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河南的儒学教育

论元代河南的儒学教育
蒙金战争使北方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遭受了巨大破坏，但在河南地方官员和士绅的保护与支持下，河南儒学教育依然得到延续和发展。

由于地方政府对兴办学校的重视，士绅群体对兴办学校的资金支持，以及儒学名士对学校教育的积极参与使河南境内教育事业在宋代之后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尽管元代河南的教育水平与江浙地区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但总体来看，河南儒学教育的整体水平已有很大发展。

标签：元代；河南儒学教育；书院
金朝末期，河南①是蒙金战争的重要战场，金朝灭亡后，河南的儒学教育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元朝统一全国后，当地的教育水平又有哪些新的发展？目前学界研究对元代河南官学、私学、书院等发展情况均有涉及，但大多失之简要。

②本文拟对此作一较为详细的探讨。

一、大蒙古国时期教育形式的多元化
大蒙古国时期，受战争影响，北方各地学校大多遭到破坏，中原士人生存困窘。

如元太宗窝阔台汗七年（1235），徐霆出使燕京，亲眼见到当时儒士的生存境况：“外有亡金之大夫，混于杂役，堕于屠沽，去为皇冠，皆尚称旧官。

王宣抚家有推车数人，呼运使，呼侍郎。

长春宫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赋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惨伤也。

”③这一时期，私相授受是北方士人传承学问的重要途径，而一些地方学校也在严峻的社会环境中持续运转。

1.私相授受
金朝灭亡前后，儒士与普通民众一样，或被驱为奴，或四散逃亡，命运多艰。

进入新朝后，一些士人虽然获得仕进的机会，但仍不忘传授学问。

元太宗十三年（1241），姚枢出为燕京行台郎中。

后弃官，携家来到辉州（今河南辉县），“作家庙，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敦）颐等像，刊诸经，惠学者，读书鸣琴，若将终身”④。

河南廉访使杨奂定居洛西，专以讲学为业，“诱掖不倦，及门者后皆知名”⑤。

待战乱局势稍为安定，更多士人专以教授为生。

金末名士李俊民，“居乡闾，终日环书不出，四方学者不远千里而往，随问随答，曾无倦色”⑥。

邢台人王德元，壬辰之乱，“避兵来许，许人以为师。

出其门者前后数十百人。

经先生口授经者今且老，犹历历成诵”⑦。

河东人赵鹏，“北渡后，流寓淇南（今淇县南）”，以“教诸生为业，识者多之”。

⑧
2.学校讲学
蒙金战争虽然使得地方学校多惨遭破坏，但一些地方乡学仍在运转。

如哈剌鲁人伯颜祖父定居濮阳县南月城村，伯颜“恒执书册以游乡校。

母亦贤明，遂使就学”⑨。

又如中书粘合珪开府彰德，杜瑛入其幕府，“传经授业，后学满门”⑩。

再如王昌龄领卫州事，名士徒单公履听说王昌龄主治卫州，“幡然来归”，王氏“为治堂黌，极宾礼，选子弟之开敏者，从而师之”，此后，“郡之文风尤为煟兴”。

B11
在大蒙古国时期，河南地方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以下两点值得提出：
其一，彰德、卫州是当时河南文化教育事业较为发达的地区。

金末，彰德、卫州成为各地儒士避乱较为集中的地方，“金之将亡也，遗老儒硕皆来居相”“各以经术教授相，盖彬彬乎多文学之士矣”。

B12众多文士的汇集，自然对地方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其二，随着少数民族的南下，居处汉地的各少数民族逐渐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开始有人接受儒家学说的教育。

蒙古人塔出、雍古马祖常父辈便是显例。

塔出为成吉思汗季弟别里古台曾孙、霍历极之子，塔出“性温厚，谦恭好学，通经史，能抚恤其民云”B13。

雍古部族马氏家族也是接受汉文化较早的家族。

马氏家族金末迁开封，在金、元两朝为官。

他们很早就非常重视儒学与儒士。

元宪宗二年（1252），“料民丁于中原，凡业儒者试通一经，即不同编户，著为令甲”。

“儒人免丁”的政策，即始自马祖常的曾祖父月合乃。

月合乃“举海内贤士杨春卿、张孝纯辈，分布诸郡，号称得人。

又罗致名士敬鼎臣，授业馆下，荐引马文玉、牛应之辈为参佐，后皆位至卿相”。

B14可见，马氏家族为中原地区的文化繁荣作出了贡献。

二、元朝时期官学教育的普及
世祖忽必烈继位之后，在私学继续发展的同时，地方官学得以正式设立和恢复。

中统二年（1261）八月，“王鹗请于各路选委博学老儒一人，提举本路学校，特诏立诸路提举学校官，以王万庆、敬铉等三十人充之”B15。

河南地区的学校在此背景下也相继恢复与建立起来。

1.纪念地方贤士而兴办各类学校
纪念地方贤士是地方官员积极出面建立学校、教育后人的重要动力。

在这些学校次第兴建的过程中，地方官员或当地缙绅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

其间兴办的学校，一类是为纪念地方先贤而建。

如为纪念诸葛亮而建的南阳书院于至大二年（1309）春开工，皇庆元年（1312）秋落成。

B16为纪念苏辙晚年“归休乎颖（颍）上”而建的颍昌书院，是在许昌人冯梦周倡议之下，集资建立的。

B17马润出守光州期间，“乃立学官而躬教之，谓司马公实生是邦，家而奉祠，示之德行，规以革其顽鄙”B18。

可见，光州学校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司马光的影响。

另一类则是为纪念当代賢士而建立。

如位于洛阳偃师的缑山书院，就是为纪念杜瑛而建的。

“河南部使者请建书院”，得到朝廷批准，于是，至正元年（1341）五月，建立缑山书院。

B19鲁斋书院与雪斋书院则分别为纪念元初大儒许衡与姚
枢而建。

大德年间（1297—1307），许衡乡人王纪即在覃怀“作祠庙学西偏”，但“庳隘弗称”，后因其学地处许衡故乡，始改为书院。

B20至正七年，监察御史上书：“圣朝以鲁斋许文正公从祀孔庙，覃怀又立书院，先生（姚枢）首倡道学，辉州讲道之地，宜立书院，设山长，以淑诸人。

”得到朝廷批准。

B21而位于许州（今许昌）的长社县学，则是因纪念为当地教育做出贡献的王德元而建。

金末壬辰之乱，王德元避兵许州，以教授生徒为业。

王氏卒后，地方官府于大德八年（1304）“以其宅为长社县学，立礼殿讲堂，赋其田以为廪饩”。

至大元年（1308），门人郝守宁与众人“筑屋于学，以奉先生遗像。

于是县长吏、学官、诸生，以春秋释奠先圣之明日，遂祠之。

岁会田入三之一，以具祀事”。

B222.旧有学校得以重修
从大蒙古国时期开始，一些地方庙学便被相继修复。

如汴梁庙学，“始终五十余年，凡资画十二官而后完”。

至元二十七年（1290），汴梁新庙成。

B23卫州在金朝即有庙学，金末毁于兵火。

元宪宗八年（1258），知州王昌龄首先在故基之上加以修复。

后经至元三年、至元十三年持续修建，至大德九年（1305），“中外修完”。

工程完工后，其“土木之崇，饰像之尊严，与夫师生之位、贮储之所，较邻郡为有加”。

B24再如彰德路，当地庙学于金末遭兵毁，“国初，郡侯李帅芟荆榛，夷瓦砾”，率领步卒在遗基之上复建，后因“雨潦堕废”，“至元六年己巳，总管王遵重建，继之营修者时有人焉”。

B25
世祖继位后，河南地区修复学校的活动不断开展，并且一直持续到元末。

如塔必迷失出任卫州路达鲁花赤时，“孔子庙兵后废撤不复者五十载”，塔必迷失首议加以修建，卖掉二马并以两月俸禄以佐所费，并与路总管陈祐一道共襄盛举。

庙成，“壮丽甲诸郡，释菜告朔，文物煌煌”。

B26至元二十四年，脱脱与黄君卿同守郑州期间，因当地庙学过于卑陋，于是在汉故基之上加以整修，“圣宇贤庑，师席生斋，下及于井灶，备具一新”，工程于当年二月开工，次年七月落成。

B27登封北宋年间即有庙学，皇庆二年（1313），当地耄老于废址之上加以营建，“为殿以祀先圣先师，堂以讲诵”，后“圮坏不葺”。

后至元五年，工部郎中温格非“率其里之士，出私财斥新之”。

后向朝廷申请，改为“颍谷书院”。

B28至元二年十月，宁陵县（今宁陵）达鲁花赤脱欢溥化目睹庙学“大成殿规制未宏，屋宇陋而不具”，乃与县尹王澄共议，于次年二月，先捐俸为倡，“市财佣工”，重修大成殿门前垣，立櫺星门，新建屋两间，起西斋，新东斋。

未几，王澄因病去职，脱欢溥化独自完成庙学修缮之事，并整顿核实学田收入。

他勤劳于庙学之事，也感动地方人士纷纷出资捐助。

B29至正八年（1348），撒台出任鲁山县（今鲁山）达鲁花赤，见当地庙学屋宇摧坏，即与判簿陈鼎相商重修，不一月即修成。

又重修宫墙、讲堂，讲堂宫墙落成后，“巍然可观”。

B30
此外，县级以下的学校也受到关注。

如偃师县府店（今偃师府店镇）庙学。

延祐三年（1316）秋，贾渊出任偃师县尹，见府店旧有文庙，“睹其庙貌倾溃，圣像残毁，瓦砾积阜，荆棘翳如”，即谋于僚属，“劝率士庶，出资给力”，且“官为割俸”，以助修学经费，逾年告成。

B31
3.为弥补地方教育不足而重新兴建各类学校
元朝统一后，河南境内教育资源缺乏的基层地方在各民族有识之士的努力
下，新的学校也得以次第兴建。

如仪封县（今兰考东北）因战火遭毁。

宪宗二年（1252），仪封县在新地重建，中统四年（1263）秋，县尹裴满与达鲁花赤奥兀剌等人相商后，捐俸相倡，建立庙学。

B32帖木儿不花出任光山知县，与同僚及当地“耆德”之士相商建立书院，以“育人材广教养”，并以此纪念当地先贤司马光，得到众人支持，“乃买县治西偏故第袤若干亩”，名为“涑水书院”。

“辟斋五，聚邑士之俊造与幼而学者分教之。

游息之所，讲肄之室，庖廪井厩，靡不备具。

贫无以资学，及四方宦而游者，至则如归。

”B33
元代后期，地方的兴学活动依然存在。

如穰县（今邓州穰东镇），月鲁不花出任该县达鲁花赤后，出其田禄以倡导兴学，民间响应捐款，在邓州州治之西买地建设，立孔子、颜子以下14人之像，并绘72子以及其他从祀诸儒，建立学舍廪厝，使师生安居，并表题其曰“穰县之学”。

B34
这一时期，地方乡学也次第设立。

如梁贞任济源县尹期间，“立乡校，设师弟子员，集孝弟节义等事，使读者有所兴起”B35。

野仙若思任柘城县（今柘城）主簿，设立社学，“择端士职训，而文风益振”B36。

除了官方的兴学活动外，一些人还以个人之力加意兴办教育。

如砲手军千户、克烈人勖实带随军南征时，所至之处，唯以搜求图书、拯救被俘士人为务。

天下底定，兵火刚刚平息，便在所屯之地建伊川书院、立社，以教导民众。

B37
三、兴学的举措与效果
元代河南各级地方官员通过种种努力，使得庙学、书院等各类学校遍布河南各个地区。

元代河南地方儒学之所以普遍得到发展，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官员重视兴学
元代河南地方官员不仅积极加强学校师资等基础建设，而且亲督课业或亲自督建相关设施。

如马祖常之父马润出守光州，“乃立学官而躬教之”B38。

又如鲁山县达鲁花赤撒台在重修当地庙学宫墙、讲堂时，“不避酷暑，朝来分工之毕，入县署事，午后衙散，复来都工，如此然后讲堂宫墙皆得落成，巍然可观”。

天暑之时，撒台“又以规划于明伦堂前起盖凉棚，令诸生肄业于斯”。

凡朔望之日，撒台与判簿陈鼎二人“率僚属并各保社学师生五百余员，躬诣文庙行香，会集讲堂，讲明道义，问难义理，考正课业，亹亹不倦”，“又于宣圣殿前后栽种埋头畦桑千有余株，区田一所，及衙散之后，不时下学亲诣地内，耳提面命，教以耕耨，令众取式，期于有成”。

B39
2.割地助学
在地方统治者及势要之家的支持下，河南各地学校都拥有多少不一的學田，以维持师生日常支出及祭祀所需。

如武宗年间（1307-1311），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玮“以地三千亩立书院于南阳祠忠武侯”B40。

英宗至治年间（1320-1323），光
山县涑水书院成立后，当地政府则“置稻田若干亩，为收岁入以赡，且以供祀事”B41。

此外，一些地方大族还不惜割让私田以充学校田土。

如赵良弼，“故有地三千亩，乃析为二，六与怀州，四与孟州，皆永隶庙学，以赡生徒，自以出身儒素，示不忘本也”B42。

3.加强书院藏书
藏书的多寡是衡量书院等学校实力的重要指标，因此，在学校兴复或建成之初，配备藏书即受到官方或有关个人关注。

学校藏书主要来源于官方和私人捐赠两种途径。

蒙古人千奴任官廉访使时，曾积极推动南阳书院藏书。

南阳书院建成后，“乃葺旧阁，谋藏书也。

会宪使历山公俾提举学事者萃列郡校官板本书至，因庋之其上，以待学者。

汇经史子集为入架，架有壁而加扄鐍焉”B43。

颍昌书院建成后，许昌人冯梦周不仅将所藏书版归之书院，而且，“其平日捐金以购买之书籍，自六经传注子史别集以至稗官杂说，其为书凡若干万卷，亦悉归之书院”B44。

汲县人张思明“积三十年，得凡经史子集若干卷”，后将其放在共山书院。

B454.重视对教师的聘任
各地学校普遍重视对师儒的选择。

如颍昌书院建成后，对于“训导之师，则慎严其选”“必经明行修可以成就人才者”才能膺任，“岁以地三顷之入给之弟子，不踰廿员，多则耗其师之力。

旬月季严课试法，必弟（第）其高下，激赏以示劝惩”。

B46孛术鲁翀，“年出二十，号称巨儒，由宪府荐，授襄城学官。

汴省右丞廉公恂辟掾，辞，擢汴学正”B47。

一些地方官府或个人甚至不惜重金聘任名师。

如登封庙学修缮时，当地官员“捐重币以聘学完行修士为师，以教其乡之子弟”B48。

又如濮阳当地的乡校讲室亦乐堂落成前后，唐兀崇喜（字象贤）“与兄思贤暨闾里信义大夫诗礼之家，愿备厚礼，敦请新除密州儒学正唐兀彦国先生以主师席，教诲各家子弟”B49。

从以上兴学的举措来看，元代河南的儒学教育大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不仅更多的普通家庭能够接受儒学教育，而且不少地区的学子还有机会接受学问精深的学者的教诲，河南儒学教育的整体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直至元代后期，与江南各地相比，河南的教育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

元末郑元祐在《颍昌书院记》中写道：“江南归职方，书院之建几十倍于昔。

若中州先哲之所过化、礼乐刑政夫岂东南所可企及？然由仁庙设科取士，考于各省士额多寡，河南许洛为天下中，然河南士额视江浙裁什之六，则夫两地学校盛衰概可见已。

”B50
这里，郑氏从科举取士名额分配的角度，认为河南行省学校与江浙地区还有很大差距。

至正四年，郑元祐所作《送赵克上序》云：“自仁庙设科取士，更今三十一年，初虑科举久废，士习不同，于是河南省三岁贡士裁七人，视湖广则少矣，视江西则尤少，视江浙裁三之一。

今更一世累圣继明，河南士类曾不少增，而士论亦恬不以怪。

夫河南为国家内地，其归版图，甲子两周于兹矣。

自昔士之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实者，三代以降，概多出于大河之南，顾至于今而士气疏落，乃若此。

”B51
前引郑元祐对河南行省与江浙行省“两地学校盛衰”的感叹，与这里所说河南行省“至于今而士气疏落”的感叹，似乎说明，元代江浙地区的教育水平要远远超出河南行省。

那么，事实是否真如我们分析的这样呢？实际上并非如此，正如李治安教授所言，河南行省贡士名额偏少，只是对“河南行省大片原南宋辖地的南人贡士名额偏少”的抱怨和牢骚。

“从总体上看，河南行省乡试合格者参加朝廷会试及御试的登进士第的人数，在全国各行省中还是比较靠前的，仅次于江浙、江西。

”B52因此，决不能仅仅从郑氏表面所说而因此否认河南行省儒学教育所取得的发展与成就。

通过以上考察，不难看到，元代河南地区的学校教育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蒙古灭金后，北方地区相对较为安定，甚至一些南宋士人也遷居于此，这无疑为各族士人学习汉文化提供了机会，儒士在各地的讲学等活动，使得儒学不断延续下去。

其二，忽必烈继位以后，在蒙、汉等各族官民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建设得到发展，从而使河南的教育在宋代之后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

其三，各地的少数民族官员或倡议兴学，或主持兴学，或延师以教乡民，从而在地方得到百姓的赞许。

如马祖常之父去世后，乡人“思慕郡伯之政，念其子之劳而将去”，于是帮其卜地，并修葺房屋以安家。

在光州定居期间，祖常与乡邻和谐相处，“寒冬不耕，其父老各率子若孙，持书籍来问《孝经》《论语》孔子之说。

”B53其四，尽管元代河南的教育水平与江浙地区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但总体来看，各种有利于学校发展的措施在各地普遍实施，不仅使接受儒学教育的家庭越来越多，而且使河南儒学教育的整体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

注释
①元朝统一全国后，在地方上设立行省制度。

其中，河南行省地域辽阔，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大部以及江苏、安徽、湖北三省当时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所以又称河南江北行省。

本文所涉及的地域，是以今天河南省的地理范围为界。

②代表性的成果，如河南教育通史编纂委员会编：《河南教育通史》，大象出版社，2004年；任崇岳主编：《河南通史》（第三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单远慕：《中原古代教育》，《天中学刊》1996年第4期。

③彭大雅、徐霆著，王国维笺证：《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15页。

④B13B14B42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3711、2906、3245、3746页。

⑤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九《薛庸斋先生墓碑》，《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70年，第360—361页。

⑥杨奂：《李状元事略》，李俊民：《李俊民集》《附录一·生平资料》，魏崇武等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245页。

⑦B22虞集：《虞集全集》上册《许州长社县王先生祠堂记》，王頲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64、664页。

⑧王恽：《秋涧集》卷五二《金故朝请大夫泌阳县令赵公神道碑铭（并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第121-122页。

⑨潘迪：《伯颜宗道传》，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附，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6页。

⑩胡祗遹：《胡祗遹集》卷一八《缑山先生杜君墓志铭》，魏崇武、周思成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381页。

B11王恽：《秋涧集》卷四七《故真定五路万户府参议兼领卫州事王公行状》，《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第70、71页。

B12崔铣辑：嘉靖《彰德府志》卷七《选举志七》，《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第3页上。

B15宋濂：《元史》卷四《世祖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74页。

原文系此事于“九月”，当以八月为是。

参见陈高华《元代的地方官学》，氏著：《元史研究新论》第379页注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