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税收低福利

“低税收低福利”中国的选择

【内容摘要】当高福利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冷静思考，究竟什么才是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福利制度。在西方高福利制度弊端充分显现的时候，我们应该吸取他们的教训，找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由此，中国或许更应该选择低税收低福利，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整个福利制度的新发展。

【关键词】税收；福利；税收制度

很多人都向往西方的福利制度，因为一个人，从出生到进坟墓，政府一条龙包揽了，使得人们的工资，更多的成为了一种福利，可以供人们的娱乐享受。中国则与此相反，我们交着昂贵的税收，但收获的福利，似乎就是为我们未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继续付费。未来的中国必然会转轨，那么是高税收高福利好，还是低税收低福利更好，不少人各执一词。我则认为难度低的似乎更好，因而实现“低税收低福利”，看起来要简单一些，也更适应中国一些。

高税收和高工资是有点矛盾的，但是考虑高税收（收入分配作用）对富人多征税，补贴给穷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使得全体国民工资维持较高水平；往往在税收能较好的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国家即财税制度比较的完善的国家，他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比较健全的。那么就减轻了像中国人普遍有的储蓄动机，自然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消费称为拉动经济增长一大引擎！

“欧洲模式”，是指高福利型社会模式，尤指以北欧为标志的“老欧洲”社会发展模式。由于高福利的获得，往往是以高税收为前提，所以欧洲模式也称为“高福利高税收模式”。一般认为，欧洲最早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由德国俾斯麦时期诞生的，其制度的目的在于给中底阶层适度提供一定的福利保障，以缓解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驱动欧洲福利制度的内力来自于宗教慈善传统，富裕人士把一部分财富捐出来，通过制度性再分配形式，流入中低阶层手里，而外力则来自于风生水起的工人运动和不断壮大的工会组织。民主化给中低阶层提供了平等的政治话语能力，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福利型社会的纵深发展。从目前来看，越是民主成熟型国家，其国民福利水平也相当高。经历二战洗礼的欧洲，到20世纪70年代，基本建立了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教育、住房、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殡葬补助等各类“子制度”，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福利体系出现在北欧和西欧。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拥有

这类模式的国家普遍具有了“民主社会主义”特征，虽然其国家本质仍然是资本主义。这个模式的建立，使欧洲享有了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和平和稳定，更令人欣慰的是，欧洲统一进程也得到了突破性进展。

在高福利的背后，掩藏的是高税收。瑞典北欧斯安银行的经济总监克拉斯·埃克隆德说，他每个月的收入有近60%都要用于交税，这几乎使他丧失了“ 多赚些钱的积极性”。欧洲委员会的“最新税收趋势”报告指出，2008年瑞典的个人所得税率为56.44%，丹麦为59%，是欧盟之最。在“老欧洲”中，卢森堡算最低，但也是在38.95%的高位。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中，企业为了规避雇佣员工引起的高福利负担，更愿意投入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果导致就业不足，失业率上升，转而成为政府难题。

由此可见，高福利所带来的，也不仅仅是好处。福利不是自生的，它前期的诞生得利于宗教众生平等和阶级化差距，因而它给人们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在前期给了人们不少好处。但如果一个不工作的人比工作的人收入高，又如何能推动社会更近一步发展呢。在它的弊端显露的时候，中国更要以此为鉴，制定一些更好的方案。

中国依赖于GDP增长作为民族自豪感不是一天两天了，虽然逐渐开始引入绿色GDP的概念，虽然表示愿意为了经济转轨放弃一定的GDP增长，但是媒体和大众对于这部分的目光，从未转移。中国的起点低，想要赶追西方的意愿一直很强烈，这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必然不能如同西方一样实行高福利政策，否则如何保证人们的积极性。在当前都不努力追赶，未来中国莫非还要再次经历耻辱的一百年么？

再者说，中国政府也难以拿出这么多钱作为福利。现在年年政府都为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头疼呢。现在中国实行的是部分积累制的税收制度，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一部分现金来弥补其中空缺。而且中国金融体制不强，投资渠道狭窄，又为保险金的保值增值提出了难题。短期内，要改变这种现状，可以说是不可能的。除非天上掉下几座大金矿，使我们国家一夜暴富起来。

而且中国目前也没有高素质的福利管理人员来维护一整套完备的高福利系统。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也使得从外面引进的高素质人才，难以照搬原理论，甚至不能使用外国的政策。因而短期内，这个问题也不能够得到解决，所以，高福利这个提议，基本上等于是空谈。

清华大学秦晖教授认为近年来政府好谈民生，不像过去那样只讲GDP。教育、医疗、

低保、养老等问题上的政府责任也逐渐成为共识，并且为落实这些责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中国虽然“离福利国家还有十万八千里”，但过去那种把“福利”看作“在上者的‘待遇’，对下民的‘恩典’，给了你得谢恩，不给你也别怨”的状态正在改变。

改革前我国的“福利”与特权挂钩，福利覆盖面从最强者开始，初始分配或许比较平均，“再分配”却增加了不平等。我把这种状况叫做“负福利”，改革就是要使中国走出负福利状态。这当然不能一蹴而就，但至少不能倒过来加剧负福利。无论是住房，还是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改革，都要对此格外注意。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对高福利，在我国首先应当指的是反对特权福利，而左派主张增加平等，在我国就应当首先为最弱者争取福利。前者不可能赞成“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后者不应该同意“廉租房不给农民工”，我们应当共同防止负福利的加剧，到了福利机制由负转正后，高福利还是低福利才能成为真问题。

目前，中国政府是很有钱的，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比较可得，所谓国富民穷，越是国有企业较多的省份，老百姓越没钱；南方省份民营经济很发达，那里就藏富于民。所以，对中国来讲，受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影响，国富的概念仅仅靠这30年的改革开放难以颠覆的。

因而，问题的关键是国家拿了不少钱，又把钱投入的其他的地方，使得高福利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我们要改变的，恰恰是这个问题。

中国贫富差别大，是中国经济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但这只能通过法律规定保障更多的普通百姓有学习，创业的平等机会。千方百计地帮助贫困百姓尽快致富起来，而不能靠对先富起来的人征高税来解决。不错，富人中有贪官污吏，有为富不仁者。但现在更多的却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合法拼搏起来的企业家。浙江一个县有10万户人家竟有五万个小企业，人人都在拼在创业，他们都很富了，少则上百万，多则上千万，上亿。财政部授意对高档房征税，实际上是估计他们不敢反对。但在政策歧视上却是被人看的一清二楚。这只会造成这些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人，第二次、第三次向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移民潮。须知他们带走的不仅是大量的现金流，更主要的是带走了拼搏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和在中国继续发展的信心与安全感。

经济学上认为，个人追求的价值最大化，可以带动集体的经济效应最大化。所以当每个人都自发的追求高福利，更能推动团体的共同的高福利。也更能使国家建立一个合理的福利制度，一个大众选择的福利制度。

当前，对于减税的呼声也很高。压在企业的个人身上的昂重税负，极大的降低了中国的再创造能力，使得中国的竞争性被削弱。而且，中国的高税收也被有些人利用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