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鲍德里亚意识形态理论之比较

马克思与鲍德里亚意识形态理论之比较
回应鲍德里亚等后现代思想家对马克思的挑战，是时代赋予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项重要理论任务。

马克思与早期鲍德里亚的意识形态理论存在区别与联系，通过比较二者对意识形态概念、地位、作用和终结的探讨，可以揭示出鲍德里亚如何走出马克思，进而走向后现代主义，最后走到了马克思的对立面。

标签：实践；观念；符号；意识形态
一般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是一种实践观念，它既是观念的东西，又具有实践性。

而鲍德里亚的意识形态理论却突破了这一点。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中《功能化时代的物的意识形态批判》一文指出，在鲍德里亚的理论中包含“物体系中的意识形态”，它不像传统意识形态那样通过理性的力量使人臣服，而是通过大众媒介的符号运作方式，使人们在无意识层面认同现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

〔1〕这样，鲍德里亚就走向了马克思的对立面。

那么，这种对立的产生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呢?笔者认为，必须在时代和理论的背景下通过二者意识形态理论的比较来解决这一问题。

一、挑战：后现代转向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伴随着工业文明和经济发展，现代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语)，与此同时，现代西方文化在长期的斗争与融合之后，被后现代主义所代替，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

在这一时期，被哲学和社会学界长期争论的意识形态问题与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相遇了。

在这种相遇中，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往往表现出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挑战。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里认为，在历史中，没有单个的、线性的过程，只有互相交错和混合的系列。

在他看来，“如果说人类知识是有限的，那是因为它陷在语言、劳动和生活的实证的内容之中，没有自由的可能性。

”〔2〕因此，对真理的陈述和言说也就有两种形式，即实证主义的方式和建构真理先验体系的方式。

而在德里达那里，他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其解构工作的对象。

他认为，作为解构性的阅读，不应是寻求主题的出现和故事的逻辑论证，而是应该关注包含其中的许多策略，最著名的是“零度写作”(Writing Under Erasure)和“延异”(Differance)。

与其他转入后现代的思想家不同，鲍德里亚采取的是终结意识形态的批判策略。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意识形态，也应该抛弃。

现实本身已经丢失，人们所亲历的每一件事情和每一个现象都只不过是纯粹的符号、模仿和超现实。

但是，他这样的思想不是一天达到的，那么，他是怎样走上这条道路的呢?笔者将通过三个方面的比较来揭示这一问题。

二、观念与符号：何为意识形态
马克思与早期鲍德里亚意识形态理论相遇的第一个问题是“何为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的概念问题。

那么，马克思与鲍德里亚对这一难题会构思出怎样的解决方案呢?笔者认为，二者定义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
首先是一种“观念”，而鲍德里亚则认为它是一种“符号”。

马克思在理解和分析意识形态概念时，总是用“观念”、“意识”、“思想”等词汇对它进行描绘，但是鲍德里亚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在他那里，意识形态已经不是观念，而是符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消费仍然像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认为消费满足的是人的“物质——生理”需要。

但是鲍德里亚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存在，物的消费则成为一种符号消费。

人们需要的不再是物本身，而是符号消费下产生的甜蜜幻觉、地位感和尊严感等等。

第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实践观念，实践性是它的本质特征。

与此相对，鲍德里亚并不重视“实践”，他认为以实践为首要观点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之镜的反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象征秩序抽象化为符码操控的结果，马克思无法说明这一问题。

此外，马克思与鲍德里亚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也存在相似之处，二者都把意识形态当作一种无意识。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关于社会生活的集体无意识。

它包括统治阶级在实践中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也包括该阶级知识分子对这些社会心理所进行的理论化改造。

马克思曾说：“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理想和艺术形式，找到了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性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骗”。

〔3〕鲍德里亚同意这种观点，只不过他要在分析身份区分与消费物体的符号编码中去揭示无意识中意识形态的编码方式。

他说：“我们相信‘消费’，我们相信一个真实的主体，被需要所激动，并且面对一个真实的物体，作为满足的根源”。

〔4〕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幻觉，现代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都没有超越这一幻觉，这是现代人阐述问题的无意识情节，是现代意识形态。

三、灌输与无意识：意识形态如何作用
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马克思和鲍德里亚都对这一点表示认同。

但是，这种功能是以什么方式实现的呢?他们的看法存在着差异。

马克思的主要观点是，这种功能主要是通过制造社会的意识形态氛围，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以灌输的方式将阶级维护意识传授给社会成员。

他指出，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的“教化”就是意识形态的教育和灌输。

但是，到了鲍德里亚那里，无意识代替了灌输。

他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是无意识的意识形态编码。

在现代社会中，消费已经成为意指逻辑，变成了“能指本身，而非产品”。

〔5〕在消费社会，作为消费的物，并不是以功用性为基础，而是以指向世界关系为基础。

这样，整个现代社会也就同传统社会区别开来，成为符号的社会。

人是由于符号而存在，并且是完全无意识地担任着这一角色。

这时，意识形态已经被人们内化了，鲍德里亚称为人们“将交换与意指过程自然化了”。

〔6〕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实在马克思那里，他已经发现了意识形态可以通过无意识起作用。

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心理，潜藏于阶级成员的无意识活动中，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行为。

当然，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与鲍德里亚多少有些区别。

鲍德里亚无意识理论的主要指向是消费和符号。

他认为，近代哲学与经济学的预设前提是主体和客体的分离与交换。

但是，如果主体
与客体是对立的，那么就不可能把他们结合起来。

为了将两者结合起来，就必然要用到“需要”这个中介。

但是，主体需要客体，客体依照主体来确定，这是最大的同义反复。

通过这种同义反复，资本主义找到了意识形态的支持物。

当人们认为正是自己的需要解释着他与世界的关系时，他也就无意识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四、实践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时代的变迁：意识形态如何终结
在意识形态理论中，马克思和鲍德里亚都认为意识形态能够终结。

当然，二人对“终结”的理解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

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扮演着双重角色，即“阶级社会的维护意识”和“人类文化发展的载体”，前者是需要终结的，而后者却未必。

其原因在于，尽管随着历史的迁移，作为文化载体的意识形态所代表的阶级会走向灭亡，因而其意识形态也会消亡，但是它会作为文化遗产或传统保留下来，在文化环境中继续存在。

与马克思的二分法不同，鲍德里亚要终结的是马克思的生产镜像。

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之镜的反映，它的致命错误是没有揭示现代社会中符号的意指过程，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必须终结的意识形态。

在意识形态的终结方式上，马克思与鲍德里亚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

在马克思那里，要祛除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虚假性，唯一的途径是实践的共产主义运动。

他认为，意识形态变化的真实根据来自于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

意识形态没有自身的历史，它是一种精神现象，是人的物质生活实践和社会存在方式的反映。

因此，要消除一定时期的意识形态，只要祛除它的基础——这个时期特定的社会物质生活实践。

而物质的力量也只能依靠物质的力量来打破，所以马克思得出了依靠实践的共产主义运动消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结论。

而在当代，鲍德里亚的看法与马克思截然不同。

他认为意识形态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过时了。

在当代社会，现实本身已经被意义吞没，剩下的只是现实的模仿。

因此，意识形态也就失去了它的基础，生产和消费都是同样的和同一的生产力及其所控制的扩大再生产的宏大逻辑过程，它们以一种颠倒的形式进入了精神、伦理和日常生活，它们的最终教义是以需求自由的形式、个体实现的形式和快乐的形式以及流行的形式来展现。

消费时代已经代替了生产时代，而消费时代同样也会被取代。

随着时代的变迁，包括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意识形态将不复存在。

这就是鲍德里亚的意识形态终结方式。

[参考文献]
〔1〕仰海峰.功能化时代的物的意识形态批判——鲍德里亚《物体系》解读〔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56.
〔2〕Foucault，M..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London：Tavistock，1970：31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6.
〔4〕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New York：Vintage Books，1994：63.
〔5〕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New York：Vintage Books，1994：72.
〔6〕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Second Edition. New York：Vintage Books，19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