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遗址博物馆应借助文化创意实现社会现实价值再造(最新)

心得体会：遗址博物馆应借助文化创意实现社会现实价值再造（最新）

明晰遗址博物馆的资源优势

遗址博物馆，从考古学角度看，遗址属于遗迹的一种。遗迹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痕迹，包括遗址、墓葬、灰坑、岩画、窖藏及游牧民族遗留下来的活动痕迹。其中遗址又可细分为城堡废墟、宫殿址、村址、居址、作坊址、寺庙址等。目前学术界对于“遗址博物馆”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分为广义涵义和狭义涵义两种。广义涵义如吴永琪在其主编的《遗址博物馆学概论》中认为遗址博物馆是指“在古文化遗址上建立针对该遗址文化进行发掘、保护、研究、陈列的专门性博物馆”。白岩在《论我国遗址博物馆的存在价值及发展》中认为凡是在由于自然或人为活动的原因形成的遗存的原址上建立的博物馆都叫做遗址博物馆，包括具有博物馆功能的纪念馆和文物保护单位。按照国际上通用的以藏品和陈列内容为依据来划分的，大致分为历史类和自然类。历史类又分为历史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博物馆、石窟遗址博物馆、生产遗址博物馆、近现代旧址博物

馆。而狭义涵义则像单霁翔在《实现考古遗址保护与展示的遗址博物馆》中认为遗址博物馆是指“依托考古遗址，以发掘、保护、研究、展示为主要功能的专题博物馆”。李鄂权在《关于遗址类博物馆传播功能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将遗址类博物馆定位于为供保护已发掘遗址或为展示发掘成果而在遗址上修建的博物馆，它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门类，包含具有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聚落、园林、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及文化景观。

遗址博物馆作为人类收藏历史记忆凭证和熔铸新文化的殿堂，与现代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的现实文化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所承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利用的宝藏。譬如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是建立在西汉广阳王刘建墓上的一座遗址性博物馆。大葆台一号墓是目前北京地区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一座汉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首次发现的“黄肠题凑”墓。一号墓的规模之大，迄今仍居已发现的“黄肠题凑”墓之首。它的墓葬形制和棺椁结构保存比较清楚和完整，为研究我国汉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的帝王

葬制，提供了十分重要而珍贵的实物资料。大葆台一、二号墓，虽早年被盗，但仍出土了文物1000余件，是研究西汉中晚期政治、经济、文化的珍贵资料。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考古遗址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需要新的遗址博物馆理念来满足考古遗址保护和服务城市建设。文化创意产业无疑为遗址博物馆的社会化、资本化和产业化开辟出了一条新路。互联网语境下的创意创新，在创意产业的新平台上深度融合科学研究、知识普及、文化休闲等多种优势资源要素，建设集多项功能于一体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和遗址类的文化景观。使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冷门文化资源转化为优势文化资本，为社会公众提供多样化、差异化的文化服务，从而赢得公众认可，提升遗址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

找准遗址博物馆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接口

今年以来，国内各类型博物馆逐渐开始关注博物馆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价值与作用，积极探索通过开发多种形式的文化创意产品。既包括藏品的收藏与保护、科学研究、基本陈列和部分临时展览、社会教育、环境美化等在内的以非营利性为目的的事业性活动，也包括纪念品销售、资料提供、商业性展开、定制服务、餐饮以及特别设计的盈利性项目等追求营利的产业性活动。将遗址博物馆

资源由冷变热，适应文化创意产业的现实发展，二者的关联度和融合度是关键，关键的关键是找准接口。

重新定位遗址博物馆的价值取向

新博物馆学是上世纪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建立的一个博物馆学新流派。1989年彼得·弗格（Peter Vergo）在其主编的《新博物馆学》（The New Museology）指出，传统博物馆学过于注重方法（methods），忽略博物馆的目的（purposes），因而提出新思维的“新博物馆学”，主张：博物馆应为目标取向与观众取向，而非对象取向；主要建立关系，应为博物馆与观众及其它顾客，而非博物馆与藏品。1993年美国博物馆学家哈里森（Harrison L.D.）在《90年代新博物馆观念》（Ideas of museums in 1990's）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新博物馆学是相对于传统的博物馆学而言，其重心不再是传统奉为圭臬的典藏建档、保存、陈列等功能，而应转向关怀社会群体与社区需求。博物馆不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建筑空间，它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以全方位、开放式的观点洞察世界的思维方式。

根据以上对新博物馆学涵义的诠释，可以看出新博物馆学强调“以人为本”，把工作重点放在人的需求上，由传统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服务，而

不仅仅只是关注藏品。在新博物馆学思潮的影响下，遗址博物馆应该不仅仅满足于让观众了解遗址或藏品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要从观众的兴趣和需求着眼，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更为丰富的产品服务与体验，带给观众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享受。

与大型综合类博物馆相比，遗址博物馆参观人数少、吸引力小、社会影响力弱，这与其特殊性有关。

遗址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是该遗址出土的文物，其展示内容也是围绕该遗址为中心。因一个遗址反映的是一个固定的、凝固的历史时空，它是历史长河的一瞬，或一个方面，所以藏品是一个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人类社会活动或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文物或标本[6]。所以与综合型博物馆相比，遗址博物馆的藏品单一，内容不够丰富，观众参观时的可选择性较小，难以产生第二次参观的欲望。

遗址博物馆展示内容专业性强，如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展示的西汉“黄肠题凑”高等级墓葬制度，洛阳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的东周时期“天子驾六”乘舆制度，北京市辽金城垣博物馆展示的辽金时期的水关遗址，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展示的出土竹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这些更多的是吸引一些专

家、学者，而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是有距离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博物馆呈现给他们的东西与他们的生活、经历、价值观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而这个问题也是我国绝大多数遗址博物馆目前所面临的。所以说，遗址博物馆的存在不仅要体现它与当时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还应反映出它与现存的社会意识形态、生产力水平等诸多方面之间的关联[7]。

如果对遗址博物馆的文化资源加以衍生应用、赋予创意设计，开发出丰富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将自身特殊性的限制转变成吸引观众的动因，让更多观众走进博物馆，不但可以获得经济效益，还提高了社会影响力，促进遗址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

探索遗址博物馆与文化创意融合的机制

近十余年来，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其被视为继第三波“信息产业”经济后的“第四波”经济动力，这促使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成为全球趋势。200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文化创意产业”进入我国党和政府的战略布局。