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和儒家宽恕

●基督教提倡宽恕的依据是什么？

山上宝训中，最多也最详尽的记录了基督先后对宽容思想作的专门论述：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1、基督教的宽容思想是基于上帝对人的创造上。在所有的被造物中，唯有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只在人的鼻孔中吹了一口气，每一个人都拥有上帝赋予的宝贵灵性生命和自由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什么样的人，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爱每一个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神爱世人，在神眼中，穷人、富人无分种族肤色都是他拯救的对象。宽容思想在基督的新创造内有进一步的发展，宣告上帝不仅是犹太民族以色列的上帝，也是全人类的上帝。基督带来的《新约》信仰成全《旧约》律法对人的要求，建立基督对旧约摩西律法的重新诠释。摩西律法对罪人要用“以牙还牙”的手段来惩罚。到了基督降生后的新约时代，上帝的宽容仁慈和怜悯在基督里得到了彰显。

2、基督教的宽容思想是基于耶稣对人的救赎上。

人辜负了上帝的爱，背叛了上帝。按照人所犯的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每个人都罪有应得地全部要进入地狱。人已经全然败坏，靠自身的力量无法摆脱罪恶，但上帝宽容了人类，把他的独生子送到人间，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宝血洗刷了人类的罪行，这表现出来上帝对人类的宽容和大爱。在神的面前，任何人都没有论断他人的权利，因为上帝用他的大爱彰显了宽容，人也应该向上帝学习这种宽容，用宽容之心对待他人。宽容他人其实就是宽容自己，因为如果你不宽容他人，上帝必不宽容你。神若究察罪，没有一人能在神面前站立的住。但神却赦免了人的罪，且使人因信成为他的儿女。

基督教的宽容精神具体表现在效法基督，提倡平等，拒绝报复，爱人如己。还要宽恕罪人，要宽恕得罪自己的弟兄无数次。基督教的宽容之所以不会成为对恶的纵容，是因为神是慈爱的，又是公义的，在现世和最后的审判中，上帝都会惩罚邪恶，伸张正义。但公义的权柄在于神而不在于人，因此，人只要去宽容，而不必“以牙还牙”。

●儒家的宽恕精神

《论语》有一段近似白话的对答，非常有名。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伏尔泰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称为“人类的法典”。这句话不仅被写入了1793年的法国宪法，也被写进了1993年的《全球伦理宣言》。

这便是儒家的“恕道”，“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宽容精神。

孟子对“恕道”有过论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这句话的意思是：万物都为我准备好了。通过反省自身而抵达真实，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努力按推己及人的恕道去做，追求仁的道路没有比这更近的了。从这句话能看出，孟子不仅认为个人应遵循恕道，他甚至把这种关系上升到了宇宙论，并以“真实”为原则来讨论“恕”的价值。孟子认为，恕道不仅是人己的沟通原则，更是物我一体的法则，是抵达仁的最近的路。

儒家把“恕道”当作构建社会秩序的目标。儒家的恕道，是中国人应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创造，更是一门艺术。它意味着人们不再是明争暗斗、貌合神离，而是肝胆相照、精诚合作；它意味着社会能容忍不同声音，而不用担心迫害和压制；它意味着政府行为不再喜怒无常、变幻不定，而是更富有人性和温情，与民众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它意味着民众与执政者能共同走上共谋国是的舞台，每个人都可以在公共事务中都体会到个人的尊严。这便是儒家追求的“仁”的境界。

子贡问过孔子，如果有人能对民众大方地施与和救济，应该算是“仁”了吧？孔子认为根本算不上，他对“仁”的回答有12个字：“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认为仁者，只要自己想立的，便也帮助人能立；自己想达的，便也帮助人能达。这里说的仍然是推己及人的思想。

对于恕道，儒家有过反复强调。比如《论语》中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里的“加”是强加之意，意思就是：我不想别人强加给我的，我也不会强加于别人。《中庸》也强调：“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其实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

可以说，“恕道”正是儒家“王道”政治理想的哲学基础。“王”字的本意为“天下归往”，也即如今讲的民意认同。

《尚书》对王道有过一段精彩论述，翻译过来就是：不要不公不正，就是遵循王的法则；不要私行偏好，就是遵循王的大道；不要为非作歹，就是遵循王的正路；不结党不营私，才能使王道平坦；不反复不倾斜，才能使王道正直。这段话今天读来，仍然有惊醒世人之意。

在孟子看来，王道就是“以德行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假仁”“以力服人”的霸道。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遵从“恕道”。

到上个世纪初，章士钊提出“为政有本”，强调的仍是“恕道”。章士钊认为政治“本在何？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这里的有容，指的是执政者要有包容和宽容之心，不要好同恶异，要主动培养一种和而不同、和而共进的社会状态。

儒家很早就把“恕道”看作是政治权力向本源的回归，它不仅是社会从野蛮到文明、从仇视到理性、从强权到说服、从斗争到和谐的回归，它更是权力向民众的回归。

现实意义

用今天的观点看，儒家“恕道”所说的宽容，还能激发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热情，使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从无序到有序、从消极到积极。

公共决策的成败，往往决定着无数民众的利益和权利。民众有了对公共事务的兴趣，能主动放言议政，执政者才能听到对于自己施政行为的真实反应，可以适时修订施政方针，减少决策失误的机率。政治本来便是众人的事，这种共同劳作的神圣感，不仅能激发社会与民众的潜在活力，更能成为民众对国家认同最坚实的基础。如果民众对待公共事务，宁愿三缄其口，社会的创造力也会面临衰竭，国家整体智商只会越来越低，这是所有被精神奴役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

“恕道”所说的宽容，一直是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常识，也希望它在未来能引领每一个人前行。

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从内心真正理解和信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说的精神，中国就会越变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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