932年2月26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6年），第245页。

⑨《全市大学昨成立学生抗日救国联会》，上海《民国日报）1231年9月23日,第3张第3版。

⑩《各大学抗日救国会昨开干事会》，《时事新报）1931年9月29日，第2张第1版。

⑪《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吕奎文等关于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团体活动情况的调查报告》（（231年6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第258页。

⑫《临时校务会议指导救亡运动》，《大夏周报》第8卷第2期，431年9月28日，总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