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本主义与_中国模式_

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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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胡乐明　刘志明　张建刚
内容提要:正确认识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
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和当代西方思想界的国家资本主义观点,回顾了国家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实践,阐明了“中国模式”的实质及其长期利用、限制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　胡乐明、刘志明、张建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邮政编码:100732,电子信箱:hlmdx @ 。

此次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凭借国家信用和国家财政稳定市场运行的种种举措引起了国内外思想理论界的关注和讨论。

有人认为,金融危机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完结,全球正在进入“国家资本主义”时代。

同时,国内外思想理论界对于“中国模式”也表现出愈益浓厚的兴趣和高度关注,并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读。

有人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模式”的成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

因此,弄清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模式”的实质以及“中国模式”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对于我们科学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
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历史作用和无产阶级政府对待国家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控制、支配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

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同,决定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且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都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

“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
入口,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的胜利的条件”
(列宁,中译本,1995,第536页)。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允许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和农民经济的有机结合,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

必须辩证地对待国家资本主义,既要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又要确保国家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列宁,中译本,1995,第504页)。

毛泽东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
“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毛泽东,1999,第282页)。

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必须“稳步前
进,不能太急”,同时必须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几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必要的限制。

邓小平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利用各种方式诸如创办经济特区和兴办“三资
企业”等学习、利用外国资本主义。

同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方针,利用本国资本主义。

但是,邓小平认为,学习利用资本主义,不论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是以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邓小平,1993,第149页)。

(二)当代西方思想理论界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
当代西方思想理论界从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及影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劣、国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关系等不同角度,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了论述。

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和政府主导的资本主义。

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有四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即寡头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大企业资本主义(或称管理型资本主义)和创业型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类型,它把增长作为核心经济目标,实现手段是扶持特定企业或行业(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等,2008)。

国家资本主义是使俄罗斯、中国和巴西等“新兴国家”成功的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

其共同特点是:一方面鼓励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一方面又控制和扶持一些核心支柱产业,并将其推向全球市场。

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英美等国的所谓“民主资本主义模式”,并对其构成了挑战(约书亚・科兰兹克,2008)。

“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有些拥护私人资本主义的学者认为,不存在一种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的另一种资本主义替代形式———“国家资本主义”。

他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因此,西方各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举措,在他们看来,表明这些国家“已经正式地跨越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红线”(参见王启超,2008)。

国家资本主义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反动。

一些拥护自由资本主义的学者认为,今天改变了“全球商业价值体系和规则”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世界的兴起并不代表进步,而是对自由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和规则的反动。

“伴随着国有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回归或许只有在经济危机和战争的时代才会‘爆发’,在经济发展顺利时,则悄然隐退,无力对抗自由市场经济思潮”(孙小林、熊敏,2008)。

当前世界各国向国家资本主义回归的现象,表明资本主义又处于衰落时期。

西方国家的一些共产党和左翼政治力量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只有在资本主义衰落的影响以最激烈的方式体现出来的时间和地点上,才更快速,更明显,因此,有理由把当前世界显露出来的“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视作“资本主义衰落时期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国际共产主义思潮, 2007)。

国家资本主义的干预政策并非治理世界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案。

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尤其是希腊共产党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挽救经济危机和拯救资本主义制度,乞灵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干预性政策,必定“都不能缓解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腐朽性”,资本主义将遇到更加深刻、更加严重和无法治愈的矛盾(王喜满,2009)。

二、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实践
(一)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
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日等国家为了赶超英、美等先进国家而实行了“赶超式”国家资本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爆发了世界经济大危机,美、英等主要发达国家实行了“凯恩斯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呈现出多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并存的状况,即“赶超式”国家资本主义、“凯恩斯式”国家资本主义、“莱茵式”国家资本主义和“计划式”国家资本主义。

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崛起,“国家资本主义”被冷落。

直到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才又重新唤起了西方各国对“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视。

实行“赶超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主要通过在一些关键性、基础性、支柱性领域进行直接投资建立国有企业,并且通过产业政策、税收政策来引导、鼓励私人企业的投资方向,以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工业化,达到赶超先进发达国家的目的。

二战后,日本、东亚“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实行了“赶超式”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东亚奇迹”可以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个典范。

实行“凯恩斯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主要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来调节有效需求,从而维持总供求的平衡,为市场机制的作用创造条件,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

二战后的英国是实行“凯恩斯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

英国的“凯恩斯式”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政府主要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需求;二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国有化程度比较高;三是实行福利国家政策。

实行“莱茵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主要围绕如何合理“分配”而展开政策干预,社会公平和劳工权利得到比较好的保障。

二战后的德国堪称“莱茵式”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典范。

其基本特点,一是维持有效的竞争秩序;二是政府进行有限的干预;三是追求社会公平;四是实行“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五是银行发挥巨大作用(戴维・柯茨,2001)。

实行“计划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主要通过制定中长期规划来调控国民经济的生产,国家控制着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基础性、支柱性领域的“制高点”,国有经济成分非常高。

实行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是印度和一些发展中国家。

印度的“计划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制定详尽的经济计划;二是建立大批国有企业;三是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四是实行外汇和重要物资及价格的管制制度。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最早出现在苏俄的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

列宁时期,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全部实践都是围绕把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创造为“一种服从无产阶级国家和为无产阶级国家而服务的资本主义”来进行的。

其基本特点,一是通过租让制、合作社、代购代销、租借和公私合营五种形式,“培植”国家资本主义;二是限制和规定国家资本主义的活动范围,使之成为为无产阶级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对民族资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即通过在工业中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中实行经销、代销等形式,逐步过渡到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从而利用、限制和改造民族资本,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转变。

在本质上,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列宁所说的那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一致的,但二者所经历的发展道路、所采取的具体形式等方面有明显的不同。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基于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有了很大突破,不再把国家资本主义只看作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形式,而认为它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经济的一种重要形式。

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国家或国有企业与外国资本或本国私人资本合作经营的一种经济形式。

通过各种形式与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紧密联系的、存在于非竞争性领域的私营经济,也可以归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范畴。

三、正确认识国家资本主义
(一)国家资本主义的含义
国家资本主义是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控制、支配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

因此,国家
政权的性质不同,决定着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同性质。

在资本主义国家,推动国家资本主义出现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后进国家的赶超战略,二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

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实现形式,一是政府直接参与和控制的国有企业,二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强有力的干预和控制。

在资产阶级国家政府直接参与和控制的某些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没有改变,企业的工人仍然受以国家为代表的整个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为由垄断资产阶级直接控制并为其服务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和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也是无产阶级国家创造的“一种服从无产阶级国家和为无产阶级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

在不同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因并不相同,采取的形式也有很大的差别。

虽然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仍然存在一定的剥削关系,但它们主要不是为资本家的利润而生产,而是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服务,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那种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

(二)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
国家资本主义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主要取决于与之相结合的国家政权的性质。

无论何种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其作用都明显具有二重性质。

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表明,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可以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暂时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刺激国内需求,比较迅速地恢复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与消费、劳动者与资本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可以使一些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迅速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成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赶超”战略目标。

但是,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统治服务和反对无产阶级的,它不可能避免和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表明,国家资本主义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重要手段,它虽然难免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固有的一些消极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却是社会主义“必要而暂时的同盟军”。

因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它有利于把资本主义私营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顺利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有利于实现落后的社会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过渡,不断提高生产的社会化水平;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三)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
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以前,它仍然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

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和当前的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资本主义相对于自由资本主义具有缓解危机和社会矛盾的“比较优势”,使得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必将以国有化或者其他形式打下“国家资本主义”的深刻烙印。

不过,尽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能一时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但它并非根本解救资本主义制度的万应灵丹。

作为社会主义的“前阶”或者说“入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形态,其未来走向必将是社会主义及其公有制经济形态。

对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来说,尤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来说,
在它目前仍然具有提高生产社会化水平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历史进步作用,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将长期并存合作等情况下,它的未来发展仍将拥有广阔的空间,它将会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由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的不断迈进,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或许将会不断下降和缩小,乃至最终被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所取代。

四、“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本质
(一)关于“中国模式”的不同解读
关于“中国模式”的内涵。

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就是“经济自由加上政治压制”(罗恩・卡利克,2007);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则认为“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付刚,2004);国内学者大都认为,“中国模式”是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从中国同时兼有“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三重属性出发,以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有特点的发展模式。

关于“中国模式”自身面临的挑战。

一种观点从分析当前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模式”背后存在重大缺陷,经不起外部冲击(杜平,2009)。

另有观点认为,中国的成功只是“有限的成功”,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发展模式,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生态危机、社会差距拉大以及官员腐败等艰巨的挑战(里奥・霍恩,2008)。

关于“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

“可效仿的榜样说”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季塔连科,2008),也值得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阿卜杜拉耶・瓦德,2008)。

“中国模式威胁说”认为,“中国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最严重威胁(郑永年,2004)。

关于“中国模式”的不同观点,主要是基于静态的社会制度、动态的社会转轨或转型及经济发展这样几个视角;既有真知灼见,也有以偏概全或居心叵测的“误读”。

科学解读“中国模式”,必须坚持整体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必须既关注现象,又深入本质,既能从比较中发现个性,又能从联系中发现共性。

同时要努力在科学回答“中国模式”“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问题上,在把“中国模式”马克思主义化方面,取得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成果。

(二)“中国模式”的实质:社会主义本质的当代中国实现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国情,立足当代,始终坚持按照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原则,来进行具体经济政治制度的安排和完善,以及相应体制机制的改革和调整,并据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提出相应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理念,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走上了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道路。

“中国模式”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当代中国实现形式,“中国模式”的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

其经验在于:“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胡锦涛,2007)。

“中国模式”虽然主张利用外国的和本国的资本主义,主张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但它从来都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相反只是把它当作“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同时也一再强调利用资本主义的前提,即“主体是社会主义”,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共同富裕”,强调社会发展的成果为人民共享,强调避免“两极分化”。

“中国的发展道路非常独特,极具中
国特色,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待资本主义,它从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威尔・赫顿,2004)。

“中国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彰显了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中国个性,具有较强的民族色彩。

同时,“中国模式”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和中国的时代精神和进步内容,具有明显的当代性,也因此具有历史性。

显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不会定格在当代内涵的“中国模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更高阶段迈进的历史进程中,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中国模式”一定也会与时俱进地吸取时代的新精神和进步内容。

(三)“中国模式”必须利用并限制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模式”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正确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充分利用了资本主义以及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中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充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有效限制国家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将是“中国模式”再创辉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面对的重大课题。

“中国模式”必须充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

必须正确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充分利用现代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扩大与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联系,促进国内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发展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不能简单地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者对立起来。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并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评判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和发展举措,承认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

“中国模式”必须有效限制国家资本主义。

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必须以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为前提。

必须强化政府的微观规制和宏观管理,“节制资本”。

必须通过《公司法》等法律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必须限制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规模和活动范围,使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严格控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允许的必要范围之内,防止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资本主义化”。

必须提高无产阶级国家对国家资本主义的驾驭能力。

必须妥善处理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与经济基础多元性之间的矛盾,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统领;必须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和代表人民的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扩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各项公共事务管理和决策的范围和程度,真正实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五、结束语
恩格斯曾经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恩格斯,中译本,1995,第489页)。

作为一种经济关系和经济形态,国家资本主义曾经并将长期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但是,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与作用也有着巨大的差异。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兴盛往往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和后进国家的赶超发展相联系。

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后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赶超发展模式,可以加速落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从而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

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一种政策和手段,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也不可能根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加快经济的复苏。

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