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肾探索生命之“门”揭开衰老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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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肾探索生命之“门”揭开衰老之谜
——访中西医结合的医学家沈自尹院士
萌生采访沈自尹教授的念头,是读了他为《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所写的文章《道路漫长矢志不移》之后产生的。

文章开宗明义地说:“中西医结合是世界医学各个门类中难度较高的一个分支,也可以说是一个空白区,因为要将中医和西医这两种全然不同的医学体系结合起来,找出结合点,是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的。


据了解,我国有不少学者不畏艰难甘心献身于这一事业,沈自尹教授是其中杰出的并卓有成就的一位。

他以“肾”这个概念为结合点,运用西方科学论证探索中医…“肾”本质达40年之久,著有多部学术专著,其中《肾的本质》一书,从理论上系统阐明中医“肾”的学说,引起国内外医学界的广泛注意。

这一重大科研成果使他获得多项医学科技成果奖。

1997年10月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近两年他进而对中医“肾”本质和人体衰老之间的联系作了大量对比研究,以系统而循序深入的科学论证,阐明肾虚是人类老化的根本,补肾是通过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而延缓衰老。

并以实验证明补肾方药能调节具有“死亡杀手”之称的Fasl基因表达,从而使衰老时加速的细胞凋亡得以明显延缓。

此项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已达到国际前沿水平。

沈自尹教授是怎么踏上这一艰难的研究领域的呢?就在他以这项研究成果为题向医药界作学术报告的前夕,记者去他的办公地点——上海华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作了一次访谈。

青年拜师学中医形神兼顾重构思
沈自尹教授,气质儒雅,谈吐谦和。

回忆这段经历,他的语气极为平和。

1952年他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上海医科大学前身)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华山医院工作。

当年,为维护和发扬中医的精华,中央制定新的中医政策,鼓励西医学习中医。

青年沈自尹于1955年师从著名中医姜春华先生研习中医。

从此,他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中西医结合事业。

在医学院求学时代,沈自尹接受的是系统而严格的英美式正规医学教育,满脑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组织胚胎学、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病理解剖学、生物化学、病理生理学等等,无一不存在客观依据;而中医诊病只凭“望、闻、问、切”,无需任何体检或实验客观存在依据就可开处方,似乎有点“玄”。

拜师之初,他不免有点困惑和疑虑。

所幸的是,姜先生是一位开明而认真的导师,他强调学中医必须打好基础,并指导沈自尹从《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神农本草经》等中医经典著作学起,要求他攻克艰涩难懂的古
文关,不死背条文,理解这些著作的精髓所在,从繁复的条文中认识辨证论治的规律。

此外,又让他自学《外台秘要》、《千金方》,对每一症征的用药加以科学归纳,从出现频率最高的方药中求实效。

沈自尹说:“这段时期的学习虽然枯燥,每天清晨就得背《古文观止》,努力攻克古文关,以理解中医经典,但对我后来事业的发展却是受益匪浅。


就在这段时期,他随姜先生临诊,看到姜先生在治疗一个哮喘病人时,考虑发病的环境、季节、体质的改变,诱发因素的不同,先后采取了四种不同的处方;又看到一例在西医看来是完全不同的病,如疟疾、哮喘、乳糜尿,在病程的某个阶段出现“气虚”症状时,姜先生采用同一个补气处方,收到很好的效果。

从这里他悟到这种“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方法,充分体现中医经典的辨证施治精神。

姜先生崇尚前辈名中医张仲景的“博采众方”,启发他在治疗上要“不拘一格”。

姜先生在学术上独具洞察力的见解以及临床治疗上有魄力求实效的风格,又给他留下灵活多思的深刻印象。

沈自尹比喻说:“绘画是艺术,无论是中国的水墨画,还是西洋的油画,画家首先要有一个构思,再加上个人的技巧和审美情趣,才使画能传神,令观者赏心悦目;音乐也是艺术,无论中西名曲的产生,都得先有构思,加上作曲家各有特色的表现手法和个人风格,使其作品久听不衰,令听者内心产生共鸣。

每个成功的画家、音乐家都自成一派,但在成功的道路上,都要经过艰苦的摸索,做到扬长避短,兼蓄别人的长处,回避自己的短处,才能独树一帜。

中医不属艺术范畴,却具有艺术的某些特征。

所谓‘医者意也’,这意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指构思,其水平的高低,决定治疗效果的好坏。

中医诊治疾病的水平参差不一,同样学中医。

有的将老师的处方一成不变地背下来;有的将老师的治病心得和方法学到手,前者学形,后者学神——即学习老师的构思方法。


正是由于深刻理解了中医辨证施治的要领,沈自尹在从师的过程中学习老师的精神,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和临床诊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他积极实践,重视每一次临床诊治,不断积累经验,在医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他按中、西医理论之所长,拟定了中草药处方,药物配伍了西药抗菌与中医扶正,治疗多种内科疾病,取得良好的疗效。

如在中西结合病房用中药生大黄为主的方药治疗急性胰腺炎和消化道出血,又以多种中草药按抗生素配伍协同作用治疗肺炎、急性支气管炎,由于诊治的构思并设计符合客观规律,疗效显著。

而今医院里常见用来治疗急性气管炎症的中成药急支糖浆,就是按他的配方生产的。

中西结合探“命”“肾”本质论有突破
然而,中西医结合研究无前人经验可以借鉴,要靠自己探索。

沈自尹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临床实践,提高医术。

他追求的是如何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如何汲取中西医长处和精华并给予有机的结合,不仅临床实践能提高疗效,而且理论研究也能说明道理。

怎么找到其中的结合点呢?沈自尹苦苦思索着。

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组织的中医研究课题,无意中发现,在西医是全然不同的六种疾病,如功能性子宫出血、支气管哮喘、红斑狼疮、冠心病等等,其病程的某个阶段都有中医所谓的“肾虚”症状,都可以用中医补肾调整阴阳的方法提高疗效,
这分明是“异病同治”,“异病”既然可以“同治”,说明不同疾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物质基础。

他由此联想到“肾”。

中医的“肾”不同于西医单管泌尿系统的一个器官——肾。

明代发展起来的命门学说,把…肾"看得像生命之门那么重要。

“肾”被认为是先天之本,主管人一生中生长发育和衰老的过程。

肾阳温煦着全身各脏器的阳,肾阴滋养着全身各脏器的阴,似乎是人体各脏器的调节中心。

“那么,中医‘肾’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传统的中医理论启迪了他的思路:既然‘肾’在人体中如此举足轻重,那么,以“肾”作为突破口,或许可以开辟一条研究中医理论的途径。

为了博采众长,有利于选择典型的肾虚病人进行研究,他邀请了上海市的名老中医,一起讨论订出“肾虚”的统一标准,并作了大量临床实验研究,发现只有一种叫尿17羟皮质类固醇(简称尿17羟)测定在肾虚病人中普遍很低。

这一发现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因为它反映了人体内分泌的重要腺体——肾上腺皮质的功能。

抓住这个苗头,沈自尹和他的同事通过“异同治”的研究途径,找到了肾阳虚的初步物质基础,也可以说找到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点。

他们根据人体已知结构顺藤摸瓜,追本溯源,进行科学设计,继续测试,从三组人群的比较中,得出肾阳虚患者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上不同环节(层次)、不同程度功能紊乱的初步结论。

这一研究结果在国内七个省市的有关医院和远在日本的高雄病院被反复测试和重复证实,初步表明中医的“证”并不是虚而不可捉摸,而是有其物质基础的。

这一发现和验证,是中西医结合对于中医脏象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沈自尹教授强调说:“科学研究必须有严密而周全的设计,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并可以让别人也重复出相同结果。


十年动乱初期,沈自尹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苗子”,一度被迫停止这项科研。

当有条件重新开始“肾”的研究时,他思考如何汲取中西医所长,如何将这一发现用于临床,提高疗效。

为此,他作了一系列设计,当付诸实践时,并不是每次都能符合客观规律,困难挫折甚至失败时有发生。

他们一度使用温补肾阳药,结果效果适得其反。

又重新设计滋阴泻火药。

为了测试医效,沈自尹甚至用中药制成针剂在自己身上和另一位医师身上试验,也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就在不断摸索、反复调整中,他们终于找到一套比较正确的用药方法。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经过三年多时间对肾阳虚患者的下丘脑垂体所辖甲状腺、性腺、肾上腺皮质轴这三条内分泌轴进行的全套功能测定和治疗前后分析比较,并同时与同病异证的无肾阳虚患者对照观察,终于证明肾阳虚患者在三条轴的不同水平上,都有不同紊乱,推断其病理变化源于下丘脑(或更高的中枢神经)。

从外形和体征看,肾阳虚患者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未老先衰征状,其功能紊乱在内分泌系统虽尚未构成“病”,但这是一种隐潜性变化,并确认中医的“肾”涵盖了现代医学的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等机体调节系统。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进一步采用分子水平的检测方法,通过以药测证,证实惟有补肾药才能作用并影响下丘脑的CRY基因表达量。

这不但阐明补肾类中药的作用和机制,而且第一次准确指出这一作用的具体位置,并做到定位、定性、定量。

他用科学语言阐明“肾阳虚”的体
质,达到中医学研究的一个新高度,即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思想、手段成功地揭示中医学理论。

沈自尹教授以自己的艰辛和执著实现自己的追求,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他说中医之难难在内涵哲理,要具体地揭示中医“肾”或“证”的本质,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可能需几代人的努力。

虽如此,只要认准目标,执著追求,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中医理论研究前景还是乐观的。

以药求证防衰老标本兼治初战捷
如果说,20世纪的下半叶沈自尹教授关于肾本质的研究,尚属科学论证阶段;那么,从1997年到1999年直至跨入21世纪,他开始进入创新发展阶段,即将肾本质研究与延缓衰老联系起来,如何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和方法延缓人体的老化,具体说,就是研究补肾对神经内分泌系统延缓衰老的作用。

他告诉记者,衰老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组织细胞衰老、器官功能下降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生理过程。

《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七、男子八为周期递进的生长、生育、衰老曲线以及肾虚辨证标准如腰脊酸痛、腿软、耳鸣耳聋、齿发脱落、性功能减退等都是老年人的生理机能衰退的外象。

有的年仅40岁左右的肾虚患者,其实验指标竟与70岁左右的老人不相上下。

因而对肾阳虚者的以药测证,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延缓衰老。

“那么,衰老的机理究竟是什么呢?”针对记者的这一提问,沈教授说:“事实上,有关衰老机理的学说不下数十种,目前公认遗传学说是衰老的原因,而其他学说都是衰老的机理。

鉴于衰老的机理是综合性的而非单一因素,各组织器官的老化不是同步的,而且有关的病理生理环节中可以因果交替,形成恶性循环,至今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完全说明生物衰老的全过程。

其复杂的机理的阐明不是一门学科、少数学者所能完成的。

当前就是要探寻有效的手段来提高人体内环境稳定的能力,阻断衰老的连锁反应和恶性循环,以达到老而不衰的目的。

其实,人类对延年益寿的追求从未停止过。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他列举了中外古今追求长寿的事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中国的秦始皇。

早在两千余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花了好几万斤黄金,派方士徐福造大船带了五百童男童女去渤海蓬莱仙山祈求长生不老之药,未果。

以后又有不少帝王为求长寿服食方士提炼的丹药,也未见效。

有的服丹者非但未能长寿,反而因中毒而一命呜呼。

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他感叹说,帝王将相可以占领难以数计的土地,但不能让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年、一月,哪怕是一天。

直至今天,在一些发达国家也并未解决这个问题。

20世纪80年代瑞士学者从中国藏系大白羊胚胎中提取一种流体——羊胎素,制成针剂注入人体,冀求衰亡的细胞恢复活力。

据说,日内瓦蒙特市诊所以每针2万美元的高价出售,豪贵们纷纷争相定购。

尽管如此,还是拿不出羊胎素延缓衰老的科学依据。

“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养生能提高人体健康水平,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有无科学根据?”记者再度提问。

沈自尹教授说:“长寿老人谈养生经验大致有三条:一是无欲无求,
淡泊名利,知足常乐。

这些都符合心理卫生的要求,因为不良情绪首先会影响神经系统和内分泌,进而影响免疫系统。

如果心理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促使免疫功能下降,甚至导致癌症。

古代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的传说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是动则不衰,坚持运动锻炼。

这确实能改善心肺重要器官的功能以及人体代谢和血液循环。

三是注意合理饮食。

老年人饮食清淡,少荤多素,食不过饱,也有其科学性。

国外近年也注意这一点。

1999年末,美国《science》杂志首次刊出一篇限制饮食抗衰老基因表达谱变化的文章,证明国际上已瞩目以养生延缓衰老的可行性”。

“养生肯定有助于提高健康水平,但很难说能延缓衰老。


他解释说:“因为,迄今为止未见有确实的以养生延缓衰老或以药物延缓衰老的科学论据。

近年国外固然有种种设想,如设想人体可以像电池充电一样延缓衰老,又说以人体时钟基因倒拨或拨慢,以转基因治疗以延缓衰老,等等。

但是,据我所知,转基因治疗只适合极少数遗传病患者,而且有失败乃至死亡的报告。


沈自尹教授近年探索中药补肾以延缓衰老的课题,正是基于这一现实而引发的。

他的思路是,用中药补肾多层次地对人体作整体调节达到对衰老基因作分子调节,以延缓因年老而加速的细胞凋亡,这应该是以天然药物为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在方法上,他采取中医方剂辨证,即以药测证的做法,研究补肾延缓衰老的原理,发扬中医治病必求其本的特色。

近年国内不少学者从中医整体观出发,采取生物物理指标为主的实验,提出气血失衡导致淤血内滞,气虚血淤是衰老的主要原因,以活血化淤方药予以纠正调节,这曾见诸报端。

记者希望沈教授谈谈想法。

他说,经过两年的临床实践对照,发现健脾活血确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不足的是,它仅是治标,因为老年病固然多淤,衰老虽不能称作病,却属于生理上的肾虚症,从现代生命科学主流的研究方法衡量,如细胞凋亡和基因调控、活血化淤都难以获得应有的疗效,只有补肾可以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

他拿出近年来科学实验的数据,以显示他的这一思想及实验的成果。

沈自尹教授把这一成果比喻为是迎接新世纪的起步。

他说:“衰老的机理受综合性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的反馈调节失衡也因人而异。

一种衰老学说的出现,常常带来相应的或一系列的药物,使人无所适从,有时还会产生不良反应。

如按照自由基因学说,长期服用大量维生素E,可引起血小板聚集,导致血栓;按照微量元素学说,服用过量的锌可以引起前列腺增生、肝大和贫血。

因此延缓衰老药物的研究,应逐步提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适应征,针对老年人体检的不同情况,给以适当的措施,长期坚持,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一个世纪以来,现代医学已经拥有一百多个诺贝尔生理奖和医学奖,世界主体医学已逐步发展为精密、定量、高度分化与综合的知识体系,并沿着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发展。

中医药学的科学性是无可置疑的,但它的现代化却令人困感。

“为什么中医药学不能像西医那样不断吸取现代生命科学及其他学科的营养,使其传统理论与实践不断向前发展?”面对生物医学界一位有识之士的上述提问,沈自尹教授内心激情澎湃,不能自已。

他说,这与以往长期的封闭社会有一定的关系。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中医学界要有开放的气魄,开阔的视
野,要吸收现代自然科学新知识和新技术,特别要以新技术切入现代高科技的实践中,把中医理论和新技术结合起来,努力把中医药推向国际前沿。

任重而道远。

尽管沈先生已年逾古稀,但他矢志不渝,沿着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为发扬中医药事业,精神抖擞地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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