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中后期敌寇肆意入侵看其腐弱本质

说起明王朝，在中国封建朝代中也算得上是寿命长久的之一吧。

二百七十多年，十多代的皇帝老儿也够能扛的。

但如透过表面看其内瓤，许多方面堪称麻筋勒豆腐——提不住了。

别的本文暂且不谈，单说它的外患方面，在封建皇朝中也算得上是相当严重的一个。

当然，既然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如果周边没有几个瞅着眼红，抿着嘴唇馋涎欲滴的敌人，那是不现实的；但要像明朝那样，其中后期加起来至少有一半时间不仅是外地叩关甚急，甚至一拨又一拨的骁骑隔三岔五直接入寇，乃至深入明朝腹地，如入无人之境，这就非同寻常了。

不错，在公元十四世纪中期朱元璋起事立朝之初，在军事上多有胜绩，不仅是与其对手陈友谅、张士诚等角逐时将士常有上佳表现，即使在与蒙元对垒中毕竟将后者逐出大都（北京），而且乘胜追击。

大将徐达、常遇春、蓝玉等直捣漠北才班师还朝。

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迁都北京后，为打击蒙元残余势力，也曾率军出京北向进击，虽未达成全歼敌军的战果，但在明王朝初的几十年内，毕竟还采取了一定的进攻态势。

另一次是公元1449年，蒙古别支瓦剌军南侵，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挟持下“御驾亲征”，结果在土木堡被瓦剌击败，英宗被俘，瓦剌继续围
从明朝中后期敌寇肆意入侵看其腐弱本质
◇石英（北京）
《娘子关》文学双月刊2021.01总第212期
攻北京。

民族英雄于谦（由兵部侍郎升任兵部尚书）挺身而出，组织北京军民英勇抗击瓦剌。

瓦剌军无奈退去后，其首领也先见胜机无望，第二年放回了英宗。

1459年，英宗发动了“夺门之变”，复辟重登皇位，并杀害了力挽危局的臣子于谦。

自此时起，明朝再也未有主动出击外敌的记录。

（嘉靖年间派兵援助朝鲜，是与朝鲜军联合作战）。

总之，明朝皇帝杀于谦，标志着再也无力主动反击外敌的时段，也是它自毁长城的恶果。

此时距明朝朱元璋开国尚不到一百年。

此后就是倭寇之患。

倭害之始其实很早，在永乐年间即有日本海盗窜犯中国，于今辽宁金县遭当时明军痛击后有所收敛；后至嘉靖初年即形活跃。

日本海盗与其军阀，政客勾结，趁中国海防日渐松弛之机，大举窜犯，烧杀劫掠无恶不作，江、浙、闽为害最烈，广东、山东亦受波及，数年间中国沿海民众被其杀害达数十万人。

最猖狂时倭寇还与中国沿海盗匪如王直、徐海等串通一气，为害更甚。

明朝军队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几近束手无策，闻倭自危。

情况最糟糕时倭寇小股不足百人即可大摇大摆地深入明之内地数百里，绕过其先祖都城南京直抵今之苏皖交界处，逞其所为之后又安然返回。

明朝军政腐弱之甚可见一斑。

当在无可收拾的情势下，军政大员胡宗宪和名将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整军奋力抗倭，终于奏效，迤至十六世纪中期倭患大致平息。

但也充分暴露出明朝统治层已到了“朽木不可雕”的地步。

且举一例：明武宗正德（朱厚照），即嘉靖朱厚熜以上那一位皇帝，虽只活了三十一岁（三十周岁），却一生淫乐无度，从不问政事，唯好四处冶游，或南方，或大同宣府，惊师动众则自称“大元帅”，乔装出游则不忘寻花问柳。

有一出京剧曰《梅龙镇》（又名《游龙戏凤》），就是表现他西去宣府宿民间小
店，与民女李凤姐相狎的一段艳遇。

此时正是天下饥荒，土地兼并加剧，河北一带爆发刘六、刘七农民大起义之际，而该朱充耳不闻，似乎这一切都与己无关，自管玩他的。

但也许这时明朝运祚尚不该绝，许多大事都由大臣、将领们自去应对，该朱及他所宠的大太监刘瑾之流尚可置身乱局之外；也或许这位朱皇帝注定有“甩手掌柜”的命。

他如此胡来，明朝在他之后尚能延续将近百年之久（可谓怪事！）而他自己最后暴死于宫内淫窟“豹房”之内。

由此也不难窥见明朝中后期皇帝的“作为”。

正因为诸如此类的统治者积累了太多的负能量和不能不付出惨重代价的孽债，自万历之后边患日益严重。

尤其是东北关外后金骁敌的崛起，不能不使朝野惊呼，穷于应对。

万历皇帝再也无法对累卵之危置若罔闻。

但因奸宦之类掣肘误事，加之还要拿出重兵强将应对农民起义军，以致后金咄咄逼人之势未得以有效阻遏。

直至末帝崇祯（朱由检）继位，起初还力图有所作为，但执掌兵权的庸臣如杨嗣昌（湖南常德人）之类举措不力，一味屈从，对忠勇保国的将领如孙承宗等常加限制贬抑，使形势偶有小胜却难有根本好转。

在此情势下，骁金更加嚣张，既然山海关一线明军防范较严，便绕道古北口、喜峰口乃至更西面的大同宣府以轻骑精兵突进，并迅速深入今之冀中甚至冀南、山东大肆烧杀掳掠，民财及民女尽装于车上，然后又是大摇大摆地自长城各隘口撤回关外“巢穴”。

时过不到百年倭寇祸害东南之翻版，只不过一是自海上登陆，一是自关外入寇华北平原。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骁寇都无异于直立的双足恶兽：滥杀、劫掠和奸淫是他们凶残本性的三部曲。

今天的人们也许不易理解：为何堂堂大明都城俨然未动，后金入侵者好像完全无视它的存在，竟能直驱距京城近千里之外的冀鲁之间。

并
不是没有志在保国卫民的正直官员和将领竭尽心力，乃至为之捐躯。

而且还不止一二人。

如抗清（后金）将领孙承宗，在自身被罢官归里后仍带领家人和兵民等死守家乡高阳，最后城被攻破而自杀；另一将领卢象升在今河北巨鹿与“兽军”血战而壮烈殉职。

就在这前后，有一个人的出现本来值得人们一喜，却在喜后不久，又是空前的一痛一悲，这个人就是岭南汉子、福建邵武知县自动请缨赴辽东与后金（清）对决，而连获宁远、宁锦大捷，重伤努尔哈赤的袁崇焕。

此人原被认为是骁清的克星，不说是改写历史起码可以使历史多些正面希望的非凡人物。

只是因为明朝崇祯皇帝中了清方的反间计（实则是因嫉贤妒能造成的神经质式的无端猜忌）而残杀了袁崇焕，而部分京城市民因极度愚昧而争啖袁都师之肉体。

可谓惨绝人寰！
又是一桩明朝统治者自毁长城的蠢剧，自袁崇焕后再无有效抗击骁金之将；相反，多是投机成性，助纣为虐之辈奸小当道。

如公元1642年松山之战被俘降清之洪承畴，倒行逆施格外卖力。

有此等败类，明朝不亡才怪。

这里，我不禁想起少时在故乡叔伯二舅曰润（我母亲叔父的儿子）告诉我从祖辈流传下来的一个谚语：“崇祯好赖不分，活该倒霉。

”
大约在十多年后，那时电视屏幕上清皇朝剧演得正火，脑半球映得正亮，大辫子甩得正欢，当时我在外地参加了一个明清之交那段历史的研讨会。

有一位发言者对清朝情有所钟，他发言的主旨是：“在封建社会，凡有脑袋的人谁都有资格当皇帝。

姓朱的既然能当，姓爱新觉罗的难道就当不得？何况后者还是新兴力量，当然就代表新的生产力。

”对于这番话的前半段，我个人不好说什么，今天谁能管着几百年上千年的事儿。

可要说后半段，我倒是要讲几句：后起的就一
定代表新的生产力？我看仍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新的生产力意味着什么？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进步在哪儿？我的根据则是史实。

有如上述，我无意为明朝这架腐朽的国家机器辩护（以上我已说了那么多有关明朝负面的种种），但要与骁清全面的对比，我还要说几句公道话，就说他们的军队，或者更具体说说军纪吧，明末面对的后金（清）与它的先祖——姑称之为“前金”（北宋末年兀术等统领的金军）可以说是五百年后的再现。

历史有时在不同的时段竟有惊人的肖似。

我手头上有一份记载“前金”军以侵略北宋的史实。

这哪里只是为了占领对方土地，而本质上是破坏与毁灭以至民族的凌辱和奴役：“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

凡人间所需之物无不毕取而去。

”金兵所到之处，“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颖，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

淮泗之间亦荡然矣。

”后金军变本加厉，又恶性继承和发展了“前金”的“基因”，未大举入关即多次绕过明朝都城“直驱前金”所到之地，见屋即焚，见物即抢，见男就杀，见女即污后如猎物装车北运。

大举入关后在长江南北制造了血腥蔽日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哪里是什么“新兴生产力？”简直是开动杀人机器尸横遍野。

至少在清军南侵之初，对于文化同样也是采取毁灭的手段。

有这样“新兴力量”的代表吗？还有一点，后金对于明军的俘虏与“前金”对于宋军的俘虏一样，采取的都是凌辱与杀戮的做法；而有据可证的是：当年宋之岳家军和韩世忠军对待“前金”之俘虏，后来袁崇焕和卢象升所领之军对于后金俘虏则人道的多，绝少杀俘虐俘的现象。

那个时代虽不可能要求他们像现当代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有一整套“优待俘虏”的政策，但毕竟已达到有人性与对方全无心肝全无人味相区别的程度。

《娘子关》文学双月刊2021.01总第212期
至于明皇朝尤其是中后期为什么如此腐弱，即使在尚未覆亡前敌寇亦能恣意入侵而缺乏反击之力？我经思考后，归结为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明朝开国之初，自朱元璋始，对能征惯战的功臣大将就无限疑忌（信不过任何人），动辄使以“叛逆”罪大开杀戒，乃至株连无已。

如对蓝玉（通常情况下除徐达之外蓝为副帅之职），基本上是“莫须有”地加以“清除”。

此“蓝案”相继被杀者达一万五千余人，其中大都为精兵良将。

就这样一个个杀将下去，便大损军队根基，从而元气大伤。

其实何止蓝玉，就连明开国第一号将帅徐达，即使他自我“退居二线”，朱皇帝仍赐以烧鹅，最后不明不白地发背疽而死。

而第一号高参刘伯温本已“告老还乡”，朱皇帝不惜远程赐以“点心”而了结其生命。

神经质式的“定点清除”，只能是为日后的腐弱挖坑，恶果便日渐显现。

明成祖朱棣夺取皇位后，超额继承老子的“基因”，对乃姪建文帝的追随者以及被怀疑分子施行“外科手术”。

虽不一定达到后世有人采取“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那种极端手段，却也从来没有手软。

这样，无疑使有志于保国为民之精英力量再遭劫难。

由此“天子”可能增加了安全感，而边防重任则担当乏人，“白吃饱”的伪劣之徒更得其所哉，结果可想而知。

二是尽管如此，还会有些正直的能臣良将肯于担当，不避风险挺身而出为国效力。

统治者在危难当头时，也不得不任命他们抵挡一阵，但还总是疑虑重重，放心不下。

有时皇帝老儿对外敌散布的谗言，往往轻信，外敌常常借刀杀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消除了他们最在乎的“克星”。

后金的对头袁崇焕就是他们内外合作的结果。

所以笔者在一首痛挽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短诗中有这样一句“崇祯与多尔衮既是死敌又是恋人。

”另有一些忠臣良将虽侥幸未被彻底“清除”，也未得充分信任，还是受到诸多限制。

远未发挥出全部才力，最后不得不郁郁还乡，民族英雄戚继光就是这样的一例。

还有的直臣良将并未达及皇帝即被残害，仅因触犯奸臣权相即被灭口。

大奸宦魏忠贤且不必说，权倾朝野的严嵩父子就擅自“解决”了如兵部侍郎杨继盛这样多位杰士干才。

如此必然是奸小佞臣茂长，直臣良将日益凋零。

三是明朝中后期皇帝大都不在自己位上，许多军政大事多由宠信的心腹官宦代行料理。

这样的好处是皇帝省心了，但上下不能沟通，是好是孬是真是假都是一笔糊涂账。

几茬皇帝有的冶游无度，有的深宫自我消遣，有的热衷炼丹养生，懒得上朝听政，有的更迷恋做木匠活计……诸如此类。

最后一位崇祯皇帝倒是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却又终日神经兮兮，累是够累的，最后害了他人，也搭上了自己。

几届为皇帝代办大事者，也是花样翻新，各色人等，有的还是史上名相，如张居正（湖北江陵人）；有的是有能力会书法的权奸严嵩（江西分宜人）；有的则是大宦酋“九千岁”魏忠贤（河北肃宁人）；与魏忠贤联手掌权的更有明熹宗天启皇帝的奶娘客氏（籍贯不详）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封建王朝后期衰落式微本属常态规律，但明朝中后期又有其特色（与南宋时有其共性，但不完全相同）。

这个特色，特涩，涩不能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