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儒家的人道学第一节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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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儒家的人道学
第一节孔子哲学
一、其人其书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
孔子删《诗》、《书》,编《春秋》,钻研《易》、《乐》、《礼》,集以往文化思想之大成,创立了儒家学派。
言论和事迹,主要保存在弟子所记《论语》一书中。
先秦以及汉初的其他典籍。
二、从天道转向人道
在天道观方面,孔子是接着老子讲的,基本上接受了动态的、有机的宇宙观。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他着重阐述“人道”这一新的理念,实现了中国哲学发展从天道到人道的转折。
“朝闻道,夕死可矣。
”(《阳货》)他特别重视“道”对于人的意义,并且从“道”的角度提升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道本体在人生中的贯彻就是“德”。
“德”作为价值意义的本体,根源于天道,故而孔子说:“天生德于予。
”
“德”的本体意涵就是“仁”。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述而》)
“仁”通过“礼”得以落实,故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
“道—德—仁—礼”的思想框架。
对于天命观念,孔子没有明确地予以否定。
“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
”(《论语·宪问》)“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论语·季氏》)
孔子承认有无法抗拒的必然性,但没有把这种必然性归结为神的力量,因而他并不是宿命论者。
他的人生观不是消极的、被动的人生观,而是积极的、主动的人生观。
在文化的意义上保留鬼神观念。
敬而远之、存而不论。
不语怪力乱神。
三、从“无知之行”到“有知之行”
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对老子的第一点推进,在于把话题由天道转向人道,确立了中国哲学以人生哲学为主导的风格;第二点推进则是由“无知之行”转向“有知之行”,首先涉足知识论领域。
在重视“行”这一点上,孔子与老子是一致的,不过孔子所说的“行”,不再是“无知之行”,而是“有知之行”,是自觉的“行”。
人既是人道的认识者,又是人道的实践者。
孔子拓展了中国哲学的论域,
开启了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同氓)斯为下也。
”(《论语·季氏》)
“学而时习之”(《学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每事问”(《八佾》)、“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述而》)、“听其言观其行”(《公冶长》)、“君子耻其言过其行”(《宪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四、礼学与仁学
孔子人道学的具体内容是礼学和仁学。
礼学和仁学都是围绕着人的社会群体性而展开的。
礼是外在的维系社会秩序的制度规范,仁是内在的道德价值的自我意识。
这是孔子对所处时代进行深刻反思之后,取得的重要的理论思维成果。
他思考的问题是:天下如何安宁稳定?如何组织起来?如何从无道变成有道?他从社会制度规范的重建即礼的重建谈起,希望为当下的乱局找出一条出路。
为什么天下无道?就是因为礼已经失效了。
对于社会群体来说,礼是不可或缺的制度设施。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论语·季氏》)
子路问他:“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他直截了当地回答:“必也正名乎!”所谓正名,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每个社会成员都按照自己的等级名分尽义务。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
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子路》重礼思想仅仅是孔子儒学的出发点,不是儒学的全部内容。
对周礼作了损益。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 礼的深刻内涵就是普遍的人文精神,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则。
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仁”。
他把仁理解为礼的实质,把复礼看成是行仁的手段。
他的结论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论语·子路》)这样,孔子便从“礼”这一传统观念的反思中引申出、提炼出“仁”这一崭新的观念。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论语·颜渊》)所谓爱人,也就是主张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来看待,这是一种原始的人道主义思想。
用仁爱原则协调人际关系,实行所谓“忠恕之道”。
所谓忠恕之道,从消极的意义来说,就是应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就是应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这样一来,孔子便从仁的观念中引申出一套做人的学问。
孔子强调,人的价值的实现,人的自我提升完全是一种自觉自愿的理性选择,“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
五、中庸之道
仁和礼的最佳配合状态就是中庸。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
“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
(《礼记·仲尼燕居》)这样,孔子便把“礼”、“仁”、“中庸”三个范畴连结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孔子找到的第一种表达中庸的方式是“叩其两端”。
“吾有知乎?无知也。
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子罕》)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
”
孔子找到的第二种表达中庸的方式是“而不”句式。
例如,
他对《诗经·关雎》的评价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握好“度”,
不要走极端,不要过分。
“仲尼不为已甚者。
”(《离娄下》)“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述而》)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述而》)
六、大同之世
孔子的人道学实现了从天道到人道、从“无知之知”到“有知之知”的转折,提出了礼学、仁学、中庸三个要点,还勾勒出一副理想社会的蓝图,这就是大同之世。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是为大同。
”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
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识,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
是为小康。
”
孔子的群体价值观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供了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