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主流思想的视觉符号总结

当代文化主流思想的视觉符号总结
在中国文化中，那些基于书法艺术的视觉图像以及中国艺术中对人物肖像的描绘，都在政治领导人的权力运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书法艺术和描绘人物肖像的具象艺术是彰显权力最为重要的两
种方式。

具象艺术形式与西方公共场合展示的政治人物的雕塑艺术相类似。

但是无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还是在20世纪的革命时期，
书法作为一种书写艺术形式，也被作为政治权力显现最为重要的象征物。

政治性的图像与政治权力间的联系，对于西方而言是容易被理解的，但是在中国文化与艺术中，书法怎样和政治相关联?毛泽东早期
的书法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阐释，他将书法与身体的训练联系起来，其对书法艺术的理解是，书法是“用身体去表达艺术家的精神”本文将先对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中的身体概念进行简要梳理，然后检视书法艺术和具象艺术以身体为符号中介在政治活动中的象征性显现。

除了在仪式活动和肖像画里能以具象理论对其进行阐释，具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阐释力十分有限。

但是具象在20世纪的中国艺术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这种转变或多或少地与西方文化艺术重视图像的影响有关。

另外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最后本文将以两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为例进行分析，这两位艺术家分别是徐冰和马堡中，他们的作品分别为我们展现了书法和视觉表现艺术与政治权力间的关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体主要是在家庭关系中考察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并且这种关系扩展为对统治者的一种忠诚。

身体是由父
母授予的，并由此承担了其在家庭关系中的责任和义务。

然而，这种由身体引起的孝道关系往往超越了其家庭的范围。

正如《礼记》所载:“事君不忠，非孝也。

莅官不敬，非孝也。

朋友不信，非孝也。

战阵无勇，非孝也。

”孝的观念缔造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基础。

这种孝的观念最早是从中国的农耕文明社会关系中发展而出的，它直到今天仍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尽孝的责任就需要在家庭和国家中进行等级的划分，而这些关系则分别建立于儒家所宣扬的五种品质上，即仁、义、礼、智、信。

让我们以中国的著名政治诗人——屈原为例，导入我们对书法艺术政治性特征的考察。

屈原试图通过政治改革来抵制楚国的没落，正如他的诗歌所描述那样“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屈原的行为导致了他被国王流放，最后当他觉得自己已经无力拯救自己国家的时候，他身缚巨石投入湖南省东北边的汨罗江自尽。

然而屈原的努力并未被他的族人忘却，人们在他投江的那天纪念这位艺术家。

纪念活动包括划龙舟(这是寻找屈原尸体的一种象征性活动)以及向水中投粽子(这是为了防止鱼吃掉
屈原的身体)。

也许这些纪念活动本身就承载了这位诗人的意图，即他试图唤醒人们看到那些政治权力的腐败，并进行一场社会改革。

屈原的经历代表了他以身体对自己、家族和国家尽孝的完满过程。

在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艺术家通过他实在的身体去改变政治的腐败。

在屈原对其改革的努力和尝试过程中，首先是通过对其诗歌的书写(这种书写活动本身就是书法艺术)，其后则是通过对身体的象征性运用
来诉求其政治主张。

通常看来，除了在战争或某些特定场合中对身体的折磨以外，对身体的政治性运用是通过具象的方式来进行的，正像在雕塑和绘画中所呈现的那样。

在二十世纪以前，对图像的政治性运用的主要形式是书法艺术。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精妙的书法石碑就是其服务某种政治目的的具体体现。

以文字为基础的书法艺术在语言系统中建构了一套象征符号体系，这种方式是与西方相对立的，西方政治权力的公共性显现以人物形象的展现为核心，其主要体现在绘画和纪念碑这两种艺术形式中。

在此，艺术中的那些形象“被其所代表的形象本身的权力所笼罩，并且更加倾向于一种极权主义的方式，它们并不需要去揭示图像自身的意图或特征。

”而在中国，书法则被认为是高于图像艺术的，因为书法艺术能够反映出艺术家的意图和个性。

可以认为，在中国艺术中具象表现形式的相对缺失正是由于书法作为其政治权力象征的崇高地位所导致的。

在《书法与权力:当代政治与中国书法艺术》一书中，理查德·克劳斯认为书法是“中华帝国精英文化的权力隐喻。

”正是基于这一传统，中国公共纪念建造物上总是有书法艺术作品的在场，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公共纪念建造物总是以政治人物形象为主题的雕塑艺术的形式来表现。

作为中华民族政治权力象征的书法，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20世纪革命时期具有内在的矛盾性。

比如与我们传统的看法相反，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抹杀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我们看到，传统的书法艺术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反而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强化。

正如克劳斯所认为的
那样，共产主义革命一步步地将书法艺术变为了强化其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

毛泽东就反对艺术自律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他认为“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4］。

为了有别于传统的精英书法艺术，毛泽东将书法作为一种宣
传手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书法艺术美学特征的忽视，从某种程度上看，他要求书法作品中的文字更具有视觉吸引力(简洁、规范和易
于阅读)，并且要求这些字体能够清晰明了地表达其政治性的内容，
因为这些书法艺术所面对的对象是工人、农民和其他的平民阶层，而不是精英阶层，过于花哨的书法字体则被认为阻碍了其政治信息的清晰表达。

由此，这意味着一个政治领导人的受教育程度、社会威信及其政治权力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他创造书法诗词、宣传口号的能力所决定和赋予的。

这正好反映了中国政治与艺术之间的文化关系，而这也是与美国政治与艺术间的关系完全不同的，因为在美国文化中，美学几乎很少介入到现实的政治领域。

中国书法艺术的形式给其中的文字赋予了一种效力，这些文字的效力甚至也扩展至其使用的墨汁，例如它们被认为可以治疗身体和心理上的疾病以及驱魔。

在政治领域中，那些公众人物都具有高超的书法技艺，他们都受到过良好的书法艺术的训练。

毛泽东就经常通过题词的方式来鼓励他的追随者们进行政治革命。

简言之，领导人施政的能力基于其书法艺术才能。

并且，书法的政治权力不仅仅是美学的权力，它也是权力授予者的一种身份象征。

通过题词的方式，领导者们将他们的个人威信和政策方针加诸到社会
公共空间、事件中，例如1986年邓小平在八达岭长城入口处的题词，其内容即是要求对长城进行修复。

另一方面，领导人书法作品的不在场也将直接导致其政治权力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