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的治国思想

<一>、用柔德教化百姓，宽徭减役、安抚宇内。

魏征改造发挥了老子的“无事”和汉初“黄老”学派的清静思想来恢复和发展唐初的经济。

唐太宗即位之初的唐朝社会可以说是一个烂摊子，由于长期战乱、土地荒芜、周里萧条、生产很不景气，就连原来经济繁荣的关中地区，也是“焦蟒巨泽，茫茫千里”一片残破景象。

因此，安定人心、恢复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成为了唐统治集团的主要任务。

面对战后如此创伤，“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治化”李世民担心大乱之后国家难以治理。

魏征则认为大乱之后天下人心思治的心情就如同饿了要吃饭的心情一样迫切，能不能治化关键在于坚持什么路线“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9]魏征在这里所主张的“化”应该是儒道兼宗的道德教化。

他曾向唐太宗说：“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

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有民有栋宇之安，此人主之常道也.”[10]在这段论述中，魏征把道家的“以百姓之心为心”同儒家的“君为民之父母”的思想结合起来，提倡人君与民同忧同乐，实行德化。

”唐太宗认识到认识到魏征的主张是“为国家长利”，因此“纳之不疑”且“力行不倦”，仅“数年间”即“海内康宁。

”
另一方面，魏征在唐初的徭役问题上提出“不竭其力”的思想。

他认真总结了隋朝和历代覆亡的教训，认识到要徭役问题关系到封建国家的命运，他曾说“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世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

”[11]魏征针对唐初经济恢复的不同情况提出了适合当时情况的主张，在唐太宗刚即位的最初几年，他就认识到国家刚刚统一，“疮痍未平”，如果劳役稍重，就会引发内乱。

贞观六年，魏征一方面看到“积年丰稔”；另一方面也看到“仓廪尚虚”，而且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仍然“茫茫千里，人烟断绝”，恢复很不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他将当时的经济状况比作稍有好转的久病之人，如果使人民徭役过度，就如同使“皮骨仅存”的病人“负一石米，日行百里”一样的危险。

贞观十一年，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好转，魏征则提出“悦以使人，不竭其力。

”可见，魏征的省徭役的主张，是唐初社会经济状况的某种反应；而“不竭其力”则是魏征在徭役问题上的基本思想，这也便是他对老子的“无事”和黄老学派的“清净”思想的改造和运用。

总之，魏征关于徭役的“不竭其力”思想，在唐初统治集团的行动上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不突破徭役、兵役的规定。

贞观三年，封德彝建议征调十八岁以上的次男入军，这就突破了府兵制年满二十岁的丁男入军的规定，也就意味着封德彝的建议就为滥用民力打开缺口。

魏征以今后“复何取信于人？”为理由坚决反对，唐太宗最后做了“停取中男”的决定，由此看来，租庸调制关于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以及“输庸代役”德尔规定，在唐初也应该比较严格的遵守了。

其次，避免加重农民的徭役负担。

魏征提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这个根本就是“百姓”，这同唐太宗说过的“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12]的认识是相同的。

要怎样才能做到“固根本”，“存百姓”呢？那就要施行“戒奢以专”，薄敛富、轻租税的布德施惠政策：即给劳动者以安定的政治环境来从事生产、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对人民的剥削也要相应的减轻，轻徭薄赋，去奢省费，以达到恢复生产，稳定统治的目的。

魏征是极力反对“竭泽而渔”的，他指出：“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矣”[13]，意在说明如果对百姓过度征调，那降入“奔车朽索”会处于危险的境地。

既然农民群众减少了“劳弊之事”的负担，也就意味着他们用于自己土地上的劳动时间相对地增多，势必提高了生产积极性，进而促进了唐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最后，劝课农桑，不误农时。

为了劝课农桑，唐太宗恢复了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的藉田仪式。

特地颁布《藉田诏》，预作准备。

施行之日，盛况空前。

天子亲耕藉田的古代仪式，自东晋以后。

唐太宗鉴于前代不重农事的教训，采取“躬御耒耜”的举措，显然具有提倡举国上下尽力农耕的含义与作用。

唐太宗还经常派遣使臣到各地巡视，劝课农桑。

贞观四年，他跟诸州考使谈了一番“劝农”的道理，颇为生动。

首先，强调“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

”接着，说他自己在园苑里种了几亩庄稼，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感到很疲乏。

“以此思之，劳可知矣。

农夫实甚辛苦。

”一个帝王能体会到农民的“辛苦”，这正是唐太宗的开明之处。

因此，他要求诸位使者到州县时，“遣官人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

若迎送往还，多废农业，若此劝农，不如不去”。

当然，劝课农桑的关键在于不违农时。

唐太宗从农本思想出发，十分强调“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由于统治集团对于农时的重视，及时停止了一些妨碍农事的活动。

如，在贞观五年，由于考虑到“东作方兴，恐妨农事”，唐太宗将原定于二月举行的太子冠礼改为十月举行。

”皇太子的冠礼是国之大事，唐太宗将日期改为秋后农闲的十月，足见他对不违农时的重视。

再如，唐太宗喜欢狩猎活动，以示不忘武备。

为了不妨碍农时，尽量选择农闲时间进行。

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年间他有过七次田猎，都是选在当年的十、十一、十二月。

唐太宗还运用法律手段来保证这项措施的贯彻。

《唐律》有《非法兴造》条文，指出“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

”《疏议》解释：“非法兴造，谓法令无文。

虽则有文，非时兴造亦是。

若作池亭宾馆之属及杂徭役，谓非时科唤丁夫，驱使十庸以上，坐赃论。

”[14]这里，所谓“非时兴造”，就是农忙时动工，违反农时，故被视为“非法”，体现了唐太宗“不夺农时”的与民休息思想。

正是由于魏征的是以民为邦本的政治
思想和静为农本的经济思想得到唐统治者的重视以及贯彻实施，使得“数年内，海内康宁”。

不仅对唐初经济的恢复起了极为有益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达到了维持和巩固唐王朝的统治长治久安的目的。

<二>、以宽柔之术安抚边域。

贞观初年，“岭南诸州奏言商州酋帅冯盖、谈颠阻兵反叛，诏将军蔺谟发江、岭数十州之兵讨之。

”[15]当时魏征上书阻止讨伐，主张采取宽柔政策，怀之以德。

唐太宗“从其计，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于十万之师。

”[16]“玄武门之变”后，流散到山东的东宫建成，齐王元吉集团分子，持兵观望，极不利于边境安定。

对这股势力，是采取武力剿灭，还是用宽柔治之？唐朝的统治者最终还是采纳了魏征的意见，施行宽抚政策，并派魏征宣慰山东。

魏征奉旨去山东，亲临各部招抚，重信义、讲宽柔，终于使山东建成、元吉之余部俯首归顺。

正是在魏征的努力下，使得初生的唐王朝就此免去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内乱，与唐朝边境接壤的其他少数民族虽然虎视眈眈，但还是始终不敢有所乱为，唐朝的边境就此也显得安定，唐朝的统治集团也因此借机恢复和发展经济，巩固政权。

这也再一次显示了道家宽柔的威力。

李世民回顾贞观初年的情况，深有体会地说：“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

唯有魏征劝朕‘偃戈兴文，布德施惠……’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

凡此种种，皆魏征之力也。

”[17]
二、强调“居安思危”防微杜渐
“居安思危”是道家的一个重要思想。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危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18]这一段叙述，就包含有“居安思危”之意，魏征深明此意，在辅佐唐太宗的政治实践中，反复强调“居安思危”。

他曾说“《易》云：‘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

诚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

”[19]为了提醒李世民“居安思危”，魏征多次引隋亡的历史教训引以为戒。

魏征认为隋亡的更本原因在于“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20]，这个教训是值得继隋而有天下的唐王朝的汲取的。

“思隋氏以为鉴，则存之治乱可得而知。

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从之，则存矣。

”[21]在魏征看来：安与危，治与乱，存与亡都是互相对立的矛盾统一体，它们一方面相互对立，一方面又相互统一。

“安”可以转化为“危”，“乱”可以转化为“治”，“亡”可以转化为“存”，其转化的条件就是“思”。

“思”就可以激励人们去创造条件，促进转化，这显然是符合辩证法的。

根据“居安思危”的原则，魏征多次提醒唐太宗要恪守君道，慎终如始。

<一>、强调作为君主要抑制物欲。

道家明确提倡“少私寡欲”，认为“不见可欲，使心
不乱”。

魏征继承和改造了老子“无为”，“好静”，“无事”，“无欲”以及发挥了黄老学派的“清虚自守”的思想，并按照这一思想要求唐太宗“制欲”。

魏征亲眼看到隋炀帝“驱天下以纵欲，馨万物以自奉”的穷奢极欲，结果“率土分崩”。

他认真总结了隋炀帝和历代统治者骄奢淫逸而亡的教训，提出：“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浅通，无为而理，德之上也。

”[22]在魏征看来，最理想的治国之道，在于人君抑制物欲，既不贪“鹿台之宝衣”，亦不恋“阿房之广殿”，坚持“惧峻宇而处卑宫”，就可以清虚自守，无为而化。

基于这一认识，他曾多次上谏言提醒唐太宗制欲。

贞观十二年，太宗巡狩，至洛州时，官吏因“确储待”（即预备器物不周）而遭到责罚。

魏征认为这是唐太宗贪欲的表现，即上书劝谏，指出隋主“不思止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献食，献食不多，则有威罚。

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

此非载籍所闻，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

当战战栗栗，每事省约，……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今日不啻足矣；若以为不足，万倍于此，亦不足也。

”[23]唐太宗听后大吃一惊且深受感动，表示自今以后“庶几无如此事”。

就此看来，作为唐初封建统治集团最高决策者的唐太宗，对当时社会形势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所以在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还是比较注意躬行节俭、克己奉国的。

他深刻的认识到作为君主纵欲的危害性，以“不见可欲”作为君主立身的原则，相应地他也就把《老子》的“少私寡欲”思想纳入她的“安人理国之要”，而且他还曾对侍臣说：“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

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讟者，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

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

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

古人云：‘不作无益害有益。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固知见可欲，其心必乱矣。

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

”[24]对自己提出了人君应该“制欲节俭”的要求。

除了劝谏唐太宗作为人君要“制欲”以外，魏征还以老子的“知足”思想提醒唐太宗来加强人君的个人修为。

魏征在一次上书中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珍奇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於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

若能鉴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25]在这种情况下，魏征提醒唐太宗要“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
，要以隋亡为戒。

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拟第二次攻打高丽，房玄龄也用《老子》的“知足”的思想对唐太宗说：“‘《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臣谓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
拓地开疆，亦可止矣。

……，愿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戒，以保万代巍巍之名。

”[26]。

可见，魏征的“节制欲”，“思知足”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唐太宗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穷奢极侈的欲望，而且也被统治集团内部的地主阶级官僚所认可，这也就为限制他们滥用民力打下了思想基础。

<二>、君主要恪守“尚谦”之道。

《老子》说：“富贵骄淫，自遗其咎。

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这段话说明尚谦也是道家做人的一个思想原则。

魏征对道家这一思想，又有着深刻认识，他曾对唐太宗说：“愿陛下守此常谦长惧之道。

”贞观十三年，魏征针对唐太宗日益渐起的骄傲自满的情绪，上书说：“古云：“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

”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

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

顷年以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

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

”[27]他认为为了社稷长治久安，“微不可长”。

魏征的这一批评，切中了唐太宗的弱点，使唐太宗不得不叹服，并检讨了“自矜”的过错，“凡为天子，若惟自尊荣，不守谦恭者，在身倘有不是之事，谁敢犯颜谏矣。

”
[28]所以，基于唐太宗本人有了这样的认识，即使臣下直谏与他的权力意志发生冲突，也能够冷静对待，无不体现了道家思想中“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

”[29]等思想。

作为人君，恪守尚谦之道，是魏征围绕“居安思危”所做的策略思考。

从思想倾向看，都符合道家的清虚自守、卑弱自持的原则。

他提醒唐太宗不要重蹈隋亡之覆辙。

唐太宗对此也心领神会，曾颇有感慨地说：“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
[30]魏征看到唐太宗能“居安思危”，非常欣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31]
综上所述，魏征的“无为而治”的道家治国思想，如前所述是当时特殊政治，经济形势下的产物。

我们从“不竭其力”，“节嗜欲”，“恪守尚谦”等方面着重剖析了魏征在唐初实践道家治国思想的特征。

正是由于在唐初封建统治集团中居于指导地位的魏征所推行的“无为而治”这条道家治国路线的指导下，唐初残破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才有了后来的恢复和繁荣。

唐太宗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对侍臣说：“自朕即位以来，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32]他就这看作是君主“无为”的结果。

他又说：“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33]，“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34]，这就足以说明现在取得的成绩是与主张魏征主张的“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是分不开的，因而唐太宗曾感慨道：“成为今日功业，为天下称颂者，惟魏征而已。

”[35]在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公
元627－649年），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

魏征作为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中坚人物，对“贞观盛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继承和发挥了道家的政治学说并成功地进行了实践而且使天下大治。

尽管在魏征的道家治国思想中也采纳了儒家的治国之道，但就其思想本质而言，无疑是道家为主、儒家为辅，以儒家思想来补充道家政治思想，从而使道家思想更加鲜明和具体，从而有利的推动了唐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繁荣以及政治的清明。

因此“贞观之治”在一定程度上讲也就是魏征所改造和阐发的道家治国路线的成果，这就在一次表现了道家学说在封建政权建设中显示出的巨大的生命力。

诚然，魏征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治国思想主张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为暂时缓和当时比较尖锐的阶级矛盾、以便为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而服务的，因而不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但他又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提出的一些政治主张，对于涉蝴蝶安定、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有积极作用，并在可观赏也多少符合了人民的利益。

我们不必过分苛求前人，而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魏征这个历史人物做一番辩证的分析，对他的思想主张进行剔除糟粕、取其精华，相信我们从中可以吸取很多有益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