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通过科技革命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空前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了生活的境况，成为自然的主宰。

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起，一连串日益严峻的环境、资源和人口问题接踵而至。

伦敦烟雾、洛杉矶光化学烟雾、四日市哮喘病等一系列公害事件，敲响了环境问题的警钟。

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退化、大气变化、森林覆盖率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环境和生态问题，促使人们重新检讨过去的发展模式。

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工业文明受到严峻挑战，人类面临生存与发展危机的产物。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有一个历史过程。

有的学者认为，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天人合一”的观念，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但总的来看，20世纪之前的相关论述不但极其凌乱，而且缺乏自觉的环境意识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认识。

我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酝酿时期（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

前苏联科学家维尔纳茨基在20世纪40年代系统论证了生物圈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指出人的思考和行动应从地球的角度出发（注1）。

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则在他的《生存之路》一书中，论证了人口与资源平衡的极端重要关系。

他提出人类必须采取的两个步骤，一是控制人口，二是恢复资源，并警告说：如果不立即坚决果断地加以实行，就应该放弃过文明生活的一切希望，准备陷入战争的深渊，回到野蛮时代（注2）。

第二阶段是初步形成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

1972年6月，11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召开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会议通过了两个著名文件，即《人类环境宣言》和《只有一个地球》。

后者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人类面临的危机，指出“人类继承的生物圈和创造的技术圈已失去了平衡，正处于潜在的深刻矛盾之中”（注3）。

在这个时期，另一份重要的文件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1981年发表的《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

该文论述了持续发展的思想，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和开发再生能源来实现持续发展的三大途径。

第三阶段是确立时期（1987－1992）。

可持续发展观的确立以三大事件为标志。

一是1987年4月，由前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经过900天的调查研究后，发表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长篇报告。

这篇报告系统阐述了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该报告对“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经典性的界说：“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注4）
第二个重大事件是1991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自然保护同盟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共同编著出版了《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一书。

该书认为：我们必须尊重自然的限度，人类必须在地球承受能力范围内生活，舍此没有第二种合理的选择。

第三个重大事件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

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

在这两份文件中，可持续发展思想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进一步的阐发。

“这三大事件从理论到实践最终
确立了可持续发展观在当代的重要地位”（注5）。

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面临的资源枯竭问题，根源在于人口的过分快速增长。

因此，人口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理论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文化水平结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都与可持续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中，人口的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著作中，提出了他对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的见解。

他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食物按算术级数增长，只有依靠抑制才能保持两者均衡及持续发展。

他提出，战争和瘟疫是抑制人口增长的有效方式。

人口增长之所以对食物供应具有制约关系，是由于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

所谓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就是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连续增投同量劳动所得收益递减（注6）。

在这篇著作中，马尔萨斯提出了“制约原理”，即人口必然为生活资料所限制；“增殖原理”，即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必然增长，除非受到某种有力的抑制；“均衡原理”，即控制人口的优势力量可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注7）。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提出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评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中彻底批判了马尔萨斯的观点。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使工人陷入贫困的真正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基本上继承了马尔萨斯的观点，但变得更为悲观。

例如，美国的保罗·埃利奇在1968年出版的《人口爆炸》一书中指出，“人口发展状况如果不迅速控制和改变，人类将面临原子弹爆炸那样的毁灭性的灾难。

”D·H·米多斯等人在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则指出，“在下一个100年内，本星球将要达到它的增长极限。

”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提出，应该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并阐述了人口增长将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人们福利水平提高的观点。

我们认为，对人口增长抱极端悲观或极端乐观的想法都是不足取的。

第三世界的食物短缺是许多因素造成的，包括恶劣的自然气候、水资源与耕地的缺乏、政治和管理方面的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所诱导的发展政策也是第三世界食物短缺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造成世界资源缺乏的主要原因是富裕者不断增长的需求，而不是穷人的人口增长。

但是，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过于庞大的人口数量构成终极性需求根源，势必对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承载力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对福利需求造成极大的负担，导致生活水平下降（注8）。

这些情况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显得尤为突出。

可以说，控制人口增长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中国来说，这个问题尤其显得重要而迫切。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资源大国，但是用人均指标看中国的资源，情况并不乐观。

如果再结合这些资源的质量和实际开发的可能性，形势就更为严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然而粗放经营、掠夺式开发使我国本来就有限的资源迅速衰减，环境进一步恶化，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

目前，我国面临的人口问题主要包括人口增长过块、劳动力人口增长与就业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化问题、城乡贫困问题、人口素质低、人口老龄化、资源消耗与环境恶化等。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既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又要为今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给子孙后代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必然的选择。

在这里，政府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是制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

在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首要的任务是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人口发展规划。

立法是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付诸实施的重要保障。

只有在法律制定过程中贯穿可持续发展原则，才能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权威性。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21世纪中叶把人口稳定在15－16亿，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人口产业结构和人口消费结构，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

要达到这个目标，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改善计划生育服务质量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认为，对人口与资源的关系，既不能过分相信“人定胜天”的能力，也不能把人类的前景描述得过于黯淡。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长期课题。

中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既不能脱离基本国情，也不能脱离发展阶段。

完全“取之不尽”的资源是不存在的，但只要我们利用得当，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会出现资源枯竭。

世界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我们有理由持乐观态度，但必须十分谨慎。

参考文献：
注1，维尔纳茨基：《自然主义者的沉思》，莫斯科1977年版，第24页。

注2，威廉·福格特：《生存之路》，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注3，芭芭拉·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注4，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

转引自蔡拓：《可持续发展――新的文明观》，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注5，蔡拓：《可持续发展――新的文明观》，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注6，王胜今：《人口社会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注7，孙常敏：《世纪转变中的全球人口与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注8，那日苏：《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概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