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福泽谕吉教育思想之比较

中南民族大学
毕业论文(设计)
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专业历史学年级 2007 题目张之洞与福泽谕吉教育思想之比较
——以二者《劝学篇》为中心学生姓名海韵学号 07034017
指导教师姓名秦熠职称讲师
2011年5月7日
中南民族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成果作品。

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
年月日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1)
（一）问题的提出 (2)
（二）文献回顾 (2)
（三）相关概念界定 (3)
二、历史洪流中的两位教育思想家 (4)
（一）西潮冲击下的历史关头 (4)
（二）两位教育思想家的实践 (4)
三、张之洞和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的比较：以两部《劝学篇》的文本对比分析为中心 (5)
（一）对传统思想遗产的态度 (5)
1、对传统儒学的态度 (5)
2、对传统思想遗产与西学关系的认识 (6)
（二）教育的对象 (7)
1、两部《劝学篇》的教育对象及倚重人群 (7)
2、从两部《劝学篇》行文风格看其教育对象 (7)
（三）关于教育的目的和作用 (8)
1、对人的思想塑造 (8)
2、教育与民族独立 (9)
（四）教育核心：治学理念 (9)
1、实学教育 (10)
2、教育的程序 (10)
四、宏观背景下看两者教育思想产生的原因 (11)
（一）相似历史背景下的思想契合 (11)
（二）相似历史背景中暗含的本质不同——走向分歧 (12)
1、二者时代背景的再比较 (12)
2、二者个人经历的再比较 (14)
五、社会影响：产生的不同结果及其原因 (15)
（一）二者教育思想以及教育实践所产生的结果 (16)
1．张之洞——“种豆得瓜” (16)
2.福泽谕吉——“种豆得豆” (16)
（二）两种结果的深层原因分析 (16)
1、路径选择——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16)
2、政治原因 (17)
3、社会原因 (17)
余论 (17)
（一）对张之洞所持“中体西用”理论的个人见解 (17)
（二）中国近代化改革受挫原因分析 (18)
（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18)
注释 (18)
参考文献 (21)
致谢 (23)
张之洞与福泽谕吉教育思想之比较
——以二者《劝学篇》为中心
摘要：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叩关，先后揭开了中日两国近代化改革的序幕。

而在这两个后进的近代化国家中，教育成为近代化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

在中日两国的近代教育史上，张之洞和福泽谕吉是两个绕不开的人物。

张之洞有阐述其“中体西用”思想的《劝学篇》，福泽谕吉亦有表达其民族教育思想的《劝学篇》。

中日两部《劝学篇》均在其国内引起了重大影响。

然而，相似的时代背景，相类的教育思想，却导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近代化道路。

本文资以这两部同名著作为中心，通过比较张之洞与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以图探索其中原因。

关键词：《劝学篇》；张之洞；福泽谕吉；“中体西用”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houghts of Education of
ZhangZhidong and FukuzawaYukichi
——On “Q u anXuePian” As the Center Abstract: The intrusion of capitalistic countries from European and American has opened the modernistic reforms in China and Japan. What's more, education has been the significant power on raising these reforms. And referring to the educational history of modernism, it's no denying that ZhangZhidong and FukuzawaYukichi have respectively made a monumental contribution in these two countries. While the well-known viewpoint “Chinese body and western means”has been professed in Zhang's “QuanXuePian”,FukuzawaYukichi also declared his own national education opinions in his personal “QuanXuePian”. Definitel y, both of these editions have made distinguish impact on China and Japan. Nevertheless, they were leaded to two contradictive ways although within the similar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al creeds. So from this point, the article aims at figuring out the reasons why the two countries choose different ways by comparing their masterpieces.
Key words:“QuanXxuePian”; ZhangZhidong; FukuzawaYukichi; “Chinese Body and Western Means”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的压迫下，先后打开国门，被迫卷入了世界近代化的洪流之中，开始了各自近代化道路的探索。

日本与中国同样是外生型后进的近代化国家，但是前者却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社会转型，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顺利地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中国却迟迟迈不出走向近代化关键的一步，近代化道路也是历尽艰辛与坎坷。

（一）问题的提出
自古以中国为师的日本，为什么可以在近代如此迅速地完成转变，走出一条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近代化道路？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深究的问题。

要探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的切入点很多，本文仅试从教育层面入手，来探索其中的部分原因。

教育是现代化强大的推动力。

尤其是中国和日本这两个现代化后进国家，在本国科技、政治、文化全面落后的情况下，且被西方强国所包围。

学习先进文明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推动学习先进文明的关键就在教育。

在中日两国的近代教育变革中，张之洞与福泽谕吉是两个绕不开的人物，从这两人身上可以看到整个大时代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二者所著同名为《劝学篇》的著作，又充分体现着二者的教育思想。

基于这两个原因，本文着重对二者《劝学篇》作了分析比对，从中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教育改革的取向和路径。

将此对比结果放置于历史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以期能探求出中日两国走出截然不同的近代化道路的原因。

（二）文献回顾
关于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比较，中日两国均有学者著书立说。

日本学者依田憙家将中日两国整个近代化历程通观比较，得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速度不同的根本原因，主要从中日两国的文化传统，对儒学的限制，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政治形态，经济形态以及教育方面来总结[1]。

中国学者赵军通过个案分析，将清末新政与明治维相比较，重点从国家权力与近代化关系的角度来探讨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不同的原因[2]。

关于张之洞个人《劝学篇》的研究，史学研究者一致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其中体现的基本教育思想。

丁凤麟认为，张之洞的这种思想是其用“虚伪手段”向封建保守势力“输诚”的“礼物”[4]。

彭久松认为，《劝学篇》代表着戊戌时代的一股逆流，是与维新变法针锋相对的[5]。

而更多文章对张之洞的这一思想进行了新的评价，认为这是在中国近代特殊历史环境之下寻求中国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如何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战略思想，在封建制度之下“中体西用”是当时唯一的可行方案[6]。

而从教育层面上来剖析，何小明认为，张之洞的这种教育思想虽有其落后的一面，但从客观的历史效果来看，其中蕴含着不少近代因素，应该批判继承[7]。

彭平一和徐伟红认为其思想具有守旧卫道和实用革新的双重性格[8]。

也有论者将《劝学篇》思想放在长时段的历史中考察，发现其对清末民初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金燕就提出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加速了封建主义教育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转化的进程[9]。

关于张之洞教育思想的主要著作有：苏云峰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书中从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两方面，对张之洞与湖北的教育改革之间的关系做了全面剖析，并以此为主线，记录了清季中国受到西方冲击之后，湖北教育变革的全景。

[10]王云五在其《革新时代教学思想》[11]中亦有专门章节论述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此外黄新宪的《张之洞与中国近代教育》[12]、蔡振生的《张之洞教育思想研究》[13]均对张之洞教育思想进行了研究。

另外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主要有：《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14]，《张之洞与近代中国》[15]等。

国内可以看到的关于福泽谕吉的著作主要有：日本的丸山真男的《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16]和《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17]，鹿野政直[18]、远山茂树[24]等为福泽谕吉所著传记《福泽谕吉》等等，朱谦之的《日本哲学史》[19]，其中涉及到了福泽的思想，这些著作大多是选取福泽谕吉思想的某一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国内对福泽的研究最早始于梁启超，后由于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对日本的学习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其后随着50年代以来文化思想的闭锁化，学问性的日本研究几乎停顿，对于福泽谕吉的研究则更是凤毛麟角。

直到70年代末中日邦交正常化，福泽谕吉的研究在中国的学术界才受到了新的瞩目。

但在中国对福泽谕吉研究的重视程度比起对西方杰出
的启蒙思想家的研究来，十分不够。

但现在中国已有许多福泽谕吉的译著出版，如《劝学篇》[20]、《文明概略论》[21]、《福泽谕吉自传》[22]、《福翁百话》[23]、《福泽谕吉教育论著选》[24]等等。

关于张之洞和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的比较问题，国内有一批文章做过相关论述，其中比较全面系统的比较主要有：《“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教育思想下张之洞与福泽谕吉西学思想之比较》[25]，《张之洞<劝学篇>与福泽谕吉<劝学篇>之比较研究》[26]。

本文就是在以上这些著作研究的基础上，专取张之洞与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进行对比探究。

（三）相关概念界定
探究中日两国所走近代化道路不同的原因就必须先明白近代化的含义。

一般而言，近代化即现代化。

关于现代化的定义，学术界至今莫衷一是。

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将各种关于现代化的定义加以归纳，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她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

”[27]
关于近代化转型的方式，罗荣渠先生认为，近代化的最早启动“主要是有内在因素导致的突破，成为内源性现代化，这是一种创新性巨变，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

最早进入现代化的西欧各国属于这种类型。

主要是由外在因素导致的突破，成为外源性现代化，这是一种传导性巨变，是自上而下或上下结合的急剧变革过程，后进国家属于这种类型。

”[28]中国和日本正是传导型的两个现代化国家，在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教育国民是两国必不可少的一课。

所以教育对与两国尤为重要。

所谓教育，“教育是传递社会生活经验并培养人的社会活动。

通常认为：广义的教育，泛指影响人们知识、技能、身心健康、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的各种活动。

……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

即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以培养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

”[29]对于近代的中日两国，不论在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层面，教育都对两国学习西方近代文明具有重大作用。

而两国在近代学习西方教育体制和内容的改革，对其自身近代化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主要采用“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来学习西方,而日本则以“和魂洋才”为原则。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略说法。

也就是要以中国传统学问为根本，兼学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应世事之变。

陈旭麓先生认为“本来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即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各自的‘体用’，移花接木的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用’移到中国封建主义的‘体’上来，这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在中西两极相逢的矛盾中第一阶段的结合方式，是以以新卫旧的形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

[30]在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中体西用”论也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认识的深化而逐渐丰富起来。

到了张之洞所阐述的“中体西用”论，已经与最初提出时所表达的含义有着极大的不同了。

张氏所谓的“中体西用”中，“西用”已不仅仅包含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了，还包括西方的先进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并含有将中学与西学通汇贯通的含义，不再是类似“中本西末”那样，将西学完全看做形而下的学问，只用于补充中学的细枝末节。

这种调和中庸，包含西学内容更加广泛的“中体西用”论就系统阐述于张之洞的《劝学篇》中。

二、历史洪流中的两位教育思想家
（一）西潮冲击下的历史关头
工业革命之后，欧美国家开始逐渐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并开始向世界各个角落进行扩张，共处于东亚文化圈之内的中日两国几乎在同一时期受到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

自明末清初，中国开始了西学东渐的历程，但是中央政府为了自身安全和内部稳定的需要，最终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对西方正在逐渐发展的科学技术更是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终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被迫卷入了世界近代化洪流之中，开始了她夹杂着屈辱与抗争的近代史。

虽然经历多次中外冲突，但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中被身边的“蕞尔小国”打败，中国士大夫阶层才感觉到昔日的荣光已一去不复返，一部分人甚至惊呼中国已面临“亡国灭种，瓜分豆剖”的危机。

重重危机之下，中国人开始探求救国之路，而探求之路上布满了矛盾与艰辛。

尽管十分不情愿，中国读书人还是不得不承认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制度以图救国，洋务派引进器物的努力似已失败，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教制度已提上日程，然而，中国几千年来灿烂辉煌的文化呢？这是安身立命之所在，弃之存之？又如何取舍？这些问题首先抛给了走在时代前沿的革新人物们。

在此过程中，洋务殿军张之洞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见于世人的《劝学篇》中，他重新系统论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观念，以调和中西学主次之争。

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17世纪以来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同样实行“锁国政策”。

这看来与中国相似的封闭式的国家却在18到19世纪发展起“兰学运动”。

同时这一时期的兰学生们已经将眼光转向了政治体制、进一步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学习西方文明精神等更加深入的问题。

1853年，美国人的军舰强行打破了日本的锁国政策，也如同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一样，日本被迫对外开放。

虽然这次“黑船事件”后来被日本看做融入世界的契机，然而此时的日本似乎即将开始与中国相似的近代史历程。

与中国一样，时代把一系列的问题推到了日本人的面前：如何使日本不受外来民族的欺侮在重重包围之下保持独立？如何在被迫开展的贸易中不致处于劣势地位？
关键时刻，影响广泛的兰学发挥了巨大作用。

众多兰学生中，福泽谕吉在日本近代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浮田和民曾这样评价福泽：“当是时能巍然卓立以中流砥柱自任，倡西洋开明主义，以民间教育家之木铎，为朝野人士所倚重者则福泽谕吉氏是也。

”[31]
（二）两位教育思想家的实践
教育，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占有重大的作用。

在被西方先进而强势的文明包围且明显落后的中日两国，只有努力学习西方，培养具有西学素养的人才，才能维护国内安定，保持民族独立，而西学人才的培养显然必须依靠教育。

张之洞与福泽谕吉，这两位处于同时代的人物在各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兴办新式教育的过程中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二者几乎目的完全相同的努力，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其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张之洞二十六岁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此后仕途一帆风顺，官至总督、军机大臣，是儒学和科举制度的受益者。

与张之洞的顺利人生相反，他所效忠的清王朝却命运多舛。

随着其一步步升迁而逐渐接触社会实际，其思想也一步步改变，从早年的清流健转变为洋务运动的殿军，其后又在戊戌变法初期大力支持维新变法，而其《劝学篇》则成为各方能够基本接受的一个改革方案。

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实际上,《三折》与张之洞以前的稳健变革思想尤其是《劝学篇》的思想若相符合”[32]，
后成为清末新政的改革纲领。

在教育实践方面，张之洞在武汉创办了一批新式教育机构，如农务、算学、矿务、武备、师范等学堂。

张之洞在中国教育近代化改革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管学大臣张百熙称赞其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与张百熙、荣禄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订学堂章程，即著名的“癸卯学制”。

同年与袁世凯联名会奏，要求以十年为期废除科举，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与袁再次上奏要求朝廷立即停罢科举，在二人力主之下清廷正式宣布废除科举。

《劝学篇》中系统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就是晚清这一系列教育制度变革的源头。

福泽谕吉，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他生于幕末时代的一个精通儒学的下级武士家庭，由于家庭原因他对封建制度产生怀疑。

虽然熟读儒家经典，但谕吉自幼就对儒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上下等级尊卑关系没有好感，甚至是厌恶。

1854年，19岁的福泽谕吉前往长崎学习兰学。

1858年前往江户中津藩藩邸的兰学学塾教学，这所学塾这便是“庆应义塾”的前身。

其后他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决心集中精力学习英语。

1859年冬，谕吉随幕府使臣前往美国；1861年，他再次作为幕府使节团的议员出访欧洲，第二次远渡重洋的出访对谕吉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回国后，他撰写了《西洋事情》十卷，标志着其思想体系初成。

从学习兰学到学习英语，再到赴欧美访问的经历中，谕吉的思想也在一步步转变。

他逐渐认识到兰学远远不能满足开国后的日本情势，幕府的统治已成为日本走向开放、强国的阻碍。

1868年（庆应四年），中津藩邸的学塾迁往新钱座，改称“庆应义塾”。

谕吉的教育事业自此走上正轨。

在1872年到1876年间陆续发表了十七篇旨趣相近的论文，于1880年合订成册，是为《劝学篇》。

这十七篇论文在日本的发行量很大，按照福泽谕吉自己的推算，日本“国民一百六十人中必有一人读过此书”[33]。

福泽谕吉的这部《劝学篇》在日本的影响力是空前的，对日本国民心智的开化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并且对日本明治维新期间的一系列政策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以下本文试图以两人的教育思想为切入点，在比较二者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力图探求中日两国在看似相似的近代化指导思想之下，走出的截然不同的近代化道路的原因。

三、张之洞和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的比较：以两部《劝学篇》的文本对比分析为中心
基于张之洞和福泽谕吉在中日两国近代教育变革中的中心地位，以及二者同名为《劝学篇》的代表著作对中日两国近代教育的重要作用，笔者特将这两部《劝学篇》的文本进行逐一对比，加以梳理，提取出其中可以体现两位作者教育思想的本质性内容，以找出中日两国教育改革指导思想的相似性和不同点。

（一）对传统思想遗产的态度
1、对传统儒学的态度
张之洞与福泽谕吉都出生在受中国儒学深刻影响的东亚国家。

对于儒学思想，二者均有继承。

两部《劝学篇》中均可以看出儒学留下的深刻印记。

张之洞对儒学的坚持自不必多言，作为一代儒臣，是儒学忠实的“卫道者”，他虽然崇尚儒学，但并不排斥西学；即便对于儒学，他也是有选择地来守护的。

《明纲》篇中，反复强调三纲之重要，并以西洋诸礼仪附会之，还说若废三纲则“地球
万国将众恶而共弃之也”[34]。

并在《宗经》篇中指出诸子之著作未尝不可读，但要“以经义权衡而节取之”，“使之合于六经之义”[35]。

《守约》篇中则开篇即言“儒术危矣”，为了拯救儒学，张之洞用大量篇幅分类阐述了经、史、子、集各类古籍的速成学习方法。

以经学为例，他已经将对经学的学习降低到最低限度，“经学通大义”即可，并用浅显的词句将《诗》、《书》、《礼》、《易》、《春秋》等各种经典的“大义”概括出来[36]。

图救儒学到了这般地步，也不愧其“儒臣”的称谓了。

福泽谕吉倡言天赋人权，努力呼吁国民要有独立精神，对儒学的三纲五常、等级名分的思想万般排斥，但他也并没有主张完全抛弃以儒学为核心的东方文化。

就如前面所论述的，对于东西文化取舍问题上他主张对西方文化要持有怀疑态度，并择善而从。

并且在主张实学这一点来说，可以说是保持了儒学的思想。

就如丸山真男先生所论述的福泽谕吉主张实学的思想“决不是什么崭新的东西。

因为光这一点，福泽只能算是一个继承者，而绝不能是革命者”而“大张旗鼓的使用实学一词的，首先是儒教中具有较多抽象体性的程朱学（宋学）[37]”
张之洞与福泽谕吉二人，虽一个是主动地保卫儒学，并继承了儒学的大多数保守传统；另一个是不自觉受到儒学的影响，只是主张保存东方文化精神。

但二者在著作中都留下的儒学的痕迹是抹不去的，只是由于其后二者的经历的变化，导致了两种思想体系的出现，并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于儒学的态度。

张之洞始终处于儒学受益者的地位，他一生忠心地捍卫着儒学，成为晚清儒学的主要守护者之一。

在他的《劝学篇》中通过《明纲》篇和《守约》篇，将儒学限定在了一个特定范围之内，为的就是保护清末衰落的儒学。

他“中体西用”思想的主旋律也正是保护“中学”。

福泽谕吉则以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来审视儒学，批判儒学中不合理的伦理纲常制度，但他也不提倡完全抛弃儒学。

至少在面对东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时候，他保持了一个清醒的头脑，告诫国人要持有怀疑精神来审视先进的西方文明，认为西方文明并非完全好，东方文明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对于儒学，二者的态度并不是简单地用支持或反对能概括的，张之洞是抱着对儒学的深厚情感，努力尽到一位儒臣应尽的责任，保护着晚清没落的儒学；而福泽谕吉，早期虽受到儒学思想深刻影响，但是其用完全不同于儒学的西学思想体系，以更加客观的外在视角来审视儒学，并作出了客观的判断。

2、对传统思想遗产与西学关系的认识
在张之洞看来，西学是为中学之补充，学习西学必须先以中学为本，以正心，“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西学必先由中学”[38]。

这是张的基本观点。

并且，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是建立在“西学中源”说的思想基础之上的。

虽不像其他“西学中源”说论者那样，认为“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39]，故而自塞排外，但他还是认为“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40]。

故而，他并没有将西学看做另一个独立体系来学习，而是将其放在中学的辅助地位，只为“应世事”而学，其学习西学的底线就是“无悖于经义”。

反观福泽谕吉，则是将西学作为独立体系，主张由内而外地全面学习西学。

自第一篇开始，谕吉就以“天赋人权”理论为中心立论，振聋发聩。

紧接着又在第三篇中论述了“个人独立”与“国家独立”的关系，用“民主独立”的思想来武装国民。

在“独立”的含义上，他又进一步讲述了“物质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独立”的关系，并主张人民需要有独立的精神，“人民若是没有独立的精神，那些文明的形式也就终于会成为无用的长物了”[41]。

在论及国民的职责和对国法的遵守时，谕吉阐述了其社会契约论的思想，认为正因为人民与政府订立了契约，共同维持这个国际的安定，那么就必须各司其职，避免破坏契约。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