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读书报告

新的视角与新的解读
——《朱熹的历史世界》书后
历史文化学院张婷婷S101200
摘要：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自出版以来，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和讨论，本书是思想史与政治史双方交叉的研究，是在思想史的语境中提出了政治史的问题，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并由此开拓了研究思想史的新方法。

诚如许倬云先生所说的，“可称为中国史学界在二十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著作”。

1本文通过对绪说部分的阅读，试从作者介绍、绪说的基本内容、学术影响和个人心得等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关键词：余英时；朱熹；政治文化
一、作者简介
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1930年生，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第一届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

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

现任（1987年起）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士与中国文化》、《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英文）、《后汉的生死观》（英文）、《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等多种。

其思想传承中有创新，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二、基本内容
《朱熹的历史世界》（以下简称《朱熹》）一书，是北京三联书店印行的“余英时作品系列”六种之一，与《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各自成一独立的单元。

《朱熹》一书的副标题为“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可见这是一本关于有宋一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全书论述的焦点集中在以宋代新儒学为中心的文化发展和以改革为基本取向的政治动态。

上篇通论宋代政治文化的构造与形态，下篇专论朱熹时代理学士大夫集团与权力世界的复杂关系；上篇的《绪说》则自成一格，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系统而全民地检讨了道学的起源、形成、演变和性质。

这一部分可以说是全书的提纲，对本书的主旨内容做了高度的抽象和概括。

《绪说》部分总共分为五个小节。

首先是余英时先生对“政治文化”的释意。

他指出在《朱熹》一书使用“政治文化”一词“大致指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2，另一涵义“即兼指政治与文化两个互相而又相关的活动领域”3。

以“政治思维”而论，宋代士大夫从一开始就要求重建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即所谓“三代之治”；以行动风格论，宋代士大夫以政治主体自居，“一天下为己任”，把重建人间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的肩上。

从第二层涵义看，政治文化即是政治与文化发展互动的产物。

宋代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与行动风格与这两大领域都密切相关。

在第二小节中，余先生首先通过对《中庸序》背景的考证，厘清了了“道统”、“道学”和相关的几个概念的区别和关联。

“道统”指的是“道”在人间的世界的外在化，“道体”是一种永恒而普遍的精神实有，“能为万象主”。

然而这些并非主要论旨所在，重点乃在于得出朱熹的微言大义，在于极力抬高“道学”的精神权威，逼使君权就范，用理学之“道”来范围君权之“势”。

而朱熹在《中庸序》中划分“道统”与“道学”的主要用意即是“一方面占用上古‘道统’的示范作用以约束后世的‘骄君’，另一方面则凭借孔子以下‘道学’的精神权威以提高士大夫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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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余先生将方向转变到了宋代儒学的整体动向上。

重建秩序是儒学整体动向和古文运动的背景，不论是宋初古文运动中道统意识的重建，还是推行改革运动的王安石，尽管这之中有差异，但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治文化的特质。

儒家思想的重点从前期的“外王”向往转到后期的“内圣”与“外王”并重的阶段，王安石是其中关键人物。

二程“道学”在与王氏“新学”的长期奋斗中，与
1许倬云《余英时的历史世界》，中国图书商报2006年9月19日第A08般，第1页。

2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M】，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页。

3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M】，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页。

“新学”同时形成于北宋儒学发展成熟的第二阶段，两者都主张“内圣”与“外王”并重。

虽然在“内圣”方面都认为“德”在己方而对手未曾见“道”，但在“外王”方面却同样有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表达。

“道学与王氏新学一方面针锋相对，另一方面却落在同一政治文化的框架之内。

”5在第四小节中，余先生讨论了道学家的“辟佛”与佛教的新动向。

首先，指出北宋名僧士大夫化与士大夫“谈禅”是一事之两面，佛教儒学化与沙门士大夫化互为表里。

其次，对于“辟佛”问题，指出道学家的攻击对象是当时士大夫中的禅风，要求重建儒家的“道德性命”以取代禅宗在“内圣”领域的独尊地位。

而这是因为“宋代佛教内部也发生了一种新动向，同样强调人间秩序的首要性”6。

第五个小节以理学为主体，通过六个子目的重点分析，考察了它和宋代政治文化的一般关系。

先是对“推明治道”的“外王”之学的发现，“治道”或称“政治秩序”是重建秩序的起点，也是“内圣”的终极目标。

为了说明重建秩序的可能性，理学家们发现了《孟子》中的双重论证。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分别代表孟子“内圣”与“外王”的两面。

王安石关于重建秩序的双重论证分别上承孟子的两面而来，道学家们也和王安石一样继承了孟子“大有为”或承当精神。

为了说明重建秩序的基本取向，从《论语》“为己之学”说起，引程颐“为己之学而成务”（《粹言·论学篇》）说明“为己”不过是道学的起点，而其终极目标仍在于重建秩序。

道学家以少数精英之“士”作为施教对象来培养治道之才以重建秩序，并关注整个“士”阶层，同时“士”与“民”之间又有着流动性。

为什么宋代道学会带有精英论的思想呢？他们将“理一分殊”当作人间秩序的最高构成原则，以“仁体”为“理一”的观念，借助比喻性的思维，将天下一切等级转换为血缘化的“分殊”。

同时张载比“大君”为宗子，深意即是通过宗法化来消减君主队的绝对权威，缩短君君距离，可见《西铭》的一个中心论旨是发扬“士”的承当精神。

至于《易传》所表达的依然是程颐本人对于政治、文化秩序的基本观点。

他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个以德居位而任贤的象征性元首，是一种虚君制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贤士大夫手中。

“士”以道自任并致力于“道”的社会实践。

这也是理学家的共识。

绪说的最后是余先生对朱熹“君道”观念的讨论。

通过对朱熹论“皇极”和“太极”的论证和描述，得出朱熹理想中的人主也是无为而治的虚君，这也与他一向批判的“君尊臣卑”的观点相呼应。

由此余先生做了总结，“假定理学家上承宋初儒学的主流，要求改变现实，重建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整顿‘治道’则构成了秩序重建的始点。

……无论‘上接孔、孟’，或形上系统都不是理学家追求的终点，二者同是为秩序重建这一终极目的服务的。

”7这就是把理学重新放回到宋代的历史脉络中去，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所作的基于史学的考察。

三、个人心得
《朱熹》一书一经出版，就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围绕着此书，也先后形成了很多篇有影响的书评和讨论。

8这些讨论文章或从哲学史、或从思想史、或从宋史研究的不同视角对《朱熹》一书加以探究，其中的议题也涉及到了政治文化和学术思想研究的很多方面。

读过此书，以下几个方面给我的印象和启发最为深刻。

1、立足于政治文化史的解读
对朱熹和理学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然而余先生此书的新意就在于在以往的哲学史思想史的语境中提出了政治史的问题。

在《朱熹》一书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关于心、性、理、气等等观念的解说及新儒学体系的构建，也不仅仅是朱陆论争及“尊德性”与“道问学”，余先生所讨论的
5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M】，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4页。

6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M】，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05页。

7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M】，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83页。

8比如刘述先《评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九州学林》2003年第2期；
杨儒宾《如果再回转一次“哥白尼的回转”—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当代》2003年第11期；黄进兴《以序为书》，《读书》2003年第9期；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
世界”》，《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10期；葛兆光《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在政治、思想与社会史之间》，《当
代》2004年第2期；包弼德《对余英时宋代道学研究方法的一点反思》，程刚译，《世界哲学》2004年第4
期；田浩《评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程刚译，《世界哲学》2004年第4期；邓小南等《历史学视
重点不是这些形而上的哲学命题，更多的是对对朱熹及宋代士大夫政治理想的关注，是朱熹与宋代政治史的关系，为达到这样的目的，他将朱熹重新放回到了整个宋代的历史场景中去，从北宋开始，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

整个上篇从宋初的“回向三代”写起，指出宋代“士”的政治地位和主题意识、君权与相权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揭示了宋代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以天下为己任”，以及君权和士人，不同集团之间所能达到的相对的平衡。

这些在宋代相对突出的现象。

“国是”和党争也是贯穿于整个宋代政治史的两条主线。

从古文运动、王安石改革、新学与道学关系三个方面来论述北宋儒家的理想是要求重建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这样就构成了朱熹历史世界的一个大的脉络。

而下篇的专论更是关于朱熹所处时代的具体问题。

在这里余先生找到了南宋孝光宁三朝激烈的党争这一“遗失的环节”，用翔实的史料分析说明，士大夫“仅能鼓吹变法，却不能发动变法，只有皇帝才能发动变法，因为他才是政治领域的原动力”，神宗与王安石则是“千载一遇”，9于是才有了熙丰变法。

而在朱熹所处的时代里，孝宗与神宗有相似的改革之心，而且在其晚年的部署中，也确实准备擢用理学型士大夫。

只是因为和官僚型士大夫发生了冲突导致了越来越激烈的党争以致后来的“庆元党禁”。

在这里朱熹与王安石的时代有了神奇的连带，余先生称其为“后王安石时代”。

朱熹等理学型士大夫有着和王安石一样的“得君行道”的愿望，在这里余先生可以说发现了宋代士大夫的“政治理想”，而“宋代不但是‘士’最能自由舒展的时代，而且也是儒家的理想和价值在历史上发挥了影响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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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合流的研究趋向，即打破学科的界限，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政治文化史的兴起也是表现之一，它是政治史、思想史、制度史、风俗史等诸多学科相互交叉的部分，选择这一视角可以看到单纯从政治史、思想史、制度史等看不到的现象。

这是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潜在学术价值。

以朱熹为例，如单从哲学史的研究很容易陷入空洞的“思想世界”，而若单从政治史的视野，可能又会忽视政治行为背后的思想动机。

而余先生这部大著便是将这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处于“历史世界”中的朱熹。

他既有深邃的思想，又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并且这两方面是交互影响的。

2、对理学史的重新叙述
余先生不满足于过去对理学史的传统叙述方式，指出“以往关于宋代理学的性质有两个流传最广的论点：第一，在‘道统大叙事’中，论者假定理学家的主要旨趣在‘上街孔、孟不传之学’。

在这一设论之下，论者往往持孔、孟的‘本义’来断定理学各派之间的分歧。

第二，现代哲学史家则假定理学家所讨论的，相当于西方形而上学或宇宙论的问题，根据这个预设，哲学史家运用种种西方哲学的系统来阐释理学的不同派别。

这两种研究方式各有所见，但却具有一个共同之点，即将理学从宋代的历史脉络中抽离了出来。

”11，由这一点出发，他假定理学家们承继的是是宋初儒学的主流，即是要求重建秩序，改变秩序，整顿“治道”则是重建秩序的开始。

为什么要重建秩序？为什么“治道”会成为重建秩序的开始？当北宋刚刚建立时，确立权力的合法性是当务之急。

而到了真宗以后，这一任务已经完成，这时确立思想秩序的合理性以建立民族自信与自尊就成为了新的焦点。

同时，确立文化的意义和士人的位置，也是士阶层表达自身意志的需要。

知识阶层运用超越政治权利的文化知识，来对皇权进行制约。

于是“‘治统’与‘道统’之间，也就是政治权力与知识权力之间的权势重心之争，就逐渐凸显出来，并在十一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也导致了理学的兴起。

”12
至于儒学在宋代的发展，余先生指出，“初期儒学的关怀大体偏重在政治秩序方面……改革运动的高潮时期，‘内圣’与‘外王’兼备的意识出现了，王安石是一个例子。

……所以从儒学的整体发展说，‘新学’超越了古文运动，而道学也超越了‘新学’，确是一层转进一层。

”13在思想文化研究
9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M】，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54页。

10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M】，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90页。

11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M】，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83页。

1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下）【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181页。

方面，因为一向认为王安石并不曾“上接孔、孟不传之学”，传统学案体根本不把王安石列入叙述的脉络，《宋元学案》只有简单的“荆公新学案”附于书后。

其它的思想史论著对王安石也没有足够的重视。

其次是王氏新学与二程洛学的关系，近年来虽有新的研究进展，但也远没有达到学术范式转型的意义。

总之，不管以前的理学研究还是王安石研究，都把政治与思想给割裂开来了。

余先生的不同则在于他“自始未曾进入哲学史家的视野”，复活了理学家的政治生活，所以才有了“后王安石时代”。

但这也是遭到强烈反对之处。

这种反对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得君行道”是每一个士大夫所向往，不独朱熹如此，不独王安石如此。

“朱熹向往王安石”只在其人而不在其学，而对程子朱熹却是终生敬服的。

那么为什么只是“后王安石时代”而不是“后程颐时代”呢？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应当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考察王安石与朱熹的关系，对“王安石的历史世界”做一番阐说了。

3、对思想史研究的一点思考
不管怎样，余英时此书在对哲学方法发起了巨大的挑战，它提供了更细致更具史实的研究路径，通过细致而详实的考证，得出了政治理想在士大夫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位置。

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种替代流行的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

首先，基于史学的研究必然更注重于对时间背景的强调，借助于“历史事实”回到思想史的原点来重构历史世界，而哲学史的研究习惯于把宋代理学的思维和主张高悬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上抽象地去讨论。

研究历史的人，却习惯于把它还原到历史语境里去谈论。

这也就不难理解何以《朱熹》一书一经出版，就引来了来自于哲学史界的强烈的反对意见。

一个原因即是由于学科研究方法的不同。

余先生的角色意识是历史学家，他所向往的是“尽量根据最可信的证据以重构朱熹的历史世界，使读者置身其间，仿佛若见其人在发表种种议论，进行种种活动。

由于读者既已与朱熹处于同一世界之中，则对于他的种种议论和活动不至于感到完全陌生。

”14以往对朱熹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哲学领域，余先生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对传统哲学史研究提出了挑战，就会形成这样的争论。

但不能不承认，从历史学的视角去研究以往的哲学史的问题，他的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其次，以往在传统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致力于阐释或构建思想概念是研究重点，而在余先生那里，对思想概念真实历史内涵的考察不过是思想史史料运用的一种手段，他的目的是找出新问题，如孟子与颜回的比较，从批评《西铭》的角度检查《西铭》的思想构造等等。

这就不仅仅从观念自身出发来讨论问题，而是把重心放在了探寻观念背后所潜藏的思想来源与资源，重在于分析把握思想传承的内在脉络。

总之，余先生的著作把理学放在儒学传统中去认识，把理学的兴起与发展放在宋代政治文化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对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有着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余先生的考证精细、历史与文献分析的擅长是令人惊叹的。

细度《朱熹》一书，我们可以有切实的感受。

例如《绪说》中考察朱熹对“道统”与“道学”概念的理解以及黄榦在“道统”观确立中的作用、对《中庸序》背景的考察、《下篇》中王淮对朱熹的“推荐”以及对朱熹劾唐案的解读等等。

《朱熹》一书的写作技巧亦颇有值得借鉴之处，那么多具体精微的历史事件、人物浮现在余先生笔下，仿佛叙述亲身经验一般流畅，特别是对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变化的描写，更是借助了心理史学的方法，加入了适当的想象而生动。

正是这些对文本的细致分析和历史的想象补足了历史的线索。

虽然这本书还有很多讨论的空间，但历史想象对于一个成功的史学家来说无疑也是重要的。

在这一方面，余先生此书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