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假想伙伴功能研究述评

国外假想伙伴功能研究述评
作者：白琼英李红
来源：《学前教育研究》2010年第02期
[摘要]国外已有研究认为，心理正常儿童的假想伙伴主要有三种：完全看不见的想像伙伴、拟人化物体、角色自居伙伴。

假想伙伴具有为儿童提供抚慰，维护儿童自尊，促进儿童超我的形成，促进儿童认知发展，提高儿童适应性应对能力，以及促进儿童形成和谐的社会互动倾向等功能。

因此，成人要尊重儿童创造的隐喻世界，并以旁观者的身份支持儿童的假想行为。

未来的相关研究要在提高研究方法的客观性、挖掘假想伙伴功能的本质特征以及开展本土化研究等方面作出长期的努力。

[关键词]假想伙伴；想像伙伴；拟人化物体；角色自居
20世纪上半叶，心理学家们主要通过对心理不正常的儿童进行个案研究而得出关于假想伙伴功能的结论，其中维果茨基是第一个尝试系统研究“假想伙伴”现象的学者。

到了20世纪后半叶，心理学家们开始把假想伙伴作为一种认知发展活动来讨论，甚至认为它是更高智力的一种标志。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研究者从研究假想伙伴人手来理解精神病理学的某些形式，但更主要的还是研究为什么有些正常儿童会产生假想伙伴以及假想伙伴在儿童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本文拟从阐述假想伙伴的概念出发，对国外有关假想伙伴对儿童发展重要功能的研究进行概述，并据此提出教育建议，探讨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假想伙伴的概念及其形式
“假想伙伴”这一概念主要来源于研究者对“想像伙伴”“拟人化物体”以及“角色自居伙伴”等方面的研究。

斯文德森(Svendsen)首次提出“想像伙伴”的概念，认为“儿童在与他人谈话时提到了某个‘看不见’的人，并且认为自己曾与之游戏生活一段时间，这个人对儿童而言是真实的，儿童甚至给这个人命名，但实际上这个人并不存在。

”“看不见”的想像伙伴与其他有形玩具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外在的具体形象，仅是纯粹的象征；由于其他人看不见，所以被儿童真正完全拥有，不必被分享。

后来的研究者扩展了斯文德森的、看不见的“想像伙伴”的概念，认为如果某种填充物或其他物体被儿童当作具有稳定的、自治人格特点的同伴对待，也可视为儿童的想像伙伴，通常这又被称为“拟人化物体”。

这种拟人化物体不同于那些过渡物体(如一条毛毯)，过渡物体仅用来做物质安慰物。

另外，还有的研究者把儿童独自玩耍时发明的另一种想像实体也当作假想伙伴。

儿童同这种想像实体的活动不同于临时的角色游戏。

在这类活动中，
儿童表现出不同的说话、行为和互动模式，甚至把他们自己当作另一个不同的人物对待，这就是“角色自居伙伴”。

有研究者提议用想像伙伴来描述那些没有客观实体的假想伙伴，用拟人化物体来指称儿童假装有真实的个性的物体，所谓假想伙伴即包括这两者。

由此，他们根据假装的对象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假装伙伴形式：拟人化物体指向客观存在的某种外在物体，其假装身份是儿童自己赋予的；想像伙伴则没有任何客观基础，完全是想像的。

在本文中，我们把假想伙伴分为想像伙伴、拟人化物体伙伴、角色自居伙伴等三种形式。

二、假想伙伴的功能
(一)充当儿童的朋友，并为其提供抚慰
假想伙伴最普遍的功能是给予儿童安慰，或有助于儿童忍受厌倦、孤独或恐惧。

缺乏合适的玩伴，没有兄弟姐妹，或者失去了双亲之一，这些都可能促使孩子产生假想伙伴。

与没有假想伙伴的儿童相比，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在独生子女，或者头胎生的儿童，或者与其兄弟姐妹在年龄上相差很大的儿童中最为常见。

当儿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感到被忽略时，如新的弟弟妹妹出生，或者面临父母离婚、生病、死亡等需要处理的家庭创伤时，假想伙伴就会进入儿童生活。

在儿童面临悲惨或可怕的事情时，假想伙伴能够给儿童以力量，并以多种方式减轻这些因素的消极影响，使儿童对外在事物感到更有控制力。

(二)提高儿童适应性应对能力
有的研究发现，在孩童时期有想像伙伴的青少年在处理情绪方面的问题时更少困难，对社会互动也更少焦虑。

这可能是因为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在某一成长时刻的确经历了相当大的压力，在处理负面情绪时遇到了多种困难，但他们籍由假想伙伴的帮助，成功处理和控制了自己的忧虑。

当儿童认识到他们能影响自己的情绪并获得内心的愉快时，他们对自我控制就会更有信心。

创造假想伙伴是一种主动的应对机制，能帮助儿童学会主动地应对困难，并产生自我胜任感，从而提高儿童应对危机的能力。

当然，长期过度地使用假想伙伴对儿童也可能是有害的。

(三)维护儿童的自尊
在面临教育者的批评时，儿童可能会转而责备他，她的假想伙伴，并经常将其描述为“愚蠢”“懒惰”“胆小”的。

通过与假想伙伴的互动，儿童逐渐学会了控制他们自己的冲动，内化了教育者的期望和价值观。

另外，儿童为了获得力量感和控制感，通过引导假想伙伴而非他们自己来遵守相关规则，就显得更为容易些。

即使他们自己不遵守这些规则，但知道有人(假想伙
伴)更坏也会感觉好受些。

通过感知自己比别人好，儿童自重的感觉就会得到提高，而对自我的偏爱会促成良好的心理状态的形成。

(四)扮演理想自我，促进儿童超我的形成
儿童更可能将假想伙伴当作其真实的朋友，从而与之平等的相处，其中拟人化的玩具还经常对儿童起到安慰和指导作用，这更类似儿童与父母的关系。

女孩的假想伙伴更经常是看不见的，男孩的假想伙伴更经常是基于玩具拟人化产生的；在想像游戏表达方面，女孩比男孩产生更多的假想伙伴，男孩比女孩更可能主动地扮演他们的角色。

戈登曼指出，女孩更经常通过把恐惧注入到假想伙伴(如洋娃娃)身上来克服恐惧，由此假想伙伴反而成为需要儿童安慰的对象；男孩则倾向于运用控制策略，他们假装本人并不害怕或者假装战胜了令他们恐惧的东西。

女孩经常保护他们的假想伙伴，男孩更经常把他们的假想伙伴理想化。

(五)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
相对于无假想伙伴的儿童，有假想伙伴的儿童拥有更丰富的想像力，能够进行更多更高水平的装扮游戏和自发游戏。

假想伙伴给那些人际交往技能缺乏、胆小的儿童提供锻炼社会认知能力和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的机会，从而有助于其语言能力的发展。

不过，尽管一些有假想伙伴的儿童显示了很强的社交技能，但也有一些儿童的社交技能似乎低于同龄儿童。

可见，假想伙伴可能对不同的儿童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和作用。

(六)促进儿童和谐的社会互动倾向的形成
有研究者比较了有无假想伙伴的两类儿童在焦虑、气质以及对待特定的恐惧上的区别，发现有假想伙伴的儿童能集中更多的精力在焦虑上。

吉尔森(Gleason)等对102名女大学生进行了一组有关想像和性格的测试，让她们回忆孩提时代是否有假想伙伴。

结果表明，童年有假想伙伴的女大学生能够更好地运用形象思维，乐于接受他人，能够敏锐感知自己的内心状态。

相比于没有假想伙伴的女大学生，她们能够为了维持某种关系而甘愿屈从于他人的意愿，并运用想像来处理愤怒，使自已在社会互动中的焦虑更少。

总而言之，有假想伙伴的学前儿童可能早早地就发展起了包括合作、易与成人打交道等在内的社会交往技能，因而在日常游戏中几乎不会有攻击性行为产生，他们能更多地关注并满足成人的期望。

这使得他们更可能主动去适应别人的需要，产生乐于助人的社会倾向性。

到了青少年时期，这种社会倾向还可能被转化成一种应对人际交往的积极方式。

在成人时期，那些童年有假想伙伴的人，尤其是女性，似乎更为重视主动形成和谐的社会互动。

三、教育建议
假想伙伴通常在儿童的童年早期出现，在童年晚期消失，是儿童的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的心理现象。

为此，成人教育者应该尊重儿童所创造的隐喻世界。

一方面，假想伙伴是儿童想像力丰富的一种表现，父母不应该对此感到害怕，更不应该让孩子对他们的假想伙伴感到羞耻。

父母应该在敏锐感知幼儿对假想伙伴的需求的基础上，灵活地帮助儿童运用假想伙伴来渡过各种心理危机。

虽然假想伙伴的产生可能来自于家庭内部的各种压力，但父母对儿童的假想伙伴的容忍和接纳，有助于疏导和缓解儿童所遭受的压力，提升儿童的幸福感。

另一方面，父母在容纳儿童的假想伙伴时，应避免过多地介入儿童与假想伙伴的互动。

这也就是说，父母应当尊重孩子对假想伙伴的控制以及假想伙伴对孩子的意义。

有研究发现，当成人赋予假想伙伴的意义不同于孩子分配给假想伙伴的意义时，假想伙伴就会过早地消失。

父母过多地介入到儿童与假想伙伴的互动过程中，可能会在否定儿童对假想伙伴的所有权的同时，降低儿童的自我控制感，影响儿童自治能力的形成。

因此，成人教育者应当学会作一名旁观者，而不是成为儿童想像活动的侵犯者、评价者和指导者。

四、简评和展望
总体上，国外对假想伙伴的研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发现了有假想伙伴的正常儿童所具有的一些独特特征，初步探明了假想伙伴对儿童发展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但现有研究仍有亟待完善和加强的地方。

首先在研究方法方面，直接研究假想伙伴对儿童发展的功能的方法多数是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回顾法、个案法等，这使得研究中主观因素较多，缺乏客观性、科学性，有时由不同研究方法所得到的结论之间还互相矛盾。

为此，未来的研究一方面要重视研究与被试直接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要及时吸纳新的研究手段，努力增强研究的客观性和精确性。

其次，在研究内容方面，假想伙伴最为根本的特征和作用目前还不清楚，其内在机制尚不明确。

因此，研究者还需做长期的纵向研究，一方面努力挖掘假想伙伴对于儿童实际生活的作用，及其本质特征和动态变化的规律，另一方面要关注有假想伙伴的儿童在性别上的差异，以及其社会互动倾向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