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附论古代的人治与法治_8590

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附论古代的
人治与法治_8590
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
趋势——附论古代的人治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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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从总体上看，究竟是不断加强，还是不断削弱,
按照一般看法，这一权力是不断加强的，至明清而尤甚。

可是如果仔细探究一下，便会感到历史事实未必如此。

(一)
为了论述这个问题，首先得分清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君主按照通行的具体政治制度行使权力，这种政治制度，是在长期统治中经过无数政治家、思想家反覆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固定下来的。

另一种情况是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实际行使中，他不但可以超越任何前代君主、大臣留下来的政治制度，而且也可以随时扬弃他自己和大臣制定的任何政治制度。

换言之，他的权力不受任何制度、法律的约束。

他可以“任心而
行”[1]。

如果就后一种情况言，可以说，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两千多年全都一样，并无变化。

试看:
秦始皇统治之时已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这话虽有夸张，天下小大之事极多，秦始皇一个人精力不管怎样充沛，也是处理不过来的，可是它却说明，皇帝拥
有这种权力。

至于他平时行不行使，以及行使到什么程度，那是另一回事。

也就是说，只要他想行使，他就可以撇开周围的“丞相、诸大
臣”，为所欲为。

早在战国之时，申不害、韩非等已强调，君主决不能将手中权力分给臣下，必须最大限度行使，实行“独断”，宣扬“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2]。

在秦始皇之后，李斯又总结说:君主必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

然后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3]。

这些表明，秦始皇“独断”所反映出来的制度，并非偶然出现，是有思想基础、理论根据的。

如果认为秦代统治时间短，我们再来看汉代的君权:
《汉书》卷六十《杜周传》:汉武帝时为廷尉，“善候司。

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

有人责怪他“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

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

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这条材料充分反映了一个根本事实:“人主意指”是凌驾一切的，君主爱怎么办就得怎么办，过去一切制度、律令，都必须依据在位君主承认与否，而决定是否继续生效。

《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汉武帝时为丞相。

戾太子起兵叛乱，战败，“会夜司直田仁部闭城门，坐令太子得出。

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丞相释仁。

上闻而大怒，下吏责问御史大夫曰:‘司直纵反者，丞相斩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胜之皇恐，自杀”。

其实，自汉高祖以来便存在着官吏有罪先请制度[4]。

当时，戾太子已败，大局已定，暴胜之以为不当擅斩田仁，是对的。

可是汉武帝因为是儿子造自己的反，愤怒已极，哪里管过去有什么制度，他认定这时丞相斩司直就合“法”，于是暴胜之便只得自杀了。

这是杜周“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话的一个例证。

试看汉武帝一生，除年青时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一点约束外，完全是
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宰相无不唯命是从。

这不就是秦代“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制度的继续吗～
东汉也是一样。

史载汉光武“总揽权纲”，“政不任下”;明帝“总揽威柄，权不借下”[5]。

以至有人说宰相(三公)变成“备员而已”[6]。

这和李斯所说“明君独断，故不在臣也”，也没有多少区别。

试问:秦汉两代皇帝这种独断专行之权，后代君主和制度加强了些什么呢, 当然，由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全国各地交通联系越来越密切，后代一些爱揽权的皇帝，手伸得很长，所处理的统治事务，数量增多，范围扩大[7]，为保证“独断”，控制臣属的手段也进一步严密和多样化(如明帝对臣下行廷杖等)，表面看来，似乎权力加强了。

其实，这只是这一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在具体行使中，多行使一些，还是少行使一些，方法高明一些，还是粗疏一些的发展变化，至于这一权力本身，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形成以来所具有的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制度、法律约束的特点，并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说，权力没有任何加强，也不可能再加强。

后一种情况既然如此，要讨论封建君权不断加强与否的问题，便只能根据前一种情况来考虑。

如所周知，为了保证封建君主专制权力的有效行使，更好地保护整个地主阶级利益，两千多年的具体政治制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对于这些制度主要是宰相制度，有的皇帝遵守，有的皇帝摆脱，摆脱时便表现为“任心而行”，大权独揽，出现上面我所提到的情况。

可是就历代王朝绝大多数一般君主言，还是遵守远多于摆脱。

如果考虑到这个基本事实，则应当承认:两千多年的封建
君主专制权力，其发展总趋势，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

(二)
提出上述看法首先一个根据便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历史上各王朝兴亡之经验教训的反覆提供，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在总体上不得不拥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因为没有新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力量出现，只有这一制度能统一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意志与行动)，对它与皇位世袭制度结合所产生的弊病与危害[8]，也看得日益清楚。

因而他们在原则上几乎全都要求君主信用宰相与大臣，虚心纳谏，克制“私”心，遵守各种由长期统治经验凝固而成的具体政治制度特别宰相制度，实际上就是想限制(实即削弱)皇帝独断专行的权力，尽可能防止它的弊病、危害。

我们知道，皇帝并非自封，要靠地主阶级通过官吏拥立[9];政治制度也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决定，归根结底得看能否适应整个地主阶级利益之需要，而决定是昙花一现，还是较长期行用。

现在既然反映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思想、舆论，越来越强烈地要求通过具体政治制度限制君主专制权力，则纵然少数英主、暴主例外，绝大多数君主就不可能不受这种思想、舆论的影响而遵守具体政治制度;而这些制度的发展变化，从总趋势看，也就不可能不是限制和削弱君权的。

下面我们来看历代有关这一问题的政治思想。

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已提出一个思想:“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

战国时孟子也引用了这话，并作了发挥(《滕文公上》)。

后代儒家多理解为这是指君主之任务在于任贤使能，放手让大臣去干，而不必亲自参与具体政事之处理。

将“而不与焉”之“与”，释为参与[10]。

这种理解大概是对的。

因为荀子也宣扬同样的思想。

他说:“彼持国者，……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

如得到贤相，由他“要百事之听”，自己便清闲了。

这就叫“劳于索之(指贤相)，而休于使之”，“垂衣裳而天下定”。

例如“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齐桓公用管仲便是[11]。

儒家的这一政治思想是鉴于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以后，君位世袭虽无法选择，然相位不世袭(变法废弃了世卿
世禄制)，尚贤使能，可以选择，这一基本情况提出的[12]。

随着汉代以后儒家学说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13]，随着秦汉以后不少世袭皇帝独断专行，胡作非为，带给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严重危害日益明显，上述政治思想便成为后代限制君权的一个主要思想武器，反映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意志和愿望。

需要指出的是，在汉代曾经流行天人感应说，宣扬“以人随君，以君随
天”(《春秋繁露?玉杯》)，它的企图之一便是用“天”，用“灾异”来限制君主滥用权力[14]。

这也是一个重要思想武器，而且反映了封建政治家、思想家为了限制君权，绞尽了脑汁。

不过随着社会生产发展，天文学进步，这种思想武器日益退居次要地位[15]。

魏晋以后，在不同的情况下，不断被用来宣扬限制君权的，主要仍是上述儒家政治思想，以及历史上的政治得失，经验教训。

《三国志》卷二四《高柔传》:魏文帝即位，大权独揽，三公(宰相)“希与朝政”。

高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时成功，元首以辅弼兴治。

成汤仗阿衡(伊尹)之佐，文、武凭旦、望之力。

逮至汉初，肖、曹之俦并以元勋代作心膂。

此皆明王圣主任臣于上，贤相良辅股肱于下也。

今公辅之臣，皆国之栋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养高，鲜有进纳，诚非朝廷崇用大臣之义，大臣献可替否之谓也。

……自今之后，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

……庶有裨起天听，弘益大化”。

这就是要宰相在重大政事上出谋划策、把关，防止文帝专断可能发生的弊病、危害，以“弘益大化”。

这话文帝无可反驳，只得“嘉纳焉”。

晋代儒学地位进一步尊崇，这种主张更加流行。

《群书治要》卷二九引臧荣绪《晋书?百官志》称:西晋裴頠“以万机庶政，宜委宰辅，诏命不应数改”，上疏歌颂“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无为而治……”，反对皇帝“亲细事，躬自听断”，建议“尊崇宰辅，动静咨度，保任其负”。

裴顾上疏时间已不可考，但要求用宰相限制君权的意图十分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有的英主也看到皇帝独断专行的危害。

范祖禹《唐鉴》卷三记载:唐太宗便批评隋文帝“事皆自决，不任群臣。

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

群臣既知主意，惟取决受成(即听任他独断专行)，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

《贞观政要》卷一又记他接着说:“朕意则不然。

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同上卷二又记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等说:“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

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

这些话表明唐太宗之所以欢迎“极谏”，不敢“独断”，并非着眼于人民疾苦，而是总结历史教训，为了避免自己的统治垮台，是从整个地主阶级利益出发的，但他毕竟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成了一个实行前述懦家政治思想的楷模。

他的言行对后代君主起着不小影响，同样推动着限制君权的活动。

人们都说，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繁荣，和全国交通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从北宋起，中央控制地方日益严密，而且为改变五代王朝频繁更迭之局面，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采取许多措施，防微杜渐，总揽权柄，以致一般认为，从此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得到进一步突出发展[16]。

可是两宋的儒家政治思想是否也随之变化了呢,没有。

它们依然反对皇帝“独断”，主张信用宰相与大臣。

如前引《唐鉴》唐太宗批评隋文帝揽权的话下，范祖禹评论说:“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务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为，则虽圣智，亦日力不足矣。

故其臣下，事无大小，皆归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贤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禄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他还举“圣君”舜为例说:“当舜之时，禹平水土，稷播百谷，土、谷之事，舜不亲也。

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

……礼、乐之事，舜不与也。

……虞(山泽)、工之事，舜不知也。

禹为一相，总百官，自稷以下分职以听焉”。

“君不可以不逸也，……臣不可以不劳也，……。

”需要
指出的是，这部《唐鉴》还是进奏宋哲宗阅读，供他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并为“当世所重”的一部著作[17]。

这些说明什么呢,它说明虽然北宋初年由于统治尚未稳定，一度能干的宋太祖独断专行，并且起了很大作用，可是等到统治稳定，继位君主并非个个有这种才干之时，当时的思想、舆论界，仍然推崇君逸臣劳的政治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最适合一般的、绝大多数中主的情况，何况从唐太宗的言行看，即使英主，独断专行也不是都能给封建统治带来好处的。

不仅北宋范祖禹，以大造“尊君”之舆论著称的南宋大儒朱熹，也反对皇帝“独断”。

他在“经筵留身面陈四事劄子”(《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中说:“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

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宰相)，参之给(给事中)、舍(中书舍人)，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

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

今者陛下(宋宁宗)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

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

为什么要斩钉截铁地说即使“独断……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呢,就因为君主一个人才干毕竟有限，如做出一个决定不与大臣、宰相商议，不经过给、舍审核、草拟便下达，“悉当于理”只能是一次、两次，如形成定制，长期沿用下去，迟早将会出乱子而危害整个统治。

所谓“以启将来之弊”，含意即在于此。

而前引唐太宗声称不愿“独断”，其理由实际上也在于此。

朱熹如不是根据儒家政治思想，总结无数历史教训，并且为了整个统治利益，具有无畏精神，是不可能也不敢向皇帝作出这种断言的。

这一类思想、舆论，在明太祖废除中书省和宰相，独揽大权之后，依然继续流行着。

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便是明代丘浚的言论。

他在《大学衍义补》卷一《总论朝廷之政》中说:“人君……一身之精神有限，耳目之见闻不周，人不能尽识
也，事不能尽知也。

故必择大臣而信任之，俾其蒐访人才，疏通壅蔽，时加询谋以求治焉”。

在卷六《敬大臣之礼》中又说:必须重视有盛德的大臣，“人君诚能得斯人而付倚毗之任，以正朝纲，以敦雅俗，垂衣拱手以仰其成，尚何政教之不孚，强暴之不服哉”。

按丘浚乃明文渊阁大学士，《大学衍义补》是他于孝宗时奏上，供经筵日讲和太子学习的一部著作。

孝宗曾称赞此书“有补于政治”(见书前周洪谟题本引)，后来明神宗还亲为制序，“盖皆甚重其书也”[18]。

然而，和明太祖指导思想与措施不同，丘浚依然鼓吹君主应委任大臣，甚至垂拱仰成的思想。

这就再一次证明，这种思想经过两千年正反面经验的反覆提供，理论上更趋成熟，在儒家经典中又有根据，明太祖带有时代和个人特点，独断专行的做法，和由此形成的政治制度，并不能压服这种思想;相反，这种思想因为符合整个封建统治利益，连孝宗、神宗这些一般君主，也不得不承认它有道理。

在这种情况下，便逐渐将明太祖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发行成同样可以体现诸大臣统治经验，实际上起着限制君主独断专行的内阁等制度。

并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

这个问题，将在后面论述。

《明史》卷二一五《骆问礼传》:穆宗时上疏说:“陛下躬揽万机，宜酌用群言，不执己见，使可否予夺，皆合天道，则有独断之美，无自用之失”。

这段话准确地反映了明代，也是战国以来封建政治家、思想家的一个理想境界:使君主行使至高无上权力，成为广泛吸取群臣意见基础上的“独断”，成为“皆合天道”，即完全符合整个封建统治利益的“独断”，实际上也就是成为限制了自己独断专行(“不执己见”、“无自用之失”)的“独断”。

大概由于明太祖高度“独断”的缘故，明代臣子常使用“独断”这个词，可是如上所述，它已是被改造了的“独断”，其实际涵义，和朱熹反对“独断”的意思，已没有什么不同了。

既然两千多年逐渐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如此，既然绝大多数统治集团成员的愿望如此，而皇帝归根结底又必须靠他们的拥立与支持而维持统治，则从总趋势上，君主专制权力怎么可能不断加强呢,
(三)
提出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总趋势是不断削弱的这一看法，其次一个根据是:
这一权力必得通过具体政治制度方能实现，而两千多年具体政治制度特别宰相制度的演变，从总体上看，一个突出特点便是不断限制(实即削弱)君主专制权力[19]。

这是在前述儒家政治思想影响下，广大官吏以至一般君主都接受了这种思想所不可避免的结果。

因为这些政治制度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制定或批准的。

少数君主及其政策支持者虽曾制定、实行了一些有利君主独断专行的制度，但在随后演变中，仍被扭回到原来限制和削弱这一权力的轨道上去了。

关于具体政治制度演变的这一特点，请看以下史料。

1( 秦汉、魏晋南北朝
在秦及西汉初年，皇帝行使权力，将意志化为诏书，见诸实行，程序比较简单:或与宰相议定，交御史起草、下达;或直接命令御史起草、下达，即可生效。

制度上受到的限制很少。

虽然西汉初年政事多经宰相奏请，皇帝“靡有不听”，似乎相权重，君权轻。

其实那是因为当时实行无为而治政策，特别是皇帝缺乏教育，缺乏统治经验，而宰相却富有统治经验的缘故[20]。

可以说西汉初年是特殊条件下构成的特殊君臣关系，丝毫没有改变君主握有至高无上权力，宰相奏请不经批准，便不能生效的君主专制制度。

只有这样，才可解释为什么在这之前的秦始皇，在这之后的汉武帝，全都大权独揽，政自己出。

道理很清楚，这两人统治之时的条件与西汉初年不同。

由于按君主专制制度所享有的至高无上权力，受到具体政治制度的限制本来就很少，加上雄才大略，便使他们最大限度地行使了当时种种条件下所可能行使的权力。

由于以上缘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皇帝颁下诏书差不多都以“制诏”二字开端，反映经过前述简单程序，即成正式诏书，交宰相机构执行，毋需再经什么部门审核了。

而从东晋初年开始，诏书开端逐渐改用“门下”两字[21]，意思是在形成
正式诏书、实行之前，要先交门下省审署，门下省有权对内容提出异议，请皇帝重新考虑是否修改或取消这一诏书[22]，这就是后来习惯称呼的封驳权，这时从文书格式上固定下来了。

在北朝，大约在魏、齐之际，又出现了门下省的覆奏制度，规定在重大政事上，门下省虽同意诏书内容，却不能直接署名行下，还需再送回皇帝审批一次，请他重新慎重考虑，以防草率从事[23]。

这一制度固然首先是为了保证统治质量，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君主专权的一种限制[24]。

不仅如此，在诏书起草过程中逐渐也出现了限制。

在秦及西汉，并没有诏书必须经过哪一机构起草、颁下方才算作正式诏书的规定。

而至东汉，尚书台逐渐成了这种机构[25]。

魏晋南北朝这种机构又换成了中书省。

不经中书省起草的皇帝“手诏”、“中诏”等，虽然往往也能发生效力，这是因为皇帝毕竟握有至高无上权力，有关官员不敢拒绝执行，但由于这种手诏内容往往由皇帝自行决定，起草和颁下过程中受到的监督少，容易出错，危害整个统治利益，
所以一直不能算正式诏书，在制度上的效力也就无法与中书省起草的相比[26]。

实际上这也是给予皇帝恣意妄为的一个限制。

2( 唐、宋
正是在上述演变的基础上，形成唐代不经中书、门下，不得称诏敕的制度。

《旧唐书》卷八七《刘祎之传》:任凤阁(中书)侍郎，同凤阁、鸾台(门下)三品，为宰相，被人诬告，武则天“特令”王本立审问此事。

“本立宣敕(中敕)示祎之。

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

所谓不经凤阁、鸾台，即指未与宰相商议，未经中书起草和门下审署。

武则天只含糊罪以“拒捍制使”(见《唐律疏议》卷一《名例一?十恶》)，而不驳斥从中所下之敕，不得名敕之说，也证明刘祎之所说，确为唐代制度。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唐睿宗常“别降墨敕除官”，而不经中书、门下两省，称斜封官，凡数千人。

吏部员外郎李朝隐拒绝执行这种墨敕任命，“前后执破一千四百余人，怨谤纷
然，朝隐一无所顾”。

后来陆贽曾上疏曰:“伏详旧式及国朝典故，凡有诏令，合由于中书;如或墨制(即手诏)施行，所司不须承受，盖所以示王者无私之义，为国家不易之规”(李肇《翰林志》引)。

从李朝隐事后并未受到打击来看，陆贽所说，是有根据的。

而且将诏书由中书、门下视为“无私”，等于将下手诏视为“私”，又反映在道德观念上也对皇帝独断专行进行了限制。

宋代限制皇帝滥下手诏，独断专行的材料更多。

《续资治通鉴》卷四七记载:北宋仁宗时杜衍为宰相，“务裁侥幸。

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手诏)至十数，辄纳帝前。

谏官欧阳修入对，帝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邪，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

所谓内降，亦称内批，即手诏。

用手诏用人(即“内降恩”)，因事先未通过中书、门下，未经正常铨选途径，坚持制度的宰相便可拒绝执行，明理的皇帝也承认他的做法正确。

南宋宁宗时虽屡降内批，强迫臣下执行，但谏诤者仍相继不断。

前引朱熹反对宁宗“独断”，提出皇帝发出诏令必谋之大臣等，乃“祖宗之家法”，证明这确是宋代通行之制度。

后来游仲鸿又上疏说:“陛下……御批数出，不由中书(此指宰相机构)。

前日宰相留正去之不以礼，谏官黄度去之不以正，讲官朱熹去之不以道。

自古未有舍宰相、谏官、讲官，而能自为聪明者也”。

王介又上疏说:“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迁移台谏，悉出内批，非治世事也。

崇宁、大观(均北宋徽宗年号)间，事出内批，遂成北狩之祸。

杜衍为相，常积内降十数封还，今宰相不敢封纳，台谏不敢弹奏，此岂可久之道乎”(两疏均见《续资治通鉴》卷百五三)。

至宋度宗时，刘黻又上疏“论内降恩泽曰:治天下之要，莫先于谨命令，谨命令之要，莫先于窒内批。

命令，帝王之枢机。

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

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

……故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宋史》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