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坤小说的女性主义立场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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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徐坤小说的女性主义立场及其成因
陈玉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系
摘要:徐坤创作的小说,主要书写了知识分子和都市女性这两大题材。
在这两类小说中,徐坤一方面无情地质疑和颠覆男性世界,戳穿男权神话,一方面不断关注着现代女性的生存状况,表达她们独特的生命体验。
这些作品彰显了徐坤坚定的女性主义立场,同时笔者也对这一立场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徐坤小说;女性主义立场;形成原因20世纪90年代,身兼年轻学者和女性作家双重身份的徐坤在中国文坛出现。
她从1993年开始发表小说,因其女性主义文化立场的独特性而成为文坛中一抹令人兴奋的亮色。
在短短十年间出版小说集十余部,代表作有《白话》、《先锋》、《遭遇爱情》、《狗日的足球》、《厨房》、《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等。
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反响,并且多次获得优秀小说奖。
作为一名具有自觉性别意识的作家,徐坤在1998年更是获得了首届女性文学成就奖。
徐小斌评价其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位才气横溢的女学者,一位具有领袖风范的女社会活动家。
”
①
一
纵观徐坤的小说,主要书写了知识分子和职业女性这两大题材。
在知识分子题材中,徐坤主要把描写的对象锁定为男性知识分子,她向读者推出了一幅幅展现知识分子扭曲、荒诞的漫画,并常常使用夸张、戏谑的语言调侃讽刺他们。
小说《先锋》中塑造了一群没有文化立场,没有社会责任担当的男性知识分子形象。
作为文化精英的他们本应是民众思想的启蒙者,智慧的化身,但在“反正是谁最潮,谁的价码高,谁就能摆在前头”②
的物欲时代,却主动沉沦在名与利、金钱与欲望中无法自拔。
废墟画家撒旦为了能再次成名,不但配合着东方美妇人的借官司炒作来吸引人气的表演,还为了能寄生在美妇人那儿而成为其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面首;记者老记为了能多挣点钱,鞍前马后毫无原则地为美妇人的炒作精心策划,并四处托关系找人发表;废墟画派的成员们开会讨论的重大问题都是一些与艺术一点都不搭边的诸如走穴收入分配不均、出国名额分配不合理之类的问题;乡土艺术奇葩俞木墩为了挣钱出名,放弃了苦练而成的剪纸
绝活而成为了一名弄虚作假的经纪人。
此外,《热狗》中的戏剧评论家陈维高,作为著名研究所的精英,为换到平生以来的第一次艳遇而主动为女演员的写真集写吹捧性的评论;《呓语》中的大学教师阿炳在出国大潮的诱惑下出卖爱情,把知识分子一直崇尚的纯真爱情变成能帮他出国圆梦的一种手段,一场交易,等等等等。
徐坤在小说中对男性知识精英不留余力地进行了调侃式的解剖,一层层地揭开他们的假面具,从而消解了男性知识分子的权威形象。
徐坤之所以选择通过作品无情地调侃批判男性知识分子,是因为知识分子历来就是文化的奠基者,文明的传播者和代言人,而千百年来束缚女性的男权中心文化的缔造者也正是他们。
于是想要改变第二性地位的女性,首先就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男性知识分子。
而且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念急剧变化的时代,商业社会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大行其道,社会文化也渐渐染上商业色彩。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精神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往日的主体地位,被抛到了社会的边缘。
而男性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恰恰给了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女性发声的机会。
徐坤抓住这一特殊历史时机,借解构崇高与神圣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来改变中国女性群体在传统性别结构中的弱势地位,从而夺回女性自己的话语权。
所以说,徐坤对知识分子的最终消解体现了一种女性的姿态和立场。
徐坤还创作了一系列女性题材作品,她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以细腻深刻的笔触书写了当代文化语境下都市职业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处境,并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与批判。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大多是律师、记者、教师、官员、商界女强人等精英人士,这是一批早已走出闺阁,并且经济独立的新时代女性,但在这个依旧带有男权文化烙印的商业社会,职业女性们仍遭遇到了种种困境。
小说《狗日的足球》直接向世人揭示了在男权中心文化语境中的女性没有自己的话语权,甚至长期遭受到语言暴力这一事实。
青年教师柳莺本是一个普通女性,平日并没有表现出十分强烈的性别意识。
但在一场足球观赛中,面对着全场观众因不满球员表现而大骂“傻比尔”,“几万人的粗口汇成一股排山倒海的声浪,用同一
种贬损女性性别的语言,叫嚣着,疯狂地挤压过来”③
,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徐坤小说的女性书写研究”(2018SJA1995)。
现当代文学
柳莺震惊并且愤怒了。
在这一片国骂声中,她感受到了身为女性无端受辱的难堪。
但当她想要对他们的侮辱进行反击时,却悲哀地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让她使用的语言,连好不容易想到的唯一与女性无关的“狗日的”,仍充满着对阳具的自恋。
徐坤借柳莺的发现指出了男性中心文化在民族文化中的根深蒂固,现代女性仍然没有言说的空间,她们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而在男性中心文化的霸权下,职场中的女性生存得往往比男性更为艰难。
《如梦如烟》中被称为“跨世纪”类型的女干部佩茹告诉我们,在呈金字塔形的各行各业中,庞大的男性社群都把塔基塔座垒得严严实实。
但凡有一点进取心的雌性,只能拼命武装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坚强刚硬可以和男性一起费厄泼赖的中性人。
《含情脉脉水悠悠》中的方倩倩、宋乙乙们让我们看到职场中的女性往往成为男性猎艳的对象,是被物化的审美客体。
而且传统的价值观又要求女性能相夫教子,在社会、家庭角色的牵扯和压力下,职业女性们在不停的转换中筋疲力尽。
但在审视女性生存处境时,徐坤并没有把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归结于男性,她认为女性自身同样负有责任。
在小说《厨房》中,一心想要实现自身价值的枝子,毅然选择抛夫别子,逃离厨房,来到社会闯荡。
但在成为商界女强人后,面对社会的风风雨雨,感到身心疲累的枝子本能地选择回到另一个男人的厨房来寻求保护,她心甘情愿地再次回到那片被传统性别文化约定的充满性别歧视的“失声的野地”。
而且为了向心爱的男子表白,枝子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使用厨房语言。
这一切恰恰又印证了小说的第一句话:“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
”④徐坤指出男权中心文化已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扎根于每个人的心中,包括女性自身。
女性要想与男性平等对话,也应让自己的内心独立而饱满起来。
在这两类小说中,徐坤一方面无情地质疑和颠覆男性世界,戳穿男权神话,一方面不断关注着职业女性的生存状况,反思女性的文化处境,积极探寻她们的精神出路。
应该说,徐坤始终是以鲜明的女性书写者的姿态出现的。
二
“呼啦啦地在清一色的男权话语中抖开,呼啦啦地,颤抖着燃烧。
就算是会把自己燃烧成灰烬吧,也还是要坚忍不拔地盛开,盛开。
只因为开放是花朵的权利。
”⑤徐坤以铿锵有力的宣言,表明自己即使会化为灰烬,仍然选择进行女性书写。
确实,徐坤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而这一立场的形成,则源于时代的滋养和自身成长道路的影响。
(一)时代的滋养
自从父系社会取代了短暂的母系社会后,中国女性
就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中。
父系文化早在一开始就用男尊女卑、男女有别的性别秩序观牢牢束缚住女性,而恪守着三从四德的女性就这样隐于历史舞台的幕后,始终处于无主体、无话语的社会底层。
直到一百多年前,面对国家落后的局面进行反思的维新之士,吹响了妇女解放的号角,被忽略已久的女性才开始从深深庭院里走出来,出现在人前。
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纷纷强调应解放妇女,但这几场妇女解放运动是和整个民族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场由男性主导的运动,女性只是充当了被唤醒的睡美人的角色。
刚刚拥有自我的女性们尚未来不及仔细体味,就匆忙地被裹挟进反帝反封建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
而建国后的女人们则在人人皆知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等等口号的熏陶下,不由自主地向男人们看齐,她们说着与男人一样的话,做着与男人一样的事,人人向往成为不爱红妆爱武装的穆桂英,渴望加入像男人一样战斗的铁姑娘队,“女性”被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淹没。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的转型促使新时期的女性重新发现自己的性别,思考自身的处境。
于是,女性对自身的主体地位与自我意识开始有了朦胧的追求。
而在这个时期,有关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著作开始传入中国。
1981年朱虹编选了著作《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在其序言中第一次出现了女性主义这个名词,并且初步介绍了女性文学和60年代的女权运动,这些都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1984年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的《美国当代文学》被翻译出版,该书“文学妇女”一章,以六七万字的篇幅对妇女文学的内涵、特点和倾向做了探讨,并介绍了一些女性主义的经典作品。
作家解读作品时独到的视角和重要的见解被研究者们广为引用。
1986年湖南文艺出版发行了影响巨大的女权著作,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
这部被称为“西方妇女解放圣经”的作品,同时也是被引入中国的第一部系统介绍女性主义理论的著作,给中国女性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有关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大量作品得以在国内出版发行。
在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的不断译介中,中国女性意识真正崛起。
20世纪80年代后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专栏《上海文论》集中刊发了一批以“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为总标题的论文,论文的作者们已经用女性主义立场来思考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现象。
此时的文学界已经开始接纳女作家对女性的历史状况、现实生活境遇的书写,也认可女性主体意识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尤其是1995年9月4日主题为“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与之呼应的大型国际、国内的文化交流活动也在中国纷纷开展。
在此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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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国女性的独立意识被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在这个时期变得异常繁荣。
(二)徐坤的成长背景与创作道路
徐坤,1965年出生于辽宁沈阳,1982年9月至1989年7月在辽宁大学中文系学习,读本科、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2000年9月至2003年7月,徐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攻读博士,获博士学位。
1990年至1996年,在中国社科院亚太所从事东方文化的研究工作。
1996年至2003年,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从事当代文学的研究工作。
1993年登上文坛发表小说,2003年调入北京作家协会。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驻会一级作家。
从以上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徐坤首先是一位以学术研究为业的学者,而她研究学问的重要时期恰恰是中国女性意识蓬勃发展的时期。
在此期间,她阅读了大量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与批评的专著,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徐坤曾说过,读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有一下子被击中的感觉。
其次,徐坤是一名女性作家。
女性的天然身份,使她自然而然地关注着女性的生存状况。
在社会家庭生活中,她亲身体验感受到现实中性别待遇的不公正性是或隐或显的存在着。
徐坤的不可更改的女性身体使她一步步接近了女性主义。
所以,在双重身份中成长起来的徐坤就很自觉地形成了女性主义的立场。
徐坤自述对“女王朔”、“女钱钟书”的称号十分反感,认为这种以“女(定语,词缀)+男名(中心词,词根)”来界定一个具体的女性存在的方式,实际上是对女性存在的漠视和抹杀,它似乎表明女性只能通过男性坐标系来确立自己。
徐坤还自觉扮演着维护女性主义作家团体的保护者角色。
如一位全票通过小说初评的女作家因他人举报作品中有多处“性描写”而被取消评奖资格,徐坤知晓这一情况后,在会上直言不讳地提出此事,表达自己的不满。
又有一次,一位丁姓作家毫无理由地发文谴责了两位女性主义作家和批评家,徐坤就在同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针对性很强的铿锵有力的檄文——《因为沉默太久》来进行反驳。
“女性文学,说到底,无非就是争得一份说话的权利。
当整个历史与现实都已变成了男性巨大的(实际上非常孱弱)菲勒斯的自由穿行场,未来的云层和地面上竞相布满了男性空洞的阉割焦虑的时候,女性以她们压抑已久的嘶哑之声,呼喊与细语出她们生命最本质的愤懑与渴望,她们不惜以自恋自虐甚至自戕自焚的举动来争得一份属于她们自己的话语权利,表明她们心底的不甘和颠覆的决绝,这不啻于是楔入男性力比多浮躁中的一剂镇静败火的清
凉。
”⑥
这番义正言辞、铿锵有力的话语无异于是一份中
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宣言。
之后,徐坤又出版了女性文学批评专著《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和论文《从“铁姑娘”到“真女人”——新中国五十年来女
性写作的变化》等。
她以女性学者的身份从理论的角度高举“女权主义运动”的大旗。
当然,徐坤的女性意识也直接体现在其创作的小说中。
刚闯入文坛的徐坤发现现今的语言文化无不都打上了父权深深的印记,而笼罩在父权话语霸权下的女性所能发出的声音太小了,而且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也缺乏自己的话语体系。
同时,女性作家们更是常常陷入作品不被关注反而是本人长相打扮被聚焦评判的尴尬处境。
所以在前期,徐坤以反串男性角色的方式进行创作,但在作品中仍通过对男性知识分子的消解,对男权文化的隐晦解构坚守着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如《白话》、《梵歌》、《鸟粪》等小说。
但这样的叙述方式总让她感到一种别扭与为难,而且徐坤发现这样的方式并不能帮助她进行更好的表白。
最终,发现逃不出自己性别的徐坤,索性不再反串什么男性角色,而是揭去那层伪装,选择素面朝天直接登场。
尤其在第四届“世妇会”召开后,女性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国内整体的大氛围有所提升,受到鼓舞的徐坤转以用更明显的女权主义者的姿态进行创作,借助自己的女性身份,从女性视角书写属于女性真实真切的生存体验,因而写了一批女性主义色彩更浓烈的作品,如《厨房》、《狗日的足球》、《如梦如烟》等。
不过,徐坤女性书写的方式因其学者的身份而有别于同时代的陈染、林白式的“个人化”、“私语化”写作,她曾明确地说道“考察女性写作实践时,强调其‘文化
立场’而非‘性别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
”⑦ 徐坤的小
说是从解构父权制文化开始的,后来,徐坤更关注女性在现实文化处境下的生存处境,从女性文化的视角去观察女性生活,审视书写女性自身,理性观照两性关系。
可以说,徐坤的创作为中国的女性文学指明了一个新的书写方向。
注释:
① 徐小斌:《走近徐坤》,沈阳:《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6期。
② 徐坤:《一醉方休》,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93页。
③ 徐坤:《北京以北》,北京: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④ 徐坤:《早安,北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⑤ 徐坤:《北京以北》,北京: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⑥ 徐坤:《因为沉默太久》,北京:《中华读书报》,1996年1月10日。
⑦ 徐坤:
《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