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_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_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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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差异研究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差异研究“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思想，最早来自于《礼记·大学》。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格物致知”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学者就是朱熹和王阳明。

朱熹与王阳明在“格物致知”的理解与实践上有着许多的差异，本文将对两人的这些差异进行探讨。

一、《实践方法的不同朱熹认为，“格物”是通过发现事物的规律来加深对人生规律的认识，这需要通过“观察”和“分析”来实现。

而王阳明则认为，“格物”需要通过实践充实自己的经验以及不断思考来实现。

朱熹认为，“分析”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他提出了“致知格物”的方法，即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和分析，来加深对人生规律的认识，进而“致知”。

他认为只有通过分析和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而王阳明与朱熹在实践方法上有所不同。

王阳明认为，“格物”不仅包括思考和理智活动，还包括认识洞察和身体经验。

他提出了“良知即格”的理论，认为良知与创造素材或观察分析并不独立，良知其实是可以通过身体的经验来识别和发掘真理的。

他引用了一只砚台的例子，认为“看那个大小、扁高、上下阴阳，捻塞井盖的是用松精塞的”这一认识过程需要通过“摸拟”来完成。

二、《规律认识的不同朱熹和王阳明在“格物”中所关注的是不同领域的规律，他们在对于这些规律的认识上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朱熹关注的是自然规律，他认为通过对于自然规律的研究可以了解人生规律，从而实现“知行合一”。

他强调通过自然规律的观察和分析来探讨人生规律。

而王阳明则注重的是人之间的规律，他认为通过交往和沟通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生规律，通过“格物”的实践来发现真理，从而实现“致良知”。

三、《“致良知”的不同理解在“格物致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中，朱熹和王阳明都提出了“致良知”的观点。

但是两位学者针对“致良知”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

朱熹认为，“致良知”是通过“格物”来“致知”，从而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

他认为只有通过对于事物的观察和分析，才能找到真理，从而提升个人修养。

知识与道德对程朱、陆王、船山格物致知思想的考察

知识与道德对程朱、陆王、船山格物致知思想的考察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和船山格物致知思想在知识与道德领域的体现与交融。

通过对这三大思想流派的深入分析，我们将揭示它们各自对知识与道德的独特理解，以及这些理解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相互激荡、碰撞并共同发展。

程朱理学强调天理、格物致知，认为通过格物可以穷理，进而达到明理的目的。

这一思想流派在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上，主张以道德为本，知识服务于道德。

陆王心学则更侧重于内心世界的修炼，主张“心即理”，认为通过内心的反省与体悟可以直达天理。

船山格物致知思想则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进而实现道德的提升。

在比较这三大思想流派的过程中，我们将关注它们在知识与道德问题上的异同点，分析这些异同点背后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背景。

我们还将探讨这些思想流派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以期对当代社会的知识教育与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和塑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我们也期望通过这一研究，为推动现代社会的知识教育与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和文化资源。

二、程朱理学中的格物致知思想程朱理学，即程颢、程颐以及朱熹的理学思想，是中国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

程朱理学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吸取了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

在程朱理学中，“格物致知”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程朱理学家认为，通过对万物的深入研究与洞察，可以获得对世界本质的理解与认识，这一过程就是“格物”。

而“致知”则是在“格物”的基础上，通过内心的反思与体悟，达到对道德真理的把握。

程朱理学家强调，格物致知的过程是一个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的过程。

他们主张通过读书、观察、实践等方式，广泛接触并深入了解世间万物，从而发现其中的规律与道理。

比较朱子与王阳明的「格物」义

比較朱子與王阳明的「格物」義4.結語：朱子與王陽明「格物」義皆可通向人文化成世界儒家重視人文化成的世界，物理世界是中性，若剝落道德心的照察，世界只是平寂地存在，不能發展文學、藝術、宗教、哲學，甚至科學，沒有人倫價值的世界更沒有歷史、文化。

然而儒學在具體的生活上怎樣實行，先秦時《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已有清晰的實踐的理論和指引，系統性強，使學者容易掌握。

朱熹喜言《大學》，尤愛《大學》的架構性，更為《大學》作註。

亦是為人文化成世界作指引，使人可以在道德實踐的過程中，有理可循。

朱子轉向以格物窮理，來磨練修養工夫，對於現代人則容易引起共鳴，特別是道德意識薄弱的人，朱子學尤為親切，對於不能相應道德本心的人，朱子是一大貢獻。

朱子從客觀外在性的認識論上說存在的「性即理」系統，王陽明從道德內在性，存在地呼應的「心即理」系統。

在儒學「仁義內在」的角度下，王陽明學是依儒學一貫宗旨，朱子學則未能相應。

若在工夫修養方法的普遍性上說，朱子的方法，有客觀的義理可循，較適合一般人的氣質，容易被大眾所接受。

相對於朱子的方法，王陽明的修養方法以良知的內在超越性為主，一般人較難掌握；若不是真正了解本質工夫的真實義，更容易被誤解而誤用，反而造成對儒學的傷害。

所以從教育的立場上，朱子的方法「格物窮理」是「正宗」，他的方法學比較平實，有方法可依，容易跟得上，廣泛地教做人之道，從具體的生活展開，井然有序，有條不紊，適合一般人。

所以牟先生說﹕「朱子是學人之學之正宗，而非內聖之學之正宗。

」(註十四)同時朱子以讀書、講學為重點，在弘揚教義上，整理文獻、講解文義，自有其價值。

況且朱子學不是平寂地存在，更能對發展文學、藝術、宗教、哲學，甚至對科學亦有其價值。

尤其甚者，對人倫價值的世界、歷史、文化有傳承的作用。

雖然如此，王陽明之學「格物致知」，才是體驗生命自我真實化的過程。

透過良知自我震動而呈現，不假外求，在自由意志的自動、自主、自律下，無條件地實踐道德。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 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L anzhou U niv .(Social Sciences )1998,26(1):84～90 V o l.26　N o .1　1998P 84-90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Ξ——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陈声柏(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兰州　730000)内容摘要　对“为学之方”的重视是宋明理学的一贯传统。

朱熹和王阳明关于这一点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们各自的“格物致知”思想里。

本文旨在通过王阳明与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比较,以期置其于王阳明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说明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关键词　格物致知　心　理　即物　致良知中图法分类号　B 24417,24812“格物致知”语出《大学》,《大学》本是《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它的基本内容为“三纲领”、“八条目”,《大学》在儒家经典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同样,“格物致知”思想在朱子学和阳明学中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格物致知”作为一种修养功夫,是为学之始,是至圣人之下手处。

孝宗即位,语求直言,朱子上封事说:“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丝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

”①王阳明也说:“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明之际,此正《中庸》‘或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无别功矣。

”②可见,在对格物致知修养方法的重视上,朱王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关于格物致知在《大学》中的地位以及对其思想的理解上,朱王又存在重大差异。

朱子认为,《大学》全文没有出现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阙文”造成的,解释诚意的传文没有出现在八条目中应有的位置上,是由“错简”造成的。

于是朱子在《大学章句》中一方面作了一个“格物致知传”来弥补所谓阙文造成的不连贯,一方面把传文中诚意的解释移到正心之前。

王阳明则一反朱子的作法,认为既无阙文,也无错简,悉从旧本,以此来摆脱朱子的补传及其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以便把格物致知纳入心学体系的解释。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差异研究

103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差异研究周　昊（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199）摘　要：“格物致知”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概念，就不同时代对其不同的诠释而言，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比较性的就是宋明时期理学家朱熹和心学家王阳明对其的阐释，二者在存在着一部分内在的继承关系的背景下，最终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本文将以本体论、功夫论、知行观三个维度为出发点，探究朱熹和王阳明在“格物致知”思想最终发展的成果上产生差异的原因，把视角放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来更好地理解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关键词：格物致知；心；理；致良知从汉代《大学》中总结出三纲八目以来，“格物致知”在后来的学术史中，就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而历代相传相解。

客观的来说，自明清时期理学产生，程朱和陆王虽同为在宋明理学内部的唯心主义阵营的代表，但在思想上却充斥着激烈的对抗，而这种“理”与“心”的交锋，在丰富了宋明理学内涵的基础上，促进了其各自的思想在各个范畴和概念类的多元化。

因而朱熹和王阳明作为在“理学”和“心学”上的集大成者，他们的部分思想一方面针锋相对，一方面，则又处处可见其批判和继承，这一点在二者对于“格物致知”思想的不同诠释上体现的尤为显著。

一、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诠释“格物致知”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最早是出现在《大学》，在汉唐诸儒以及新儒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后，逐步确立了《大学》的核心地位，从《大学》开始，“格物致知”也作为三纲领八条目中的内容，被正式提出，成为儒家对于理想人格的最终确立标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朱熹对其也是十分关注。

他在《大学章句集注》中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又对“格物致知”做了一个基本的解释，即天下万事万物都有一“理”字，日积月累的向外探求实践，以至其极，经年累月后，一旦融会贯通，便能通晓天地之间的全部奥妙。

把“格物致知”从文本上拆分来看，“格物者，格，尽也。

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是穷得两三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尽得到十分，方是格物。

浅议二程朱子阳明对“格物致知”的不同理解

浅议二程朱子阳明对“格物致知”的不同理解“格物致知”作为“三纲八目”中的重要概念，源出于《大学》。

二程训“格”为“至”，程颐认为心物在格的过程中深融为一，而在程颐看来，格致不外乎“穷理”而已。

朱熹和王阳明也将《大学》纳入自己的理学和心学的体系，并对格致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通过比较三者对“格物致知”的阐述来揭示其在思想理论基础、所格之物与知的对象、格致方法、格致目的这四个方面的不同理解。

标签：二程；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不同理解二程对“格物致知”的基本含义、格物穷理的范围、方法和目的做了明确规定，为朱子“格物致知”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朱熹反对把“格物”理解为“来物”（人所面对的事物）[1]，因而朱子的“物”不仅涵盖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又包括心理现象和道德行为。

他认为格物是即物、穷理、至极。

而阳明先生则对弟子黄以方说：“我解‘格’做‘正’字义，‘物’做‘事’字义”[2]。

阳明先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提出了“格其心之物”的“格物致知”说。

一、思想理论建立的基础不同宋代思想界学派众多，正如程颢所说：“人执私见，家为异说”[3]。

因而二程兄弟的“格致”思想直接来源于《大学》和《中庸》，并在二人所构造的“天理”的基础上展开对“致知在格物”的论述。

程颢与程颐认为“致知格物”之所以可能的理论来源之一即“命、理、性、心”的同一性。

二程认为：“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

”而二人又通过对《中庸》“天命之谓性”思想的吸纳提出良知良能“自家元足”，认为人能够以“思”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朱子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以《大学·格物外传》为代表，据朱熹说，这篇《补传》是“窃取程子之意”而精心构思、字斟句酌写成的。

可见其思想在很大一部分吸收了二程兄弟的思想。

例如朱子讲：“格物者，格，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

若是穷得三两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尽得十分，方是格物”。

其实训“格”为穷，本是程颐的创造，但是“即物而穷其理”却是朱熹对“格物”做出的创造性的解释。

心与理，知与行———比较视角下的朱子与阳明

2020-02文艺生活LITERATURE LIFE心与理，知与行———比较视角下的朱子与阳明曾奕（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摘要: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与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都是新儒学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人物，朱陆之辩引发的理学与心学的论争也构成了宋明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

在比较视角下考察两人的认识论、本体论和工夫论后发现，朱熹强调心统性情和已发未发，主张格物致知和主敬涵养的工夫论；阳明强调本心即理和发明本心，主张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工夫论。

阳明沿着朱子的路径开出了自己的心学思想，二者尽管在心与理、知与行上有所差异，但都以回归性理为方向，不能将他们置于割裂和对立的立场，而应在比较的视角下中综合把握和考量。

关键词:朱熹；王阳明；心即理；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中图分类号：B248.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20）06-0003-02一、本体论的比较：外在的“理”与内生的“心”（一）朱子的“理”“理”是程朱理学讨论的核心概念，也是朱熹本人重点论述的内容。

可以说，朱子的整个哲学体系都是一个“理本位”的体系，“理”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和根据、世界的主宰和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存在。

现当代诸多学者都对朱熹的本体论发表过自己的见解。

冯友兰曾这样论述朱熹的本体论：“盖朱子以心乃理与气合而生之具体物，与抽象之理，完全不在同一世界之内。

心中之理，即所谓性；心中虽有理而心非理。

故依朱子之系统，实只能言性即理，不能言心即理也。

”在他看来，心与理分属两个不同世界，心是形而下的实在的具体存在，而理是形而上的超越的概念存在，所以二者无法等同，不能承认“心即理”。

陈来质疑冯友兰观点的可靠性，认为用“形上形下”来分析朱熹的心性论有待商榷。

吕思勉认为朱熹持有的是所谓“性即理”和“心统性情”的本体论：“朱子谓‘性即理’而已。

惟其谓性即理，而心统性情也，故所谓性者，虽纯粹至善。

”朱熹的“理”是一种本原性的依据，先于世界万物而存在，是万事万物依据的对象，不依靠别的东西就能独立存在。

朱熹的格物致知和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有何区别？

朱熹的格物致知和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有何区别？
朱熹的格物致知是指从日常生活工作中悟出一种“真知”，然后就能察知自己日常起心动念的意图，并能确认意图是善还是不善，克制掉不善的念头，如此诚意，就达到修心修身的效果。

不断诚意诚心，一直这么做，直到最后能大成。

大成之后，就能处理好家庭和工作关系，家庭幸福合睦，工作顺利，如果有机会治理天下，自然轻松地治好天下了。

王阳明一开始也是照朱熹的想法做，企图去悟到那个“真知”，也跟好朋友一起格了几天竹子，双双病倒也没有悟出什么道理来。

后来他才放弃这条路。

阳明发现人人皆有良知，类似俗语中的羞耻心，通过良知来判断自己的念头是善还是恶，把不善的念头克制掉，他认为这样一个为善去恶过程就是格物。

所以阳明先生的格物至知，达到的知是修行大成后的知了。

格物致知之后，心头不再有任何恶的念头出现，就是知行合一的状态了。

是真知真行，不是妄行了。

所以朱熹的格物所致的知只相当于阳明先生所说的“良知”。

不过，一个讲诚意诚心，一个讲为善去恶，最后的终点其是一样的。

达到这个终点后，人行事不再有私意私欲，自然就是知行合一了。

从对“致知在格物”的不同诠释看新儒学的问题意识：从朱熹和王阳

如何才能把《大学》说的 “ 格物致知 ” 与 “ 诚意正心 ” 结合起来呢？有一个办法是对
“ 知 ” 做出不同的解释。工具理性的 “ 知” 不是对终极真理的 “ 知” ，而只是对具体事物的特性和规律的 “ 知” 。“ 见闻之知 ” 不是 “ 德性之知” 。对形而上的天理和本体的 “ 知” ，不是对形而下的器物的 “ 知” 。只有通过格物而达到后一种知，即不是浅层的知，而是深层的终极的知，才
是人生面临的大事。要做好这些大事，就要通过修身养性培育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好为人处世的知识。然而，这段话的要义不仅仅如此，它通过 “ 欲一先”和 “ 而后 ” 的句型，告诉我们这整个过程的先后秩序和关键所在。 “ 欲一先 ” 的一串句子追溯源头，“ 而后 ” 的一串句子展示结果。这两串句子的扭结点是 “ 格物” ，它们的归因和起步都落实在 “ 格物 ” 上。现在，如果把 “ 格物” 理解为对事物的考察、分析和实验的话，那么 “ 物格而后知至 ” 的知识就是有关事物的知识。无论这里指的事物是物理的事物还是社会的事物，也无论这里指的知识是物理的知识还是社会的
知识。这里不免产生一个疑难：一个有知识的人就是一个心正意诚的人吗？一个有才能的人就是
一
个有道德的人吗？善与知能够划等号吗？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一、本文概述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朱熹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理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两位思想家分别代表了宋明理学的两大流派——朱子学和阳明学，他们的思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比较朱熹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思想，并进一步探讨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格物致知论主张通过格物（即研究事物之理）以达到致知（即求得道德认知）的目的。

他认为，通过对事物的深入探究，人们可以逐步把握宇宙间的普遍规律，进而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

朱熹强调知识的积累和道德的修养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共同构成了其格物致知理论的核心。

王阳明则提出了与朱熹不同的格物致知观。

他主张致良知，即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本然的良知，这种良知是道德的源泉。

通过反省内心、致良知，人们可以直接把握道德真理，而无需通过繁琐的格物过程。

王阳明的致良知理论强调了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和内在性，与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对朱熹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思想进行比较，包括他们对格物与致知关系的理解、对道德认知的来源和方法的看法等。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两位思想家的哲学观点及其差异。

本文还将探讨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尽管朱熹和王阳明在格物致知理论上存在分歧，但他们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也存在共通之处。

通过对阳明学与朱子学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内在逻辑。

本文旨在通过对朱熹和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的比较以及对阳明学与朱子学关系的探讨，揭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为现代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二、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也是唯一一位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学者。

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格物致知思想是其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理解朱熹的哲学思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朱熹与王阳明思想的异与同

朱熹与王阳明思想的异与同
朱熹与王阳明都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家，他们的思想虽
有一些不同，但也有一些共同点。

1. 异：
（1）“知行合一”与“致良知”：朱熹认为，知识的目的在于
实践，即通过学习来达到对生活的改善。

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
思想，即知道的东西应该被付诸实践。

而王阳明则提出了“致良知”的思想，其中“良知”被认为是每个人本质的知识和道德力量，因
此我们应该通过自我反省来发掘和利用它。

（2）“格物致知”与“心学”：朱熹主张“格物致知”，认为
通过观察和实践来领悟天地万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升华自己的智
慧和道德。

而王阳明则主张“心学”，强调通过反省内心来了解自
己和外界，从而最终达到智慧和道德的提升。

2. 同：
（1）道德思想：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他们都十分重视道德
教育和道德修养。

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道德是基础，思想体系的
核心也是牢固的伦理基础。

（2）人类本质：朱熹和王阳明都强调了人类的天性和本质，认
为人类天生具有道德敏感性和能力，需要不断地培养和发展。

总体而言，朱熹和王阳明在哲学思想上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其价值和意义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析论--兼论朱、王之别

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析论——兼论朱、王之别吴瑶摘要：王阳明所理解的“格物”不同于朱子的格至事物之理，而是正其意念以归于正，因此，“穷理”在王阳明的理解中是指通过正自己的意念而存天理，“致知在格物”是在事物中落实自己的良知。

基于此，其认为朱子所说的“格物致知”是无关身心的外在经验知识积累，其无法贯通自然知识和道德良心，即使朱子补充“敬”概念、作《格致补传》等举措在其看来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其支离工夫带来的弊端。

其批评朱子析“心”、“理”为二，提出“心即理”的论断，并由此重新对“格物致知”等概念进行诠释，力图在“心即理”的基础上构建一套根本的、易简的入道工夫。

关键词：格物；致知；《大学》；王阳明；朱子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ＣＮ６１－１４８７－（２０１９）１６－０１１６－０３四书之一的《大学》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之一，自唐代大儒韩愈将其援引入其代表作《原道》，《大学》在儒学的地位就开始发生变化，其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

在南宋儒学的集大成者朱子看来，韩愈发掘出《大学》的重要内涵，彰显了《大学》本身的重要价值，此举虽大有功于儒学，但是对于《大学》中核心概念——“格物致知”的理解和诠释还不够充分，未能免于择之不精、语焉不详之弊[1]512。

朱子本人也非常重视《大学》，对其“采而辑之，闲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2]2。

“采而辑之”，即对散乱的《大学》加以编次，分为经、传两部分，形成《大学章句》；“窃附己意”即为《大学》作注，兼采各家，形成《大学集注》；“补其阙略”即对《大学》缺失的“格物致知”部分作传，形成《格致补传》。

经由朱子，《大学》从《礼记》中的一篇普通篇章正式成为了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的《四书》之一，并成为后世近千年来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书目。

朱子对《大学》的体例、注释和地位的看法基本为后世所接受。

然而，明代大儒王阳明却并不全然同意朱子的做法。

其《年谱》有载，“先生在龙场时，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

朱熹、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论比较——以其《春秋》《左传》学为视角

朱熹、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论比较———以其《春秋》《左传》学为视角樊智宁(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092)摘要:朱熹和王阳明对《春秋》的评价大致相同,他们都肯定《春秋》的价值,认为其中蕴含圣人之道。

换言之,朱熹和王阳明都将《春秋》中的“大义”视为“天理”。

但是,朱熹和王阳明对《左传》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朱熹认为《左传》是理解《春秋》和探知“天理”的必要文献;王阳明认为《左传》所载的内容尽是“人欲”,不值得提倡。

他们之间的差异源自于对“格物致知”理解的不同。

朱熹倡导“即物穷理”,《左传》即是“物”,《春秋》中的“大义”则是“理”;王阳明推崇“致良知”,《春秋》中的“大义”作为“良知”应当向内自求,而非在《左传》这种“外物”上做工夫。

他们“格物致知”论的不同也影响其解经方式,朱熹强调从礼法入手,王阳明则以正心为核心。

关键词: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左传》;《春秋》中图分类号:B248.2文献标识码:A DOI押10.3969/j.issn.1674-8107.2020.01.009文章编号:1674-8107(2020)01-0072-08宋明时期,由于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当时的儒者往往通过理学的方式解读《五经》,从中发明诸多新意。

作为宋明时期理学和心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和王阳明也不例外。

朱熹十分重视经学,从他本人著《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和委托弟子蔡沈作《书集传》就能看出这一点。

在《朱子语类》中有他讨论读书治学的方法:只就文字间求之,句句皆是。

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

非茫然不可测也,但患人不子细求索之耳。

须要思量圣人之言是说个甚么,要将何用。

若只读过便休,何必读![1](P187-188)从这段话中我们能够看到,朱熹的治学之道将对文本的研究看作重要的工夫着力之处。

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如此重视经学。

但是王阳明的观点与朱熹大相径庭,他被贬谪至贵州龙场时曾著有《五经臆说》,这部著作的序言充分表达出王阳明对经学的看法: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

浅析朱熹王阳明的儒学思想异同 (3)

浅析朱熹王阳明的儒学思想异同摘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儒学思想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思想之一，并被许多外国学者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宋明儒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首先在于宋明儒学的本体论，借助于对儒释道三教的充分融合，转变而又填补了原本儒学形而上学理论的不足，并在形而上学体系的完整构造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终实现了本体论的认知与价值认知，无论从历史还是逻辑上看，宋明儒学这种形而上学理论的深刻重大的突破都是通过朱熹到王阳明的形而上学演进而实现的。

关键词：儒学思想；朱熹；王阳明一、朱熹的儒学思想在中国儒学复兴史上，朱子是一位极具关键性的人物，不论文化的传承，或是文化的创新，朱子都扮演着承先启后的角色。

就承先说，朱子将旧有的思想逐一整理、消化；就启后说，朱子提供了文化系统的新秩序与新面貌。

因此，就儒学思想传承与创新的意义看，朱子可能是唯一能和孔子相比拟的人物，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同样的，宋代儒学如果少了朱子，也将如长夜般的漫漫黑漆。

具体地说，朱子以前的儒者，虽个个都有其光辉，但光辉皆短暂，未若朱子辉泽的绵长璀灿；再者朱子对儒家文献作了全盘的整理，使儒家在宋以后产生比两汉更广泛的经典探究。

以是就文化传衍的意义说，朱子为承孔子而来，其发扬光大处，较其他诸贤则有过之。

主要儒学思想：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等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儒学体系。

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

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

②理是事物的规律。

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

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

“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

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

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

王阳明思想中的“独知”概念——兼论王阳明与朱子工夫论之异同

王阳明思想中的“独知”概念——兼论王阳明与朱⼦⼯夫论之异同现象学3天前陈⽴胜（中⼭⼤学哲学系）⼀、“独知”:从朱⼦到阳明“独知”成为⼀个修⾝学的概念，始于朱⼦慎独说。

朱⼦训《中庸》与《⼤学》“慎独”之“独”为“⼈所不知⽽⼰所独知之地”，此“⼰所独知之地”乃是⼀⼼理空间概念，专指⼈⼼中⼀念萌发状态。

依朱⼦，吾⼈⼼理活动可划分为两个时段，⼀者为“念虑未起”时段，此为“未发”；⼀者为念虑已起时段，此为“已发”。

于念之“未发”，吾⼈当持敬以存养之，此为“戒慎恐惧”的⼯夫、致中的⼯夫、静⼯夫，其⽬标是“防之于未然，以全其体”；于“已发”（念虑之将萌），吾⼈当省察，此为“慎独”的⼯夫、致和的⼯夫、动⼯夫，其⽬标是“察之于将然，以审其⼏”。

“慎独”即慎此“独知之地”，即对惟吾⼈独知之意念“正”与“不正”、“实”与“不实”保持⾼度警觉。

⼯夫由此⼊⼿，切⼰理会，⽅鞭辟⼊⾥，且不落后⼿。

慎独之宗旨即是始终让吾⼈之⼼纯粹不杂（“⼀于理⽽⽆所杂”），“杂”即“⾃欺”，何以⾔之？吾⼈之“意”诚，则如好好⾊，如恶恶臭，“纯⼀于善”，但由于习染与物欲之蔽，则“意”作为“⼼之所发”总有所“掺杂不实”，毕竟⼀念萌发之隐微之际，他⼈不及见、不及闻，故往往会为“常情所忽”：吾⼈⾃以为可以“欺天罔⼈”——此处“⾃以为”之“⾃”乃是“经验”/“知觉”之“⾃我”，“以为”亦是经验⾃我想当然之“以为”，殊不知“吾⼼之灵，皎如⽇⽉，既已知之，则其毫发之间，⽆所潜遁，⼜有甚于他⼈之知矣”[1]，故任何“意”之伪装与不实皆逃不过“吾⼼之灵”这⼀⽕眼⾦睛，“欺天罔⼈”于此明明⽩⽩之“独知”⽽⾔只是⼀种“⾃欺”，“吾⼼之灵”实不可欺。

由此不可欺之“独知”⼊⼿，“必使⼏微之际，⽆⼀毫⼈欲之萌”，即是“慎独”⼯夫。

朱⼦讲“独知”，其旨趣⼀直扣紧在“意”之实与不实、诚与伪这⼀“善恶关”（“圣凡关”、“⼈⿁关”）之觉察上⾯，“吾⼼之灵”对此“善恶关”洞若观⽕之精察明觉之能⼒实际上已预设了此“独知”乃是良知之⾃知。

论朱熹王阳明“格物”说之相同旨趣

论朱熹王阳明“格物”说之相同旨趣张细进【摘要】“格物”说在宋明理学家那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而朱熹和王阳明的“格物”说又可以看成是宋明理学史上的两大代表.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朱王在工夫论上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前者主“道问学”,而后者主“尊德性”.但究其实质,两者之目的都是为了使心体达到纯善无恶的状态,只不过朱熹从内外两方面同时立论,而王阳明则转向内在,强调其优先性.所以说,朱熹王阳明的“格物”说只是工夫路向、侧重点的不同,并非本体上的不同.【期刊名称】《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8(000)001【总页数】4页(P110-113)【关键词】朱熹;王阳明;格物【作者】张细进【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44.7/248.2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王阳明与朱熹的工夫论有很大的不同。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王阳明顺承陆九渊这一路数主“尊德性”，而朱熹则接续程颐的思想主“道问学”。

这一看法也成了学界的主流观点。

在牟宗三先生的大作《心体与性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书将整个宋明理学分为三系，其中直接肯定陆王心学这一系，认为这一系直承孔孟而来，是儒家正脉，颇有他们才是接续了孔孟道统的意味。

而将小程和朱熹这一系说成是“别子为宗”，虽然程朱对中国文化也作出了杰出贡献，牟宗三先生也肯定了他们的价值，但总的来说，程朱的思想还是旁出，不能算是儒家正脉。

以牟先生为代表的这一观点，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可是，虽然在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中的确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但若因此就判定他们的工夫论在本质上也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还有待商榷。

一般认为，朱熹和王阳明思想上的不同，首先表现在是“性即理”还是“心即理”这一核心问题上。

其实“性即理”这一命题是朱熹和王阳明都赞同的，只不过王阳明进了一步，因为在他看来“心”即是“性”，所以归恨到底还是“心即理”。

于是就有了朱熹主张“性即理”而王阳明主张“心即理”的不同。

朱熹与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不同理解

朱熹与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不同理解
格物致知来源于《大学》，是儒家研究事物道理的理论，格物致知在儒家思想史一直存在争议，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版本，而最被大家所熟悉的当属朱熹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观点。

朱熹是宋代理学代表，什么是“理”，理是规律，天理是大自然的根本规律。

朱熹认为，一个人只要能完全认识理，他的一举一动就能自然符合伦理道德，这样的人就是圣人。

而要认识事物的理，就要“格物致知”，“格物”就是穷究事物之理，“致知”是穷究事物之理后获得知识。

朱熹对于“物”的解释：“物，犹事也。

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物是存在的事物。

王阳明一开始是相信朱熹的格物致知的，他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并亲身实践格物之说，甚至“亭前格竹”，不过最终失败，失败后他对朱熹的学说产生了怀疑，继续徘徊在佛学和道学之中，直到他被贬到贵州龙场，在龙场悟道后顿悟格物致知的本原。

“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之所在谓之物”，王阳明认为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发必有其事，而意念所在之处便是物，所以所谓的物其实就是事，终究离不开一颗心。

人心被私欲，不正当的念头所蒙蔽，“格物”中的格是革除，去除的意思，“致知”朱熹的观点是获取知识，而王阳明是“致良知”，这个“致”通至，达至的意思。

王阳明认为心是知的本体，所有的理自然在心中，即良知，格物是致知的手段，格物就是革
除私心妄意，良知自显，天理自明。

我们可以看到格物致知和知行是有紧密联系的，从朱熹的格物致知中可以看出朱熹是知先行后，先要获得天理，再进行道德实践，王阳明则是去除私心妄意，达至良知，这样行动也就能按照心来，是知与行的合一。

只有解密了“格物致知”，王阳明对朱熹“格竹”之争才可终结

只有解密了“格物致知”，王阳明对朱熹“格竹”之争才可终结本文开始之前，先回顾一下上篇《<论语>开篇三句话被误读千年，皆源于对“朋”字的错解》一文的关键内容。

因为这涉及到“格物致知”的解密逻辑。

上文提及，小篆“朋”字内具的“三根枝干”结构，是道家关于形身、气身、元神这三个生命结构的生动象形；隶书“朋”字进一步将这种结构简化为双“月肉旁”结构，其中左边“月肉旁”代表“我”，右边“月肉旁”代表“吾”，也是气身和元神的合体。

“朋”字内具的这种“我”和“吾”的关系，正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精准架构；而儒释道修炼的过程，无不暗合庄子“吾丧我”这一秘要——通俗讲就是要通过修行，努力让“吾”来主导身心，彻底去除“我”的心智运转。

其实上述立意，根源于对小篆“朋”字“三根枝干”的造字结构作何解读。

《易经》有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太极，是一切生命的元始状态，用八卦来象征，这种元始状态就是乾（☰），乾卦“元亨利贞”之“元”正是此意。

而乾卦三阳中的每一阳均为不同生命能量的表征，并且，每一阳又可带动阴气进行生发，此即“生生之谓易”。

无独有偶，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其中的“二”“三”，均是由元始之“一”生成的另外两种不同的能量，而只有“三”这种能量才能在地球这个三维世界中生成万物，“一”和“二”只能作用于“三”。

可以推想，乾之三阳所象征的生命能量，在时空流转中一旦与生命之元和合，随即就按动了其生长按钮，因为阳的本性就是生。

又因其中每一阳均可由“一”生“二”，并且其所代指的生命能量又各自不同，故而三阳最终可生发为生命的精、气、神三大体系。

如依道家的认知来分析，精，就对应着生命的骨骼肌肉系统，此为形身，以形运水，水即精水；气，对应着血气运转系统，此为气身，以水运气，气乃元气；神，对应着意识神经系统，此为元神，以气运神，神即乾阳。

大家可充分想象，如果将上述生长过程用一个图示来刻画的话，不就是小篆“朋”字吗？尤其是现实世界中最能代表阳这种能量生生之本性的，就是“木”，所以用“三根枝干”代指生长之状，或正由此意。

同样是解读“格物”，把朱熹和王阳明一对比，区别就出来了

同样是解读“格物”，把朱熹和王阳明一对比，区别就出来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大学》是“四书”中很重要的一部经典。

有人说：《中庸》是讲道统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大学》是讲具体修行的功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间的《论语》和《孟子》，就是孔子和孟子来示范“仁”和“义”。

所以“四书”的体系非常完善：有心法（《中庸》）、有实践（《大学》），还有“现实案例”（《论语》、《孟子》）。

在《大学》中，开篇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或许，引入禅宗的说法，这句话就更容易理解一些：明明德，就是“自觉”，是罗汉；亲民，是“觉有情”，这叫菩萨；而止于至善，是觉行圆满，这叫佛。

佛经上说，世尊讲法，有天女散花，花瓣飘落下来，诸佛菩萨“片叶不沾身”，但罗汉身上却落满花瓣。

罗汉的修行，是自证自了，通过自己修行，“证涅槃乐”；大乘菩萨的修行，要“亲民”，即普渡众生——把众生的烦恼都当成自己修菩提的因。

而最终的修行结果，都是为了圆满无漏。

这是第一点，“明明德、亲民、至善”的三个境界。

但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因为一个“在”，说明这三次层次是同时发生的。

这或许就是“知与行”的区别——在学习时，你可以把各种层次分清楚，但在实修时，这却是同时发生的。

《大学》开篇这句话，被称为“三纲”，在接下来，还有修行次第的“八目”。

其中第一个，就是“格物”。

一、朱熹：世界这么大，你要去看看关于“格物”，朱熹的注解是：“格，至也。

物，犹事也。

穷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世界这么大，你要去看看，要把它完全给整明白了，这是做学问和修身的第一步。

如果整不明白这个世界万事万物的道理，那你就可劲造吧。

作为大儒，朱熹的注解是有道理的。

关键是，到了后世，大家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当成了考试的专业课本。

朱熹的说法就成了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