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部门的崛起

非营利部门的崛起
[美]莱斯特・萨拉蒙　著 谭　静 编译
[摘　要] 本文是全球公民社会研究的一篇开创性论文。

该文首先概述了“全球性结社革命”的发展状况,随后分析了这种非营利部门崛起的多重原因。

在充分肯定非营利部门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作者也告诫人们要破除
对第三部门的种种神话,此外作者还就第三部门的发展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非营利部门　志愿性活动　全球结社革命
一、一种全球性的“结社革命”
有组织的志愿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开展和民间的、非营利的或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地的建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

从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发达国家到非洲、拉丁美洲、前苏联集团的发展中国家,人们都在建立各种社团、基金会和类似的机构以提供各种人类服务,促进基层经济发展,遏止环境退化,保护公民权利和追求其他上千种先前未曾给予关注或留给国家去完成的目标。

这一现象无论就其规模还是范围来说,都是非常大的。

的确,我们正置身于一场全球性的“结社革命”之中。

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

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全球性的第三部门即数量众多的自我管理的私人组织,它们不是致力于分配利润给股东或董事,而是在正式的国家机关之外追求公共目标。

这些团体的激增可能永久地改变了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它们的影响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它们所提供的物质服务。

例如,几乎美国所有主要的社会运动,无论是民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消费者运动、妇女运动还是保守派运动,都在非营利部门建立了自己的根基。

在传统的政治参与形式诸如投票、入党或参加工会组织衰退之时,非营利部门的增长就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了。

第三部门的兴起,源自于来自公民个人、政府以外各种机构以及政府本身的一系列压力。

它反映了众多独特的社会和技术变化,以及积蓄已久的对国家能力的信心危机。

广泛的历史性变化也为那些能够对人类需求作出更有效反应的替代性机构的诞生开辟了道路。

民间的非营利性组织具有规模小、灵活机动和能够利用基层活力等优点,因而较为理想地适合于填补由国家的不足所带来的空白。

由此产生了一种席卷全球的变革浪潮,它非常接近于塞缪尔・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政治革命,但又超越了后者。

这一变革浪潮既影响着民主政权又影响着威权政权,既影响到发达国家又影响到发展中国家。

二、人人动手
非营利性组织数量和类型之多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分析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兴盛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

系统的数据的缺乏,表达术语的多
变,众多的功能上的歧异,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各地的非营利组织难以识别。

除了定义上面临的严峻问题外,这些组织在各国的法律结构中还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有些国家为慈善性或非营利性组织的成立明确地提供法律保护,其他国家只是部分地提供这种保护或完全不予提供。

因此,关于这类组织的官方清单显然是不完整的,从它们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的处境总体来看是不完善的。

意识形态也会妨碍对非营利性部门真实规模和作用的确切评估。

在过去50年的许多年份中,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政治家都倾向于贬低这些机构的重要性。

左派这样做是为了证明福利国家政策的合理性;右派这样做是为了证明他们抨击国家为民间的“中介性机构”的破坏者的合理性。

福利国家的兴起就这样将非营利性部门从公众讨论和学术探究中挤了出去,尽管这一部门仍在持续增长。

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很难知道目前的激增是否是新现象,或者只是长久以来被忽视的一个部门的重新发现。

这两个过程无疑都在起作用。

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第三部门机构迎来一个新的繁荣期的证据则是无可置疑的。

例如,在发达国家,公民行动主义的扩展趋势在近几十年已非常明显。

1982年对美国16个社区非营利性人类服务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其中65%的组织是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

在法国,私人社团的数量同样获得了迅猛发展,在1987年一年就有514万个组织成立,相比之下,在60年代每年只有111万个组织成立。

在英国,最近的估计数字是有2715万个慈善团体,其收入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5%。

在意大利,198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有40%的组织是1977年以后建立的。

在发展中国家,这一现象更带有戏剧性,现在有4600个西方志愿性组织活跃在那里,为近2万个本地非政府组织提供支持。

在印度,从圣雄甘地传统中诞生的乡村觉醒运动活跃在上千个村庄里。

孟加拉国自称有近1万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

在斯里兰卡,萨沃达拉・希拉马达那(Sarv odala Shramadana)运动已经组织了超过8000个村庄,从事小规模的改良项目。

在菲律宾成立了211万个非营利性组织;现在有将近10万个建立在当地行动集团之上的基督教基地社区(Christian Base C ommunities)遍布于巴西乡间;据报道,智利现在有217万个非营利性组织,阿根廷有2000个非营利性组织;最近的一项估计表明,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肯尼亚资本开发项目的30%来自哈拉比(Haram2 bee)运动,后者带领当地社区发起了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开发项目。

在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同样的发展也很明显。

早在1989年引起世人注目的戏剧性政治事件之前,在东欧社会的表层下面就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而志愿性组织处于这些变化的中心。

的确,一种真实的“第二社会”很早就开始存在,它由上千个或许上百万个人际网络组成,它们负责提供彼此间的相互帮助以应付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短缺经济。

到70年代末,这些网络已经获得了政治上的重要性。

自从共产主义政权倾覆以来,这一过程已经加速了。

就拿1992年来说,在波兰有几千个基金会在政府当局登记注册。

在匈牙利,到1992年中有6000个基金会和111万个社团登记注册。

1991年在保加利亚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论坛”,它同30个新近成立的私人团体有着密切的联系。

尽管在前苏联国家进展慢一些,但这一进程最近也已加速:“社会革新基金会”(F oundation for S o2 cial Innovation)于1986年成立,这是改革的第二年,它负责将公民的倡议转化为有效的行动。

从那时以来,有几十个基金会和社团被建立起来以帮助有天赋和有才能的儿童,保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故的受害者,吁请人们注意咸海在消失,鼓励文化的多样化,以及为了其他几十种目的而开展活动。

三、促使人人卷入的压力
我们应该怎样解释第三部门的超常增长和广泛普及呢?扩大志愿性部门的压力至少来自
三个不同的方面:以自发的基层活力的形式来自“下面”,通过各种公私机构的活动来自“外部”,以政府政策的形式来自“上面”。

首先,最基本的力量是普通民众的力量,他们决心将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组织起来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寻求基本权利。

这一因素在前苏联和东欧最明显地在起作用。

那里的活动家们将他们的努力描述为创造一种“公民社会”,在这种公民社会中,个人不仅有权表达他们的意见,而且有权组织起来。

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发展起来的错综复杂的互助性网络,为新的民主热情提供了发泄途径。

正如匈牙利活动家安德拉斯・比罗(Anderas Biro)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正在目睹一场业已建立但尚未发育成熟的社会主义的大逃亡。

40年来我们第一次要求收回对自己生活的决定权。

”
同样的压力在第三世界也在起作用。

据报道,邻里改善团体在拉丁美洲的2万个左右的公地定居者村落的相当大一部分中已经扎下根来。

在其他地方,过去20年来,合作社、妇女团体、手工艺和住房建筑协会以及互助性团体等也已经迅速地发展起来。

例如,印度有一个环保运动组织CHIPK O就是从乡村居民为挽救濒于灭绝的森林而进行的自发努力中产生的,这些居民围绕树木手挽着手以保护森林。

①伊拉克全国妇女联盟创立于1968年,它为了组织农业合作社和其他经济创制权而趁机利用了执政党所强调的重视妇女平等地位的意识形态。

②在非洲,民众抗议的“新旋风”也刺激着私人自助团体的建立以改善当地的生活条件。

其次,还存在着一些外部压力:这些压力来自教会、西方民间志愿性组织和官方援助机构。

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天主教教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50年代开始,各个主教管区建立起慈善组织以救助城市和农村穷人。

但是随着卡斯特罗的胜利,更年轻的神甫们大力推行一种更加激进的方法,并最终在第二次梵蒂岗委员会上获得批准,于1968年在哥伦比亚天主教主教会议上予以启动。

其结果是,在拉丁美洲各地建立了成千上万个以社区为基础的基层教区,它们雇佣当地神甫为争取社会公正而斗争。

与此相类似,教皇保罗二世统治下的天主教会在华沙、哥但斯克、科拉克(K rakow)和东欧其他地方,为那些80年代后期鼓动变革的人提供了重要的中立会议场所以及道德支持的源泉。

路德派教会在前东德也扮演了类似角色。

大量的北方民间志愿性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第三部门的成长中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60和70年代开始,来自美国特别是加拿大以及欧洲的许多这类组织从传统的强调人道主义救济转向有关“授权”(em powerment)的新重点。

一些传统的美国组织如教会世界署(Church W orld Ser2 vice)和路德派世界救济会(Lutheran W orld Re2 lief),一些更新的组织如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美国分会(Ox fam America)和开发协调社(C oordina2 tion in Development),以及一些大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阿加・克汗(Aga K han)基金会等日益采用这种方法。

到80年代中期为止,这些北方民间团体除了发放40—70亿美元的援助款项外,还向第三世界国家的2万个当地的非营利性组织构成的严密网络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

同样的团体对东欧第三部门的发展也作出了类似的贡献。

官方援助机构补充了并在很大程度上资助了这些民间机构及其活动。

从60年代中期以来,国会对美国对外援助项目的批评促使政府逐渐将重点放在使第三世界的穷人参与到发展工作中来,并强调资助当地组织和要求以美国为基地的组织同它们一道工作。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也已采用“参与式发展”作为90年代以来自己的发展战略。

即使传统上只是偶尔给予民间志愿性组织以支持的世界银行近来也承认,“非政府组织作为一个主要的集体行动者大量涌现”,并建立了一个有第三世界成员广泛参与的志愿性组织咨询委员会。

③
最后,建立非营利性组织的压力也来自上面,来自官方的政府政策领域。

最显眼的是,里根和撒切尔的保守派政府对志愿性部门的支持构成他们削减政府开支战略的核心部分。

但即
本期聚焦: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的崛起
使是社会党政府也在沿着同一方向前进。

法国总统密特朗解除了对慈善捐赠的法律限制,并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国务秘书负责“经济团体”或者多边的、合作的和社团的领域。

挪威工党政府近来提出了一个长期纲领,该纲领强调作为个人和更大范围社会之间中介机构的志愿性组织的重要性。

在日本,1990年的一项法律第一次允许公司扣除慈善捐款。

这种政府压力在第三世界和前苏联集团国家也突出地表现出来。

从泰国到菲律宾,政府发起成立了农场主合作社和其他民间组织。

埃及和巴基斯坦的五年计划强调将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作为保证民众参与发展的一种方式。

即使在中国,尚处于萌芽期的非营利部门也从官方的鼓励中受益,这种鼓励始于1978年12月召开的里程碑式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者标志着旨在调动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改革过程的启动。

四、国家失效之时
为什么第三部门活动的兴盛发生在现在呢?四次危机和两次革命性变化业已汇合起来,减少了国家控制的范围,并为有组织志愿活动的增长开辟了道路。

这些推动力量中的第一个是,人们普遍察觉到的现代福利国家的危机。

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5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里所形成的保护老年人和经济上处境不幸人群的有关政府制度似乎已不再可行。

7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趋缓助长了下述观点:在先前几十年中获得可观增长的社会福利开支正在排挤私人投资。

与这种信念携手而行的是下述见解:一个负担过重和过于官僚化的政府没有能力完成不断安排给它的日益增长的任务。

再者,福利国家的政治定期产生扩大政府服务的压力,这种政府服务的扩张超出了公众支付相应款项的意愿。

许多人相信福利国家已经远远超出了保护个人抵御不合理风险的范围,相反,它正在窒息首创精神、解除个人责任和鼓励对国家的依赖。

与福利国家危机相伴随的是发展危机。

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80年代早期的经济萧条急剧地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前景。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西亚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人均收入开始下降。

的确,这些地区最不发达部分的经济绩效下降得如此急速,以致于在人口保持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到1990年人均产出比20年前的水平降低了5个百分点。

尽管在某些地区,最显著的是在太平洋沿岸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取得了某些进步,但发展问题已经变得如此严峻,以致于今天在全球范围内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

这些令人沮丧的现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激发了人们反思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

结果之一是人们对“受援助的自力更生”(assisted selfΟre2 liance)或“参与式发展”援助战略表现出新的兴趣,这种战略强调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将基层的能量和热情释放出来。

使穷人积极参与发展项目的方法已经获得了重要的生产率收益,同时智胜了在许多地方处于软弱无力状态的国家机构。

其结果是,人们对于国家作为发展代理者的局限性和富有吸引力的第三部门机构的优势正在日益形成共识。

世界性的环境危机也在民间激起了更大的首创精神。

发展中国家的持续贫困致使穷人为了生存而破坏他们周围的环境,同时有钱人则持挥霍浪费的做法和漫不经心的态度,这一切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退化。

在1950年到1983年间,中美洲森林的38%和非洲森林的24%消失了,在80年代早期这种下降的步伐加快了。

现在土地的过度使用使非洲非沙漠土地的2/5、亚洲非沙漠土地的1/3、拉丁美洲非沙漠土地的1/5面临着转为沙漠的威胁。

在某些地区如中东欧,酸雨和水污染已经危及食品供应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的寿命。

随着环境危机的这些方面和其他方面变得显而易见,公民对政府日益感到灰心并渴望组织起来实现自己的倡议。

绿党在西欧令人吃惊的崛起是这种反应的一个信号。

同样地,环境退化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2年第3期
是东欧早期非营利部门包括波兰、匈牙利、俄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态俱乐部活动出现的一个主要动力。

最后,第四个危机即社会主义危机也有助于第三部门的兴起。

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的承诺受到人们怀疑的时候,70年代中期后出现的实际衰退帮助摧毁了共产主义制度尚存的有限的合法性。

这种失败引导人民寻找新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先前没有得到满足的社会和经济需要。

这种探索有助于市场导向的公司制企业的建立,同时也刺激着由一系列非政府组织在日益失去信誉的国家范围之外提供各种服务和自我表达的工具等广泛的实验。

在这四个危机之外,两个最新的发展动向也有助于解释近来第三部门组织的崛起。

第一个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发生的戏剧般的通讯革命。

计算机、光学纤维、传真机、电视机和卫星的发明和广泛传播使得即使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都对不断扩展的通讯联系开放,而这正是大众组织和具体行动所必须的。

此外,与这种发展相伴随的是教育水平和识字率的显著提高。

在1970年和1985年之间,第三世界的成人识字率从43%上升到60%。

在男性中,这一比率达到了71%。

识字率的提高和通讯革命相结合使得组织和动员民众比以往容易得多。

首都和内地的通讯以前曾经需要数天的时间,现在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曾经成功地控制本国通讯网络的威权政权日益无力阻止通过卫星、光缆和传真进行的信息传输。

昔日孤立无援的活动家因此得以增强自己的决心,并与国内外同情他们的志同道合者交流经验和保持联系。

对第三部门成长十分重要的最后一个因素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发生的全球性的可观的经济增长和由此带来的中产阶级革命。

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增长,所有地区都分享着这种经济扩张的成果。

事实上,东欧、苏联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超过了工业市场经济国家。

这种增长不仅带来了物质改善,使民众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期望,而且也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帮助造就了颇具规模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的领导对于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出现至为重要。

先前的经济增长所造就的中产阶级能够组织起来,对经济危机作出反应。

五、剥去神话
尽管人们对第三部门寄予极大的期望,但是后者怎样才能对目前出现的机会作出有效的反应仍然非常不清楚。

就它近来推动发展的势头而言,第三部门面对内部冲突和外部限制仍然十分脆弱。

此外,对它的许多误解,妨碍着它有效地迎接自己所面临的挑战的能力。

这一部门如何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如何更好地理解关于它的神话,取决于这一部门如何平衡它所面临的各种得失取舍以及其他机构如何作出反应。

这些错误见解中的第一个就是“德行完美的神话”。

非营利部门作为实现人类关于自我表现、自我帮助、参与和相互援助等基本愿望的灵活的和值得信任的工具而获得了突出的地位。

有关第三部门的见解常常借助于宗教和道德教化而给人留下圣洁的印象,围绕它也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的观点,即假定第三部门有能力改变民众的生活。

毋庸否认,这种印象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承认这些机构还有着另外的一面是十分重要的。

就其自夸的灵活性而言,非营利组织仍然具有所有组织的一切特征。

随着其规模和复杂性的增加,它们同样易受那些反应迟钝、行动缓慢、墨守成规等折磨官僚性机构的一切局限性的影响。

非营利组织受这些缺陷影响的程度可能会比政府机构小些,但它们很难完全不受由灵活性和效能、基层控制和行政责任制之间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的影响。

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不时被用来作为攻击政府社会福利开支的正当理由。

80年代的美国就是这种情况。

这种混合的动机同样也对发展中国家志愿性部门的成长作出了贡献。

非营利组
本期聚焦: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的崛起
织远非基层自主性工具,它有时甚至作为扩大全国性政治领导人影响的工具而发挥作用。

此外,非营利组织可能会执行一种必不可少的“系统维持”功能。

例如,对肯尼亚哈拉比运动的一项研究注意到,在哈拉比将某些非常明显的私人财富引导到对社会有用的项目上时,它也有助于“证明财富和权力积累的合理性并使不平等永久化”。

④退一步说,正如布里恩・史密斯所主张的那样,即使采取变革取向的非营利组织也能支持地方精英的地位,它也要通过“利用来自中产阶级的政权反对派的能量”来实现。

他指出,非营利的创造性活动常常被用作信号以告知“外国批评者,权威主义、一党制或精英控制的国家也允许在他们的社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多元主义和私人创造性的空间”。

⑤
与“德行完美的神话”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误解是“志愿主义的神话”,即认为真正的非营利组织主要依赖于、甚至于排他性地依赖于私人的志愿行动和支持慈善事业的信念。

这个神话在美国人关于非营利部门的思考中特别普遍。

这个神话为那种认为在国家和“调停性的”志愿机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的保守的政治哲学所强化。

照此方式思考,国家的增长对志愿性团体形成了根本挑战,窃取了它们的功能并最终导致它们的瓦解。

这样,第三部门扩张的关键就是要减少国家的作用。

然而,事实上,政府和非营利部门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是以合作而非冲突为特征,因为政府已经广泛地转向非营利部门以帮助它满足人类需求。

在美国,对非营利部门的依赖是政府通过学院、大学、研究机构、商业银行等“第三方”来追求它的许多国内政策的更广泛的计划的一部分。

非营利组织作为半公共机构而独具的特点使它们成为这种“第三方管理”(thirdΟparty g overnment)体制中最受欢迎的伙伴。

政府已经成为美国非营利部门获得财政支持的一个主要来源,以几乎是二比一的比例远远超过了私人慈善机构的捐款。

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政府的支持甚至更加突出。

不幸的是,这种普遍的伙伴关系逃出了许多观察家的视线。

结果纯粹的志愿主义神话存在着一种危险,即委托给非营利部门一种比它本来拥有的作用更加边缘化的角色。

地方资源的贫乏以及常常包围着穷人的四处弥漫的宿命论和怀疑情绪意味着主要依靠志愿活动自发增长的观点几乎注定要失败。

即使在发达国家,虽然私人慈善资助的范围要大得多,但这种资助常常伴随着许多附加条件。

志愿性和私人捐赠对这一部门特有的性质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与此同时最好将它们看作只是几个潜在的资助来源中的一个。

另外一个错误见解是“完美无暇的概念的神话”,即认为非营利组织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是新型组织。

近年来人们目睹了有组织的志愿活动的急剧增加,但与此同时,这种活动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

这类活动在中国古代就已出现并至少从8世纪起在佛教的影响下而得到加强和制度化。

在日本,慈善活动也可以追溯到佛教时期,日本第一个现代基金会———感恩会社(the S ociety of G rati2 tude)建立于1829年,比美国的第一个基金会几乎要早一个世纪。

在东欧,最近出现的非营利组织也建立在一种丰富的慈善传统基础之上,这种传统远远先于共产党掌权的历史而存在。

因此,近来的发展不是简单地反映着一种全新的安排的出现,而是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着先前行为方式的复兴。

为此,人们需要作出细致的努力来指认非营利部门特定的历史基础,并承认现存的传统机构是建立在部落和等级之上的。

其历史基础非常深厚,甚至在非洲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也不例外。

在非洲,民族国家的软弱长期以来阻碍了早在殖民时期以前就已有之的富有活力的社团生活的存在。

对于非营利组织领导人来说,任务是找到适当的方式来利用传统的联系和制度但又动员它们支持新的行动方式。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