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的致之之道

学术自由的致之之道
欲学术自由，或打破社会控制，或寻求精神解放，然社会控制非一己之力所能为，精神解放则或可努力致之。

致之之道，前贤多有所论,试阐发之。

“学术自由，在西方历史上同大学自治是一对孪生概念，是指大学从政府和教会那里争取到的学术权利，大学在政府或教会许可的范围内有教学、研究和学习的自由。

即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可以自主解决学术上的事情，而不受学术范围以外的政治、宗教等社会因素的干扰”。

从学术自由的定义来看，狭义的学术自由指学者在本学科领域内的教学和研究自由，不受任何政治、宗教等外在权威的干涉和威胁，学者完全依据学术标准处理学术事务；广义的学术自由还包括学者的政治自由，学者作为社会公民有权发表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主张。

有云“欲学术自由，或打破社会控制，或寻求精神解放，然社会控制非一己之力所能为，精神解放则或可努力致之”，我对此种说法有不同的看法。

愚以为社会控制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的学术氛围，但并不能限制个人研究的自由。

以陈寅恪先生为例。

陈寅恪作为现代学者，最看重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可以说，这是他终身所坚持并为之奋斗的目标。

1929年，先生在其所撰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短短的一篇碑铭，特标出”独立自由”四字，并以脱却俗谛桎梏为发扬真理的前提条件，现代学术的精义，可以说都在其中了。

在其中先生首先提出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而且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

新中国成立后，为保证个人的研究自由。

陈寅恪向中国科学院要求，“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

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

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

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此后，虽整个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下，陈的研究却可以保持相对自由。

以上可见，个人学术的自由是可以摆脱社会控制的，虽然很难，但并不是不可以做到。

对于学者来说，需要有坚持真理，锲而不舍的精神，宁可触犯当权者也绝不退缩。

当然，要做这一点不是人人都可以的，也不应该要求每一个人都如此，但是应该是作为我们自勉的方向。

是否真的有“自由”，是否真的有“学术自由”暂且不论。

社会控制下的研究成果、不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是否属于学术，我认为不属于。

最后说回精神解放的“致之之道”，窃以为是“不困于境，不困于己”，具体办法，则因人而异，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