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词社与词风

清末民初的词社与词风
查紫阳
【摘要】词社从南宋后期发源,至清末民初活动达到鼎盛.地域上,江苏、浙江、北京、上海之外,粤闽湘黔等多地也兴起词社；人员上,戈载、“晚清四大家”等词派首领纷纷建社.此时的词社与词派产生密切因果关系,从而引导了当代词风.另外,词社领袖通过提携成员、刊刻词籍、发布词论等方式,在推动词学建设上起到重要作用.而词社活动时间的长短,也对词风变迁产生了影响.
【期刊名称】《云南社会科学》
【年(卷),期】2012(000)005
【总页数】4页(P145-148)
【关键词】清末民初;词社;晚清四大家;词派
【作者】查紫阳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22.8=52
我国文人向有群体活动的传统，清代词人亦复如是。

与前代相较，清代结社唱酬，成为风习。

整体而言，尤以晚清以来称盛极。

现今学界，于词人群体以及词派等，关注已多。

然对词学建设极重要环节之词社与当世词风转移变迁的关系，却尚未真正加以重视。

这将影响我们对词史与词学史的全面把握与准确判断。

笔者拟就清末
民初词社面目、词社与词风关系、词社领袖作用、词社的时间存续与风格变迁等方面展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词社溯源及其发展
词社，是指词人自行组织的有相对固定成员和活动地点并基本上定期举行社集活动、开展词学唱酬的团体，在性质上与文社、诗社、曲社等大致相同。

关于词社起源，清末民初词人易顺鼎有云：“昔者南渡之末，西泠之间，琐尾湖山，惊心花鸟。

冬青千树，山鬼阒其行歌；秋碧一泉，水仙荒其荐食。

弁阳啸翁，秦川公子，搜逑索耦于草油麦秀之中，倡予和汝于残山剩水之表，倚声有社，盖祢于斯。

”[1]认为
词社发端在南宋末叶，这亦是目前学术界的一般观点。

其实，细加考察，词社年代尚可前推至南宋后期史达祖、高观国等人的结社。

相比之下，后于史达祖词社约60年的一个同样活跃在西湖一带的文人社团——杨缵吟社（社中有吴文英、张炎等），其受关注度似更高一些。

这两个词社互相传承，填词严于声律，均是南宋格律词派（或曰风雅词派）的内部活动。

宋社既屋，“乐府补题”唱和词群随之诞生。

虽然在与会诸人笔下，无一出现“社”、“盟”等明确表示结社的措辞，但“乐府补题”唱和活动却与一般的雅聚有着很大区别，他们多次聚会作词，均有组织人，聚会地点也一一作了交代，并且同题同调，思想风貌与艺术倾向亦整齐划一，最后还将唱和之作有意识地刊刻问世，词社活动的性质不言而喻，所以清人周济云：“碧山（王沂孙）《齐天乐》之咏蝉，玉潜（唐珏）《水龙吟》之咏白莲，又岂非社中作乎？”[2]这一词社性质的唱酬
活动，对后世词社的影响与启发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相比史达祖词社、杨缵吟社以严于音律为其特色，“乐府补题”唱和则开创了词社咏物的传统。

从此，词社中咏物成为主要题材，一直至民国都是如此。

其二，其思想内涵上的身世家国托寄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乐府补题》至清初才开始广泛流传于词坛，故而其为后世关注亦主要自清代始。

它在清代三大词派那里一直受到重视，不过认
识的角度各有不同：阳羡词派从故国之痛中找寻心灵与情绪的古今沟通；浙派欣赏其高雅气质与咏物技巧；常州词派推重它的比兴寄托。

元明两代，词社罕闻。

至清初，虽然相继出现了云间、西陵、柳洲等词派，词派内部却未见结有词社。

而顺康之际，词学中兴，三次著名唱和——“红桥唱和”、“江村唱和”与“秋水轩唱和”中，唯“秋水轩唱和”社集性质特征较为显明，曹尔堪等成员通过聚拢京中词杰，将“稼轩风”迅速推向全国。

总体上，顺康年间的文人结社尚未形成习惯。

随后几朝，词社呈渐次增多之态，主要生成地已由清代以前的浙江一地，扩充为北京（甲子消寒会、樽酒消寒会、蓉影唱和）、江苏（余怀填词社、王时翔词社、邗江吟社、乐钧消寒会）、浙江（陆进词社）三地。

然其他地区词坛尚处在明显弱势地位，无法与三地相抗。

清末民初，情况发生根本性转变。

大量词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地域上由江浙向其他地区迅速铺开，呈星火燎原之势。

传统意义上的兴社地，有北京、上海、苏州、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新兴词域，有天津、福建、湖南、广东、四川、贵州及台湾。

词社网络更为宽广，各地著名词人纷纷进入词社，对当时词风产生重要影响，词派内部词社活动不绝，词社发展终于达到鼎盛。

二、清末民初词社的基本构成与活动形式
可从地域和人员两个方面考察清末民初词社的构成情况。

道咸同年间，江苏上海两地词家联系紧密，社事活跃。

吴中词派首领戈载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在苏州结社，此时又参加了南京、淮阴、苏州的词社，其严守音
律的词学思想在江苏继续得以流传。

此外，海上名家张鸿卓亦在嘉定、松江、嘉善、苏州各地广开词社。

蒋敦复则在宝山、南汇等地组社。

三人多有交游酬唱，填词均严守音律，同为派中人物。

从中可以看出领袖词人强烈的派别意识。

杜文澜在扬州、泰州积极参加词社，吸引蒋春霖加入，扬州另有秦巘的淮海词社。

论宗旨，也是隶属浙西派一支的吴派内部唱酬活动。

此时期，广东、福建两地尤值得关注，道光二
十三年（1843），陈澧、许玉彬、黄玉阶、谭莹等学海堂词人在广州建越台词社；咸丰六年（1856），为激发闽人治词信心，当地最杰出的词坛人物——谢章铤到
福州主持聚红词社大局。

二社均大大推动了当地词学建设，亦为词社史添加亮色。

同治十年（1871）起，“晚清四大家”之首王鹏运登上京师词坛，常州词派在京
师的派内活动随即发生。

光绪二十四年（1898），王创建咫村词社，因此成为了
词坛首领。

“四大家”之一的朱祖谋首次亮相，在王氏指引下开始填词。

社中著名者还有郑文焯、张仲炘、夏孙桐、易顺豫、王以慜等。

光绪时期，苏州词坛因郑文焯的引导，也跟京师一样兴旺。

其于光绪十三年（1887）举办吴社，易顺鼎、易
顺豫、张祥龄、文廷式等参加；二十一年（1895），建鸥隐词社，成员有刘炳照、况周颐、夏孙桐、易顺鼎、易顺豫、金武祥、陈如升等；二十五年（1899），建
寒碧词社，谭献、刘炳照、金石、边葆枢、左运奎、俞廷瑛等为社友。

与苏州紧密联系的还有杭州，光绪二十八年（1902），刘炳照、左运奎、金石、徐沅等建鸥
梦词社。

扬州唱酬亦夥，同光间，方浚颐、黄锡禧、张丙炎、刘溎年等成员（多为流寓词人）社集不断。

湖南、贵州、广东也有词社。

光绪十七年（1891），程颂万、易顺鼎、易顺豫、何维棣等组建湘社，声势浩大。

贵州则由易顺鼎于光绪四年（1878）在榕江创立岁寒三友社与旧鸥今雨社，拉动落后地区词学。

广东则由金
武祥、汪瑔、叶衍兰等名家于光绪十六年组建鹿园词社于省城，接上了越台社的风流余韵。

入民国，名流云集沪渎，寓居于斯的朱祖谋，经王鹏运之前数年的栽培，又年辈极高，终于继其词学导师之后升帐，成为一代宗匠，主盟了词坛。

民国四年（1915），朱祖谋主持舂音词社，阵容豪华，有王蕴章、陈匪石、吴梅、夏敬观、郭则沄、邵瑞彭、林鹍翔、林葆恒、况周颐、徐珂、潘飞声、黄孝纾、庞树柏、曹元忠等，民国词坛飞将泰半到齐，这批词家作为社中骨干，嗣后分别北上，在各地开坛设席，创办词社，推动民初词学的进程。

民国十九年（1930），夏敬观、黄
孝纾等建沤社（因朱祖谋别号沤尹而命名），仍推朱氏主持至其辞世。

二十四年（1935），沪上有声社，龙榆生、叶恭绰、赵尊岳等皆加入。

4年后，廖恩焘、
林葆恒等又建午社。

民国五年（1916），四川词坛社事新起，赵熙、宋育仁、胡
薇元、林思进、张慎仪、邓鸿荃等数年内在成都组锦江、春禅等词社唱酬。

江浙社事，频繁依旧。

极具词学意义的，是徐致章、蒋兆兰等8于民国九年（1920）在常州建白雪词社，接上《乐府补题》寄托传统。

吴梅在苏州、南京两
地建社，在乡里苏州则琴社（有蒋兆兰等）、六一社；在宁则潜社（学生社，吴氏指导）、如社（另有廖恩焘、林葆恒等名手）。

仇埰等本地词家在宁建蓼辛词社。

浙省有声者，仅林鹍翔在温州所建瓯社。

北方词坛也颇兴旺。

民国十四年，谭祖任建聊园词社，有汪曾武、邵瑞彭、夏孙桐、赵椿年等；汪曾武建趣园词社，成员略同。

郭则沄活跃于京津，先与林葆恒建须社于津，后在北京建蜇园词社、瓶花簃词社、延秋词社与瓶社。

民初时并出现女性词社。

沈祖棻等10位中央大学才女在南京建梅社，由吴梅指导；王真等八才女在福州组寿香社，由何振岱指导。

清末民初社事风流大抵如上。

观其领袖日常行迹以及师承背景，可知亦多在常州词派的范围内生根发芽。

清末民初，公认的前后领袖，前王后朱，掌控了古典词学的航向。

朱祖谋辞世后各地词社创作风格与审美旨趣的逐渐多样，亦当仍在此基础上进行。

词社活动的形式，可分当地唱和、异地唱和与通讯唱和三种。

凡地域性词社，概为当地唱和。

凡词社由大量流寓词社参与，则属异地唱和。

通讯唱和仅吸收吴杭两地词家的寒碧词社属此性质，绝非常态。

这跟民国诗社求大的做法不同，民国诗社通过报刊等新兴传播媒介向各地征稿，社友因此称夥，通讯唱和众多。

总体而言，词社异地唱和比例更大。

“晚清四大家”均为此类，词人的流动性，使词家避免向隅之咏，促使词家接收来自其他地域词家的不同词风，容易兼收并蓄，增进词艺。

此
外，异地唱和，还有利于提升词人与词社影响力。

当然，词社中人多流寓，亦说明时局的动荡不平。

三、词社活动与当代词风的关系
词社活动与当代词风的关系比较复杂。

进入晚清，词坛上常州词派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阳羡豪放与浙西清雅词风却并未完全丧失阵地。

词坛的状况是：常州词风虽已流行，但其他词派还未销声匿迹之时，词坛上总还有别样的声响；光绪年间，常州词派才真正一统词坛，这时词家又企图对常州词派的理论加以修正与改造，亦对常派的理论缺失进行补救。

这些都可在词社活动中得到集中展现。

其他词派的因子，可以越台词社、聚红词社为例；在常派理论建设上的努力，则以吴社、鸥隐词社以及咫村词社为代表。

成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越台词社，成员在审美倾向上有明显的偏向性，
总体而言，词社属南宋白石一路。

越台词社成立之时，常州词派已然确立。

因为作于道光十二年的周济《宋四家词选》，已建立了完整的词学理论系统。

可是越台词社仍走的浙西词派一路。

这是因为常州派立派时间不长，浙派影响依旧根深蒂固；还因为粤东地区的词学，晚清以前较为落后，所以脚步一时跟不上江南。

活动于咸同年间的聚红词社，身处常州派已进一步占据领导地位的词坛。

然谢章铤词家、词论家一身双具，提出词应成史，填词应敢于“拈大题目，出大意义”。

故而聚红社创作踵武苏辛，填词多与时事相关，颇多激昂之声。

郑文焯在南方创办的吴社与鸥隐词社，均崇尚南宋，多学白石。

颇补常州词派理论偏重立意，对音律不重视的偏差。

词社创作偏向清空，但却是在接受常州词派“意内言外”、“比兴寄托”根基上的学习白石，是对常州词派创作重视音律的重要引导之举。

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等词家在北方的咫村词社中活动，创作内容普遍体现忧时伤国，深沉感喟，用寄托之常派家法，在咏物、记事、写怀中蕴藏隐忧。

由于成员
创作，注意严于音律，所以词社最终成为常州词派“立意”与“音律”两不偏废，集浙派、吴中词派、前期常州派大成的标杆，对当代词风产生良好的垂范作用。

其对词风的指引一直延至民初。

随王鹏运的辞世，朱祖谋接棒传灯，将由“晚清四大家”通过词社活动集体开发的后期常州派理论与词风，通过弟子与知交，一代代传开去。

常州派词风在民初的笼罩词坛，尽管在白话的王国里多少已显得不那么合时宜，专就词风本身而言，却是一种良性的借鉴。

民初时期，清倩无谓的词作少了，顺应时代风云之变幻，深沉的吟哦顺承《庚子秋词》唱和而成时代主旋律。

这是不容不辨的。

四、词社领袖的作用
词社领袖在词社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创作的指导与垂范，在组社唱酬期间，也通过校勘词集、发布词论、奖掖提携社友进行词学建设。

此点颇可以从谢章铤、王鹏运、郑文焯等词家身上得到说明。

聚红词社成员受谢氏影响与感召加入填词，一同努力，振兴闽地词坛。

而朱祖谋年届40方始填词，正是受咫村词社社长王鹏运鼓励与敦促所致。

王鹏运在社中将从“薇省唱和”伙伴及导师端木埰处传得的“重、拙、大”理论传给况周颐，由况氏在《蕙风词话》加以了总结，后期常州词派的理论核心就此形成。

况周颐曾自述填词所历：“余自同治壬申癸酉间，即学填词，所作多性灵语，有今日万不能道者，而尖艳之讥，在所难免。

光绪己丑，薄游京师，与半塘共晨夕，半塘词夙尚体格，于余词多所规诫。

又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校雠，余自是得窥词学门径。

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积心领神会之，而体格为之一变。

”[3]领袖对于社友之助益，诚不可谓不大。

对于领导词风，词社领袖有一种“苦行僧”、“卫道士”或“救世主”之类自觉的意识。

如王鹏运困处危城，却不废词学建设。

其组织的《庚子秋词》与《春蛰吟》唱和，吸收当时在京师的常州派有生力量，挂怀国事，直接宋末元初《乐府补题》
的寄托之风，在作品中完美呈现家国之思，使常州词派的创作最大限度地接近于理论的高度，最大限度地避免常州词派继续遭受理论大于创作的恶评。

王鹏运等人通过词社创作引导的寄托、音律双重，汲取之前各词派优长，“重、拙、大”的做派，使常州词派在清末民初依旧具备很强的生机，使常派风格在民国诸大词社乃至民国词坛上得到首肯。

词社领袖每具开放心态，对不同地域不同词社中的社员广为收罗。

这样就会有他社新鲜的词风注入。

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词社上清晰可辨。

这样的种种做法非常有利于提升词社的词创作水准。

郑文焯、朱祖谋也都是这样的词社领袖。

词社领袖的声望因此而日隆，这类词社的重要性比起本地唱和型词社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五、词社的时间存续与风格变迁
词社结社时间的长短也会影响到风格变迁。

以“晚清四大家”结社为例，相较之前常州词派，四人的结派意识甚是显豁。

他们团聚同好，组织词社，有较强烈结派意识。

如前所述，光绪十三年，郑文焯在苏州建社，廿一年，又建一社；廿四年，王鹏运在京师建社。

民国四年，朱祖谋在沪建社，十九年，又建一社。

诸社前后时间相隔不远，虽然个体为期都并不太久，但颇可视为一整体。

“虽然组织并不统一，但骨干成员统一，理论宗旨统一，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团体特征”[4]。

也可谓是一项有意为之的系统性工程。

正是这样的全盘意识，使常州派一些新兴的理论见解，可以通过词社载体在群体中传承与流宕开去。

“晚清四大家”时期的后期常州派理论导师之一为江宁端木埰，其早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即参加当地的听松词社，在老师金鳌指导下学词，
此社填词主严守音律，这影响到日后端木埰的词论倾向与词学成就。

他日进京，端木氏即将此一观念传递给内阁时的后辈同事王鹏运和况周颐，传业正在“薇省唱和”阶段。

后又在词社活动中将“重、拙、大”的词学观点传给王鹏运，王再传棒给况。

王鹏运后在咫村词社阶段传词法给朱祖谋，朱氏也成为端木的再传之人，故其晚年
尝自称“仆亦金陵词弟子也”。

在词社中长期唱酬的惯性，也使词社成员的风格悄悄产生改变，渐渐融入常州词派的大洪流，美学崇尚最终趋于一致。

郑文焯即是如此。

其先学白石，但因“深受常派的影响，以常派重寄托的眼光来看白石，就觉得姜词的内涵实不足与其骚雅的外壳相配称，于是才转学美成”[5]。

清末民初，词社极为繁盛，取得前人难以企及的成绩。

通过词社创作，词人们在词艺、理论、审美旨趣上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

清末民初词社在词史、词学史上的意义十分重大。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词社，在引导与扭转当世词风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尤其是对于当时主盟词坛的常州词派而言，常派领袖大多进入词社，在词社唱酬中对常州词派的理论进行修正、完善，拈出“声律”与“梦窗”，加以重点建设。

也自觉通过后期常州词派的理论指导创作，使清末民初的词风普遍显现出音律和谐、思想深沉、意境幽郁的特色，词社作品成为了词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相关文献】
[1]易顺鼎.榕社课存序[A].榕社课存[O].清光绪五年刻本.
[2]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徐珂.近词丛话[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
[4]朱德慈.常州词派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林玫仪.词学考诠[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