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赎罪_何以赎罪_赎罪_的伦理经纬_宋艳芳

谁该赎罪？何以赎罪？
———《赎罪》的伦理经纬
宋艳芳罗媛
内容摘要：英国作家麦克尤恩的代表作《赎罪》以主人公布里奥妮从“犯罪”到赎罪的心路历程为主线，穿插了一对青年男女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展现了战争的残酷，蕴含了麦克尤恩对于伦理、人性的深度拷问：究竟谁该赎罪？何以赎罪？赎罪何益？本文认为，从文本内部来看，《赎罪》以个体在战乱中的命运映射了人类整体所犯的罪；从文本外部来看，《赎罪》引发的“剽窃风波”和作者对战争的描述则涉及到作家的叙述伦理问题。

但《赎罪》的重心不是追究“谁之过？”而是呼唤人们对自我之存在、自我之伦理意识的反思。

关键词：伊恩·麦克尤恩《赎罪》伦理叙述作家的责任
作者简介：宋艳芳，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英美文学研究；罗媛，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生，苏州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英美文学研究。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布雷德伯里批评思想及学院派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0CWW019】阶段性成果，并得到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资助。

Title：Ethical Enquiries in/of Atonement
Abstract：British writer Ian McEwan’s masterpiece Atonement incorporates the beauty of love and the cruelty of war into the protagonist Briony’s experience from committing a sin to her atonement through narration．Embodied in this process is McEwan’s enquiry into human nature：Who should atone for his/her sin？How to atone for one’s sin？What’s the significance of atoning for one’s sin？This paper，combining the text itself with relevant disputes it aroused，reveals that A-tonement itself projects the sins committed by human beings as a whole and the disputes it aroused are concerned with the writer’s narrative ethics．However，what is at the core is not to ask “whose fault？”but to awaken people’s reflection on their existence and ethical awareness．
Key words：Ian McEwan Atonement ethics narrative writer’s responsibility
Authors：Song Yanf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oochow Uni-versity（Suzhou215006，China）．Her research area is contemporary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Email：Clairsong@126．com Luo Yuan is a Ph．D．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Nanjing University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uzhou215009，China）．Her research area is contemporary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Email：yuanluo2002@yahoo．com．cn
48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
1998年的布克奖得主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长篇小说《赎罪》（Atonement）自2001年出版以来一直倍受热议，盛赞与抨击相遇，掀起了争论的高潮，麦克尤恩本人更因为在小说中借鉴了露西拉·安德鲁斯（Lucilla Andrews）的自传《无暇浪漫》（No Time for Ro-mance）而涉嫌剽窃①。

2007年，改编自该小说的同名电影上映并大获成功，引发了更多的关注，不少人为战火中忠贞不渝的爱情、为女主人公执着的赎罪之旅而感动。

针对《赎罪》的书评、影评蜂拥而至，但对于一个基本的问题———故事内外，究竟谁该赎罪？———尚缺乏系统的分析，给本文留下了研究的空间。

在西方国家，除了有关《赎罪》是否涉嫌剽窃的争论，学者们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赎罪》进行了有意义的分析：布莱恩·芬尼重点讨论了《赎罪》中叙述者的自觉意识、小说的元叙述特点和自我指涉特征（Finney68－82）；埃尔克·德霍克从文化角度论述不同类型的忏悔（D’hoker31－43）；彼特·马修斯分析了布里奥妮内疚的心理机制（Mathews154）等等。

国内学者陈榕也曾撰文探讨《赎罪》的叙述手法，认为“麦克尤恩在《赎罪》中所采用的叙述姿态，呼应的是当代英美文坛在后现代语境中对现实主义的回归。

由于后现代主义沉溺于语言自治领域，疏离社会，回避道德承担，越来越多的作家……自觉选择了现实主义的手法进行创作”（陈榕97）。

本文呼应有关当代作家“道德担当”的问题，以《赎罪》中涉及的一个基本问题———究竟谁该赎罪？———为出发点，探讨文本内外的“赎罪”问题。

麦克尤恩在《赎罪》中不止要讲一个曲折的故事，更是要将读者引向深思：究竟谁该赎罪？布里奥妮？罗拉夫妇？警官？布里奥妮的家人？而《赎罪》出版后引发的“剽窃门”事件，特别是其中一篇文章“伊恩·麦克尤恩的剽窃（或为何我需要赎罪？）”更牵涉到文本之外的“赎罪”问题：作家本人以及其他作家是否有罪要赎？作为读者的我们是否有罪要赎？人类本身是否有罪要赎？哪些罪，如何赎，赎罪又有何益？本文试图通过文本细读及相关阐述，联系有关小说伦理、叙述伦理的讨论，回答上述问题。

一、布里奥妮之罪？———无知与伦理禁忌
暂时撇开整部小说是老年布里奥妮的虚构这一事实，年轻的布里奥妮所犯的“罪”与其说是说谎不如说是无知；当然，她有说谎的嫌疑———她逐渐相信了自己的幻想，并耻于承认那只是幻想，结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比较而言，罗拉有重大的故意说谎的嫌疑；警官和布里奥妮的家人则推波助澜，合谋将罗比送进监狱，只是因为出身卑微的罗比以一封揭露内心隐秘的私人信件“冒犯”了塞西莉娅，从而触犯了伦理禁忌②。

罗比也为此走上了以牢狱、参战之苦来赎罪的征程。

麦克尤恩的小说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即“他总是对禁忌很着迷，并予以精确描述，不予道德评判”（Finney69）。

《赎罪》也不例外。

它细致入微地展示了布里奥妮的“犯罪”过程，但并不对任何一个人物提出明确的指控，而是让读者参与道德评判。

为了做到这一点，麦克尤恩应用了“多重式内聚焦”的叙述模式，即采用不同人物的眼光来看待同一事件，力求多角度、多层面地予以展现，最终由读者综合不同人物的看法，做出自己的判断。

比如，小说开始部分，布里奥妮在窗口看到姐姐和罗比争夺一只花瓶，她认为姐姐受到了罗比的威胁；而通过第三人称万能视角，读者发现当时的情况是两位羞于表达感情的年轻人之间青涩的恋情。

这一场景为后来的悲剧和人物之间的误解做好了铺垫。

从布里奥妮的视角来看，她并非像罗比和塞西莉娅所认为的那样是故意撒谎，而是因年少无知误解了罗比的种种
行为———以为他有对姐姐进行性侵犯的动机和可能。

可表姐罗拉却精心设计，明明知道谁是罪犯，却引诱布里奥妮猜测，致使布里奥妮走上一条犯罪－赎罪的不归路。

因此，老年布里奥妮的叙述使年轻的布里奥妮虽显得不可原谅，可最终引人同情；而罗拉才真正罪不可赦。

吉尔·拉森在谈到努斯鲍姆有关小说的伦理叙事时总结道，“任何一种行为，不管多
好，都含有残酷成分或麻烦之处，但认识到这一事实，较之盲目地造成别人的痛苦以便适应
自己的道德选择并活得舒心，会让人在伦理上更具优势”（Larson 9）。

从这方面来讲，布里
奥妮和罗拉恰好是一组对立的人物：布里奥妮最终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给别人造成的痛苦，
而罗拉却一直在逃避这一事实。

此外，拉森谈到玛格丽特·沃克的叙述模式时还提到
，“沃克拒绝这样一种观点，
即一个正确的判断能解决一个道德问题。

她的叙述模式意味着进展中的、
不断修正的理解。

像努斯鲍姆一样，她将道德选择和行为不是看作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是看作正确行事的多重企图”
（Larson 9）。

这一点非常契合麦克尤恩有关布里奥妮之道德选择的叙述。

布里奥妮对自己的行为的理解是渐进式的，修正型的。

她一开始认为自己
是秉着“爱”的原则指控罗比，保护姐姐及罗拉；随着年龄增长，她意识到了自己由于幼稚和偏见误解了罗比的人格，渴望得到罗比和塞西莉娅的宽恕；最后她终于意识到马歇尔是真正的强奸犯这个事实，便试图以写作方式来赎罪。

老年布里奥妮还暗示，她年轻时之所以犯罪，除了无知，警官的诱导也是关键因素。

她明明没有看清那个人，却主观地断言自己看到了他；她明明可以不必一遍遍重申自己看到了他，却在警官的诱引下耻于推翻自己的断言。

而且，警官在问话中只要结果，只允许布里奥
妮在“看见”和“没看见”之间二选一，不允许她做出自己的解释。

而他们的父母则任由偏见
蒙蔽了自己的双眼，
相信一个孩子的话，将罗比送进了监狱。

在塞西莉娅以及叙述者看来，以母亲艾米莉及其所代表的阶层对“教养”和伦理禁忌的重视致使他们靠主观的想象、盲目
的偏见做出判断，认定出身低微的罗比就是强奸犯，这也是一种
“罪”。

总之，基于老年布里奥妮的叙述，整部小说表面上讲的是布里奥妮的罪。

她因自己的幼稚、无知和偏执造成了罗比和塞西莉娅一生的悲剧，长大后追悔莫及，试图挽回自己造成的损失，却最终无力回天。

但字里行间，读者看到，罗拉夫妇、警官及布里奥妮的父母兄长更应该赎罪。

甚至，罗比和塞西莉娅这对看似无辜受害者的恋人也要赎罪。

他们不仅触犯了伦理禁忌，而且也犯了势利和偏见的罪，一直怀疑真正的强奸犯应该是仆人丹尼·哈德曼，却从未怀疑过马歇尔这位富商。

然而，布里奥妮作家身份的揭露进一步解构了上述的各种可能，使我们最终都无法解开
文本设定的“谜”，他们中间，究竟谁该赎罪？布里奥妮的叙述有多大可信度？换个角度来
看，她在描述中将罪过推给罗拉、警官、父母等人是否在为自己犯下的罪寻找借口？毕竟，在整个叙述中，罗拉等人都是被叙述者，没有发言权。

因此，当读者主观地同情布里奥妮，相信
她的一面之辞，
判定他们有罪的时候，是否也犯了布里奥妮式的“罪”？对于麦克尤恩来说，“谁之过”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人都需要赎罪，并引导
读者反思自己可能的罪过，反思人类所犯的罪。

实际上，《赎罪》的二战背景引起了很多读
者和学者的关注，③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布里奥妮的“赎罪”故事，二战所造成的创伤，究竟
哪个是故事的主体？表面看，主线是布里奥妮的故事，可大量的篇幅、三分之二强的部分其
实是对战争以及战争创伤的描述。

因此，布里奥妮的“赎罪”故事更多地起到了穿针引线的
5
8宋艳芳罗媛：谁该赎罪？何以赎罪？———《赎罪》的伦理经纬
68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
作用，以个体在战乱中的命运来映射人类整体所犯的罪：正是因为人类挑起了战争，才给世界、给自己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

没有战争，罗比和塞西莉娅就很可能依然活着，布里奥妮也很有可能有赎罪的机会。

但战争带走了一切，布里奥妮在战时医院的工作使她“终于明白这场战争会如何加重她的罪孽”（371）④。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麦克尤恩的《赎罪》无疑意味深长，有着寓言一样的深刻寓意，对于当前一些国家的纷争和战火，冲突和矛盾有着警示意义。

因此，《赎罪》关注的与其说是布里奥妮的个体创伤记忆和赎罪，不如说是呼吁整体人类为自己所造成的罪孽进行反思、赎罪，从而有意识维护世界和平。

二、作家之罪？———叙述的伦理
麦克尤恩在《赎罪》中对布里奥妮之“罪”、战争之罪、人类之罪的描述还涉及到了文学理论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伦理转向”⑤以来受到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叙述伦理。

与麦克尤恩的《赎罪》相关的主要有两点：虚构的原罪和剽窃之罪。

就虚构的原罪而言，布里奥妮的罪过实际上源于虚构亦止于虚构。

年少无知的她凭借想象定了罗比的罪，从而犯罪；年老的她通过叙述为塞西莉娅和罗比安排了一段甜蜜时光，以此赎罪，在小说结尾部分又坦言这只是她的虚构，让读者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跳出文本，麦克尤恩同样犯了虚构的原罪。

布思（Wayne Booth）在《我们交往的伙伴———小说伦理学》（The Company we Keep—Ethics of Fiction）一书中把小说的伦理归结为作家、读者和作品的责任问题，其中，布思认为作者的“责任”是与追求艺术上的成功分不开的，这涉及到手法、技巧、卓越的形式、感情的力量、自我的表达等等（转引自程锡麟67）。

然而，为了追求艺术上的成功，作者是否就可以毫无顾忌？不少再现战争和大屠杀场面的作家，如已逝的冯尼格特，曾因在小说中所描述的残酷场面受到质疑，认为这些描述给读者带来了不良影响。

麦克尤恩在这方面是否也犯了同样的罪并为此而赎罪？
麦克尤恩对布里奥妮心路历程的描述是艺术上的成功，却涉及读者的接受问题。

他将少女时代的布里奥妮的心思刻画得入木三分，把一个任性、孤傲、自以为是的女孩呈现在读者面前。

为了不毁灭读者对她的好感，他为她的过错一再铺垫，顺畅地将她带入犯错的边缘。

当读者站在布里奥妮一边时，会反感麦克尤恩的残忍，怎么会容许这样一个善感而又善良的女孩———她所有的动机都是出于爱和好心———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如果是这样，那么麦克尤恩是否在借布里奥妮传达自己在小说创作中的“罪”：刻意让一个人物去犯错、忏悔，引发读者的同情？而若自己虚构的故事激发了读者的同情或伤痛，自己却功成身退，享受故事带来的成功和喜悦，这是否是一种“罪”？
对战争的描述也是如此，《赎罪》第二部开篇即是：“到处都是令人战栗的惨况”（243）。

此后罗比·特纳的叙述尽管不乏温情的回忆片段，整体上却因其惨烈让人畏惧，让人领略战争的残酷及其给人类带来的影响。

在战争的阴影中，在杀戮和死亡中，人们丧失了应有的理性，趋向于癫狂。

罗比和他的伙伴目睹一名英国皇家空军无端受到侮辱，狼狈不堪，而周围的人则“轻声窃笑……本来就所剩无几的个人责任感也荡然无存了”（322）。

战争的残酷使这位空军变得麻木，他“既没有大声呼救，也没有屈膝求饶，更没有为自己的清白无辜极力辩护。

……他像一只处于光天化日下的鼹鼠，惊慌地盯着那群折磨他的人。

他嘴唇微张，但一个字都没吐出来，只流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323）。

周围的人却“欢呼雀跃，吹起口哨，手舞足蹈，欣喜若狂”（325）。

这让人想起戈尔丁在《蝇王》中的类似描述和对战争的控诉。

设若这些描述给读者带来了冲击和负面影响，是否表明作者犯了虚构的原罪？
陈榕指出，麦克尤恩和布里奥妮一样，“承认虚构之罪，但是不放弃虚构的努力”
（陈榕97）。

尽管读者不能断言，布里奥妮代表了麦克尤恩本人，但可以确信的是布里奥妮的身上
有麦克尤恩的影子。

⑥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布里奥妮想，一位作家不能为她上帝般的
狂妄自大赎罪，因为她已经取代了她可向之告罪的神。

即便如此，不难把这部小说读作麦克
尤恩为自己精彩职业说谎之成功生涯而进行的赎罪”
（Eagleton 3）。

第二个问题一度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麦克尤恩在《赎罪》中对战争的描述是否涉嫌剽窃？这不仅牵涉麦克尤恩作为作者的责任问题，而且关系到他作为《无暇浪漫》的读者问
题。

布思提到，读者对作者的责任归根结底可以归纳为一个
“简单的要求”：不可抄袭。

“我的就是我的，
你的就是你的，如果我抵制了要从你那里剽窃东西的欲望，那么我就尽到了我对你的责任”
（转引自程锡麟67）。

在一些学者看来，麦克尤恩恰恰没有满足这一伦理要求。

麦克尤恩对此最终做出了辩解，认为“安德鲁斯所描述的不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不是小
说，而是我们所共有的现实世界”
（McEwan ，“An Inspiration ”48）。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ret Atwood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 ）、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 ）等知名作家，纷纷为麦克尤恩辩护。

他们一致的观点是，作家在写小说时总是
需要调研的，而麦克尤恩在《赎罪》中通过调研取得并使用的材料是事实而非虚构，不能算
是剽窃。

托马斯·品钦不仅为麦克尤恩辩护，而且称赞他
：“有关闪电战的回忆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证据，帮助后代了解那个时代的悲剧和英雄壮举。

麦克尤恩先生将其中的一些细节作为其进一步创作的基础，公开反复鸣谢，并清楚、坦诚地解释，这显然不应招致批评而应
该获得感激”
（qtd．in MacCabe 33）。

《时代杂志》（Times ）的文学编辑艾瑞卡·华格纳（Erica Wagner ）干脆质疑原创性本身的可能性，认为“可能我们丧失了一种常识：即文学是一种对
话”
（Alden 37）。

有意味的是，在小说结尾，耄耋之年的布里奥妮回到老家，受到亲人接待。

当年淘气的皮埃罗为她准备了她早年写的剧本，安排孩子们表演，在几十年之后完成了布里奥妮少女时代的愿望，把时间拉回到了当年，而过去的几十年时光似乎真的只是布里奥妮的一场噩梦，一个谎言，一种虚构。

在某种程度上，麦克尤恩也许预见到《赎罪》可能遭到的指控，并期待
得到布里奥妮所得到的宽恕和谅解。

毕竟，《赎罪》本来就
“充满了詹姆斯式的教训：真理的飘忽不定，艺术的道德无涉性，确定性的破坏性，阐释的脆弱性”
（Eagleton 3）。

三、何以赎罪？赎罪何益？
既然文中人物、文外作者、甚至人类整体都有“犯罪”的嫌疑和“赎罪”的必要，那么何以
赎罪？赎罪又有何益？读者对这些问题又会做出怎样的伦理判断？施瓦兹认为
：“文本要求读者做出伦理反应，
一方面是因为讲述总有一个伦理的维度，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本身代表着自己的价值观，而且我们从来都无法逃离我们的道德价值观”
（Schwarz 5）。

作为《赎罪》的读者，我们有必要探讨文本内外人物和作者的赎罪方式及意义，进而反思自己在阅读中的伦理反应和价值取向。

从文本内部来看，布里奥妮认为自己的罪是无法赎的。

也许，年老痴呆将最终带走她的知性、理性，从而带走她的遗憾和悔过之心，也许只有死亡可以将一切掩埋，让她彻底解脱。

7
8宋艳芳罗媛：谁该赎罪？何以赎罪？———《赎罪》的伦理经纬
88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
无论如何，布里奥妮意识到，穷其一生，她无法获得救赎，因为伤痛已经造成，回天乏力。

她所能做的只是在想象和虚构中，在她的小说结尾为塞西莉娅和罗比安排一个完美的结局，让他们“依然活着，依然相爱”（480），给读者，给她自己一丝安慰。

但她同时意识到，无论她如何吁求，如何诉诸于进一步的想象去虚构更多美好的场景和结局，她都无法回到纯真无瑕的年代，她的身上、心里总是沾染了“罪”的阴影，随着对记忆的每一次、每一丝触动而鲜活、弥漫和扩散，使她无以遁形。

不过，布里奥妮根本没打算遁形或逃避，自从她意识到自己的罪过，她就选择了勇敢面对，并试图通过故事叙述获得救赎。

成为作家的布里奥妮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从不同的视角叙述当年的事情，由此进入当年塞西莉娅、罗比、母亲等人的意识，这种深层地进入他人心灵的能力在麦克尤恩看来正是“我们道德的基石”（McEwan，“Only Love and then Oblivion”1）。

从文本外部来看，作者是如何赎罪的呢？正如老年布里奥妮所说：“拨去想象的迷雾吧！小说家何为？走到极限之处，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安营扎寨，打法律的擦边球，然而在判下来之前，谁也不知道确切的距离。

为稳妥起见，最好还是不动声色，暗昧难明”（477）。

这正是《赎罪》的作者麦克尤恩采取的态度，他不动声色地将读者卷入他的故事，任凭读者做出自己的判断。

尽管老年布里奥妮认为，“上帝也好，小说家也罢，是没有赎罪可言的，即便他们是无神论者亦然。

这永远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

这正是要害之所在”（479）。

但她仍然选择以“叙述”作为自己赎罪的方式，麦克尤恩也是如此。

那么，这样做意义何在？芬尼提供了一个答案：“无论如何，想象别人的感受可能是我们在不断发生的人类苦难面前所能做的其中一种修正”（Finney82）。

布里奥妮通过回忆、想象和叙述感受着罗比和塞西莉娅所受的苦；麦克尤恩同样通过想象和叙述感受着人类的苦难，试图修正人类的偏见和罪过，唤起人类的良知和理性。

这样做的结果是，他的叙述因其“邪恶、恐怖”而“臭名昭著”。

（Eagleton3）但这并不妨碍小说整体上的乐观向上。

“隐藏在麦克尤恩野蛮、暴力和混乱之炮筒下的是一种微妙然而普遍的乐观主义”（Slay Jr217）。

麦克尤恩本人对此的解释是，这种“对于故事中之邪恶的投射是为了让人试图想象最坏的情况，以便抓住好的事物”（McEwan，“Points of Departure”20）。

他坚信“作为一物种，我们粗鄙、庸俗、残忍，但同时我们也有能力表现出勇气、善良、仁爱和绝佳的幽默”（Groes30）。

通过描写罪和恶，他呼唤着善良和勇气。

但他并未流于说教，而是通过艺术的手法打动人。

雅泰利（Altieri）提醒当代读者，要考察艺术的伦理功能，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正确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名言：伦理学和美学是一个整体（qtd．in Davis and Wom-ack33）。

或者说，文学的审美功能“必须同文学的教诲功能结合在一起”（聂珍钊17）。

从该视角来看，麦克尤恩的描写细腻，语言优美，不仅让读者从阅读中体验审美的快感，而且把读者卷入主人公情感的漩涡，从当时的场景获得布里奥妮般的启发和顿悟：人的一生亦长亦短，长，因为它让布里奥妮一类的忏悔者饱受自责的磨难；短，因为它竟然让布里奥妮难以完成赎罪的心愿。

这一点恰恰为“虚构的原罪”提供了一种辩解。

麦克尤恩说：“我将小说……看作一种探索、审视人性的形式”（McEwan，“A Novelist on the Edge”B6）。

无论是布里奥妮的忏悔还是战争的残酷，故事归根结底讲的是人性。

叙述者感慨，战争、受伤和死亡让布里奥妮意识到人类的脆弱：“人，归根结底，是一个物质存在，很容易受损伤，却不容易修复”（392）。

这样的感慨也使小说对人性的探询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人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有何意义？保罗·马歇尔和罗拉的存在与布里奥妮的存在
有何区别，有何高低之分？叙述者和作者并未提供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人性永远是复杂的。

麦克尤恩把人性的复杂性展现在读者面前，无非是让读者发现，每个人都不是那么单
纯，
都可能给他人、给自己带来伤害和伤痛的记忆。

同时，麦克尤恩通过他的叙述告诉我们，赎罪的一生也是人生，而这种人生同任何人的一生一样丰富多彩，风起浪涌。

表面的跌宕起伏也许精彩，内心的翻江倒海更让人感同身受。

布里奥妮的叙述让人意识到人在过错面前，在时间面前的无力和无奈。

布里奥妮不想仅仅追悔而无为，因此她选择了记录故事；麦克尤恩面对复杂的人性不想虚度，因此也选择了叙述，剥茧抽丝般地曝光人心的善与恶。

其中，都铭刻着对于人性的思索和责任，因而表现了一种以叙述为己任的伦理，一种默多克所谓的她理解为勇气的善，一种道德⑦。

人在上帝面前忏悔，渴望得到救赎；作家在读者面前讲述也是为了得到救赎，并引发读者的反思，希
望人类为自己犯过的罪祈求原谅，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因此，《赎罪》的重心不是追究“谁
之过？”而是引起读者对自我之存在、自我之伦理意识的反思。

注解
【Notes 】①陈榕对“剽窃门”事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参见
“历史小说的原罪和救赎———解析麦克尤恩《赎罪》的元小说结尾
”，《外国文学》1（2008）：91－98。

②聂珍钊教授于2009年6月16日在苏州大学做了一次讲座，题为“伦理禁忌与哈姆雷特的两难选择”。

本观点受到该讲座的启发，特此致谢！
③关于《赎罪》的二战背景的讨论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参见Paul Crosthwaite
，“Speed ，War ，and Traumatic Af-fect ：Reading Ian McEwan ’s Atonement ，”Cultural Politics 3．1（2007）：51－70．保罗主要结合当代创伤理论分析麦克尤恩在赎罪的第二部分对二战期间德国闪电战的描写，认为该描写是对创伤性大规模战争的再
现，指出麦克尤恩的小说通过运用逃逸、延宕等手段再现了拉康所谓的“真实”的创伤性遭遇，同时也生产
了与实际经历相联系的创伤性表征。

④本文相关引文标注英文页码，
see McEwan ，Atonement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1）．译文参照伊恩·麦克尤恩：《赎罪》，郭国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

⑤保罗·德曼在20世纪40年代效力于纳粹报刊的陈年劣迹于1987年12月1日在《纽约时报》上被披露，
从而引发了理论界对解构主义学派伦理立场的质疑和论争。

伦理成了理论界关注的热点。

由此，哈柏姆（Geoffrey Harpham ）严肃而又戏谑地宣称：“在1987年12月1日前后，文学理论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标志着文学理论界的伦理转向。

See Geoffrey Galt Harpham
，“Ethics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2nd ed．，ed．Lentricchia ，Frank and Thomas McLanghli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 of Chicago P ，1995）387－405．
⑥玛丽·德芙烈巷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个
“内置作者”（posited author ）概念。

按照德芙烈巷的解释，“内置作者”与
“文学目的性”（literary purposiveness ）紧密相关。

“关键在于我们在阅读一个叙述文本的时候，会内置一个作者。

这样做是阅读本身的结构固有的。

”她还提出，“内置作者”的概念跟真实作者、叙述者和
隐含作者都不同，
它的功能在于“允许我们以某种方式，也就是说，在文学目的性这个概念下，阅读文本。

”See Mary Devereaux ，“Moral Judgments and Works of Art ：The Case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62．1（2004）：6．其实，德芙烈巷提出“内置作者”的概念有其特定目的，即解放读者，提供读者阅读的自由。

既然读者的阅读不是针对真实作者的意图，而是假定的作者的意图，那么就不
涉及“意图谬误”的问题。

然而，这同时也是对读者权限及其阅读、理解能力的质疑。

它意味着，读者所能做到的至多是猜测作者的创作目的，因而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不可靠性。

⑦曾有人问默多克什么是“善”，她颇费了一番踌躇后，通过信件回复提问者
：“复善之界定：善的一个基本9
8宋艳芳罗媛：谁该赎罪？何以赎罪？———《赎罪》的伦理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