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五京”互动机制研究

渤海大学学报二○二○年第二期
辽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治理，从而巩固其长久统治，先后设置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中京大定府和西京大同府。

到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辽朝地方五京体制最终形成。

辽朝五京设立不是偶然的，是辽代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发展契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需要，更是巩固多民族统治与维护统一的需要。

辽朝五京作为独特的行政管理体制，通过互动机制发挥社会治理机能，从而有效地实现辽王朝对地方的管理与统治。

本文基于行政管理与社会治理视角，基于对辽朝五京研究学术史的梳理，运用典型人物与个体案例分析等方法，全面钩沉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并就辽代五京一体化、内外互动机制、五京机构、五京官员升迁转任、政绩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较为全面深入而又系统地思考与探索。

一、关于辽朝“五京”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关于辽朝五京问题研究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专家学者们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就辽朝五京设置问题，设置的目的与意义，设置的原因、性质与功能，建筑与
“一带一路”与东北亚走廊研究
主持人语：本期刊发两篇文章。

张志勇《辽代“五京”互动机制研究》对学术界辽代五
京问题研究作了较为详细的学术梳理，在此基础上利用辽史和碑刻资料，对辽代五京的形
成、发展和演变，以及五京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论述，认为辽代以五京为地方行政管理核
心，形成独特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五京之间、五京与区域内诸州之间互相作用、相互影
响，形成内外、上下互动机制，有效地发挥了社会治理机能，实现了行政、民政、财政、军政
的一体化，很好地实现了辽王朝对地方的管理与控制。

王香《清末奉天省警察职业教育考
论》一文，分析了奉天省警察教育实施的历史背景,认为奉天省基本实现警务学堂与警察
教练所为主的二重警察教育体系，分别教育中、高级警察官与下级警务人员。

这一警察教
育体系为近代奉天省警察培养奠定了基础。

奉天省的警察职业教育符合近代社会发展对
警察职能的需求，传播了西方警务知识和技能，提高了警察群体素养。

同时，警察教育也成
为影响警察群体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

本期栏目主持人：崔向东
辽朝“五京”互动机制研究
张志勇（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辽宁阜新123000）
摘要：辽朝设有“五京”，“五京”在辽朝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辽代社会治理过程中发
挥了十分重要作用。

本文通过对辽朝“五京”问题研究的学术史梳理，检索辽史和碑刻资料所记辽代“五
京”留守官员，并在对此进行统计分析基础上，就辽朝“五京”互动机制实现途径与效应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辽朝；五京；城市功能；互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K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254（2020）02-0027-07
收稿日期：2019-12-09
作者简介：张志勇（1960—），男，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教授，从事辽金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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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特征，体制与官员，作用与影响等问题开展
研究，提出许多真知灼见。

（一）关于辽朝“五京”设置问题研究
关于辽朝五京设置的时间、年代、建立者、
建立的顺序诸问题，学界没有多大争议，文献记
载也比较清楚。

但是关于辽朝“中京”设置问题，
学界有一些分歧。

辽朝是有一个“中京”还是两
个“中京”？“中京”是否为“南京”之误？清代考据
学家钱大昕认为“中京”为“南京”之误[1](924)。

袁
刚、李俊义则认为辽朝历史上曾经设立了两个
“中京”，即镇州和后来的中京大定府。

但是镇州
成为中京不久，就再度陷落。

然而，在镇州早已
易手、“中京”尚未建成之前，辽朝确曾设立过中
京留守司，并任命室昉为中京留守[2](8)。

对此，他们
提供了一些现象，引发后来者思考。

何天明研究
员则提出“辽朝步入盛世的京城——
—辽中京”[3](51)。

笔者检索了辽代文献资料，其中在辽圣宗正式
建立中京之前，《辽史》中就有多处记载“中京”
的史料，考古资料还未发现。

所以辽朝可能存在
着两个“中京”。

（二）关于辽朝“五京”的性质问题研究
关于辽朝五京性质问题，史学界分歧比较
大。

一种观点认为，上京是都城，其余为陪都，以
何一民为代表。

他认为，“辽王朝实行五京制，上
京为首都，其余四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则
为陪都，从而形成五个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城市。

”[4](317)第二种观点认为，自辽圣宗建
成“中京”后，上京临潢府成为陪都，而“中京”则
成为事实上的首都。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认为，
“上京临潢府变成了旧都，也是一个陪都。

”[5](43-53)
针对上述观点，林荣贵则提出：“上京是有辽一
代的法定首都，而中京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均非
首都。

”[6](291-310)葛剑雄则认为“中京是辽后期事实
上的首都。

”[7](310-322)第三种观点以傅乐焕为代表，
认为“五京”不是辽朝的政治中心，“四时捺钵”
在辽朝政治体制中具有政治中心或说政治核心
的作用[8](37)。

李桂芝认为，辽代政治中心不在具
有城国特征的五京，而随着皇帝的行踪转移[9]
(51)。

仁爱君认为，“辽朝具有浓厚的行国特征，虽
称五京，但政治权利的中心却不在京城”[10](8)。

肖
爱民对此作了系统而又深入地研究，提出：“由于
契丹皇帝一年四时捺钵，不住在五京中，至五京
属于临时行为。

在五京中，辽朝既没有建中央衙
署，也没有设朝官，所设的京官属于地方官。

因
此，辽朝的政治中心也就不是五京中的任何一
京了”[11](11)。

康鹏副研究员也认为，五京之中的任
何一个京城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都，辽朝的
政治中心在于四时捺钵，中央政府总是跟随皇
帝四处游移[12]。

第四种观点认为辽朝有首都、有
陪都，有大城市，以张国庆为代表。

他说：“辽有
五京，上京临潢府，为辽代前期的首都；中京大
定府，为辽代中后期的政治中心；还有东京辽阳
府、南京析津府和西京大同府，均为辽的陪都。

五座京都，五座大型城市，加上城区居民，构成
了辽代典型的城市社区”[13](97)。

（三）关于辽朝“五京”建筑风格与整体布局
方面研究
辽朝五京建筑风格与整体布局研究的文章
比较多，专家学者们运用有限的文献资料和丰
富的考古资料，从建筑学、城市学等不同角度，
运用调查、考古及对比的方法进行研究。

陈述在
分析京邑城镇的建置次第和类型过程中，分别
就辽朝五京的营建和规制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
系统的分析[14](82)。

舒焚在对辽朝的疆域和行政区
划分析过程中，还绘制了辽五京和府、州、军、城
表[15](135-162)，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基础。

项春
松研究员则从历史与考古角度，对辽朝五京整
体建置、布局、功能等作了研究[16](48-87)。

刘晋华在
其硕士论文中，就“京”与“都”、城市与都城含
义、五京性质、五京城市规模、建立过程、原因、
地理与自然环境、布局特征等问题提出了一些
看法[17](8-37)。

关于这方面研究还有张瑞杰的《辽上京、辽
中京遗址述略》[18](18-19)、孙晨《试论辽代都城之朝
向——
—以辽上京和辽中京为例》，文章在近几年
来辽上京考古发现的基础上，通过其结构分析
认为朝向为“坐西朝东”，并将其与辽中京进行
对比，探索其朝向的差异之成因，认为都城朝向
的转变与契丹的汉化、辽宋关系的转变、辽代统
治重心的南移密不可分[19](28-30)。

（四）关于辽朝“五京”功能与作用方面的
研究
陈述先生认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文化
综合表征”，京城建立“会促进经济文化交流”，
“客观上有一定促进作用”[14](96)。

王德忠从军事、经
济、文化三个方面讨论辽朝五京城市功能[20](77)。

肖爱民认为，上京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创业
之地，又是“辽内四部族”的牧地，契丹统治者十
分重视，故在五京之中地位最重要；东京是用来
控制渤海、女真，备御高丽的；西京是备御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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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南各游牧民族的；南京是备御北宋，经济最为发达，为财政的主要来源[11](59)。

仁爱君也是
这种观点，认为“各京的特点不同，
作用也不相同”[10](279)。

赵望秦、张新科提出：“五京作为各
种资源的集中地，既是权利的象征，
政治斗争和获取政治权力的工具，也是辽王朝进行地域集
团控制、民族调和文化整合的据点。

”[21](84)凡是研
究辽朝五京问题的专家学者无不提到辽朝五京的功能与作用，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五）关于辽朝“五京”
文化与教育方面的研究关于辽朝五京文化与教育问题，一直以来是专家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进一步深入开展五京问题研究的核心与关键。

郑恩淮提出辽朝文化中心在南京(今北京)，辽王朝在境
内设有五京，上京乃辽太祖创业之地，
为辽朝政治中心。

辽朝的文化中心却不在辽上京，在辽南京[22](175)。

王德忠教授也对辽朝五京的文化
功能作了比较系统而又深入研究[20](77)。

高福顺对辽代五京教育问题研究颇深，不仅发表了系列
论文，还出版了《辽朝教育研究论集》
，分别就辽朝教育政策、五京学建立发展与演变、
五京学与国子学的区别、五京学的内容与特点、
五京教育的地位与影响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23](29-77)。

（六）关于辽朝“五京”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研究
这是与本课题研究关联最为密切的内容。

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内容不多，在专家学者
们出版的学术专著中有所论及。

舒焚认为，
“辽朝的行政区划，存在三个系统：
一是以民政为主的系统，即京、府、州、县；
二是军政、民政兼理系统，即部族辖地；三是军事管制系统和单纯的军
政系统，即招讨、统军等司辖地。

”[15](142)
这些区划
和有关机构与职官的设置，
经太祖、太宗始奠，以后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

岛田正郎认为，“在辽朝，与州县制并存的还有都城制”
，并就五京二府设置的统治机构与官员作了描述与分析[24](167)。

康鹏在其《辽代五京体制研究》博士论文中，就燕京地区的军事机构、东京道与东丹国的关
系、上京与中京地区诸州县性质、中京地位与边疆军事机构、辽朝统治特征与官员选任方式等
问题作了全面而又系统的考辨。

杨福瑞指出：
“从阿保机‘依唐州县建城’
开始至圣宗开泰年间,辽朝进行了百余年的州县制推行历程，
最终在其统治区内确立了五京行政区划体系格局。

”[25](580)
李谷城结合辽代南京、古之幽州、今北京地
区实际，在对大量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检索的基础上，对辽朝南京地区机构设置、
留守官员、职掌、政绩、升迁等诸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26](1-5)。

杨军、王旭东[27](68-71)及王旭东在《辽代上京留守
选任研究》[28](19-26)《辽代五京留守研究》
[29](117-222)《辽朝东京留守的选任及其特点》
文章中，对辽朝五京留守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考察辽朝五京建立和五京留守的职掌，分析了辽朝五京留守的任选，阐述了五京留守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为汉族留守的选任由前期的战时需要逐渐向中后期的荫补、科举等制度性措施过渡[30](75-78)。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辽朝五京诸问题的
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也发掘出一些新的资料，为我们做进一步深入思考与研究奠
定了基础。

但是个别问题研究还不够深入，
一些领域还亟待开发。

二、辽朝“五京”
概述（一）辽朝“五京”设立的经过与发展
从现有辽朝史料记载看，辽朝五京并非同
时设置。

始于辽太祖建皇都与西楼，
到辽太宗会同元年（938）“以皇都为上京，
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城中京，
兴宗升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
[31](438)。

可见，五京的建置从太宗时开始诏修改建，至兴宗朝才宣告完备，
前后用了106年。

在这个过程中，五京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见表1）。

叶隆礼在
《契丹国志·四京本末》中，对辽朝上京、中京、南京、东京建立的时间、
过程、各京所处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民族、
风俗民情作了介绍与分析[32](240-241)。

（二）辽朝“五京”设立目的与原因
关于辽朝五京设立的目的问题，专家学者们基于不同角度也有不同的看法。

若从行政管
理视角出发，则可概括为：
强化对地方的管理与控制，巩固辽朝长治久安。

李桂芝说：“五京是用来统辖州县的，治理的重点是汉人和渤海人。

”[9](51)
傅
海波、崔瑞德说：
“每一座都城……是一个当地行政管理网的区域性中心”，“这些都城，尤其是南京和东京的总管（留守）
，在其各自地区内行使着极大权力，他们是辽朝政治体系中最强有
力的人物之一。

”[33](78)
由此可见，辽朝统治者加强对地方的管控乃至全国的管理与控制，是设置五京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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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辽朝五京设置情况表
序号名称设立时间京址资料出处
1上京辽太祖神册三年(918)二月，始建皇都
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十一月，诏以皇都为
上京
建皇都于西楼地
临潢府(今内蒙古赤
峰市巴林左旗林东
镇南的波罗城)
《辽史》卷1《太祖纪上》12页；《辽
史》卷4《太宗纪上》45页；《辽史》
卷37《地理志一》440页
2南京初为南京，也称燕京
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得后晋所献燕云十六
州地，升幽州为南京
析津府（今北京）
《辽史》卷3《太宗纪上》30页；《辽
史》卷4《太宗纪上》45页；《辽
史》卷40《地理志四》494页
3东京
辽太祖神册四年（919）二月，修辽阳故城，以
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

天显元年
（926年）二月，改渤海国为东丹国。

天显三年
（928年），辽太宗迁东丹民以实东平，升东平
郡为南京。

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十一月，升
幽州南京，改南京为东京
辽阳府（辽阳市）
上京、东京、南京于
同年设立，合称“三
京”
《辽史》卷2《太祖纪下》15、22页；
《太宗纪上》30页；《辽史》卷4
《太宗纪上》45页；《辽史》卷38
《地理志二》456页
4中京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春正月，建中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
县大名城）。

与原三
京合称为“四京”
《辽史》卷14《圣宗纪五》163页；
《辽史》卷39《地理志三》481-
482页
5西京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十一月，改云州为
西京
大同府（山西大同
市）。

辽兴宗以后，始
有“五京”
《辽史》卷19《兴宗纪二》231页；
《辽史》卷41《地理志五》506页通观辽朝五京，各有各的特点，设置的目的
也不尽相同。

陈述说：“五京建置各有各的目
的”，“南京以制燕云，东京以制渤海，上京为国
家根本。

”[14](85)上京是辽太祖创业之地，故是国家
的根本；中京居五京之间，联络其他四京，方便
与北宋交往；东京是用来控制渤海、女真，备御
高丽的；南京是备御北宋的，经济发达，辽王朝
财政的主要来源；西京是用来防御西夏的。

辽王
朝在“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
河，南至白沟”[31](438)幅员万里的大地上，建立起
以五京为中心的行政管理体制，并实施有效的
管理。

关于辽朝五京设置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思想上是“因俗而治”“一国两制”治国政策的
体现；政治方面是基于巩固契丹贵族的统治地
位的考量；经济上是由不同生产方式与生活
方式决定的，也有确保契丹贵族的经济利益
需要；历史上借鉴中原王朝城市治理经验，保
留像辽阳、幽州、渤海古城的历史传统；文化
上是不同民族的交流与认同，并进行文化的
整合；从地理条件上看，五京所处地理位置十
分重要，进可攻，退可守，是拱卫辽王朝这座大
厦的天然屏障；再加上受自然环境的影响等，
在此不一一而论。

（三）辽朝“五京”的管理机构与官员
关于辽朝五京的行政管理机构，《辽史·百
官志》南面京官条载：“辽有五京。

上京为皇都，
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
一。

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富官。

”
据文献记载和碑刻资料可知，辽朝五京所设机
构主要有：一是宰相府、内省司、诸使、留守司兼
府尹、都总管府、都虞侯司、警巡院、处置使和由
博士、助教组成的“五京学”。

五京最高长官称留
守。

二是设有宰相三京：东京、中京、南京，设左
右相和左右平章事。

三是上京和东京设内省司。

四是五京各州皆有节度使。

中京高州、东京益州
等地区有观察使，也有团练使、防御使、刺史，多
沿唐制。

五是辽南面分司官有分决诸道滞狱使、
按察诸道刑狱使、采访使，但不常设。

辽南面财
赋官除转运使外，长春、辽西、平州等路，俱有钱
帛司及“某州钱帛都提点”，辽代节度州最高，下
有观察州、团练州、防御州、刺史州。

根据《辽史》纪、传、表、志以及《辽代石刻文
编》《辽代石刻文续编》文献与考古资料，检索辽
朝五京留守官员，总计138人。

（表略）
三、辽朝“五京”互动机制的实现与效应
辽朝五京的设立不是偶然的。

从外部看是
由一些因素和客观条件造成的；从内部看，则是
各京机构相对完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职
能部门相对齐全，人员配备也比较到位，区域内
诸州互相作用，相互影响，实现了行政、民政、财
政、军政的一体化。

五京也不是孤立的，它作为
地方管理的一级行政机构，通过内外、上下互动
机制发挥作用，并产生十分显著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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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皇帝巡幸实现上下互动
契丹是个游牧民族，建立政权以后统治者依然保持游牧民族的传统习惯，到全国各地游猎，并借打猎、习武之名以及边境吃紧、有军事行动等到各京巡幸。

契丹民族独特的行政文化
即捺钵文化，分春、夏、秋、
冬捺钵。

捺钵过程中皇帝要在行营随机处理一些政务，并借捺钵之际，对五京进行巡察。

肖爱民制作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辽帝到五京时间与所用词汇表》，并统计
分析出太宗天显二年（927）即位至天祚帝保大
五年（1125）的198年间，契丹皇帝至五京的总
次数约为101次，其中太宗12次、世宗1次、穆宗5次、景宗12次、圣宗44次、兴宗11次、
道宗9次、天祚帝7次[11](55)。

这充分说明辽代皇帝
对五京的高度重视。

这些巡幸除了安邦定国、宣扬国威、抚慰百姓、观风问俗等内容外，
更主要的是听取地方官员汇报地方治理情况。

通过巡
视、检查、监察、督察，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以此提高行政效能，达到巩固政权统治的目的。

（二）通过行政命令与执行实现上下互动辽朝通过皇帝诏令、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
派遣官员巡视、按问地方刑狱治理等方式，
要求五京管理机构与官员严格执行来实现上下互
动。

比如，三京确立后就以
“三京”名义下达诏谕和行政命令；五京全部确立以后，
就以“五京”名义下达诏谕和行政命令。

这样既保证行政指令的一致性，也简化了公文程式，也有利于各京执行的统一性。

辽圣宗统和元年（983）下诏：“谕三京左右
相、左右平章事、副留守判官、
诸道节度使判官、诸军事判官录事参军等，
当执公方，毋得阿顺。

”[31](112)
圣宗统和九年（991）春正月，“诏免三
京诸道租赋，仍罢括田。

”[31](141)
圣宗统和十二年
（994）六月，室昉奏：“三京诸鞫狱官吏，多因请托，曲加宽贷，或妄行搒掠，乞行禁止。

上可其
奏。

”[31](1290)
圣宗统和十四年（996）正月，“蠲三京
及诸州赋税”[31](147)。

圣宗开泰四年（1015）十一
月，“诏汰东京僧，及命上京、中京洎诸宫选精兵五万五千人以被东征。

”[31](177)
兴宗重熙十五年
（1046）四月，“禁五京吏民撃鞠。

”[31](233)
兴宗时
期，耶律重元“奏请五京各置契丹警巡使，
诏从之”。

道宗大康三年（1077）六月，“遣使按五京诸
道狱。

”[31](279)
天祚帝天庆三年（1113）夏闰四月，“李弘以左道聚众为乱，
支解，分示五京。

”皇帝或中央机构下达行政命令，要求地方官员严格
执行，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上下互动。

（三）通过官员职位升转实现五京互动
五京互动主要是通过官员的升迁、转任等方式实现的。

辽朝五京官员中最高级别的是留
守，所以五京留守权力最大，
副留守次之。

根据对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检索分析，有辽一代
担任五京留守的人次：上京留守与副留守为51人次、中京37人次、东京41人次、南京
（燕京）58人次、西京11人次，总共171人次。

从现有资料来看，上京与南京人数较多，
西京后建置担任留守的人数较少，其余两京人员相差无几。

这些五京留守官员的频繁调动，正是五京互动机制的重要表现形式。

五京留守官员的调动有助于促进五京一体化发展，更有助于提升五京社会
治理的整体化水平。

如萧孝先，
是契丹人，圣宗太平五年（1025）迁上京留守，后改东京留守，兴宗重熙四年（1035）复为南京留守。

刘伸，
汉族人，从兴宗重熙五年（1036）开始，先后担任中京
副留守、改西京副留守，徙南京副留守，到道宗
时迁上京留守。

《辽史》
说他“政务宽简，民用不懮”，治理刑狱，“人以不冤”。

耶律遂正，在圣宗朝先后担任东京留守、上京留守、
中京留守。

《墓志》说他：“所至之乡，化而成俗。

或延宾介，或恤刑名。

事简民安，政清吏肃。

水一盏而蕉一本，悉去强豪；钱如粟马如羊，
从来富盛。

”还有像室昉、马人望、韩制心、萧孝穆、
萧滴冽、萧惠、耶律仁先、耶律侯古、耶律遂正等，正是这些有素质、有才干、政绩突出的五京留守官员在五京之间
的流动与交流，才使五京之间形成互动机制，
有助于提升地方的管理水平与治理能力,从而有效
地维持了辽王朝在地方的长期统治。

（四）通过五京城市功能的发挥实现与国家社会的互动
辽朝五京作为辽朝的五大城市，其功能较
为完备，在辽朝社会的地位较高，
作用发挥十分明显。

从辽朝五京城市的功能来看，
主要有以下一些功能：
一是政治功能。

五京是辽朝在地方的行政
中心，中央下达的行政命令，
通过五京留守实施执行，从而有效地保证令行禁止。

所以，五京，尤其是上京和中京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地方行政管理的中心。

因此，五京是我们了解辽朝地方统治制度的关键。

二是经济功能。

辽代五京的经济功能具有多方面的表现：其一根据不同地域生产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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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不同，采取不同的经济发展与调整方式。

上京地
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所以，一方面
“与汉人杂处，分地耕种”[31](439)；另一方面，保留
部族制，发展畜牧业生产。

其二实行不同的财政
调整政策与措施。

南京、中京地区经济较为发
达，所以多设财富官员，以确保国家的财政收
入。

总之，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城市逐渐商业
化，因而其经济功能往往要超过政治功能。

三是生活功能。

辽朝五京居住着具有不同
生活方式、不同风俗习惯的民族。

怎样进行管
理，给人们生活提供便利呢？辽朝统治者遵循古
训：“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

王者因三才而节制之。

”[31](373)因此，辽朝在五京
“各遵其俗”“各安其风”“因宜为治”，既推行“因
俗而治”的政策，收到“家给人足”的效果。

这些
可能有些夸张，但是辽朝的因俗而治的确收到
明显效果，“因俗而治，得其宜矣”[31](685)。

四是定位的功能。

从地理学角度看辽朝五
京具有方位定向、座位、距离定标的功能。

其一，
辽朝五京分布在东（东京）、南（南京）、西（西
京）、北（上京）、中（中京居间），形成一种联动机
制。

其二，以五京为中心的标出方位与距离的远
近。

比如以南京为例：昌平县隶幽州，在京北九
十里，户七千。

永清县在京南一百五十里，户五
千[31](494-495)。

叶隆礼在记叙契丹兴起之地时说：
“地有二水：曰北乜里没里，复名陶猥思没里者，
是其一也，其源出自中京西马盂山，东北流，华
言所谓土河是也。

”[32](3)其三，古代城市，尤其是
辽代，一般城内都建有寺庙，按照有寺必有塔的
现象，塔高耸入云，可给旅途的人们提供方位指
向。

五是文化功能。

辽朝是一个多民族文化聚
合的国家。

在其境内契丹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
汉文化、渤海文化等多元并存。

但是主要表现为
游牧文化（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既互
相吸引，又互相排斥；既互相吸纳，又保留传统。

比如，上京契丹及其他游牧民族文化氛围较为
浓厚；东京汉与渤海文化并存；南京与中京，尤
其是南京汉文化较为发达。

尽管各京文化发展
不够平衡，但是，辽朝五京作为文化的载体，在
文化整合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六是教育功能。

随着辽朝五京的先后建置，
辽朝在五京也设立了以博士、助教组成的“五京
学”，分别设置于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南京
析津府、东京辽阳府和西京大同府，其地位和影
响与国子学大体相当，也是辽朝科举考试生源
的主要来源之一。

辽朝五京教育发展也不够平
衡，南京最为发达。

五京学作为辽朝教育的载体
与平台，在人才培养与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事业
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七是防御功能。

保国安民是国家的基本职
能之一，也是十分重要的职能。

古代城市最初都
以军政为主。

辽朝设有五京，设置的目的也具有
强烈的军事色彩。

五京就是五张屏障，五根支
柱，支撑着辽王朝这个大厦。

设东京以备御渤海
与女真，设南京以备御北宋，设西京以备御西夏
与西南各部族，设上京以备御北方和控制契丹
各部族，中京居间，用以机动。

尽管有五京屏障，
也未能改变辽朝灭亡的命运。

女真兴起，完颜阿
骨打采取由东向北、由北向中、由中向西、由西
向东攻击战略，先后攻克辽朝五京。

东京：天祚
帝天庆六年（1116）五月，金军攻陷东京。

上京：
天祚帝天庆十年（1121）五月，金军攻克上京。

中
京：天祚帝保大二年（1122）正月，金克中京。

西
京：天祚帝保大二年（1122）四月，金取西京。

南
京：天祚皇帝保大二年（1122）十二月，金主抚定
南京。

大石林牙即耶律大石劝谏天祚帝说：“自
金人初陷长春、辽阳，则车驾不幸广平淀，而都
中京；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及陷中京，则幸云
中；自云中而播迁夹山。

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使
举国汉地皆为金有。

国势至此，而方求战，非计
也。

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

”[31](349)天祚帝不
听，结果大石西去，天祚帝遇到金人战败。

耶律
大石这段话先概述了五京陷落的顺序，又分析
了当时的形势，劝谏天祚帝要养兵，等待时机与
金人决战，结果天祚帝没有采纳。

耶律大石与天
祚帝分道扬镳，内部分裂，实力削弱，导致最后
灭亡的结局。

也从另一个角度看辽朝五京设立
除了管理上的目的与意义以外，更重要的是战
略意义，即拱卫辽王朝的统治，可概括为“设五
京以屏辽”。

综上所述，辽朝以五京为地方行政管理核
心，形成了互动机制，强化了对地方管理与控
制，充分发挥了五京的城市功能，收到了明显成
效。

辽朝五京制对金朝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参考文献：
[1]赵翼.廿二史考异:卷83[M].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8:924.
[2]袁刚,李俊义.辽朝在不同时期设立的“中京”及其
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