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社会变革旋涡中的矛盾诗人——朱彝尊【徐志平】

双重社会变革旋涡中的矛盾诗人——朱彝尊【徐志平】
一个作家的创作，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他总是要受到所处社会时代生活的影响和制约。

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和作家自身思想的复杂，又使这种影响与制约呈现出复杂多变甚至自相矛盾的现象。

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难于解释发生在古今作家身上的一些矛盾现象，也难于对作家作出公允客观的评价。

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朱彝尊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诗人，由此也引发出对他不同的评价。

本文试图从三方面解释复杂的社会生活如何使诗人呈现出矛盾的现象。

一
朱彝尊生活于明末清初，主要活动于清代初期，这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代。

一方面，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母体内部正孕育产生着新的商品经济的生产因素，冲击着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促使古老的中国默默地发生着变体。

尽管受到封建势力的摧残禁锢，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新的生产因素、新的思想意识顽强地抗争着，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的各方面、特别是思想领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另一方面，由于明王朝的腐朽，导致满清王朝取代了明代汉族的统治，中国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

前一种变革，是默默进行的，它导致作家的思想不知不觉中接受融入了新的反传统的观念；后一种变革，则是不容逃避地摆到作家面前，生与死、守住气节与屈辱变节，逼着每一个人作出选择。

这两种变革，构成了明末清初社会双重变革的激烈旋涡。

在这样的旋涡中，作家们自觉不自觉地被卷了进去，从而使他们的创作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面貌。

有的作家偏重于反映前一种变革，如明末清初一些反传统的思想家、文人，他们的作品具有反传统的特点，闪烁着初步民主主义的光辉。

有的作家则偏重于反映后一种变革，如明末清初大批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文人和遗民文人。

而能够较为明显地体现两重变革特性的当推朱彝尊。

不少评论家注意到了朱彝尊作品中出现的矛盾复杂情况，如有人认为，朱彝尊既有反清意识又出仕清廷；论诗既主张“言志”，又主张“言情”；他的词论与词创作之间
也不相吻合等。

由此出发不少评论家对朱彝尊进行了过分的批评。

由于没有从当时的双重社会变革的原因中去探寻诗人的轨迹，这样评论是苛刻片面的。

其实正是双重社会变革使他的为人与创作呈现出矛盾复杂的面貌。

社会时代使他既是抗清活动的参加者，又是出仕清廷的官吏；使他既是正统严肃的经学家，又是情感丰富的文学家。

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他对后一种变革是较为清醒、自觉地意识到的；而对前一种变革，他没有意识到，只是按照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规律而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这就形成了他的复杂面貌。

双重变革给朱彝尊带来的复杂矛盾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政治上的思念明朝与出仕清朝，思想上的卫道（儒家正统）与叛道（突破传统），诗词创作中的理论与实践的不一。

对于思念前朝和遵循护卫儒道，是他自觉意识到的，而出仕异族新朝和突破儒道，又是他被迫或不自觉意识到的。

他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从小受到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但他又生活在比较开放的新思想活跃的嘉禾平原上，耳闻目染了各种文化。

他的祖上曾受到明王朝的恩遇，但至明末家道已中落。

“甲申（1644）之变”的第二年，清军攻下江南，南明王朝亡（史称“乙酉之变”），时朱彝尊17岁，清兵屠嘉兴，他一家被逼外逃，数迁其家，最后落脚梅会里（王店）。

因生活所迫，他为人赘婿。

成家后，为了生计，他离家南北奔走，作幕府（文秘工作）养家，家中妻子儿女纺织度日。

在奔走中，他结识了反清义士，曾在山阴（今绍兴）秘密参与了反清志士魏耕、祁氏兄弟的反清复明斗争，后事泄，魏耕等被杀，祁氏兄弟被远戍，朱彝尊逃避在外。

随着清王朝政权的巩固，康熙皇帝施展镇压与招抚两手政策以对待汉族文人。

朱彝尊终于在50岁那年以布衣出仕，受到厚遇。

他也受宠若惊，度过了一段烟云般的生涯。

不久，即被借故贬职，后虽复职，但已失去往日宠幸，最终被解职归乡。

归乡后的近20年生涯中，他的名望还在，康熙后四次的南巡，他都伴驾，受到康熙的朝见。

终其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封建文人来说，他能保持文人的正直清白，没有做违背国家和百姓的事，相反做了不少有利的事。

特别在建设和发展中国文化事业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著作成
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还有相当的价值。

晚年归乡后，在家乡赈灾救荒，造福桑梓。

他的出仕，与一般的投降新朝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明王朝灭亡时，他仅16岁，本身没有在明朝廷中担任过一官半职，他没有为明王朝尽节守忠的义务，更何况他出仕时清王朝已经基本巩固，连顾炎武等人也失去了往日的对抗之心。

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出仕有背初衷，常常自责，表现出文人的良心。

但他又难以摆脱胆小怕事、明哲保身的弱点，缺乏挺身而出的勇气。

他的内心充满矛盾，家国之恨与出仕异朝的羞愧，一直横亘于心。

出仕后，虽然他对康熙王朝感恩戴德，但也借编《明史》之机，几次要求褒奖殉明之士。

在此期间他将自己的作品集命名为《腾笑集》，取南朝孔稚圭《北山移文》中嘲弄变节的“假隐士”之意，以表达自己出仕的悔恨。

贬官后，他编《明诗综》，把“死封疆之士，亡国之大夫，党锢之士，暨遗民之在野者，概著于录焉”（《明诗综序》）。

61岁时写《黄徵君寿序》，在赞扬黄宗羲坚持民族气节的同时，自责“予之出，有愧于先生”。

晚年写了长诗《玉带生歌》，借写文天祥砚台歌颂文天祥的民族气节，斥责降元宋臣。

在《吊李陵文》中借古喻今，写自己出仕的矛盾和苦衷。

这说明朱彝尊很有自知之明和勇气，不为自己的出仕辩护隐瞒，敢于揭自己的痛伤疤。

朱彝尊作为一个经学家、文学家，尊奉儒道，但由于时代思潮的影响，他对“经济”之策也很重视，对国计民生也很关心，在做学问上也较实事求是，注重实际，勤于考证，特别是将典籍记载与实地考证结合起来，开启了治学的新方法，和一般的脱离实际的“迂儒”、“书呆子”不同。

和同时的、或稍早、或稍迟的一些文人相比，他的生活阅历更为广阔，接触的上层下层人氏更多、面更广，对下层百姓的了解也更详尽，反映到创作中，便是他的创作面貌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呈现出复杂矛盾的现象。

二
下面来看看朱彝尊诗歌理论和创作中的矛盾现象。

对于诗歌，朱彝尊继承了传统诗学“诗言志”的思想，在诗论中一再重申儒家的诗义大旨，这作为一个经学家来说，是毫不足怪的。

他在《与高念祖论诗书》等重要的诗论之作中一再重弹儒家诗说，并据此批评言情之作：“魏晋而下，指诗为缘情之作，专以绮靡为事，一出乎闺房儿女之思，而无恭俭好礼廉静疏达之遗思。

”甚至还对唐诗也提出非议：“唐之世二百年，诗称极盛，然其间作者类多长于赋景而略于言志。

其状草木鸟兽甚工，顾于事父事君之际，或阙焉不讲。

”而只对杜甫的诗歌予以称赞：“其出之也有本，无一不关乎纲常伦纪之目。

”在诗歌形式上，朱彝尊一再批评陆游、杨万里等诗人的通俗明快具有民歌风味的诗歌，鄙之为“吴伧相杂”，也反对明代“公安”、“竟陵”派的“性灵”之作，认为这些诗歌“鄙悝以为文，谈笑嬉亵以为尚”（《王学士西征草序》），“专以宋杨陆为师，庸熟之语令人作恶”（《汪司城诗序》）。

这都是站在传统诗教的观点上而言的。

但另一方面，朱彝尊却又认为“缘情以为诗，诗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己者乎”，“为诗未有无情之言可以传后者也，惟本乎自得者，其诗乃可传焉”（《钱舍人诗序》），这又简直是“性灵”诗说的观点了。

他还批评朱熹“专主去《序》言《诗》，而郑卫之风皆指为淫奔之作”。

《诗经》中的“郑风”、“卫风”多男女爱情之作，朱熹承袭儒家传统观点，指斥为“淫奔之作”，否定了男女之情，更有甚者，干脆删除了这些诗作。

对此，朱彝尊认为“亦甚矣”，表示不满，而且还敢于碰朱熹这位“大儒”，认为“世之儒者以其渊源出于朱子而不敢议，则亦无是非之心者也”（《跋王氏诗序》），表现出大胆怀疑传统的勇气。

诗论上的这种矛盾，也体现在他的创作中。

一方面，他把诗当作“言志”的工具，写了大量的言志诗、应酬诗、应制诗，并且也不乏反映现实、关注国事民生之作。

儒家的传统“言志”诗说使他能立足现实，比较忠实地反映出清初的现实及自己所走过的抗清——出仕——悔恨的道路。

出仕前的言志诗，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写自己的故国之思和民族之恨，二是写自己的落魄失意。

前者如《度大庾岭》：
“雄关直上岭云孤，驿路梅花岁月阻。

丞相祠堂虚寂寞，越王城阙总荒芜。

自来北至无鸿雁，从此南飞有鹧鸪。

乡国不堪重伫望，乱山落日满长途。

”
后者如《题廊下村主人壁》：
“江城独客一千里，海月愁人十上弦。

梦里还家无长物，天涯归思逼残年。

饥寒童仆今何有？雨雪关山剧可怜。

珍重主人投辖饮，几回把酒意茫然。

”
都是沉郁顿挫、直逼唐人之作。

出仕后，他对清统治者的提携感激涕零，写了不少应酬、应制诗，有些诗可谓搜尽献媚阿谀之词字，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

如反映清廷平息四川和厄鲁特之喀尔喀叛乱、统一西北西南边陲的《平蜀诗十三章》、《皇仁绥远诗八首并序》等。

甚至连自己早先曾参与过的郑成功抗清之事也抱怨，把康熙平息郑经之反抗比作唐之裴度平淮西，认为郑氏之占领台湾使清廷“廿年已失鱼盐利”（《送杜少宰臻视海闽粤二首》）。

这暴露出一个封建文人的局限性，也使他前期的不少优秀诗词黯然失色。

这些诗，无论是古体还是格律诗，既是他真实思想的写照，也是他认为的“言志”之作，写法上也大多学习古诗手法，缺乏创作个性与特色，被后人讥为“邯郸学步”之作（洪亮吉《北江诗话》），而这正是他继承传统诗说的结果。

但另一方面，朱彝尊诗集中却有不少艳情之作及他自己称为“吴伧相杂”的民歌之作。

联系他对艳诗、民歌的批评，实在难以相信他也会写出这样的诗。

其实，也不奇怪，因为明清之际，反传统思想的发展，已经不可抗拒地成为时代思潮，使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明代以来的“情至”思想也深入人心。

朱彝尊当然也不例外地接受了这种思想。

关于他的长篇艳情诗《风怀二百韵》，影响很大，相传是写他与妻妹静志之间的暧昧情事，也有认为是写他狎妓之事，总之，这是一首艳情诗。

据说，晚年编集时，他的学生恳求他删去这首有损于经学大儒身份的诗，但朱彝尊坚持不删，并说：“宁不食两庑冷猪肉，不删《风怀二百韵》。

”（袁枚《随园诗话》）朱彝尊是经学大师，
按其成就和惯例身后可进孔庙取得陪享，但他宁愿不要这样的荣誉，由此可见他的情之至诚。

这类艳诗在他集中还有不少。

南宋杨万里与陆游诗歌的明快通俗，明代“公安”、“竟陵”诗派宗奉“性灵”、崇尚自然，被朱彝尊一再批评为“噍杀”、“粗厉”、“庸熟”、“鄙俚”，但实际上他也写了不少这样的诗。

传统的与流行的文学思想、观点常常是互相扭结、渗透、组合的。

朱彝尊读书很多，即使是被他批评的，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使他在创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进去。

这可从他的大型组诗《鸳鸯湖棹歌》中看出来。

这组写家乡嘉禾平原的诗，记叙了以南湖为中心的古代嘉兴政治、历史、经济、文化、名胜、特产等情况，资料丰富，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诗人也是有意识地将它当作“方志诗”来写。

在形式上，学习民间“竹枝”、“杨柳”等民歌形式，诗下加注，使之既有文学性，又有地方志的价值。

诗风通俗明快，民歌风味和地方特色浓郁。

诗人生活的嘉禾平原，在明代中后期后，正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最适宜的地区。

肥沃的土地，富庶的物产，深厚的文化，开放的观念，千里大运河迤逦驶过城中，把南来北往的联系扭结在此，新的生产因素和思想因素在这里活动特别活跃。

诗人当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由于他坚持“诗言志通政”的传统，能够较为忠诚地记录下这一切，也使这组田园诗比之以前的同类题材有了许多新的东西。

诗人笔下的农村田园再也不是陶渊明、王维、杨万里、范成大等诗人笔下的那种宁静、闭塞、单一、落后、“世外桃源”式的小生产式的农村了，而是开放的、与城镇紧密相连、农商、手工业结合的农村了。

古老的农村在他的诗中充满了一种新的生气和活力。

嘉禾平原以生产水稻、蚕桑为主，诗人是这样描绘丰收后景况的：
“父老禾兴旧馆前，香粳熟后话丰年。

楼头沽酒楼外泊，半是江淮贩米船。

”——第95首
“金鱼院外即通津，转粟千艘压水滨。

”——第25首
“五月新丝满市廛，缫车响彻斗门边。

沿流直下羔羊堰，双橹迎来贩客船。

”——第60首
手工业、商业也十分发达，商贾云集，商船往来，日夜不停，一
片繁忙：
“石尤风急驻苏湾，逢著邻船贩橘还。

”——第94首
“漏泽寺西估客多，楼前官道后官河。

”——第59首
“夜半呕哑柔橹发，亭前灯火落帆齐。

”——第57首
“舟移濮九娘桥宿，夜半鸣梭搅客眠。

”——第78首
农民本身也卷进了这种新的生活潮流，有的农民以种菜为业（第19首），有的以养蚕、织锦为业（第20、21、31首），有的种上了樱粟（第43首）。

甚至在传统的女子相思题材中，也加进了这种新的因素：
“随郎尽日盐官去，莫漫将侬半逻抛。

”——第40首
“郎牵百丈上官塘，客倚逢窗晚饭香。

”——第79首
这组诗，诗人自己瞧不起，称之为“吴伧相杂”，但恰恰最能体现出新的特色。

这恐怕是诗人没有想到的，而这正是时代冲击他的结果。

从复杂的双重变革时代出发去认识朱彝尊的诗，可以看出这种矛盾使他的诗歌能关心国计民生、仕途经济，对清初各方面的社会现实有比较全面的反映。

同时，他也能比较客观地写出自己的人生道路，写出自己的感慨，展现一代文人在特定年代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历程，写出自己的复杂思想和矛盾。

因此，朱彝尊诗歌的认识价值是高出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的。

三
朱彝尊是以词闻名的。

他开创了“浙西词派”，与陈维崧、纳兰性德一起被称为清初三大词人，他们共同拉开了清词复兴、再次兴盛的序幕。

而从开流创派及影响来说，朱彝尊的影响远在两人之上。

在朱彝尊的倡导下，他的家乡兴起了词创作和研究的活动，嘉兴成为清代词学基地。

叶恭绰先生选编《全清词钞》，收整个清代词人3100余家，嘉兴籍词人占1/10；陈乃乾选编《清名家词》，收清代有影响的词人100家，嘉兴籍词人有14家。

于此可见朱彝尊对嘉兴、对整个清代词的影响。

但由于时代双重变革的冲击，也使朱彝尊的词论、词作
充满了矛盾，从而使得后人对他的评价也一直众说纷纭。

首先，朱彝尊为词“尊体”。

词历来被称为“诗余”，被认为是“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的“别是一家”。

宋代苏辛等豪放派词人曾改革词体，提高词的品位，但他们缺少理论上的总结，词还是被根深蒂固地认为是诗的“附属品”。

朱彝尊继承苏辛重视词作思想内容的传统，又从词的艺术体性出发，在理论上予以概括：“词虽小技，昔之通儒钜公往往为之。

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

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耳。

”（《陈纬云〈红盐词〉序》据此，他十分强调词作的思想内容，在《词综·发凡》等文章中多次批评元明以来词创作思想内容的匮乏，缺少深沉的含义。

同时，他又十分强调词应有自己的体性特色，重视思想内容，又必须符合词的艺术体性，据此他也多次批评元明以来对词的体式不重视的现象。

他强调词体应是思想内容和艺术体式的统一，并把对词体的这种要求总结概括为“醇雅”主张。

“醇雅”主张是朱彝尊从南宋后期词人姜夔、张炎等词的特色中总结概括出来的。

姜张词风介于豪放和婉约之间，能较好体现出词的韵味，“醇雅”正是这种词风美学境界的具体化，它要求词表情含蓄蕴藉，形式上清秀雅洁，格律上和谐协调。

南宋后期与清代初期的情况相似，汉族文人处于异族高压统治之下，不能明确表达出民族故国之思，只能曲折隐晦表达。

姜张词中那种深沉含蓄、幽愁微恨的表情方法，是适宜在恶劣环境下表情达意的，也符合了词体的艺术特征。

朱彝尊曾在南宋遗民咏物词集《乐府补题》的序中说：“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

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朱彝尊提倡南宋姜张词风得到了普遍的响应，它适应了清初特定环境下文人抒泄情感的需要。

正由于得到了众多词人的响应，词在嘉兴得到了大发展，“三十年来，作者奋起浙之西，家娴而户习”，而且，都宗奉南宋姜张词风，出现了“家白石（姜夔）而户玉田（张炎）”（《孟彦林词序》）的局面，词在当时与诗一样，成为词人反映现实、寄托亡国之恨的重要手段，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其次，朱彝尊词论还强调生活对词创作的重要。

他把词当作“不得意时者”的“寄情”、“空中传恨”的工具，他结合自己词创作的体会说：“予糊口四方，多与筝人酒徒相狎，情见乎词。

后之览者，且以为快意之作，而孰知短衣垢尘、栖栖北风雨雪之间，其羁愁潦倒未有甚于今日者耶？”（《陈纬云〈红盐词〉序》）这种看法，是朱彝尊结合时代特征、继承传统词学观点而又有所发展的，带有一定的时代总结性质，也可以说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词的新要求，是对词体的一种革新。

但他的词论中也保存了许多传统的观点，以至于词论中留下了不少矛盾之处，给后人落下了话柄，
在为词尊体上，他虽认识到词的思想内容的重要，但还囿于“诗庄词媚”、“词别是一家”的束缚，甚至忘记了自己“羁愁潦倒”的作词经历和体会，说什么“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紫云词序》）。

这种说法，除了他认识上的局限外，也含有为词辨尊体式的因素。

因为在这段话的前面，他认为诗词不同体，诗可言志，而词则更宜表达“宴嬉逸乐”的题材，更宜于“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过美人香草、悲春伤秋、相思别离等传统比兴手法，抒发其骚人雅士的幽微情感。

因此对这段话的理解，并非象有些人所批判的，说他在提倡用词粉刷太平，为统治者歌功颂德。

朱彝尊的词都作于出仕前的“潦倒羁愁”生活，出仕后的“宴嬉逸乐”生活，反倒使他搁笔了。

对此，该作何解释呢？但在强调生活对词创作的重要性上，他又陷入了传统观点，他理解欣赏的生活，更多的是“豆蔻之花，桄榔之树，蕉椰扶荔之果，青鸡白鹇之鸟，蝴蝶之茧……”（《水村琴趣序》），“林麓之胜，有发人吟咏性情者与”（《蒋京少梧月词序》）。

这种局限于文人士大夫生活圈子里的生活内容，虽然包含了他所认为词体最适宜借山水景物表达情感的认识，但毕竟限制了更广阔的生活视野，使他的词不能再高出一步，也使他的不少词流于庸俗无聊之中。

如他的《瑶花慢》一词写家乡情况，按理说，他身经了明末清初的大动荡，应该写出家乡的深重苦难，但仅在上片“剩白鸡梦后荒墩，朱雀桥边斜日”一点外，其余均写自己的士大夫生活情趣。

这种“空中传恨”的手法，和同时代的陈维崧
此类词相比，就显得浅了。

而且这种理论又使“浙西”的后继者迷惑了路径。

“浙西”的创始者有亡国的实际经历，有“幽愁暗恨”可在“空中”传达，而后继者无这种经历，只得拾取无聊题材，专在形式技巧上下工夫，从而出现了所谓“游词”、“鄙词”，引起了“常州词派”的批评。

词论上的矛盾，也反映在朱彝尊的词创作中。

他留下了600多首词，都作于出仕以前。

和朱彝尊同时的高士奇曾作过一首《满江红》词评朱彝尊的词，其中有“艳句魂消隋苑柳，侠肠酒酹秦淮月”两句概括他的不同风格，这种互相对立的风格，正和他的词论矛盾一样，折射出双重社会变革带给他的影响。

一方面，他用词抒发自己的家国之恨和落魄之志，如《水龙吟》（谒张子房祠），《满江红》之吟“金山寺”、“吴大帝庙”，《金明池》（燕台怀古）、《百字令》（自题画像）等词，悲壮感人，情感淋漓，词风近苏、辛，与其“醇雅”主张明显相悖。

这是因为亡国破家的痛苦经历，改朝换代的悲愤，奔走四方、抛家舍子的流浪落拓生涯，与抗清志士的慷慨交往，使他“于游历之地，览观风尚，往往情为所移”，写出了这些激昂之作。

但另一方面，他又写了大量的情词，甚至有不少无聊庸俗之作。

不过作为其情词的主流来说，还是有特色的，而且也表现出他反叛传统的思想。

作为经学家的朱彝尊，大写情词本身就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

在《高阳台》一词中，他赞扬了一个女子为情人相思而死又还魂的动人事迹。

在《明月引》中他大胆写道：“若遣个人偷嫁我，拚两桨，打春潮，送故乡。

”可见他对爱情的态度已经大大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

在朱彝尊大部分的情词中，表现出一种游历四方、难以与情人会聚的痛苦和对昔日美好情事的回忆，特别是《静志居琴趣》集，据传是为其妻妹而作，是《风怀二百韵》的注脚。

朱彝尊与妻子冯孺人是患难夫妻，感情很好，对妻妹也有一种朦胧羡慕之情，他借词的形式，把这种爱慕之情表达出来，在奔走四方为幕府的孤独日子里，作为一种精神的寄托。

这类词在艺术上大多情感绵邈而不冶艳，词句清新而不庸俗，意象疏宕而不粘滞，意境空灵而不质实。

陈廷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