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诗史_精神的确立_杜诗在唐末五代的接受探析

2005年3月第21卷第2期
唐都学刊
Tangdu Journal
Mar.2005Vol.21No.2
收稿日期:2004-11-20
作者简介:黄桂凤(1970-),女,广西桂平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诗史”精神的确立
———杜诗在唐末五代的接受探析
黄桂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相似的文人命运使唐末五代文人首先确立了杜诗的“诗史”地位,并效仿之创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

其时,政治的腐败使文人大多得不到重用,故杜甫的讽喻手法及寓议论于叙事的艺术手法也被唐末五代文人继续发扬,尤其突出的是托古讽今的咏史诗和韦庄对杜甫的接受和仰慕。

关键词:唐末五代;诗史;寓议论于叙事;托古讽今;韦庄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05)02-0001-05
在杜牧、李商隐活动的晚唐前期,唐王朝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咸通之后,[1]农民起义规
模逐渐变大,而且愈加频繁。

宣宗大中三年(860),浙东爆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

懿宗咸通九年(868),爆发庞勋领导的农民起义。

874年爆发王仙芝起义。

875年爆发黄巢领导的大型农民起义。

“唐僖宗乾符中,关东荐饥群贼啸聚。

黄巢因之起于曹、濮,饥民愿附者凡数万。

”
[2](《梁书》卷1,梁书一,P2)
民
不聊生,铤而走险,义军南征北战,席卷长江,南到珠江,北入洛阳,占领长安。

虽然黄巢起义最后被朱全忠等藩镇节度使镇压下去了,但已从根本上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根基。

唐王朝原赖以护卫朝廷中央政权的藩镇,从安史之乱平息后已逐渐各自为政。

唐末皇帝“常恐生
事,一郡一镇,有兵必姑息之”。

[3](卷中)
各个藩镇的
节度使更是猖狂。

“方镇之患,始也各专其地以自世,既则迫于利害之谋,故其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则起而弱王
室”。

[4](卷64,《方镇表序》,P1759)
各个方镇,
“贡赋不入于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
也”。

[5]
(卷143,列传93,《李怀仙传》,P3896)
“郡邑官吏,皆自署
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虽曰藩臣,实
无臣节”。

[5](卷141,列传91,《田承嗣传》,P3838)
藩镇实际就是
一个个独立的王国,而中央政权不过徒有其名。

尤其黄巢起义平息后,王权更是“荡然”。

“时(光启元年)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方立据邢、洛,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
据郓、
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徐、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

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

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
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

[5](卷19下,《僖宗本纪》)朝廷内部,皇帝废立全由宦官、神策军把持,皇帝为傀儡。

《新唐书》载:“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渐。

……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副使兀元实矫诏
立郓王为皇太子”,[4](卷9,本纪第9,《朱全忠传》,P255)
即后来
的懿宗,到“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疾大渐,左右神策护卫中尉刘行保、韩文约立普王为皇太子,辛巳,即
皇帝位于柩前”。

[4](卷9,本纪第9,《朱全忠传》,P257)
这就是僖
宗。

黄巢起义时他逃往蜀,手握重兵的宁武节度使时溥趁机“令别将帅军三千赴难京
・
1・
师”,[4](卷182,列传132,《时溥传》,P4716)名为应诏,实则屯兵洛阳,以待时机;“及黄巢攻陈州……溥出师讨之,……黄巢之败也,……时溥功居第一,……朱全忠与之争功,遂相嫌怒”,最后逼得时溥与妻子跳楼自杀而亡。

[4](卷182,列传132,《时溥传》,P4717)
在这种内外交加的情形下,昭宗皇帝被朱全忠鸩杀,唐朝宣告完全灭亡,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一、唐末五代文人的理想和命运
与杜甫的理想和遭遇之共鸣
唐末五代的文人命运大多是坎坷的,而偏又有文人的通病,有“兼济天下”的远大理想。

像温庭筠、韦庄、郑谷、杜荀鹤、罗隐、皮日休等,都有类似于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韦庄《冬日长安感志》说:“唯有远心长拥　,耻将新剑学编苫”;《关河道中》则云:“平生志业匡尧舜”;《长安》又云:“大道不将炉冶去,有心重筑太平基。

”志向不可谓小。

温庭筠《郊居秋日有怀一二知己》说道:“自笑漫怀经济策,不将心事许烟霞”,在《咏怀百韵》中云:“经济怀良画,行藏识远图”,“骥蹄初蹑景,鹏翅欲抟扶”。

杜荀鹤也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人,他的《乱后
宿南陵废寺寄沈明府》说:“且把酒杯添志气
,已将身
事托公卿”。

诗人虽历经沧桑,但报国之志并未泯灭:“男儿出门志,不独为身谋”(《秋宿山馆》)。

作为一个男儿,不能只为自己想,要为天下、人民、国家而“谋”,要“济物”。

然而,他们却又像杜甫一样命运坎坷。

韦庄曾应举达四五次之多,均不及第,直到乾宁元年,才中“苏检榜进士,释褐校书郎”。

[6](卷10,P637)杜荀鹤则“寒　,连败文场,甚苦,……大顺二年,裴贽侍郎下第八人登科”。

[6](卷9,P625)温庭筠则“八叉手成八韵”,才华高,但“多为邻铺假手。

然薄行无检幅,与贵胄裴诚、令狐等饮博”,[6](卷8,P512)因操行不好,也连试不第。

皮日休似乎顺利,“咸通八年,礼部侍郎郑愚下及第,为著作郎,迁太常博士”。

[6](卷8,P541-542)但后来他才知道及第的原因,对他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一是“榜末及第”,[7](卷2,P7)二是据《南部新书》卷丙载:“大中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
,谓之色目人,亦谓曰榜花”。

萧涤非先生推测,皮日休及第是叨光于他的“皮”姓的稀僻。

[8](附录三,P251)这种如同儿戏的登第,使皮日休心灰意冷。

这些文人虽说坎坷,而被无辜杀害的文人,命运则是恐怖的。

唐末以自封梁王的朱全忠杀戮文人最出名,《通鉴》卷265载:
柳璨恃朱全忠之势,恣为威福。

会有星变,……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于全忠曰:
“此曹皆聚徒横议,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灾
异。

”李振亦言于朱全忠曰:“朝廷所以不
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且欲图大
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

”
全忠以为然。

……自馀或门胄高华,或科
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检自处,声迹稍著
者,皆指以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
一空。

六月,……敕裴枢、独孤损、崔远、陆
、王溥、赵崇、王赞等并所在赐自尽。

时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

这是唐末文人悲惨的一幕,史称“白马之祸”。

所以有不少文人选择归隐,如司空图、郑谷、杜光庭、贯休等,或做山翁,或做渔夫,或做僧侣,以远身避害。

然而,就是在这如同“安史之乱”的环境中,唐末五代不少作家仍然关注着现实。

坎坷的命运与儒家入世的远大理想,使他们把审美期待视野转向了杜甫,他们具有“共同的美学代码”,[9](P40)最容易产生共鸣,从而接受杜甫。

二、唐末五代文人对杜甫及杜诗的接受
杜甫的诗歌在中唐时代已确立了“光焰万丈”的地位,与李白并立文坛。

元、白特别接受杜甫的新乐府及风雅比兴手法。

在唐末五代,文人对杜诗的接受有了进一步发展。

1.确定杜诗的“诗史”精神并效仿而作反映现实的“史诗”
晚唐孟《本事诗・高逸第三》云:“杜(即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10](上册,P15)这是目前所见资料中最早称杜诗为“诗史”的。

而且唐末五代诗人也把他们流离的生活,把他们的所见所感,“毕陈于诗”。

杜荀鹤的《山中寡妇》描述一个因战乱而死了丈夫的寡妇,为避“征徭”而躲入深山,住茅屋,穿麻衣,烧湿柴,吃野菜,哪里知道还是无法躲避征徭。

诗人把其所见如杜甫的“三吏”、“三别”一样如实记录。

又如他的《题所居村舍》,就像杜甫描写“安史之
・
2
・
乱”后的农村,十室九空,但仍要收税。

非常真实地
再现了黄巢兵乱后,藩镇间彼此争斗征收税赋,百姓无以为生。

“杜(即杜荀鹤)在诗中这种不虚美、不掩恶的创作原则,是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杜甫首创的‘诗史’精神。

”[11]
韦庄也有相当多的反映现实的诗篇,他的《贼中与肖韦二秀才》中的“兵戈”即指黄巢义军入长安,他亲身历经黄巢义军重围,病重,弟妹流落他乡,这种写实可谓之“史”。

[7](卷6,P47)又如他的《辛丑年》,就真实描写了战乱后田地荒芜,尤其是“弟妹相逢白刃间”,真有杜甫《春望》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担忧;而诗名《辛丑年》,即僖宗中和元年(881),以纪年命题,已是有意自为诗史。

他的《闻再幸梁洋》,叙述了黄巢义军平息后,李克用又进逼京师,僖宗出奔凤翔之史实。

[5](卷19下,《僖宗纪》)至于他的《秦妇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叙事诗的上乘之作,足以补史传之不足。

韦庄继承了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手法与风格,为我们了解唐末五代时期的社会现实状况留下了可贵的诗篇。

韩在战乱中自北而南,沿路所见,皆发于诗,如《见别离者因赠之》描写出征人离乡即将到南方作战,生死末卜的悲惨;而他的《白沙县抵尤溪县值泉州军过后村落皆空因有一绝》,真实描写了乱军洗劫农村,导致人烟灭绝,鸡狗都没有,只有乌鸦哀鸣的惨状。

又如皮日休的《橡媪叹》描写靠拾橡果“诳饥肠”的老妇,而山前的稻谷却要交税,而且官府是“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的剥削。

“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连年烽火,遍地干戈,白骨累累,惨绝人寰的历史画卷。

……其真实性是不容忽视的。

”[12](P130)《唐音癸签》评杜荀鹤的诗也特别强调其真实:“杜彦之(荀鹤)俚浅,以衰调写衰代,事情亦自真切”。

[13](卷26,《评汇四》,P81)
这种“诗史”精神,杜甫首创,唐末五代诗人则在创作中接受并发扬。

虽然以事件入诗,并不始于杜甫。

但盛唐以前的诗歌创作,毕竟是以诗人自我情怀的抒述为主,直陈时事的篇章并不多见。

正是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所写的那编年史式的感讽时事之作,奠定了我国古代以时事入诗的“诗史”精神,这是对于诗歌功能的一大发展。

元、白接受杜甫以时事入诗的写法,但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诗史”的说法,到唐末五代杜诗的“诗史”精神才得以肯定。

2.接受杜诗的讽喻精神,或托古讽今,或托物讽刺,或直发议论
杜甫以议论入诗,对时事进行讽刺,前人多有论述。

如《兵车行》,王深父云:“时方用兵吐蕃。

故托汉武事为刺。

”[14](卷2,P117)《虢国夫人》仇兆鳌评:“乍读此诗,语似称扬,及细玩其旨,却讽刺微婉。

”[14](卷2,P162)又如《谒玄元皇帝庙》,钱谦益评:“玄宗笃信而崇事之(老子),公作此诗以讽谏也。

”[14](卷2,P93)而以议论入诗,胡夏客曰:“《赴奉先咏怀》,全篇议论,杂以叙事。

《北征》则全篇叙事,杂以议论”。

[14](卷4,P274)
唐末五代,由于社会环境的原因,托古讽今的咏史诗多起来。

先看韦庄的咏史讽刺诗《咸通》:
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

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

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

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

描写咸通时代权贵们奢靡的生活,一句“人意似知今日事”,即讽刺了今日的人也一样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第一句既点出时代———“咸通”年间,又点出问题的核心———“奢”,诗人笔锋所向,就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

可见诗人尖锐的讽刺。

又如他的《忆昔》,通过今昔对比,讽刺了正因当年五陵豪富醉生梦死的生活才有今天的离乱,金圣叹评曰:“前解写昔年,后解写今日。

此是唐人大起大落文字。

”[15](卷3,P116)韦庄还敢直讽当代,如《观浙西府相畋猎》是他在周宝幕中(据夏承焘《韦谱》)写的,讽刺骄横跋扈的镇海军节度使周宝拥兵自重,淫乐无度而野心勃勃;他的《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也是写金陵府相周宝醉生梦死的生活。

“其意境与杜甫‘似谀似讽’的名篇《赠花卿》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15](前言,P9)此言得之。

温庭筠的咏史讽今诗更多,或借六朝,或借隋炀帝、唐玄宗等故事来讽刺当代,含义深远。

如《经五丈原》借古代治军谨严的诸葛亮,并以投降的“谯周”得重用为反衬,讽刺今天的统治者无能,藩镇各自为政。

诗在立意与遣词用语上明显受杜甫《蜀相》、
《咏怀古迹》等诗的影响。

又如他的《苏武庙》,以苏武的忠讽刺今天藩镇之不忠,像苏武这样的人,今天再也见不着了,只好“空向秋波哭逝川”。

而借古讽今最典型莫过于《春江花月夜词》,诗歌借秦淮河水的荡漾,引发人们的思考:隋炀帝为何会亡国?这其实就是对当今统治者的一记响钟!他的《鸡鸣埭歌》、
《过
・
3
・
华清宫二十二韵》等皆借古讽今之作。

正如钱基博先生评:“温庭筠的七言律,如《过陈琳墓》、《经五丈原》、《苏武庙》、《寒食前有怀》……沉郁苍凉,亦出杜
甫。

”[16](P431)这种沉郁正来自于对统治者的讽刺、对
国事的担忧。

这些诗歌都是以历史上帝王荒淫奢逸而国破家亡的内容为题材,暗寓对统治者的讽刺。

其他如罗隐,多托物以达讽刺,《旧五代史》说他“诗名闻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讽
刺。

”[17](《梁书》卷24,P326)
他有50多首咏物诗,或借梅、
竹、菊等象征其情操,借莺、燕、蜂等寄托讽喻情怀。

如咏《雪》诗:“尽道丰年瑞,丰年事如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须多。

”在大雪纷飞的日子,富人可以围炉烤火赏雪,穷人身上无衣,饥肠辘辘,这不平等的待遇是谁造成的?这正是讽刺所在。

又如他的咏《蜂》诗,借蜜蜂歌颂辛勤的劳动者,而对那些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以无情讽刺。

劳动人民如蜜蜂终年辛劳,酿成的蜜却让剥削者夺去。

咏《金钱花》则讽刺更尖锐,“若教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
将”。

这个假
设,深刻讽刺权贵豪门的贪得无厌。

他的咏物诗,继承了诗人的比兴之旨,既有题中的精蕴,又有题外的远致,用事浑成,别有寄托,虽杜工部的《胡马》、《画鹰》和《病柏》,亦不遑多让。

3.接受和效仿杜诗寓议论于叙事的艺术手法
顾炎武评司马迁《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不
待论断,而在叙事中即见其旨”。

[18](下册,P1114)而杜诗
的“寓议论于叙事”已成为其诗法之一,如《石壕吏》,寓褒贬于叙事,这正是杜诗的“史笔”体现。

本来,杜韩对于晚唐诗人的影响,最为明显的是杜甫长篇叙事排律和韩愈等诗人的求奇。

温、李都有长篇排律,如温庭筠的《病中书怀呈友人一百韵》、《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西李仆射》等,就与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的风格很相近。

温庭筠的《病中书怀呈友人一百韵》以“顽童逃广柳”,写自己落第后为避战乱而逃避各地,叙述自己怀才不遇又历经战乱的遭遇,是“羸马卧平芜”,议论中抒情色彩很浓。

杜荀鹤则很典型地运用杜诗中这种“赋”法、即寓主观于客观叙述中,如他的《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截取了一个在旅途中遇到兵乱的场景,真实地反映当时兵荒马乱中百姓的惨遇,自己被“遍搜宝货”不敢作声,诗人在诗中不发一句议论,纯用白描,但字里行间透出了对乱军的憎恨,对统治者无能的讽刺,寓主观感情于客观叙事中。

又如他的《乱后逢村叟》,这首诗叙述了乱后一个老翁看到的凄凉景象:子孙被征完,鸡狗也没有了,剩他孤零零一人倚着柴门看落日。

在客观描写中寄寓了诗人对战争的憎恨及对百姓深刻的同情。

又如他的《再经胡城县》、《山中寡妇》,没有正面发出议论,却寓主观论断于客观描述中。

韦庄的寓议论于叙事中的诗也有不少,如《立春日作》:“九重天子去蒙尘,御柳无情依旧春。

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

”叙述唐僖宗狼狈逃蜀之事,诗人不直接下论断,但“今日不关妃妾事”却寓含了作者的评论:“皇帝无能”。

当年玄宗还说宠爱贵妃误国,今日僖宗之逃怪谁呢?又如他的《颍阳县》,此诗描写的是乱后荒凉的景象,在描述中透出他的哀伤之情,斥责战争的罪恶。

但相对而言,杜诗的“赋”法在韦庄诗中有了很浓郁的抒情色彩,更多是客观描述代替了叙事。

他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正有杜诗叙事的特点,他因此获得“秦妇吟秀才”之
称。

[19](卷68,P1020)
此诗开头是“中和癸卯春三月”,就
有点像杜甫《北征》以“皇帝二月秋,闰八月初吉”的叙事时间式开头,然后再“路旁忽见如花人,独向绿杨阴下歇”,这个“如花人”即“秦妇”。

从她的叙述中,描写了黄巢义军进入长安后的情形,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昔日繁华皆埋没,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百万人家无一户”,这种惨状至“公卿
多垂讶”。

[19](卷68,P1020)
这全部是秦妇的叙述,诗人没
有直接发一句议论,但字里行间寓含了他对义军的憎恨与谴责(虽有阶级局限,但也是事实),对受苦难流落他乡的百姓的同情。

三、余论
综上所述,唐末五代诗人对于杜诗的接受,一是接受杜诗现实主义的“诗史”精神,并确立其“诗史”地位;二是接受杜诗的讽喻手法;三是接受杜诗的“于叙事中议论”的手法。

这种接受一是基于相似的社会环境,二是基于唐末五代诗人的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

上文已提到,皮日休、杜荀鹤、韦庄等,虽累举不第,仍汲汲于功名。

古代的文人要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只有科举一路,对于他们的汲汲于功名无可厚非,正是“儒”家思想的体现,这正与杜甫以“儒”为主导思想相仿。

虽然,他们在五代时也有归隐之想,[20]但不能否认他们前期的思想。

韦庄入蜀为王建相后,颇得重用,但自892年进京应试到入蜀为相,韦庄的诗
・
4・
歌创作进入了尾声,不能代表其诗歌主流。

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韦庄,他对杜诗的接受和传播有突出的表现。

首先是心仪杜甫。

他的弟弟韦蔼在《浣花集序》中说:“明年(902),浣花溪寻得杜工部旧址,虽芜没已久,而柱砥犹存。

因命芟夷,结茅为一室。

盖欲思其人而成其处,非敢广其基构耳。

”[15](P1)陈寅恪在《韦庄秦妇吟校笺》一文中也说:“端己(韦庄字端己)生平心仪子美,至以草堂为居,浣花名集。

”[21](P435)其次,韦庄编的《又玄集》收了前人诗集里不选的李白、杜甫、岑参、高适等人的作品,并将杜诗列为所选唐人诗歌作品的首位;而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念念不忘杜甫诗。

“后(韦庄)诵子美诗‘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吟讽不辍。

”[19](卷68,P1020)他的《浣花集》把杜诗列于首位,对于杜诗的传播作用是巨大的,使杜诗在宋代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与接受,无疑有着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许总.唐诗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2]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李肇.唐国史补[M].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0.
[4]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刘.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辛文房.唐才子全传[M].李立朴译注.贵阳:贵州人民
出版社,1994.
[7]孙光宪.北梦琐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皮日休.皮子文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孙宜君.文艺传播学[M].济南:济南出版社,1993.
[10]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刘明浩.“杜荀鹤体”与杜荀鹤的人品[J].东岳论丛,
1997(1).
[12]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M].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2000.
[13]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4]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5]李谊.韦庄集校注[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16]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93.
[17]薛居正,等.旧五代史・罗隐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76.
[18]顾炎武,黄汝成,栾保群,等.日知录集释[M].广州:花
山文艺出版社,1990.
[19]计有功.唐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0]彭庭松.生活转折与创作转型———试论皮日休创作差
异形成的原因[J].中南大学学报,2003(5).
[21]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2.
[责任编辑　兰一斐]
Establishment of Epic Spirit
———On the Acceptance of DU Fu’s Poems by Poets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HUAN G Gui2feng
(College of Chi nese L anguage&L iterat ure,Beiji ng N orm al U niversity,Beiji ng100875)
Abstract:Scholars with similar destinies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established DU Fu’s status as a poet of epics and created a great many realistic literary works by imitation.Scholars who were not em2 ployed at high levels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because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accepted and developed DU Fu’s allegorical poems as well as artistic style of combining argument with narration.The emer2 gence of epics of using the past to disparage the present as well as the acceptance of DU Fu by WEI Zhuang indi2 cated this.
K ey Words: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epic;combine argument with narration;use the past to disparage the present;WEI Z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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