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定名六十年,名实相副何其难

语文定名六十年，名实相副何其难
作者：王松泉
来源：《语文建设》2009年第07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母语教育课程正式定名为“语文”，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面对与共和国同龄的新中国语文教育，除了纪念，更需要的是长善救失，化失为得。

考察六十年前语文定名并以此设科的初衷，我以为，是要让我们的民族后代热爱、同化、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母语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以统一、规范和文雅的母语作为生活、生产中文化交流和传承的载体，从而完善民族后代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生存状态。

然而，不少人对于“语文”的理解和实践，却未免有违“语文”定名并以此设科的本意。

无论把语文定位成“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文化”，还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未能形成高度的共识。

正因为如此，语文课曾一度上成了语言课、文学课、政治课、政文课、思想品德课、思维训练课，以及近年来的人文课，乃至历史课、军事课、环保课…由此可见，语文定名六十年，名实相副何其难!
当然，人们主观上何尝不想上成名实相副的语文课?客观上未必尽然，原因恐怕仍在于对“语文”的理解出了偏差。

如何理解语文?按照叶圣陶先生的意见，语文就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合称，简而言之，语文就是语言。

然而，从叶老历来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所谓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实际上既包含了中华民族的口头和书面的语言知识系统和语言规则，又包含了按照这一系统和规则所进行的言语活动及其所形成的言语作品。

可以说，在当代语文教育史上，谁也没有像叶老那样更强调“听说读写”的言语能力的培养!因此，叶老所说的口头和书面的“语言”，其实就包含着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

所以，要我说，语文就是口头和书面的语言和言语，是语言规则及运用这些规则进行口头和书面的言语活动，并形成言语作品的过程的总和。

它可以表述为以下的“公式”：
语文＝(口头+书面)(语言+言语)也可以表述为以下的图示：
这中间，“语言”自然是我们所熟知的；“言语”虽然是我国自古以来固有的词汇(表说话行为，如“他不言语了”，表说话成果，如“他的一番言语”)，但作为语言学的一个概念，我国的运用较西方为晚。

区别“语言”和“言语”有必要吗?有。

它可以使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更清醒地意识到，语文教育是言语的教育而非语言的教育，应以培养学生的言语能力为重点，语言知识的教学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言语能力的培养，因而不应在基础教育阶段像高校那样要求学生以系统掌握语言知识体系为主要学习任务。

但无论何种语言和言语，本身都是文化，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体现。

语文之“语”，它所包含的语言和言语，重在言语，它们都是文化；语文之“文”，它所包容的文字、文学、文章等，也无一不是文化。

正是从这一点上，我总结六十年，明白了四个字：言语文化!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简而言之，就是“言语文化”——让我们的民族后代通过学习渗透语言知识的言语，成为一个具有语文素养的“文化”人!名实相副何其难吗?否，把语文课上成言语文化课，也许就名实相副了。

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不仅是“言语文化”，也是“文化言语”——让我们的民族后代获得“文化”了的，即统一、规范而文雅的言语。

就此而言，“语文”实际上就是“文语”，而不是与它相对的野语、粗语、秽语。

试想，学“语文”，难道不正是为了掌握“文语”即“文化言语”吗?不少一线教师创造的“本色语文”“情智语文”“心根语文”“诗意语文”“清正语文”“纯美语文”“简单语文”“深度语文”等，正是对文化言语的有益探索。

究其实，母语课程名称竟可以一言以蔽之：“语”。

语，既是语言又是言语，既是口头的又是书面的，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体现。

然而，鉴于任何民族的母语都可谓为“语”，中华民族的母语则应是“华语”——之所以不称“汉语”，是因为汉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母语。

认识“语”，有助于我们上成名实相副的语文课。

总之，新中国语文教育有得，诸如汉语拼音方案、汉语语法体系、文字改革、语文教改经验、语文课程标准、语文教学新理念、语文教材多样化等，也有失，例如在语文教育性质、任务认识上的频繁摇摆等。

新中国语文教育尽管有失，但我们看到，不仅有上述诸多收获，而且正在酝酿和孕育的“言语文化”论及“文化言语”观也将成为十分宝贵的一得。

[1]王松泉《论语文教育中的四大关系》，《新华文摘》199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