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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期中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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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哲学大全”《理想国》又译作《国家篇》、《共和国》等，它不仅是柏拉图对自己前此哲学思想的概括和总结，而且是当时各门学科的综合，它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等各方面的问题，以理念论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理想国家方案。

《理想国》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

柏拉图把国家分为三个阶层：受过严格哲学教育的统治阶层、保卫国家的武士阶层、平民阶层。

他鄙视个人幸福，无限地强调城邦整体、强调他一己以为的“正义”。

在柏拉图眼中，第三阶层的人民是低下的，可以欺骗的。

他赋予了统治者无上的权力，甚至统治者“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用撒谎来对付敌人或者公民”
《理想国》讨论的主题是正义问题，首先讨论国家的正义。

柏拉图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应该具备智慧、勇敢、自制、正义这4种德性。

国家的智慧要求它有治理整个国家的知识，只有少数人才具有这样的智慧；国家的勇敢属于保卫它的卫士；国家的自制是一种和谐，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能够和谐一致，这个国家就达到了自制。

若一个国家有了这三种德性，也就有了正义。

柏拉图先是探讨出城邦的正义，进而推及到个人。

在他看来，正义是各司其职，互不侵扰。

那么，为何柏拉图要把诗人（和画家）逐出理想国呢？我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首先，在他的对话录中，柏拉图提出了“迷狂”，“灵魂回忆”和“灵感神授”等概念，总结了诗人神性说的朴素认识，道出了浪漫主义的先声。

原始人类处在一个他们自己认为是人神共处的社会。

在他们心目中，一切奇迹的发生都是因为神的意志或神的参与。

于是，诗人“灵感神授说”也像人类最古老的信仰一样朴素。

人类早期的诗人和歌者几乎都相信诗的灵感来源于神明的启示。

伟大的荷马（Homer,约公元前九世纪到前八世纪）在他的史诗“序曲”中就呼唤诗神缪斯，请求神授予诗人灵感。

另一位大诗人赫西奥德在《神谱》的"序曲"中说他在赫里岗（Helicon）山上牧羊时诗神教他歌唱。

可以说，“神授灵感说”几乎和诗歌的源起一样遥远。

柏拉图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对文艺本质的阐述和对诗人特性的表达。

“灵感” 一词本身就含有“神助”、“神启”、“陶醉”、“迷狂”、“天赋”等意。

在希腊文中原意为“神来附体”，“神灵感发”。

公元前五世纪，希腊戏剧艺术达到鼎盛时期。

古希腊戏剧起源于酒神祭礼，典祭者于酩酊大醉中载歌载舞，于如醉如痴中吟诗唱歌。

每逢要事大典，女祭司都要在烟雾氛氤中宣示阿波罗的神谕。

后来所谓“迷狂说”盖源于与此相关的推断。

柏拉图发挥了希腊文化中的“灵感说”，阐明了灵感的来源，及其在诗人创作中的作用和表现状态。

柏拉图认为灵感的动力是诗神。

所谓灵感，就是诗神凭附后的神力驱遣。

“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

……通过这些环。

神驱遣人心朝神
意要他们走的那个方向走，使人们一个接着一个悬在一起。

”灵感的源泉是神，诗人只是接受赐予，传达神的启示。

“这类优美的诗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诏语；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由神凭附着。

最平庸的诗人有时也会唱出最美妙的诗歌。

”
我们也可从《知识论》中看出他驱逐诗人的一些原因。

“模仿……那是表象，不是真实的事物……那么，我们有一个正当的例子来反对诗人，而且我们可以将诗人和画家视为一对了，因为诗人和画家相似的地方；依照真理与实在的标准来看，诗人创作是拙劣的东西，他追求灵魂的低劣部分，而不是最高的部分。

所以，这证明了我们不允许诗人进入秩序井然的国家是正确的，因为他会刺激与强化那种威胁要损毁理性的要素。

正如在一个城邦中，当较好的市民被腐化之后，城邦或许会赋予最坏的市民过多的权力，所以，我们会说，戏剧诗人在个体灵魂中植下了一种邪恶的支配形式；他不仅满足于无法分辨大小的无意义部分，而且又把相同事物一会儿看做这个一会儿看做那个，并且他是一个影像的制造者，其制造的影像是远离实在的幻象。

”
另外，也可从其他方面来理解诗人被驱逐的原因。

从哲学角度分析，那是由于他们远离了身为万事万物之源的真实理念；从政治角度分析，则是由于诗人们有悖于理想国的统治要求；从影响角度分析，责难某个诗人做假是由于他光知道诉诸于欣赏者暗藏的低劣激情。

在柏拉图庞大的理论体系中，哲学、政治、心灵等东西始终都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后文还要着重提及的哲学王便是一个能够用最纯洁的理性去认识抽象理念的真理并尽力使之在人间得以实现的优秀天才。

因此，只要不符合柏拉图制定的任何一条诗歌标准，诗人便再也没有丝毫的存在价值了。

他发明了一种主张“两个世界”的宇宙本体论。

一个世界指永恒理念所构成的可知世界，另一个世界乃芸芸众生所构成的可见世界。

这两个世界总的有三重愈趋不真实的影像式模仿关系，即实在的是理念，作为理念影像的事物居中，同时事物还生出了自己的影像。

柏拉图详细指出床的理念、实际的床和画上的床三者的关系刚好等同于上述的三重模仿关系，画上的床不过是与真实越离越远的影子的影子。

因此，模仿从本质上讲便可算做不真实的代名词，“悲剧诗人既然是模仿者，他就像所有其他的模仿者一样，自然地和王者或真实隔着两层。

”即使我们肯后退一步对模仿稍作褒奖，我们仍将发现，如果以擅长于模仿一切而沾沾自喜的艺术家的确称得上有知识、有水平的话，他就不该意识不到去搞第二重模仿无疑要比搞第三重模仿有意思得多，不至于心甘情愿地做一个整天赞扬别人的学舌鹦鹉而不做一个受人羡慕的英雄豪杰。

一旦承认模仿产生诗，岂不是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断出模仿美的理念开创一个抨卫正义的法制城邦正是在谱写最美的诗篇吗？遗憾的是，荷马及其门徒们明摆着从未替哪一个城邦立过大治之功。

在政治上，柏拉图希望教育青年献身于一个与现存城邦相对立的理想城邦。

建立这一乌托邦的大前提是促进人类灵魂中爱权力与爱知识等各种冲突因素的内在和谐。

在城邦中一个人不可能单靠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肯定得请来其他具有特殊本领的人，其间最重要的是训练出对敌凶狠对己温和的保卫者。

稳定城邦的基石是人们各司其职，不得乱套。

教育保卫者就是教育他只能去模仿同他相匹配的正义之物，他模仿工匠都是不该允许的，更别说模仿坏人坏事了。

然而我们手边的教材却是荷马等人瞎编的那一系列充斥着原本尽善尽美的诸神如何尔虞我诈、穷奢极欲的描写的假故事，诗中吟唱的什么不正直者快乐而正直者痛苦、什么不被发觉的不正直乃是有利可图的、什么正直是对人有利对己有害，柏拉图一律斥之为胡说八道，大声疾呼务必警惕年轻人听
了诗人的故事孳生出如此这般的一些不良念头来：“对一个大逆不道，甚至想尽方法来严惩犯了错误的父亲的人也不要大惊小怪，因为他不过是仿效了最伟大的头号天神的做法而已。

”
总而言之，柏拉图基于不真实、妨害政治建设、无助于心灵的健康等理由对诗歌乃至于整个艺术的拒斥给后世留下的影响是多侧面的、多层次的。

因此综上所述，我认为他是从根本上反对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